《汉书》是东汉班固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延续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今陕西咸阳市人。班固成长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对班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父班彪酷爱史学，曾续作《史记》“后传”数十篇，记述西汉后半期的历史。班彪死后,“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汉明帝永平初年（公元58年），班固开始撰写《汉书》。后有人告发他私自改作国史，被捕下狱，因为那时朝廷明令禁止私人修史。但汉明帝看到班固的《汉书》书稿后，非常赞赏他的文史才华，命他作兰台令史，继续撰写《汉书》。班固可谓因祸得福，他前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写作，到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稿。公元89年，班固随车骑将军窦宪北征匈奴，此后即在窦宪幕府任职。公元92年，窦宪因罪自杀，班固受到牵连，被捕下狱，当年死于雒阳（洛阳）狱中，时年61岁。

《汉书》记述的是西汉的历史，上起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全书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计100篇，分为120卷。其中“八表”与《天文志》，班固没有完成，班固死后，由其妹班昭补写了“八表”，马续补写了《天文志》。《汉书》的体例因袭《史记》，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史著。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一是首创纪传体的断代史体例；二是改“书”为“志”；三是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体例上的这些变化，为后代史家所沿用，成为纪传体史著体例的基本格局。《汉书》的内容是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用《史记》的文字语言习惯；汉武帝以后的史事，有其父班彪的“后传”数十篇作为依据，又有其他续补《史记》之作提供参考。班固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润色文字、充实内容、增补不足，经过自己的精研和努力，撰成《汉书》这部文字典雅、结构严密、体例完整、内容系统完备的西汉历史。

《汉书》与《史记》相比各有优劣。从西汉前半期的历史看，《史记》、《汉书》都有记载，但就思想独立性而言，班固比不上司马迁。班固曾批评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这一点恰恰说明司马迁记录历史能跳出前人窠臼，独立思考、判断史实，这就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

班固把儒家思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以封建正统史观来评价历史，宣扬天人感应，为巩固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论其史实内容，《汉书》比《史记》增补的史料更多。如“本纪”类，《史记》在《高祖本纪》后继以《吕后本纪》，《汉书》在《吕后纪》前增立《惠帝纪》。又如“列传”类，《汉书》把凡涉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等方面的史料都一一载入传中。有的关系到经国大计，有的关系到边疆治安，有的涉及用人之道等。像《贾谊传》中增补的《陈政事疏》等三疏、《晁错传》中增补的《言兵事疏》等四疏、《董仲舒传》中增补的《贤良对策》三篇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史记》却略而不载。再如“志”类，《汉书》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写成“十志”，扩大了记事范围，增加了新的“志”类，像《食货志》，虽由《史记·平准书》扩写而成，而内容已大大充实。他概述了从上古到王莽末年食、货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情况，实可视为一篇从远古到西汉的经济发展简史。像《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新创“志”类。《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沿革，《地理志》记载了当时郡国行政区划的沿革以及户口、物产、风俗民情、经济发展等情况，《艺文志》记载了历代的学术源流、存世典籍等，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这些都成为后世史家十分珍视的史料。所以，研究西汉历史，《史记》、《汉书》不可偏废。

《汉书》注释著作问世之后，当时即已受到重视，“学者莫不讽诵”。但是，《汉书》喜用古字，给阅读带来一定困难。所以，东汉时就已有人为之标音释义。魏晋以后，为《汉书》作注的人很多，大致说来，有两次带有总结性的集大成工作：一是唐初颜师古的《汉书注》，汇集隋前23家的研究成果，纠谬补缺，消除了一些文字音义的障碍。二是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征引颜注之后67家成果，搜罗广泛，内容丰富，考证翔实，是阅读《汉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今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亦可参考。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汉书》，采用颜注，是现今最便于阅读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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