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给法国到底带来了什么?巴黎公社废除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会制，代之以工人的统一的自治组织。

公社成立了十个掌握主要问题的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内政和公安委员会、对外联系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劳工和交换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社会服务事业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主席由公社委员会委员担任，而广大的劳动者阶层，首先是工人，积极地参加各委员会的工作。

这就使公社具有依靠群众的真正民主政权的性质。在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内政和公安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在财政委员会以及劳工和交换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各重要机关(司法部门、造币厂、邮电局、铁路管理局等)里都派有公社的特派员。

广泛的民主制和中央集权制在公社中结合起来，因为第一国际各支部、各工团联合会、国民自卫军各团、几十个俱乐部(一般都设在已收归国有的修道院)以及许多报纸所表达的人民的心愿和渴望，都得到公社的响应，并在公社的法令中体现出来。弗》伊列宁是这样描写公社关于建立新型国家机构的措施的。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备的民主制：取消常备军，对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完全用一些原则上不同的机关来代替另一些机关。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实际例子：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象的最充分最彻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会由家变为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公社全部活动的目的，在于改善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的状况。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就利用它来摧毁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远在公社选举以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制止出售典押品，准许延期交付房租，并且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规定了分期偿还商业债务的办法，也就是说，中央委员会作了前此不久梯也尔政府在群众的一再要求下仍然不肯作的事情。公社继续执行这项政策并加以发展。

公社取消了房客拖欠房东的9个月的租金，发给国民自卫军伤员和烈属以抚恤金，把一切期票的付款期限延长三年，禁止面包房作夜工，颁布法令，禁止对工人课以罚金和克扣工人工资，规定把价值不超过二十法郎的典押品无偿地归还原主。

5月12日下令规定为公社订货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厂主所遗弃的工厂交由工人合作社管理，在一些重要的企业中(如鲁佛修械所等)则制定了由国家和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公社提高了低薪职工的工资，规定了面包限价，并让穷人从地窖和贫民窟迁到贵族的私邸里去住。

尽管公社总共只存在了七十二天(而且从4月初起就开始了军事行动)，它却非常重视文教工作。在巴黎实行了免费教育，学校摆脱了教会的影响，教员几乎全换了新人，教员的工资差不多提高了两倍;开办了许多职业学校，设立了几所新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教育委员会把私人企业家的剧院交给演员团体去经营，并且大大降低了票价。在巴黎还建立了几座新的艺术陈列馆和博物馆。

公社曾一再强调要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平关系，根据公社的决定，拆卸了作为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象征的旺多姆圆柱，这个圆柱是用拿破仑一世的军队所虏获的大炮铸成的，柱顶上还有拿破仑的雕像。

公社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积极参加公社活动的有许多民族的代表：在劳工委员会起重要作用的匈牙利工人列奥弗兰克尔、波兰革命家雅达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俄国流亡者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伊.德米特利耶娃、彼拉夫罗夫等和比利时人奥斯丁等。当时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也同公社保持紧密的联系。

巴黎妇女在公社战士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71年4月，为了支援公社成立了“妇女联盟”，负责监督卫生勤务，供应战士们粮食和弹药，修筑防御线等。在危急的5月的日子里组织了妇女营，在街垒上英勇作战。

在妇女联盟的积极分子和战斗参加者当中，最突出的是勇敢的爱国志士、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在公社的活动中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首先，公社同过去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一样，过分拘泥小节，尽管感到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却不动用法兰西银行里三十亿法郎的存款。恩格斯正确地认为，拒绝没收这笔款项是公社覆亡的原因之一。公社的领导人不懂得：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剥夺剥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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