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樊须

外文名：FanXu

别 名：樊子迟，樊迟

国 籍：中国-东周-鲁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鲁国

出生日期：前505或515年

逝世日期：不详

职 业：学者

毕业院校：孔门

信 仰：儒学

樊须：字子迟，亦称樊迟，汉族，春秋末年鲁国人

樊须(前505或515-?)，字子迟，亦称樊迟，汉族，春秋末年鲁国人(一说齐国人)。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他求知心切，上进心强。有勇力，二十多岁就仕于季氏，并在对齐作战中表现出了才识。《子路》载他曾向孔子问种田种菜的事，孔子答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去后，孔子却说：“小人哉，樊须也。”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樊子”。

樊须是一个农民，在其未拜孔子为师之前，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他求知心切，三次向孔子请教“仁”的学说，还问“知”、“崇德、修业、辩惑”等，他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师伐鲁，冉求率“左师”御敌，冉求认为他能服从命令，以其为车右。鲁军不敢过沟迎战，他建议冉求带头，冉求纳之，鲁军大获全胜。在受教于孔子期间，有一次，向孔子请教种植五谷和蔬菜的事，被孔子斥为“小人”。他学业上成就不大，但有勇武精神，但他不愧是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

孔子和他的学生樊迟(名须，字子迟)之间发生过一个小故事。

《论语·子路》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就请教学习种菜，而孔子又说“我不如老菜农”。 樊迟离开以后，孔子批评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关于樊须的评价如何？樊须是怎样的一个人

历史在孔老师的身后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在反对完樊迟学稼以后，又继续做起了诲人不倦的工作。很可能樊迟的同学把孔老师那天的话及时传给了他，樊迟终于弄明白了老师对自己的期待，所以从那以后，樊迟所问的所有问题都紧紧围绕着修德这个大纲，而且很下苦功夫，光是“问仁”就问了三回。

第一回樊迟问仁先从“问知”开始，这里的知同智。孔老师回答他：“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②意思是，专心致力于引导百姓走向仁义道德，对鬼神敬而远之可以说是智慧了。“敬而远之”意指尊敬而不迷信。这句话从“务民”说起，也就是说夫子对樊迟的教诲始终紧扣着他的弱点，提醒他考虑问题要从大处着眼。樊迟会意，所以他紧接着又问，那什么是“仁”呢?孔老师回答的很简要，他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就是说有仁德的人，应该难事冲在人前，获利退居人后。这“先难后获”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可包孕的境界却很不简单。也许这句话就是宋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母板吧。

第二回樊迟问仁得到了夫子一个更简单的回答，可是这个回答非常有名。他问老师：什么是仁呀?老师只说了两个字：“爱人。”③后世对夫子学说的最简要的概述就是樊迟得到的这两个字，所谓“仁者爱人”。樊迟继续发问，那什么是智呢?孔老师又只答了两个字：“知人。”这次樊迟没有听明白(“樊迟未达”)。夫子看他一脸茫然，就补充说，推荐选拔正直的人，并把他们的位置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那就可以使邪恶之人转化成正直之人了(“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可是樊迟还是转不过这个弯。下了课，他急忙找到同学子夏对他说：“乡(通“向”，意为刚才)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这子夏，名卜商，是个极聪明的学生，孔夫子去世后，他在西河一带讲学，很有盛名。听了樊迟的话，他大声赞叹老师的话意蕴丰厚(“富哉言乎”)，然后举了两个例子分析给樊迟听：“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意思是舜和汤拥有天下，懂得在众人中选拔人才，分别推举贤人皋陶和伊尹担当重任，那些不仁之人也就自然被疏远了。这些都是知人的结果，也都是智慧的做法。这就绕回来回答了樊迟的“何以为智”的问题。经过子夏的一番解释，樊迟应该明白老师的意思了。的确，“智者知人”，知人善任，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一样少得了它呢?即便从个人的修身养性着眼，知人也是必修课。反过来讲，哪有知人的人不是智慧之人呢?需要区别的是，智慧与聪明并不是一回事。聪明更强调天生的资质，所谓耳聪目明，说的都是感官的特性。智慧强调的则是后天的修炼，它是一种在学习、在思考、在感悟、在经验的累积中获得的辨析判断和处理事物的能力。智慧饱含着仁德之心，看起来朴实无华，甚至是大智若愚。聪明是天赐的礼物，如果持有者不懂得正确地养护它，就会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怪圈，那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多半都是聪明过人的人。

第三回樊迟问仁在《子路》篇里。这次的答案与前两回又有不同。第一回的“先难后获”讲的是一种姿态，第二回的“爱人”讲的是一种胸怀，层层递进，到了第三回就落在了实处。这一次，孔老师开始告诉樊迟具体的为仁方法：“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居处”，一人独居，“恭”，不惰，不放肆;“执事”，行事，“敬”，不懈怠，不怠慢;“与人忠”，待人忠诚。并且夫子还特别强调，“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就是说这些为仁的方法，即便在偏远的夷狄之邦，也不可弃之不行。的确，孔老师开出的这个为仁的方子，不仅可以跨越地域，在夷狄之邦生效，而且也可以穿越几千年的时光，在今天依然发挥效用。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慎独、敬事、忠诚，那他不是仁人又是什么人呢?所以，孔老师的这个答案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为什么孔子说樊须是一个“小人”？樊须到底做了什么让孔子不高兴

《论语》中有关樊迟的记载共有六处，都是他和夫子之间的问答。由于《论语》的编录顺序并不按照时间的先后，所以这六处问答孰先孰后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根据这六处问答所合力展现的樊迟形象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很努力又很尊敬老师的学生。每次和先生见面，他都会恭恭敬敬地提问，有时候甚至会一连问好几个问题。既然是个尊师好学的后生，又经历过冲锋战场的生死考验，那他的学问应该是越来越好，从情感上来讲，也是越来越靠近夫子才对。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子路》篇中记录的樊迟想学种庄稼一事，应该是他和夫子之间留在《论语》中的最早一次对话。可是，就是这次对话，产生了他们谁也不曾料到的严重后果，它不仅使夫子被后人误解了几千年，也成为文化革命中夫子贬低和仇视贫下中农而被打倒批臭的重要证据。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原委：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的是樊迟想跟孔老师学种庄稼。一日，樊迟请教夫子如何种田。孔老师一听，那可不是自己的强项，就据实相告：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说，那就请您教我如何种菜。孔老师只好又说：我也不如老菜农。两个问题都没找到答案，樊迟怏怏而出。如果事情只记录到这里，那就绝不会造成后来那么大的负面效应，反而彰显了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可是，夫子实在不满意樊迟那种心智不明的懵懂状态，他大声叹息一句：“小人哉，樊须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呼樊须的大名，一是送了樊须一个“小人”的称号。这两点都很明显地表达了夫子的不悦。我们都知道，古人一般忌讳直呼别人姓名，认为这是不礼貌的表现。在《论语》里，当夫子说到弟子时，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喜欢直接叫他们的名字，而不叫姓名，让人觉得很亲切，即便是对跟他叫板的宰予和总被他批评的仲由，他也没有直呼其姓名。可是对这个老实巴交的樊须，夫子则一反常态，连名加姓一起叫了出来，可见孔老师当时的确不怎么高兴。

至于“小人”，更是表现了夫子对樊须的不满。不过，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小人”并不与“君子”对举，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道德概念，不是说樊须的品行有问题。这里的“小人”实际上是与“大人”对举，指的是在下位的人，是眼界有限、志向不大的人。在夫子看来，樊须应该从大处着眼，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应该学习为政方略，做一番大事业，真正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所以面对樊须的不悟，面对他执著于种粮、种菜的不谋道只谋食的浅见，孔老师简直是恨铁不成钢，由不得地长叹一句：“小人哉，樊须也!”接下来，夫子仔细地解释了原因：身居上位者，如果能够做到“好礼”、“好义”、“好信”，那就必然会赢得百姓的尊敬、服从以及真心和实情。也一定会吸引四方的百姓背着抱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定居，到时候，人心归向，百姓各有所能，哪里还用得着在上位的人去亲自耕种呢?换句话讲，即使你是个耕田能手，你的地里出产很高，你又能解决几个人的温饱呢?所以，心里装着天下，凡事从大处着眼，做到“好礼”、“好义”、“好信”，这才是学习的着力点。为什么要与种田、种菜较劲呢?也许，夫子也知道樊须在保家为国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所以对他更有一层期待，当樊须一个劲儿地要学种田、学种菜时，也就怪不得孔老师对他大失所望了，失望至极，“小人哉，樊须也”也就脱口而出了。不过，樊须脱下战袍想学种粮种菜，倒是解甲归田的绝好注脚。

正是夫子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自己惹来了巨大的麻烦。抓着这个把柄，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有人认为他鄙视农业科技，有人认为他有违师道，还有人认为他瞧不起广大劳动人民。所以后来很多《论语》注疏的本子，都要在这里费一番口舌。如曹魏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代陈天祥的《四书辨疑》，都为夫子反对樊迟学稼做开脱，可见这句话是怎样的困扰了后儒。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句话又被拿出来说事，不过这回没有人能够为孔夫子做辩护律师，因为这句话被上纲上线地摆在了政治的高度，它是孔夫子仇视贫下中农的有力证据，这个证据和他“克己复礼”妄想变天的思想一起，成了他被彻底打倒批臭的充分理由，在车间、在地头、在营房、在课堂，在所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在所有可以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他的名字成了时代流行语，他的至圣先师形象终于被孔老二所替代。孔夫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句话居然被派上了这样的用场。

可是，历史还是还了夫子的清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高明，他在差不多两千五百年以前，在反对樊迟学稼中就透露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今天我们看近代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国富论》和当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分工的理论，也许会惊诧他们的睿智，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段樊迟学稼故事，仔细想一想它在历史上引起的一直不断的争讼，就可以推知这种社会分工思想的发展。孟子在《孟子·腾文公上》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总结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是对夫子社会分工思想的明晰，并且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分工的两大类别和特点：“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跳出“阶级分析论”的框架，再把新时期关于生产力的新思想放进去，再用西方社会分工理论来观照，孟子这段两千多年前的老话就显出了智慧，而孔老师反对樊迟学稼就不能不说更有一种超前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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