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欧阳修这样识人用人的伯乐并不多见。《宋史》中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后来声名日隆的人物，都是在欧阳修的奖掖下慢慢成长起来的。这还不算他在古文运动上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地位，单论他赏识后辈这点，说是北宋文脉之宗，一点也不为过。其中，欧阳修与苏轼的师生之谊最为著名。
苏东坡错失第一名却被欧阳修青睐有加
话说苏洵慕名到张方平府上拜访几次后，张方平看了苏洵的不少文章，确认其才华出众，堪当重任，于是便给朝廷写推荐书，推荐苏洵出任益州学官。欧阳修转交吏部处理，吏部采取不予答复的方式进行拖延。
后来，苏洵的老朋友、四川犍为县令吴照邻进京时，把苏洵精选的22篇文章送给好友欧阳修，欧阳修看后觉得耳目一新，与自己倡导的古文运动不谋而合，遂当晚秉烛挑灯，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荐布衣苏洵状》。与此同时，还将苏洵的文章给同朝为官的宰相朝琦、副相富弼等人看。在一个激情燃烧的文人执政时代，一群怀揣革新北宋文风的大儒位居宰辅而又心怀天下，他们的心思单纯而炽热，惟愿让大宋的文脉发扬光大，对新发现的人才，他们奔走相告，奉若至宝。
接下来，欧阳修与苏东坡的关系，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故事了。
嘉祐二年（1057年），礼部侍郎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进士考试如期举行，其中四场考试中第二场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让苏东坡脱颖而出。最先在众多考卷中发现苏东坡文章过人之处的，是欧阳修一生的知己、阅卷官梅尧臣。
这里，有必要宕开一笔，谈谈梅尧臣其人。梅尧臣是宋诗开山宗师，在做县令时与当推官的欧阳修相识，谈诗论道，相知甚深，然而梅科举之路不畅，靠叔父的荫封为官，长期沉沦下僚，生活窘困。与之相反，欧阳修官至宰辅，荣为天子重臣。二人地位判若云泥，却丝毫不影响欧阳修对梅尧臣的友情，多次向朝廷举荐他，并在生活上多有接济。
让梅尧臣和欧阳修高度赞赏的是此文一改艰涩诡异的萎靡之风，平实、通畅而明晓，疑惑的是文章中“皋陶曰杀之三”不知出于何典故。欧阳修毫不犹豫地批了“取”字，但如何判定名次，却让他犯了难，这样好的文章，天底下恐怕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能写得出来，但自己当主考官，若取自己的弟子为第一名，岂不是授人以柄（后来苏东坡当主考官时，也以为最好的答卷是自己的门生李廌，不料揭晓时却是章惇的儿子章援）？遂将此卷判为第二名。
阅卷结束解除密封后，所取第一名是他不知道的章衡，而自己犹豫着判为第二名的却是苏东坡的文章。苏东坡就这样在欧阳修最看重的文体改革论的考试中，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却在日后的演绎中，比状元的名头更响。
礼部考试结束，考取者照例要拜师。自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在中国文人圈里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每次科举考试，都能产生一堆恩师和门徒。因为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古代科举选士的特殊性，很多“师生关系”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教与学”的关系，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应酬和晋升的途径。
当苏东坡手持门生帖拜谢恩师欧阳修时，欧阳修没有解释他本该取第一的缘由，倒是急不可待地问起了考卷中关于皋陶的典故，没想到苏东坡的回答却是“想当然”，他说，“曹操灭袁绍后，将袁熙之妻赐给曹丕，孔融于一旁嘲讽道，‘当年武王伐纣，将妲己许与周公’。曹操大吃一惊，问从何处所见此典。孔融答之，‘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皋陶这事儿，以此推之。”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这事儿是我瞎编的，但也并非凭空捏造。既然前人孔融曾经为了论述需要，做过类似的推断，我自己也可以这样依葫芦画瓢地运用。是什么让一个还没出道的毛头小子如此自信呢，我想只有才华。
欧阳修盼星星盼月亮般听到的却是苏东坡答非所问的意料之外的答案，非但没有半点责难，反而大加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东坡在文坛上迅速崛起与欧阳修的推荐密不可分
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书信内容一经流出，苏轼更是声名鹊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后来在文坛盟主的地位。作为一代文宗，德高年劭，最是爱惜羽毛之际，欧阳修却毫无嫉贤妒能之心，以宽广的胸怀，给后来人留出一片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二年欧阳修作为礼部贡举事主持科考，所取之士可以说网罗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还有程颐、张载等理学名士，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更是北宋后期新党旧党之争的重量级人物。欧阳修一生中，还举荐过王安石、包拯、胡瑷、吕公著等。
欧阳修还逢人便说：“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一次与儿子谈话时，他颇动真情地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就因为有苏轼这个人啊。”欧阳修表达的情感，完全是发现人才的激动和开心，并未有半点妒忌，且有“文坛终于有人接我班”的欣慰。
由此可见，苏轼在文坛上能迅速崛起，和欧阳修的强力推荐营销密不可分。
在此后的岁月中，苏东坡受教欧阳修十六年，政治上共进退，学识上共切磋，生活上共互助，精神上共慰藉。这十六年间，苏东坡除了先后回老家为父母守灵尽孝的五年多时间外，先后任凤翔签判、直史馆、杭州通判等职，而著名的“乌台诗案”挫折来袭时，恩师欧阳修已魂归黄泉。
如果欧阳修尚存活于世，面对苏东坡遭遇的文字牢狱，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感人营救呢。而欧阳修也先后经历了开封府、枢密副使、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知青州蔡州等岗位的起落。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因为反对王安石（也是欧阳修提携过的人物）的变法，都在走向命运的低谷，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在考验中却历久弥新，更趋牢固。
欧阳修病逝后苏东坡多次写诗祭拜恩师
苏东坡踏入仕途后不忘恩师之教诲，恩师去世后，一生都在用不同方式深情怀念。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坡是个有情有义，至情至纯的人。
苏东坡对欧阳修和梅尧臣两位恩师终身怀着感恩之情。他赞扬欧阳修“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即使受到世俗“哗而攻之”，也只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嘉祐四年（1059年）苏东坡和弟弟奔父丧后从水路赴京，途经夷陵，还特地拜访峡州太守朱庆基为欧阳修所筑的至喜堂，回顾欧公当年的风范。后来他又从少数民族同胞处买得蛮布弓衣，上面织着梅尧臣的《春雪》诗，赠予欧公。
熙宁四年（1071年）8月，苏东坡因不赞成王安石新法，且为欧阳恩公降职鸣不平，于是上书谈论新法弊端，结果被外放出京任职杭州通判，赴任途中，他与弟弟苏辙约好去探望已退休一年，常居焦陂的欧阳修。之前，欧阳修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是降职任蔡州知州。
二苏在欧阳恩师陪同下，游览了当时颍州四县十镇。他们游历淮上、泛舟西湖、品焦陂酒。在颍州滞留二十余日后，兄弟与恩师依依话别。没料，这一别却是永诀。1072年，欧阳修病逝，享年66岁。30年后，苏东坡病逝时，也是66岁。
和张方平一家的渊源一样，三苏一家自与欧公交谊起，两家的二代三代都有密切的交往，东坡的二儿子苏迨还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为妻。对自己撰写碑志、祭文十分苛刻的苏东坡，破例为欧阳修一家三代都做过祭文，这点尤其了不起。
而同样是欧阳修提携过、甚至主动想将文坛盟主地位传给他的王安石，为推进他的变法，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对欧公的态度却是这样，“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抛开政治因素，后世贬王扬苏，多少与苏东坡和王安石不同的处世方式有关。
公元1079年，苏轼知湖州，三过平山堂，此时欧阳修已经去世八年了，睹物思人，苏轼一时感怀，便写下这首词纪念恩师。而这首词也成为历史上尊师重道的典范：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按说，因科举而形成的师生关系，很多时候十分脆弱，经不起考验。例如张居正和他的门生刘台，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最终闹得张居正向万历皇帝提出辞去首辅职务的地步。因此，像欧阳修和苏轼这样惺惺相惜互爱互重的师生关系，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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