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戴名世
别 名：忧庵
国 籍：中国
出生地：安徽桐城
职 业：文学家
代表作品：《四书朱子大全》
官 位：翰林院编修
成 就：康熙四十八年榜眼
戴名世是怎么死的？南山先生生平简介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背景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执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发展;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诞生。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二月初十(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戴名世遂罹其难。
揭秘：桐城派戴名世死因新说
桐城派古文运动先驱戴名世，死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南山集》书案。这是当时一起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皇帝亲自过问。历时一年多，牵连三百余人.最后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
一、死因二说
戴氏缘何被杀?历来说法不一。但可归结为二说:一为“反清”说，一为“枉死”说。持“反清”说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有罪”一种立场认为“有功”。戴氏的罪状即“悖逆”或“大逆”。《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劝《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逆”者，反也，叛也。从清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戴氏作为清王朝的官员(翰林编修)，又反叛清王朝，当然罪该万死。虽然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但有‘悖逆”或“大逆”语，应属政治思想犯。持“有功”立场者为今人。如许永璋先生说:“戴氏受时代与家庭的影响.自幼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如其《画网巾先生传i鸟说》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原人民肆意戮杀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对清廷种族征服政策的强烈反抗，并表现了自己对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讴歌……”〔门，认为这是一起民族思想斗争的大案，戴氏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一曲民族“正气歌”.
持“枉死”说者，咸丰庚申(1860年)萧穆在《戴优庵先生事略》中已露端倪:“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事，实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然至是已二十余年已.”阁故萧穆此说的言外之意即戴氏当时年少气盛，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而已，决无反叛事，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此说己隐含“枉死”之惫。戴氏被杀，实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为“枉死”。今人王树民先生认为“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世人只从结局方面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列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C3]外，正因为“反清”说和“枉死”说的不同，在考证《古史诗械》的真伪问题上存在分歧。持“反清”说者认其为真，如许永璋先生，见前引。持“枉死”说者.认其为假，如王树民先生，认为是后之有反清思想的人假戴氏之名以传其诗而已.CU“反清”说确实证据不足，今人又有拔高化倾向.有失历史的态度。然“枉死”说只强调偶然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必然性的一面。本文拟就必然性方面作些新的探讨。
二、戴氏死于“狂士”个性
戴氏不仅死于康熙皇帝的张冠李戴的偶然之中，同时也死于必然。
首先，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民族刚刚开始对中原的统治.曾道到汉民族百折不挠的反抗，康熙时，虽政局稳定，但心有余悸，小规模的反清斗争时有发生，故清政府对有关反清的思想言论尤为关注，并严加禁止，凡涉禁例，宁愿错杀一千，也绝不放掉一个。《南山集》一案正碰到康熙皇帝的这根敏感神经。赵申乔的参劫，虽无“大逆”悖逆”字样，但已导向这根敏感神经，或许这正是赵的用心处未可知，(s]后来，九卿奏议已是有意识地、明确无误地要拨动康熙皇帝的这根敏感神经。那么戴氏之死已成必然。
其次，更深层的必然性则在于戴氏的“狂士”个性。戴氏自己在《徐治孙遗稿序》中曾回忆当丙寅、丁卯间在太学时“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治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笔者注)为狂士。”赵申乔参幼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狂”正是戴氏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其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深中肯萦。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幼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逆”之罪显然是诸公责人罗织锻炼之语，那么诸公贵人为什么要罗织锻炼呢?答案只能是“忌嫉”。康熙皇帝一开始，也并不十分肯定“方学士”即方学诗，也曾质疑于廷臣“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然“廷臣不能晓”一语颇耐人寻味，这是《南山集》书案的一大关键处。廷臣并非全是满人，“方学士”“方学诗”不分。再说，方光深等人的叛逆是当时一件大事，“廷臣不能晓”也说不过去。那么，“不能晓”也只能用嫉恨的阴暗心理来解释。
戴氏之死的必然性还表现在他的矛盾性格。他既有归隐山林，著书立说的愿望，又有关心现实，积极用世的理想;既有不同流俗，高风抗节的一面，又有对高官厚禄不无渴望的一面。他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才的抨击不遗余力，但他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赵申乔参幼奏文云“身膺异数，叼列巍科”正谓此。《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赵方上奏章弹幼，正与戴氏高中“巍科”有关。今日之戴名世已非昨日之戴名世，昨日之戴名世的影响已经非同小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名满天下，成为文坛上受重视的人物，甚至能左右清议。那么高中“巍科”后，知名度、影响力都会更大，如果“狂士”个性依旧(恐怕改亦难)，不能不对“诸公贵人”构成严重威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实在情理之中。
戴氏本人对自己的“困折”结局的必然性也不是没有认识。他在《倪生诗序》中说:“苟有毫发之不同世俗，则必受毫发之困折.以至不同于世俗者愈甚，则困折亦愈多。”据《戴文系年》，此诗序系戴氏五十四岁时所写，当是一生的经验总结。戴氏多次提到自己的“愤时疾俗”的个性，《送萧端木序》回忆年轻时在家乡做诸生“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后贡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毋道戴生名。"(与刘大山书》云:“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镜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时疾俗之作，不敢示人，恐以言语获罪……”精通《周易》的戴氏不为不知几，然终不幸而言中，岂偶然哉!
上列戴氏死于必然种种，归根结底还是“狂士”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帝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贵人加畏其口”而感到威胁。赵申乔也就不会在《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还上书弹幼。
《鸟说》清代戴名世原文翻译赏析
《鸟说》是清代文学家戴名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寓言式的作品。文中借小鸟的遭遇言世路之凶险，末段简洁的议论，暗藏锋镝，寓深意于文字之外，颇能发人深思。文章以三言两语，写小鸟的声色神情，宛然毕肖，表现了作者长于以白描手法状物绘形的特点。这篇散文简洁明快，亲切自然;发人生思，令人感叹。
鸟说
余读书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⑴有声弇弇⑵者，即而视之，则二鸟巢⑶于其枝干之间，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盏⑷，精密完固，细草盘结而成。鸟雌一雄一，小不能盈⑸掬⑹，色明洁，娟皎可爱，不知其何鸟也。雏且出矣，雌者覆翼⑺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辄息于屋上，不即下。主人戏以手撼⑻其巢，则下瞰而鸣，小撼之小鸣，大撼之即大鸣，手下，鸣乃已。他日，余从外来，见巢坠于地，觅二鸟及鷇⑼，无有。问之，则某氏僮奴取以⑽去。
嗟呼!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⑾不深山之适⑿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⒁。
白话译文
我读书的房屋，它旁边有一棵桂树。桂树上每天有关关叫声，靠近一看，是两只鸟在枝干之间做巢，离地不到五六尺，人的手可以碰到它。巢像一盏灯一样大小，精密完整而牢固，用细草缠结而成。鸟是一雌一雄，小的不能满一捧， 毛色明亮而洁净，像月光一样皎洁，值得怜爱，不知道是什么鸟。雏鸟将要出壳了，雌鸟用翅膀盖着它，雄鸟去捕食。每次得到食物，就栖息在屋上，不马上下来。房屋的主人戏弄地用手摇它的巢，它们就向下看着鸣叫，轻摇它轻叫，重摇它就大叫，手拿下来，鸣叫就停。 后来有一天，我从外面来，见鸟巢掉在地上，找两只鸟和雏鸟，没有了。问它们的去向，是屋主的童仆抓走了。
唉!因为这鸟的羽毛洁白而且鸣叫声音好听，为什么不到深山里去寻找茂林栖息呢，托付身体到不合适的地方， 才会被奴仆屈辱而死。那人生上的路就很宽吗?
文学赏析
这是一篇意在言外的杂感。文章由一件小事而引出一番极深的感慨。两只“不能盈掬”的小鸟，羽色明洁，娟皎可爱，筑巢于他书房边的桂树上。为了繁育后代，它们精心营建了自己坚固舒适的小窝，“巢大蛔盏，精密完固，细草盘结而成”。“日有声弇弇者”，这婉转的啼鸣中充满了天真与欢悦。它们对人类似乎毫无提防之心，小巢“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雏鸟将要出世了，雌鸟羽翼孵化，成天小心地覆盖着那些小生命，配合默契的雄鸟则外出觅食。大概为了防避自然界的天敌吧，每次觅食归来，总是先栖息于屋上而不立即进窝。作者曾戏谑式地以手撼其巢，便立即引起了雄鸟惊慌的啼鸣，“小撼之小鸣，大撼之即大鸣。手下，鸣乃已。”是担忧，是哀求，是力图使人理解这种恶作剧会给它们带来覆巢之危。自然界中这弱小的生灵也和人一样，企望家口的平安，企望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然而，它们毕竟过于天真，它们不知道世道危艰，不知道人世上还有恶势力存在，因而最终还是无力保护自己，“巢坠于地”，自己连同尚未出世的后代，均为恶奴“取以去”。小鸟依人，本是一件美好的事物，却因为自身没有防御能力，又对自己所依赖的力量缺乏警惕，最后为人世间的恶势力所毁灭。目睹了这一悲剧之后，作者不由十分伤感，于是用极其凝练的笔墨深情地议论道，如此美丽友善的小鸟，应该到深山茂林中去栖息。它们因为“托身非所”，结果受辱于恶奴，巢毁身亡，它们以为人世间的道路很宽广，其实不然。
显然，“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正是本文立意的关键所在。前面的叙述是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文章的着重点在后一段。文章借鸟的遭遇，严厉地抨击清王朝统治者暴虐凶残、滥杀无辜的罪恶。最后的议沦，声声都是和着血泪的控诉和悲痛的呼号，作者内心的愤怒与悲哀，显得既凝重而又奔放。正当清王朝统治者恩威并施，以平息被征服民族的反满情绪时，作者却一力提醒人们不要像这对小鸟那样“托身非所”，去依附新的封建政权，鼓动人们远迹出林，归隐林泉，和统治者持不合作的态度。这体现的，无疑地还是他内心不肯臣服的反清情绪，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说：“仆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人，恐以言语获罪。”从这篇短文里即可见其一斑。
这篇杂感先扬后抑，在章法上也很讲究。前段用饱含喜爱的笔墨尽情地渲染小鸟的友善和可爱，都与后来的悲惨结局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极其强烈，因而最后一节议论也便显得更为突出，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戴名世与桐城派文学 戴名世的作品有哪些
戴名世生活在顺治与康熙年间，是当时的文学大家，著有《南山集》等，戴名世的散文成就非常的高，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来与同是安徽桐城人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一起被称为桐城派“四祖”，桐城派在清朝时期的文学成就是非常高的，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的巨大，桐城派可以说领导了清朝期间二百年的文学潮流。
戴名世塑像
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奠基人，堪称是桐城派的鼻祖。后来师事、私淑或膺服桐城派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总共计1211人，流传下来的桐城派作品达到了2000余种，纵横清代文坛200余年，延及近代。
戴名世的作品之中充满了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厌恶，同时也积极的表达了自己对自然人性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点实在是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但是戴名世生活在对言论自由钳制比较厉害的封建王朝，他有悖于王朝的“大逆”，只能是招来杀身之祸，这是戴名世的悲哀之处。从戴名世流传下来的282篇作品来看，戴名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属于思想内容健康向上的佳作，其作品正气凛然.让人读来酣畅淋漓.可以让人在深受激励、教益的同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戴名世在创作的时候主张“言有物”，讲究文章一定要有真情实感，要做到“道、法、辞三者兼备”，戴名世这些主张对后来的桐城派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统领作用。戴名世可以说是桐城派之中最早最出名的作家，但是也是由于毫无顾忌的直抒胸臆而获罪的唯一的桐城派作家。
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可以说没有戴名世桐城派的历史就要向后延展很多年，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奠基人，人们一般认为戴名世是开创了桐城派文学的鼻祖。
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一代文学大家，其散文成就尤其突出，戴名世的文章著称于世的就是《南山集》，戴名世的《南山集》中记述了大量的抗清义士，也写出了清军在攻克扬州之后屠城的残暴行径，戴名世在自己的著作之中完全不避讳自己的反清倾向，所以戴名世因《南山集》获罪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戴名世南山集案
首先向皇帝控告戴名世的是赵申乔，而赵申乔是与戴名世被点中一甲第二名的时候的状元赵熊诏之子，当年赵熊诏是状元，戴名世是榜眼，但是很多人都在议论其实赵熊诏是通过贿赂才得到了状元的，状元本来应该是戴名世的，很多人认为戴名世的南山集案的根源是从此而来。但是这只是传言，没有任何的证据。
戴名世南山集案可以说牵连非常的广，不仅仅戴名世被判凌迟，其亲人也被充作大户的奴仆，虽然后来康熙帝进行了恩免，将戴名世斩首，家人也被豁免，但是牵连到戴名世南山集案中的人竟然达到三百人之多。虽然后来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法外开恩，将原本下令处斩的一百多人改为流放宁古塔，但是还是有大量的文人被处死，其中特别著名的文人有为刻《南山集》出资的尤云鹗、刻《南山集·孑遗录》的方正玉、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都被判处了绞刑，即使是已经死去的方孝标也被开棺戮尸。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清政府初年最著名的文字狱，其实历代统治者都会有对文人的思想进行钳制，清朝也不例外，戴名世一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是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但是后来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却发生了南山集案，实在是不幸。
穷鬼传戴名世
戴名世生于1653年，卒于1713年，戴名世的《穷鬼传》写于1679年，这个时候戴名世26岁，正在乡间依靠教授学生挣取一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这个时候的戴名世无疑是穷困潦倒的，于是戴名世做了这一篇《穷鬼传》抒发自己的胸怀，《穷鬼传》是一篇很不错的杂文，通过对话的形式抒发了作者不愿意向那个黑暗的世道妥协的精神。
戴名世画像
《穷鬼传》中戴名世是这样说的，穷鬼曾经在唐代依附在韩愈身上，所以韩愈穷困潦倒，被世人所诟病，后来韩愈去世了，穷鬼到处寻找新的主人一直没有找到，最后穷鬼找到了戴名世，想要依附在戴名世的身上，戴名世非常的不愿意，对穷鬼进行驱赶，于是穷鬼说了自己的一番能够成就戴名世的理论，比如穷鬼说“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愤，使先生独住独来而游于无穷。”，也就是说穷鬼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戴名世才与穷鬼一同生活了，数十年间戴名世穷困潦倒，但是也颇得到穷鬼的好处，后来穷鬼对戴名世说，我的作用已经完成了，先生再也用不到我了，所以我应该走了，于是穷鬼自己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戴名世《穷鬼传》采用了人鬼对话的方式揭示了自己的穷困潦倒皆是因为穷鬼附身的原因，但是戴名世虽然贫穷，但是却内心富足，不愿意与这个黑暗的世道同流合污，所以坚持了自己的品格，等到戴名世的这种优秀的品格形成之后，穷鬼功成身退，以戴名世看来自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
戴名世 鸟说
戴名世，生于1653年，卒于1671年，字田有，又字褐夫，号称南山，早年的时候戴名世家里非常的清贫，这也养成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点，戴名世从二十岁开始当老师教授学生，二十八岁考中了秀才。戴名世是安徽桐城派的奠基人，是清朝的一代文学大家，其散文尤其出众，下面我们欣赏一下戴名世的散文《鸟说》。
戴名世画像
戴名世《鸟说》的意思是说，戴名世读书的地方有一棵桂树，树上有一天传来关关的鸟叫之声，原来是两只小鸟在树上做了一个窝，这个鸟窝离地面只有五六尺的距离，人一伸手就可以碰到这个鸟窝，鸟窝的形状像是一个杯子，做的非常的精密，采用细草编结而成，两只鸟是一对，大小只有一捧，羽毛洁净明亮，非常的可爱，两只鸟生了蛋，雏鸟就要出壳了，于是雌鸟用自己的翅膀遮盖住自己的宝宝，雄鸟就去外面捕食，每次捕食归来就在屋上栖息，房屋的主人就用手去触碰鸟巢，这两只鸟就向下看着鸣叫，如果摇动的轻，就轻声叫，如果摇动的厉害，就叫的非常大声，如果将手拿下来，就停止了叫声，后来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见到鸟巢掉在地上，两只鸟和雌鸟都不见了踪影，于是去询问两只鸟的去向，有人说这两只尿被屋主人的童仆抓走了。这两只尿羽毛如此好看又有好听的叫声，为什么不到深山之内居住在茂密的树林之中呢?将自己的身体托付到不合适的地方，使得自己被童仆折辱而死，这种情况与人生之路是相同的啊，人生的道路很宽，一定要投身到合适的地方才好。
戴名世这篇《鸟说》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作品，通过一则小故事讲明了人生的大道理，没有任何的说教，结尾之处轻轻点题，人生道理的出现可谓是水到渠成，不愧是大家之作。
戴名世乙亥北行日记
戴名世，生于1653年，卒于1713年，字田有，号南山，桐城派奠基人，文学家，1709年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1653年戴名世北上京城，于是将在途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文章，称为《戴名世乙亥北行日记》，在这篇旅行日记样的文章中戴名世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详略得当，非常有可读性。
戴名世画像
在戴名世的这篇文章中最为出名的是戴名世对民间生活的一段描写，在这段描写中戴名世写出了民间生活的怡然自得，与《桃花源记》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戴名世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对于没有剥削，没有忧愁的生活的渴望之情跃然纸上。
戴名世不仅仅写了乡间桃花源一样的悠闲自得的生活图景，还写了奸民对其的勒索，也写了京城天子脚下小官吏盘剥过往行人的现实情况，说明了当时民风不古，官吏贪污腐化的嘴脸。作者觉得虽然这些小官小吏苛索一些小钱是小事，但是这些小事往往反映出官府的整体形象，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同时戴名世还写了两个村民喝醉了酒大打出手的事件，说明了市井人民之间的矛盾，让人觉得其旅途盎然有趣。
戴名世乙亥北行日记虽然是信手拈来的一些旅途杂记，但是在这篇日记之中却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图景，具有很高的社会研究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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