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

外文名：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Ахматова

别 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

国 籍：苏联

民 族：俄罗斯民族

出生地：敖德萨

出生日期：1889年6月23日

逝世日期：1966年3月

职 业：诗人

主要成就：文学创作

代表作品：《黄昏》《念珠》《白色的畜群》《车前草》《公元1922年》

丈 夫：古米廖夫

星 座：巨蟹座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为笔名，原名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戈连科”(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Гóренко)。

在百姓心中，她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曾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苏联政府的嘴里，她却被污蔑为“荡妇兼修女”。 著有诗集《黄昏》、《黄色的群鸟》、《车前草》、《安魂曲》等。 她的诗体现出俄罗斯古典诗歌优美、清新、简练与和谐的传统，深受读者喜爱。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原姓戈连科(Горенко)。俄罗斯女诗人。1889年6月23日生于敖德萨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俄海军舰队的机械工程师;母亲出身贵族，受过上层社会的传统教育。刚满11岁便随家搬迁到彼得堡近郊皇村，在那读中学，并开始写诗。

每年夏天，阿赫玛托娃都要随父母到南方的克里米亚别墅度假。1905年父母离异后，她随母亲移居耶夫帕托利亚，由母亲辅导在家自修中学高年级课程。此间写有许多情调低沉的抒情诗。一年后，她寄居基辅亲戚家中，继续就读，1907年毕业于基辅符杜克列耶夫中学，并考入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仍酷爱文学，尤对诗歌创作表现出浓厚兴趣。然而她父亲却十分厌恶文学，曾明令禁止女儿用“戈连科”姓发表任何文学作品，故她则取有鞑靼血统的外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作为笔名。

1910年高校毕业后，阿赫玛托娃与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结婚，并到国外旅行，先后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外国的文化艺术、名胜古迹开阔了她的视野，扩大了她的艺术思维范围，这对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11年，她在彼得堡阿克梅派诗人杂志《阿波罗》上首次发表组诗，并逐渐成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她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1914年又发表了第二部诗集《念珠》。这两部宣扬唯美主义诗集的出版，使其名声大振。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政治形势极不稳定，所有知识分子正处在选择道路、决定命运的时刻。她的另一部诗集《白色的云朵》于此间发表，自然没有引起轰动。

十月革命初期，由于阿赫玛托娃在政治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加之与丈夫感情破裂，使她心情十分压抑。在这段时间她创作的诗歌里，多袒露出其复杂的内心矛盾，如诗集《车前草》和《耶稣纪元》里所收入的诗歌。20年代中期，她开始研究普希金的创作技巧。

卫国战争期间，阿赫玛托娃先后被迫撤离到莫斯科和塔什干等地，出于对法西斯的痛恨，她写过一些保卫俄罗斯，宣传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的诗篇，如《勇敢》、《起誓》、《胜利》等，受到红军战士们的喜爱。战后，她继续写抒情诗，主要发表在《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上。1946年，由于她的诗歌“无思想性”和某些消沉的因素，使她受到联共中央的点名批判，并殃及两家杂志社。

50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苏联先后出版了她的多部诗集，其中包括她于1940—1962年间的组合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该部作品以现代人的眼光对过去的时代进行了反思和审判。她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在西欧也备受赞赏，在国际诗坛享有很高声誉。不少年轻诗人纷纷效仿其诗风。1964年，她荣获意大利的“埃特内·塔奥尔米诺”国际诗歌奖。1965年又获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她死后20余年中，许多遗作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包括1987年首次公开发表的长诗《安魂曲》，该诗以其深邃的思想性、哲理性和艺术上的新颖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苏联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高度赞扬她的诗歌创作，公认她是“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20世纪俄罗斯诗坛屈指可数的诗人之一”。除诗歌创作外，她还翻译过许多外国古典文学著作。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

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那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庄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雕像》于1917年9月出版。

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为何我这样认为，因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雕像》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早年

1889年6月11日(旧历)安娜出生在黑海沿岸敖德萨近郊的“大喷泉”。父亲是一名退役海军工程师。当安娜决定要写诗时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为了不“辱没”父亲的姓氏她选择了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正是这个姓氏响彻俄罗斯整个文坛，而非“戈连科”。

安娜六岁时父母离异，这给她的童年遮上了一层阴影。她的无忧无虑的年华是在美丽的皇村度过的。她最初的回忆献给了皇村：“富丽堂皇、翠绿欲滴的花园，奶妈带着我去玩耍的牧场，杂色的马驹驰骋的赛马场，年代久远的火车站…”彼得堡(后称列宁格勒)这座城市与她的一生紧密相连，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在列宁格勒我成为一名诗人，列宁格勒是我的诗歌的空气。”在这里她度过了16年。童年的生活环境给了安娜无穷的创作源泉。从小她便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第一首长诗《在海边》描写了自己的童年。

婚姻

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结束了长达6年的马拉松式恋爱。然而婚姻只是走向不幸的开始。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我们俩作未婚夫妻的时间太长了，我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在巴黎，等到1910年结婚时，他的激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婚后古米廖夫不堪家庭的束缚开始了漫长的非洲之旅。而阿赫玛托娃一头扎入了诗歌的创作中。

古米廖夫早期诗歌中有不少是描写安娜的，她时而是美人鱼，时而是魔法师，时而是凡间女子，时而是天上月亮。这条美人鱼具有难以名状的幽怨气质，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诗歌。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在诗坛引起不小反响。1914年《念珠》出版，读者抢购一空，争相传诵。阿赫玛托娃的诗集以清新委婉的笔触给当时象征主义为主宰诗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打破了当时晦涩的象征气氛。

苦难

1917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离婚。至于离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两位诗人都向往自由，追求创作灵感。从阿赫玛托娃一方来说，她要确信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女性;从古米廖夫一方来说，他不愿屈从于任何“魔法”，要保持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男人的尊严。他认为，两个诗人的结合是荒谬的。所以作为两位当时的著名的诗人他们认为分手是最好的选择。就此两位诗人分道扬镳，各自重新组合家庭，然而他们的第二次婚姻又是不幸的。他们在诗人与幸福之间选择都选择了作诗人，放弃了个人的幸福。

在阿赫玛托娃的爱情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鲍﹒安列坡。阿赫玛托娃的诗集《白鸟集》和《车前草》又大部分诗是献给安列坡的。如果说《黄昏》和《念珠》里没有美满的爱情，充满了悲凉，那《白鸟集》和《车前草》里则激荡着感情的洪流，这是关于“王子”复活的话题..然而这份感情是没有结果的相思花。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身为白军军官的安列坡被迫逃往英国。同时也有不少诗人、作家因不了解革命而远走异国他乡。对于当时的移民倾向阿赫玛托娃表示“不与抛弃故土的人为伍Не с теми я，кто бросил землю\на растерзание врагам”，并有好几首诗表示坚决反对，尽管她当时也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但她没有逃避，也没有后退。她寄予这片生她养她的故土以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诗人，她的诗充满了公民感，正如涅克拉索夫所说：“你可以不作一名诗人，但一定要作一名公民。”阿赫玛托娃斥责当时的侨民为Отступник，изгнанник，пленник чужой，странник等等，认为“外国的面包充满苦艾味”，同时她相信祖国一定会走出混乱，走向复兴：“Пускай на нас еще лежит вина，---\Все искупить и все сиправить можно.”

尽管阿赫玛托娃选择了与祖国同在，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安排一条风顺的路。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因“塔甘采夫事件”被捕枪决，她的诗充满了恐惧和忧伤。

1924年因《耶稣纪元》中的一些诗篇激怒了当时的政府官员，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禁，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无疑也是被判死刑。然而她没有一蹶不振，没有销声匿迹，在这段“沉默”的时期内她研究了彼得堡的建筑和普希金的创作，并翻译了许多外国诗歌，普希金给了她无穷的创作灵感和人生启迪。

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阿赫玛托娃身居塔什干仍不忘尽快获得列宁格勒的消息，在大围困的艰难时期她与她的人民同在，她以自己的诗歌激励人民，相信胜利一定会到来。

卫国战争结束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再次遭到不幸。1946年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作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严厉批判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认为“творчество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дело далё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оно чуждо соврм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ерпимо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наших журналов.”就这样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扣上“颓废”、“色情”的帽子，她本人也被指责为“半修女、半淫妇”，被苏联作协除名，直到1952年一切才得以平反。

日丹诺夫给文学扣上政治的帽子违背了文学创作的本质，最主要的是他没有透过阿赫玛托娃描写的不幸生活的表面看到个人的悲剧其实是由时代的悲剧造成的，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是将生活提炼为艺术，而她的艺术方法是独特的，虽然阿赫玛托娃写不出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科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但她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角度观察并写作，在她的作品中始终回荡着时代的强音。

1962年阿赫玛托娃完成自传体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Поэма без героя)》，历时22年，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晚年，荣誉纷至沓来，1964年阿赫玛托娃在意大利接受了“埃特纳﹒陶尔明诺”国际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诗人的艺术得到世界的认可。1966年3月这位饱经风霜的女诗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结束了她77年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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