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顾炎武

别称：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亭林先生

字号：字忠清、宁人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主要作品：《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

主要成就：开清代朴学风气

顾炎武为什么晚年不肯回昆山？是因为他的几个外甥吗？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明朝遗老。在清军南下时，顾炎武在家乡昆山兴兵抗清，起兵失败后，顾炎武坚持一生不与清王朝合作，只专心于著述。顾炎武的三个外甥也非常有名。徐元文是顺治朝状元，担任过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要职。徐乾学是康熙朝探花，官至刑部尚书。徐秉义官至吏部侍郎。徐氏三兄弟都为清王朝效力，且官运亨通，顾炎武与徐氏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颇为引人瞩目。

后朝为前朝修史是古代惯例，清朝希望借修《明史》的机会拉拢前朝遗老，争取更多士大夫对清朝的支持。徐乾学、徐元文兄弟都曾主持《明史》的编修工作，兄弟二人都曾试图劝舅舅顾炎武参与《明史》编修，都被顾炎武严词拒绝。为表明自己的立场，顾炎武甚至说出：“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可见顾炎武的坚定决心。

徐氏一门三兄弟都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与舅舅顾炎武的教导不无关系。顾炎武游历北京时，有时也住在几个外甥家里，但顾炎武与几个外甥的联系并不密切，并且可以说是刻意与几个外甥保持距离。但是顾炎武也不忘教育外甥如何为官。顾炎武要求外甥侍奉君主要坚守道义，为官要清廉，以天下苍生为念，重视民间疾苦。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由此可见顾炎武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同时，顾炎武尽管自己严守效忠明朝之志，但并不反对外甥为清朝效力，对于下一代晚辈的选择，顾炎武表现得颇为开明。

顾炎武自从顺治年间离开故乡后在外游历多年，始终不肯回到昆山。尽管几个外甥富贵之后多次提出为舅舅买地养老，顾炎武都拒绝了。很多学者认为，顾炎武晚年不肯回昆山就与几个外甥有关。几个外甥入朝为官，其后代也有多人科考中式，徐氏成为当地的富家望族，一时间攀援附会者众多。但徐氏家族为富不仁，在昆山与当地官员相勾结，疯狂兼并土地、横行霸道，引起当地民怨沸腾。顾炎武这样胸怀天下百姓的一代大儒自然不屑与几个外甥为伍，因而至死不肯回到故乡。

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的诗有哪些？名言有哪些？

　　顾炎武全集

顾炎武是明末清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史地学家、经学家、音韵学家，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并称为“三大儒”，还对于国家典制、天文仪象、河漕、郡邑掌故、音韵训诂之学，兵农及经史百家都有一定的研究。晚年为当时的清初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从而成为清代的一代宗师。他的作品记录了明朝时期走向灭亡和清朝时期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

《顾炎武全集》是2012年2月14日第一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总共7300页，此书收录了顾炎武现存可证实的全部著述。样样精选顾炎武的底本，其中就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要代表著作，但整理难度比较大，所以列为次要整理。

《顾炎武全集》主要包括九种经部，五部子部，十七部史部，集部三种等共三十四种，约1200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排版、校勘、标点，而且还以繁体排印出版，本书以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反映来了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及成就，涉及广泛的历史、社会、文化内容。

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和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浙江大学的古籍所束景南教授也评价全书解决了“汉学与宋学之争”、“顾氏是否崇信朱子理学”、“顾氏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学术争论。

　　顾炎武的名言

顾炎武在明末清初是一个为所有人都非常仰慕的杰出的经学家、音韵学家，思想家、史地学家，晚年开启了清代朴学风气，主要以行己有耻为主，博学文章，合学与行、治学讲究经世。而顾炎武的31条语录在当时也是非常震惊人心的肺腑之言，他与王夫之、黄宗羲3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像《日知录》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金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等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中的名言，这样的名言字眼，在顾炎武墓地的12块刻碑中，最为突出，他的名言也大多题材都是因时事感伤时写出。

其主要作品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学五书》《韵补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等。

顾炎武可以说是一位学问渊博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一生辗转，为在清初时期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也成为了清初时期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的诗

顾炎武是历史上是一位伟大的横跨两朝的经学家，顾炎武还研究天文仪象、河漕、典制，对郡邑掌故、兵农及经史百家都有研究，并通音韵训诂。在清朝初期创立了新的治学方法，从而成为清代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而且顾炎武在历史上也是一位好作乐府诗人。

其代表作有：“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出自顾炎武的《精卫》“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出自顾炎武的《又酬傅处士次韵》;“雾灵山上杂花生，山下流泉入塞声”;出自顾炎武的《古北口》，“东临真定北云中，盘薄幽并一气通”出自顾炎武的《五台山》，“白下西风落叶侵，重来此地一登临”出自顾炎武的《白下》，“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出自顾炎武的《海上》，“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殚”出自顾炎武的《过苏禄东王墓》，“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出自顾炎武的《秋山》， “昔日金枝间白花，只今摇落向天涯”出自顾炎武的《赋得秋柳》等等。

据《顾亭林诗谱》统计，顾炎武一生所作赋诗428首332篇，据推断顾炎武的诗清顺治年间二十余篇，其中可以断定为作品的有——包括议论文6篇——“(1645年)乙酉四论”、(1646年)《庙号议》、(1646年)《庙讳御名议》，(1660年)《顾与治诗序》等等。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何对抨击科举制度进行抨击

相信我们从小就听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是由明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及文学家顾炎武说出来的，并且与明朝的黄宗羲、王夫之三人被后人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雕像

顾炎武生于公元1613年7月15日，是苏州昆山人。顾炎武本名为绛，字为忠清。但是因为极为仰慕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的品格，从而改名为顾炎武，字为宁人，并且还自己署名为蒋佣山，而被读书人尊称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在年少之时就十分用功，在读书方面，更是刻苦学习经世致用之道，在文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在昆山受到了清军的侵犯时，他立即投笔从戎，参加当时的抗清义军，一同抗击外来侵略者，保卫家园的和平。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从而导致抗争失败，最后只能在南北一带漫游，且于1682年2月15日，卒于曲沃。

后人将顾炎武的遗骨运回他的故居，也就是江苏省昆山市，并且在昆山专门为顾炎武建立了墓园。在墓园当中，设有顾炎武祠堂、顾炎武墓、顾炎武起居生活区等等，为后人详细了解顾炎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顾炎武不仅仅拥有极高的爱国情怀，深受后人的崇敬与爱戴。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直到今日，同样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他曾著有《军制论》、《形式论》等等，‘对后世管理政府与企业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顾炎武为什么要抨击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做出过非常多的贡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时期科举制都真正发挥了他的作用，在顾炎武在世的时期就是科举制度低迷的时期。顾炎武大力抨击科举制度，那么顾炎武为什么要抨击科举制度呢?　

　　顾炎武图片

首先顾炎武认为科举制的实行实际上是非常难以令人接受的，因为顾炎武觉得科举制的发明实际上是退后了社会的发展，科举之中让人们崇尚于儒学，但是却不能够有自己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这一点上顾炎武是非常反对科举制度的，这也就是顾炎武为什么要抨击科举制度的原因了。另外，科举制度虽然一开始对国家选拔人才有所作用，但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学子们被单一的教学禁锢了思想，读书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升官发财，这和顾炎武所崇尚和推崇的思想，也就是经世致用有非常大的差别，甚至是悖论，所以顾炎武才会如此的反对和抨击科举制度，在他的思想中他认为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束缚人们的思想的方式，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社会就得不到创新，就会没办法发展，所以从这一个层面上来看，顾炎武抨击的不是这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方式，而是抨击的仅仅只能崇尚儒学的这一种考试方式，这就是顾炎武为什么抨击科举制度的原因。

从顾炎武为什么要抨击科举制度可以看出顾炎武的思想在当时属于相对比较超前的思想。

　　顾炎武的名言

顾炎武在明末清初是一个为所有人都非常仰慕的杰出的经学家、音韵学家，思想家、史地学家，晚年开启了清代朴学风气，主要以行己有耻为主，博学文章，合学与行、治学讲究经世。而顾炎武的31条语录在当时也是非常震惊人心的肺腑之言，他与王夫之、黄宗羲3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画像

像《日知录》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金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等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中的名言，这样的名言字眼，在顾炎武墓地的12块刻碑中，最为突出，他的名言也大多题材都是因时事感伤时写出。

其主要作品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学五书》《韵补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等。

顾炎武可以说是一位学问渊博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一生辗转，为在清初时期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也成为了清初时期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的故事

顾炎武，生于明朝1613年，对于国家的典制、天文和仪象、河漕、郡邑掌故、音韵训诂之学，兵农及经史百家都有一定的研究。晚年为当时的清朝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成为一代宗师，后又开创了清代朴学风气，著作了很多悲伤壮观的诗句。　　

　　顾炎武画像

其代表作有《日知录》、《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的辗转反侧的，自幼开始勤奋学习，14岁取得诸生资格，14岁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总是落榜。27岁时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1641年祖父顾绍芾病故，1643年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后，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把复明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但还未到南京就职，南京就被清兵占领，后又两次反清均败露。

在这样战火年间事情，家族风波也不断。为争夺财产，顾炎武的堂叔和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相勾结，经洗劫及纵火焚烧，又遇叶方恒企图加害自己，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顾炎武1653年率众结社抗清活动最终败露，1654年牢狱之灾，1657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1682年在山西友人家上马失足，而一病不起，最后辞逝。

顾炎武瞧不起“文人” 明亡后烧掉33岁前诗文

顾炎武是清代初年的一位大儒，他跟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并称为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初期的三大儒。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个超前的想法，在《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里，顾炎武有一段话，是大家耳熟能详，也一直津津乐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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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区别了“亡国”和“亡天下”两者的不同，“亡国”指的是一朝一代的灭亡，就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指的是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他进一步论述，认为像“亡国”这样的事情，主要的责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的责任由“匹夫之贱”承担，平民百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的责任。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这种对举，是以往所没有的。再进一步，他指出，政治和道德之间也有着相互对举的关系。国家是以君臣为本的，而天下是以仁义为本的。也就是说“保国”是君臣的事情，而“保天下”就涉及到了仁义的问题，所以他要特别提出：“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亭林文集》卷二《莱州任氏族谱序》)这里的“君臣父子”，不是指哪个人，而是指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抽象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经纬天下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是伦理道德。他非常明确地讲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指出：“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指的是孔子。作为“天下”的核心的那个“人伦”，是维系着风俗、政事和国家的最根本的观念，超越于政治权力、政治组织之上。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里面，再三地讲到，如果不讲廉耻的话，那么“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你可以看出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它是可以变化的。而那个不变的东西，生生不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核心的、人伦的价值观念。进行这两者的区分，对顾炎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处于非常艰难的选择当中。他们面对的首先是政权的变化，明王朝变成了清王朝。但在政治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就是文化的变革。用顾炎武当时的语汇，前者叫做“易姓改号”，后者叫做“仁义充塞”。由朱姓的明王朝改换成了爱新觉罗氏统治的王朝，这叫“易姓”;从明朝改成了清朝，改号了。但“易姓改号”伴随着的是什么呢?对顾炎武他们来说，是一种“仁义充塞”的现实局面，就是“仁义”被堵住了，被压抑了，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了。

他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不可变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其不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他用的是传统的语汇，什么“亲亲”、“尊尊”等等，意思是一种人际关系准则，就是咱们讲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这是不得变革的，它扎根于平民百姓的心中。这是顾炎武的一种希望，就是人心应该是延续不变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把顾炎武的这种思想又重新加以凝练、加以升华，咱们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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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坚持遗民立场?顾炎武提出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

顾炎武对历史的思考总是指向现实感受的。如果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那个时候算起，公元1644年，顾炎武虚岁32岁，他在明王朝政治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是步入中年了。进入清王朝，他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到的所谓“遗民”。

顾炎武有一首诗里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亭林诗集》卷一《精卫》)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文人士大夫，用当时的话说“变节”了，原来在明朝当过官的，投降了清政府，像“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一样，又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而顾炎武选择了不变，“身沉心不改”，心是不变的。在政治的意义上，他的心是忠于明王朝的。但是他的身已经“沉”了，不可能再有明王朝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你无法改变，但主观的文化价值、人生价值你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当你明白了这身和心的分裂，你就知道顾炎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所谓“遗民”自居，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选择。

当然顾炎武和其他的人相比，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同时坚守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立场，当时很多人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顾炎武可以不出仕，不做官，他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他母亲的遗言。他母亲临死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坚决不可以出仕，不可以事二朝，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所以在顾炎武多次受到清朝的征召的时候，可以有个很好的借口：再怎么地，你这个朝廷不能让我不孝。

在当时非常艰难的处境里头，顾炎武多次强调这种双重遗民的意识，同时也希望当时的政权能够接受这种遗民意识。他说：“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他以东汉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例，说当时袁绍(袁本初)接纳名士来撑自己的门面，强迫郑玄到他的营中去，郑玄最后死在那儿。所以曹操在讨伐袁绍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袁绍把郑玄给逼死了。顾炎武说：“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一》)就是你别逼人太甚，人家愿意当遗民你就让他当遗民。“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亭林文集》卷三《答李紫澜书》)，要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的清明政治的一种象征。他希望能够多多少少以自身的现实处境，去影响政府，来改变一下遗民艰难的处境。

顾炎武一方面劝统治者为遗民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劝这些遗民，甚至遗民的后代们，坚守自己遗民的立场。怎么样做呢?顾炎武提出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因为中国古代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读书就不能不做官，一做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其墓志铭》)。

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顾炎武认为不一定。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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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身沉心不改”、身心分裂的思考下，更强调一种心的坚守，文化的坚守。他认为，忠、孝、节、义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所以他讲“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要区别大忠、大孝、大节、大义，和小忠、小孝、小节、小义。

这对顾炎武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选择，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活着还是死去?

有的人殉国了，顾炎武毫无疑问地肯定他们。但是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他认为不一定。活着也还有好几种活法。有的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挖个地窖，躲在地下，通过穴口，家人可以送饮食给他，这叫“土室遗民”。也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做和尚去了。有的人逃到山里面去做隐士。而顾炎武是另外一种选择，他是在世成为遗民，同样可以坚守自己的仁义道德。

顾炎武讲到“人臣遇变时，亡或愈于死”(《亭林诗集》卷三《潍县》)，不死，或者叫“无死”，也许比死更重要。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你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活着首先是生存，还有延续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价值的延续，要肩负着种种的道德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当时人们首先面对的最简单的选择就是留发和剃发的问题了。《孝经》里面讲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是顾炎武觉得剃发能够接受，也应该接受。因为他觉得“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这是大节、小节的问题，只要能保全生命，只要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剃发就剃发吧，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跟人交往。你躲到深山里面，天天和动物、植物在一起生活，这可以。但是你只要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能不跟普通的人交往，尤其是跟出仕的官员交往。那该怎么做呢?顾炎武选择了交往。最有意思的交往，是他和他的几位外甥。

顾炎武的妹妹嫁给了姓徐的，生了几个孩子，徐氏兄弟非常出色，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中了状元，中了探花的，后来都做了翰林，做了咱们现在叫部长一级的官了。顾炎武一开始是不跟他们交往的，但是后来，他不避嫌疑地跟徐氏三兄弟交往。到北京的时候，又多次在徐家兄弟家里住。还多次给徐家兄弟写信，甚至对他们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训诫。因为他是长辈嘛，不断地劝诫他们应该怎么做官，特别强调的是对道德的坚守和传播。徐氏三兄弟在顾炎武晚年的时候，给他盖了个别墅，让他回昆山老家，因为顾炎武到处流浪，尤其是晚年都流浪在山西，外甥希望他叶落归根，但是他坚决不回去。为什么呢?还是坚守他那种道德立场，因为他一旦回老家去，让几位晚辈来赡养他的话，他觉得就有损于自己的政治品节。这就是顾炎武为人既通达，又固执的地方。

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顾炎武发愿“笃志经史”，守护和传承文明的种子

顾炎武不仅仅是一种生存处境的选择，他还有一种行为方式的选择——“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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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到，我在中年以前，跟诸文士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中年以后，尤其是五十岁以后，要专门研究的是“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文集辑补·与黄太冲书》)，我要思考这些最核心的文化的命题。

那么这种变化为什么会产生呢?这跟他五十岁这一年，就是1662年，康熙元年，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系。明王朝在崇祯皇帝自尽以后，进入了所谓南明时期，就是在长江以南，先后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桂王朱由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被俘，在这一年的四月死于云南。在这之前，你还可以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毕竟还有流亡政府在，现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再进行政治上的反清复明，已经不可能了。那么现在要做什么呢?这年三月，顾炎武跑到了南京孝陵痛哭一番，进行了新的文化选择，要“笃志经史”。

瞧不起以“文人”自居者，是顾炎武一贯的思想，至少是顾炎武在1644年明王朝灭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鲜明的思想。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以后，把他33岁以前的诗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烧掉了。所以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顾炎武现存作品是他33岁以后的。他是江苏昆山人，当地有个说法，叫做“归奇顾怪”，归庄和顾炎武这两个人都比较奇怪，是狂生。那么“归奇”，咱们现在还能知道，因为归庄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但是“顾怪”咱们就看不太清楚了，因为顾炎武在入清以后，虽然很耿直，很固执，但这还谈不上怪，咱们现在看到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刻板的学者的形象。

顾炎武一再贬称唐宋以来的所谓“文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他赞同宋人刘挚的说法：“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器”主要是一种学养，一种人格，“识”是一种实践，是伦理道德的坚守。“士”和“文人”的这种区别，他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去。

在五十岁以后，顾炎武慢慢地淡化了他政治遗民的身份，而更强化了他作为文化遗民的身份。他在现实社会当中更为通达了，跟清朝政府的官吏们，尤其是跟徐氏三兄弟的交往更多了。但是在文化遗民的坚守上却更严谨了，更自觉了。他提出一种理想，说：“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亭林诗集》卷五《春雨》)巢父、许由这样的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逃到山里去做隐士，那是求一身之善。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穷经待后王”，期待将来的人，能够用我的这套学问，我所坚守的文明，再创新的文明。“穷经”不是一般的皓首穷经，而是有着很明确的政治文化的追求，就是他讲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种责任他“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所以他选择了著书立说，要“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王者起，将以此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这是顾炎武的现实认识，觉得现在的君臣们都不行，将来也许有人可以。那么将来的人是谁呢?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典型呢?有!就是他讲到的文中子和唐太宗。文中子即王通，隋朝的学者。王通的学问杂有儒家、道家的思想，而这种儒道合一恰恰成为唐王朝治理天下的学术、思想的根本。顾炎武是以王通自诩的，王通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好多学生，后来成了辅佐唐太宗的名臣，像房玄龄、杜如晦。王通的学问既是一种思想学术，也是一种政治方略。顾炎武也同样是这样一种追求。而像唐太宗这样的君，就是顾炎武心目中的“后王”、“明君”。

顾炎武以自己的追求，体现了大写的“人”的存在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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