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察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浓郁的商业性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
首先,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古道也主要因商贸而存在,成为商品的载体,发挥着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由于商品流通量较大,且绵延不断,有利可图,因此沿古道各地从商者很多。
第三,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1980年,云南文物学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贝,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基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解放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就达1230多斤,计247000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还出土了汉代五铢1000多枚。
考查钱币的出土,不难看出,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越多,离古道较远,则发现的较少,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作为货币使用已绵延2000多年,它不仅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见证,而且也是古道沿线商贸较繁盛的见证。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
独特的地域性“蜀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历史悠久,道路奇险,从蜀地出发,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一路或峰巅嵯峨。
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
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骆驼开拓的,那么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在望不断的崎岖山路上,终年有走不尽的队队马帮,马帮驮来了商品,驮来了文化,交流了友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
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
明显的融合性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发达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都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时达鼎盛时代。在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
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落地生根,如鼎,众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为铜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味县的古代民族,也同样使用鼎,与中原所不同的是多为陶制鼎。丰满于中原的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泰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身刺龙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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