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本居宣长

字 号：号芝兰、舜庵

所处时代：日本江户时期

出生地：伊势国松阪

出生时间：1730年

去世时间：1801年

主要作品：《本居宣长全集》1l卷

主要成就：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

本居宣长：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名人之一

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 もとおりのりなが，1703—1801)，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名人之一(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平田笃胤)，又号芝兰、舜庵。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早年上京都学习儒学、医学。回乡后边行医为业，边研究国学。长期钻研《源氏物语》、《古事记》等日本古典作品。其古典的研究运用实证的方法，努力按照古典记载的原貌，排除儒家和佛家的解释和影响，探求“古道”。提倡日本民族固有的情感“物哀”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的复兴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其门下学者辈出，后刊有《本居宣长全集》1l卷。

生于伊势国松阪一个有势力的棉花批发商家,其父小津三四右卫门定利在江户拥有分店。后来,家运衰落,在他11岁时,其父病故,不久成了一个商人家庭的养子，在他22岁的时候，因为不适合经商就去京都学医。同时一面跟堀景山学儒学，其间接触契冲著作，受其影响，立志研究国学。28岁归松板，以小儿科医生开业。同时讲授源氏物语讲义，1763年他私淑贺茂真渊，主张研究《古事记》最为重要，排斥受汉意影响的《日本书纪》。1764-1798年广泛研究《万叶集》、《古今集》、《源氏物语》等古典名著，并撰写《古事记传》(44卷)。他通过《古事记》文献学的研究以阐明古代的质朴的生活，文化与精神，并把它理想化称之为古道，培养弟子500名，遍布日本各地，形成国学派势力。和稍早出现的汉学大师荻生徂徕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还著有《石上私淑言》、《紫文要领》、《直毗灵》、《源氏物语玉小栉》等。

本居宣长把产灵神和天照大神视为最高神从而否定了天御中主神和国常立神作为最高神的资格，理由：后二者只是最初神而不是最高神。主张世界万事万物均可分为“显事”和“幽事”，前者由天照大御神的子孙统治，后者由大国主命主宰。他说：“盖人世事皆由于神的安排，就显事而言，亦不出幽事以外”。他认为“神道之安人心就在于人死亡后，不论善人恶人统统进入冥府，即要到阴冷的黄泉国去受罪。日本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天照大神即太阳，“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那可以说是祖国的国”。

本居宣长有着哪些作品？他的作品都有着什么含义

江户中期的学术界，朱子学的没落是与“国学”的兴盛同步进行的。那时朱子学空谈义理、否定人的自然本性及随意解释文献的做法，已经不能让人 们满足了。一些学者开始认真钻研古代文献，以客观实证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与中国明清时期理学到朴学的学术嬗变颇为相似。在这些学者中本居宣长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位。

本居宣长(1730 —1801)出生在伊势松坂一个富裕的商贾人家，原名小津富之助、荣贞，后改为宣长。通称弥四郎、健藏，号铃屋。青年时期学医于京都。后又师事儒学家堳景山。宝历七年(1757)回到故乡以医为生计。同时热心于日本古典的研究。之后又拜贺茂真渊为师，开始以《古事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宽政十一 年(1799)撰成《古事记传》，是所谓国学之体系化的总论，影响很大。其与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被称之为国学四大家。宣长弟子众多，有近500人。其中，平田笃胤、伴信友被称为该门的双璧。宣长一生著作等身，著书90种，260余卷，涉及多种领域，如有阐述古道论的《直灵》(明和8年，公元1771年)、《万叶集玉小琴》(安永8年，公元1779年)、《古今集远镜》(宽政6年，公元 1794年)和《新古今美浓的家苞》(宽政7年，公元1795年)。特别 是他站在纯艺术立场，以“物哀”的文学论为基调的物语论《源氏物 语小栉》(宽政8年，公元1796年)以及和歌论《石上私淑言》(宝历 13年，公元1763年)成为他的学说的一个中心。

本居宣长能够集国学和复古思想之大成，与他直接或间接的师承不无关系。他曾师从著名学者堀景山学习儒学，倾心阅读国学大师契冲的著作。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僧人契冲(1640— 1701)，他出生于武士之家，自幼入佛门学习教义，后开始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学，他以文献实证的方法奠定了国学的基础，被后人尊为 “国学之祖”。契冲以及江户的户田茂睡、大阪的下河边长流等人， 希望通过对《万叶集》的注释，把和歌从儒佛的牵强附会及阴阳道 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他所编著的一些优秀注释书，都贯彻了这一 意图，如《万叶代匠记》、《古今余材抄》、《源注拾遗》等。此后荷田 春满(1667—1736)受其影响，将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 集》作为治学的正途，提倡国学，明确地与朱子学对立。1728年， 他向幕府提出了建立学校的意见书——《创学校启》，以实施自己的主张。学校虽未建成，这种主张却给后来学者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巨大影响。

贺茂真渊(1697—1769)是对本居宣长有直接影响的学者。他出身于远江某神官的家庭，37岁上京受教于荷田春满，以后迁居江户，事将军吉宗之子田安宗武，晚年在社会上培养门人。他的著作有《万叶考》、《歌意考》、《新学》、《国意考》等等。贺茂研究古典 文学，发现了所谓古代人的“真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会出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用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东西。因而他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他曾在 《国歌八论余方拾遗》中写道：“庄周曾云：‘《诗》以道志。’盖直言其心之所思，乃诗歌也。”他认为文学应该从朱子学所提倡的把它作 为劝善惩恶的工具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主张文学是人类自身的东西。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这种强调文学的人性论的倾向，发展到本居宣长(1730— 1801)的时候，变得更加明确了。宣长在《石上私淑言》中就写道： “惟柔弱的女人气，欲哭欲泣，乃是真情。”在“男尊女卑”这样一种 封建时代常见的性别观念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宣长却认为只有女人气才是人的本质。对此，我们不由得会联想起曹雪芹在《红楼 梦》中对女性的一系列赞美之辞。宣长的代表作《古事记传》和《源氏物语玉小栉》，是当时日本 实证主义文献学的最高成果。他对《古事记》十分重视，曾用30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古事记传》一书，奠定了日本国学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 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下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表现了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倾向。

尽管如此，宣长在思想上却是以“情”为核心的。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做出种种烦琐的规范，其间灌注了所谓的 “汉意”。这和日本人的心情是不同的，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未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 来。要达此目的，惟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 “大和心”复原。如他在《初山踏》中写道：“初学之徒，必先清除汉意，立大和魂。犹如武夫初赴战场，首须备铠甲，整装出阵。如装束不齐，而读神典，则无异不着甲胄。赤膊上阵，俄顷之间，为敌所 伤，必将落人汉意。”这里的所谓汉意，应该指的是朱子学的主张。 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对随意曲解文献原义的反感。因为是汉意在作怪，所以必须排斥。他主张按原来的面目接受古典，避免汉意的误导。

宣长的另一国学力作《源氏物语玉小栉》，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源氏物语》这本书的本质并不是为“悟道”或者劝善惩恶而写的，而是为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并将此基础置于人性的自然发露上。这是对贺茂真渊学说的发展。宣长的这种观点，在他的那篇著名文论《石上私淑言》中，有更为详细的阐发。如前所述，他还认为对人来说，文学绝不是什么劝善惩恶的工具，而只能是歌唱人本身的东西。中世纪后期的新的学问，即国学的实证的文献学和人文主义的文学理论，在宣长手下才臻于完善。国学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从尊重人类本性的视角出发的。但另一方面，宣长这两部书也表达出了浓厚的国粹主义，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本居宣长有着哪些国学理论？对日本有着怎样的影响

本居宣长所处的历史大背景，是 17～19 世纪日本学界风行的“古道学”思潮，它是日本在隋唐时期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德川氏锁国政策施行后日本民族精神重建的反映。复古学思潮的发端与文艺复兴类似，均为对本民族经典古籍的总结与再阐释，但民族主义的复古学者们在整理古籍时因时生义地添加了自己的思想。本居宣长的老师贺茂真渊，确立了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一直为后世的复古追随者们效法。

贺茂治学的侧重点在于治平，他将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理想化，认为儒道二家的浸染使大和民族失去了“丈夫的精神”。本居则在文论与艺术领域用力较勤，他明确地将文学与伦理学剥离，以“物哀”作

为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并最终归结于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主义的艺术理念。由此演绎，本居在神道神学方面亦有建树，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学者，再发现并阐扬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当然，更多的中国学者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复古派的消极效应上，主要是为专制与排外辩护，神话感性，排斥理性，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时走向歧途。

他出身于商业资本重要中心之一的伊势松坂的町人家庭。在其文学研究中，他把对于封建意识形态，特别是对于儒教的道学的批判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次，在其语言学研究中，给作为古典学的国学开辟了新的生面。但同时，由于他崇拜古典，作为创世纪式神话的信奉者，他的神学观念达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国学中合理的成分加以歪曲而塞进了这种观念之中。一句话，国学的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都最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在他的世界观中最具特点的，是他的文学——歌学论中的“事物的幽情”说和复古神道，他已经不是奈良时代文学的赞美者，而是更为成熟的平安朝文学的赞美者，从而把文学——歌学的本质同伦理学区别开来，作为评价文学的尺度，以“幽情”的观念代替了善恶的观念。这亦是在他的世界观中最具特点的文学歌学论。

他在《源氏物语》中看到了独立于道德之外的文学的深刻的本质。在他看来，文学既不是“为了教人”，也不是以“雄壮”与否为价值尺度的。

他认为，文学是根据事物所触发之幽情，不管好事坏事，只按内心所感而挥发出来的艺术。说这是不合乎道的事，那是不应该有的事而在心中加以选择取舍，并非文学的本意。大凡谏止不善，乃属治国教人之道，所以不正当的恋爱等等，当然是应该深戒的。然而，文学与教人之道无关，是以事物的幽情为主的另一种道，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要抛开事情的善恶，不应加以可否。虽说如此，并不是把不好的行为说成是好事，只是说写出来的文学要有幽情才算最好。一切物语文等都要按照这个意思好好玩味，来理解其中的情趣。所以“专写大丈夫雄壮的心情，认为男女的爱情柔媚可耻而不说”，“这都是粉饰表面，不是人的真心”，因此决不能给人以感动(幽情)，作为文学，这是不可取的。这样，单就承认艺术的独立价值，排斥了道学对艺术的评价这一点来说，本居宣长所尊重的是平安朝的文学而不是奈良朝的文学，所选择的是“弱女风格”而不是“丈夫风格”。他的这种主张，不外是针对以儒、佛的“慧黠”矫正人情的封建道学，来肯定“直雅”之心，肯定人类的“真实心情”的权利。

这样的艺术论，就他来说，是同古代日本在没有“恶神作乱”时就“直情径行，即得中正而道自备”或者“人欲即天理”那种自然主义的伦理说——快乐说结合在一起的。“天地自然”之道的主张，在这里明确地达到了对于人类的自然和自然欲求的率直的肯定。这种文学论，也可以说是把近松、西鹤等俳人在创作中，在相当程度上，早已实践了的事情加以理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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