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古斯塔夫.阿道夫
外文名：Gustav Adolf
别 名：古斯塔夫大帝
国 籍：瑞典
出生地：瑞典斯德哥尔摩
出生日期：1594年12月9日
逝世日期：1632年6月22日
职 业：政治家，军事家
主要成就：历代瑞典国王中唯一的“大帝”
安 葬：斯德哥尔摩骑士岛教堂
称 号：现代战争之父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统治拉脱维亚的北方雄师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II Adolf，1594年12月9日－1632年11月6日），瑞典瓦萨王朝国王，生于斯德哥尔摩，即位后，与神圣罗马帝国相争，节节获胜，却于吕岑会战不幸阵亡。他是历代瑞典国王中惟一被国会封为“大帝”者，另外，清教徒称之为“北方雄狮”。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都有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以纪念这位君主。
古斯塔夫二世于1611年继承瑞典王位，立刻在卡尔马战争（1611-1613年）输给丹麦，承认丹麦在北欧的优势；之后他参与三十年战争，让瑞典成为北欧霸主。他娶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女儿玛丽亚·伊莉诺菈为妻，并以普鲁士的埃尔宾（Elbing，今波兰埃尔布隆格）为他在德意志战斗的基地，于1632年11月6日战死在德意志的吕岑。
古斯塔夫在位期间建立了哥德堡和其他一些小城，又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创建塔尔图大学。当时瑞典王国的三大城市是里加（今拉脱维亚首都）、斯德哥尔摩和塔林（今爱沙尼亚首都）。
古斯塔夫以灵活运用野战炮兵著称。除此之外，他注重主动进攻，比一般线性作战更强调机动性。他指挥的装备滑膛枪的火枪手射击准确，装填速度是当时其他国家的士兵的三倍。现代军校把这个称为优势火力。因此，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都把古斯塔夫二世尊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统帅之一。他坚持不懈，亲近手下官兵，为此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古斯塔夫热衷于亲临前线带队冲锋，颈、喉、腹部都受过枪伤，有一发子弹留在他颈部靠近脊椎的地方。因此他不能穿常见的金属胸甲，因为胸甲压迫枪伤导致剧痛。古斯塔夫在吕岑战役佩戴的是轻便的生皮盔甲，这副皮甲现在陈列在斯德哥尔摩王宫的军械展览厅。
古斯塔夫年轻时曾化名嘎斯上尉微服游历欧洲各地，目的是游学和在潜在的盟国和敌国参谋旅行。嘎斯这个名字是拉丁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首字母缩写。小说里常有国王自低身份化名平民旅行的情节，但史上真正付诸实践的君主只有古斯塔夫一人。古斯塔夫是一个高度启蒙的统治者，他严格控制瑞典贵族，并扶持工商阶级对抗贵族阶级。
1630年六至七月，古斯塔夫的瑞典介入了德国的三十年战争。当他开始进征德意志北部时，古斯塔夫只有4000名官兵。但他很快地巩固了新教徒的势力范围。1630年7月6日，他带兵在奥得河口的乌泽多姆岛登陆，很快占领什切青一带。1631年九月，甚至在萨克森盟军逃阵的情况下，古斯塔夫在第一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重创当时横霸萨克森的天主教军，是役古斯塔夫全歼德意志名将蒂利军约4万人，蒂利本人负伤南逃，欧洲为之震动。这也是线式战术首次在欧洲战场上被运用。这次胜利促使他计划入侵余下的神圣罗马帝国。
1631年冬，瑞典军连陷莱比锡、爱尔夫特、法兰克福。1632年三月，古斯塔夫入侵巴伐利亚并在列赫河战役中迫使天主教军撤退，蒂利在此役受伤，不久死去。之后瑞典又连陷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纽伦堡。这是三十年战争瑞典阶段的顶点。同夏，他尝试寻找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从而同时保证已存的德意志诸侯架构和新教徒的利益，但达成这个方针依赖着他在战场上的成功。
1632年4月，神圣罗马帝国重新启用曾击退丹麦的名将瓦伦斯坦。瓦伦斯坦复出后，首先攻击瑞典的盟友萨克森，并攻占了布拉格。9月，古斯塔夫将瑞典军向奥地利方向佯动，企图吸引瓦伦斯坦军离开。但瓦伦斯坦不为所动，反而乘机攻击萨克森，以切断瑞典供应线，迫使古斯塔夫回援。1632年十一月，双方在莱比锡西侧的吕岑遭遇。在吕岑战役的关键时刻，古斯塔夫率领着骑兵冲锋入了一片浓雾和硝烟中，与主部队分散而战死。古斯塔夫死后，他的妻子玛利亚·伊丽欧诺拉先后把他的遗体和心脏留在她的城堡，时间长达一年多。现在他的遗体（包括心脏）安葬在斯德哥尔摩的骑士岛教堂。
紧接着古斯塔夫之死，旧瑞典国会于1633年二月决定赋予他“大帝”（den Store）的称号，从而成为“古斯塔夫·阿道夫大帝”（Gustav Adolf den Store）。至此其荣誉仍没被给予任何其他瑞典君主。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曾将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迦太基的汉尼拔、古罗马的凯撒与古斯塔夫评价为(西方)军事史上四大名将，但古斯塔夫其地位最终由拿破仑一世所取代，而退出四大名将的行列。
解密：三十年战争如何改变德意志的政治格局？
长期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寻求增强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将帝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三十年战争是他们为实现统一德意志的目标所做的真真切切的最后尝试，但他们失败了。
三十年战争令农奴制在德意志复活
三十年战争似乎加深了德意志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而这长期以来就是德意志社会的特征。战争结束时，许多农民没有资本重新养殖牲畜和家禽，或重新添置在战争中毁掉的篱笆、谷仓、工具和建筑物。很多人背上了令人绝望的债务，无法重新起家。
对于他们来说，重新耕种自己的土地让人看不到多少希望。同时，工资又特别高，因为战争的伤亡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农民干脆卖掉世代继承的土地，其社会地位由自耕农沦为佃农。在德意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霍亨索伦家族(the Hohenzollern)的土地上，比如在勃兰登堡，农民的身份沦落甚至更为极端。
为了让贵族同意他们可以不经各社会等级允许而征税，霍亨索伦家族做出让步，即贵族可以将其土地上的农民视为农奴，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在西欧正在消亡的农奴制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缘故，在德意志的许多地区又获得了生命力和合法性。
战争对德意志的政治组织形态没有明显的影响
乍一看，或许很难看出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政治组织形态有什么影响。战争开始时，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皇帝的实际权力仅局限于他们的家族领地，例如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在帝国境内的其他地方，数百个领主统治着他们各自的公爵领地、伯爵领地、主教辖区和城市，很少把皇帝放在眼里。
战争结束时，这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哈布斯堡家族依然享有帝王的尊贵，而各类领地实际上依旧是独立的实体。的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这些领地的统治者实行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权利，这在理论上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然而实际上，他们早就在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了，不受皇帝约束。因此三十年战争和《和约》对他们的地位没有什么影响。
哈布斯堡家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起与落
其实，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政治和宪法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体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长期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寻求增强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将帝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三十年战争是他们为实现统一德意志的目标所做的真真切切的最后尝试，但他们失败了。
17世纪20年代末，整个德意志的实权似乎已经掌握在哈布斯堡家族手里。德意志境内强大的新教诸侯国，尤其是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已经倾向于谨慎地在一旁观战，而非冲在前面帮助它们被围攻的信奉同一教派的盟友，从而冒军事灾难的风险。
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已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由于有诸如蒂利伯爵和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这样的杰出将领在其旗下效劳，继续取得军事胜利似乎没有悬念。斐迪南从软弱无能的新教公爵手中夺取了梅克伦堡公国(the Duchy of Mecklenberg)，他还将这片广大且重要的土地赠予他的爱将瓦伦斯坦，从他的这些举动中就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和野心。
他于1629年春颁布的《归还教产敕令》更加明显地揭示出他的信心和野心。该敕令宣布将1552年以来改信新教的高级教士拥有的土地全部还给天主教会。如果该敕令得到执行，将极大地削弱许多新教诸侯国，将它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土地从其领主手中夺走，这样一来，一旦时机成熟，皇帝将来可以接管这些土地。此外，该敕令将极大地加强皇帝在整个德意志的权力，因为皇帝实际上可以任命许多信仰同一教派的新富和新贵。他任命的肯定是自己的忠实朋友。
然而，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从1629年的巅峰衰落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皇帝的成功依赖信仰天主教的诸侯的支持，但这些诸侯日益担心如果哈布斯堡家族真的成功获得对德意志新教诸侯国的完全控制，他们自己的独立性也将很难维持。于是他们开始从战争中退缩，并且成功地要求斐迪南解除他最大的军事资本瓦伦斯坦的职务。
同时，《归还教产敕令》也使先前中立的新教诸侯国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因为这些诸侯国面临非常不容乐观的前景，即它们可能失去至关重要的土地和收入，并且可以预见，在它们的边境之内，将会建立新的充满敌意的天主教宣传和煽动中心。许多诸侯国决定参战，而帝国军队在1631年残酷洗劫新教诸侯国马格德堡又使它们的这一决定更加坚定。
外部势力的介入加速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战败
对哈布斯堡家族权力的持续增长表示担忧的不仅仅是德意志人。1630年，能力出众的瑞典国王——信仰新教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他的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部队进入德意志北部。古斯塔夫进军德意志的部分原因是他同情德意志的路德派教友，但主要原因是他希望在德意志获得土地和权力，并希望阻止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出现在波罗的海南岸。
同时，法国的枢机主教黎塞留也决定介入，支持新教一方。长期以来，黎塞留一直认为，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是法国的首要目标。尽管法国直到1635年才真正宣布参战并派兵进入德意志，但黎塞留早在1631年就已开始慷慨资助瑞典军队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重整旗鼓的新教部队在1631年秋季的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击溃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直到1632年底瑞典国王在吕岑战役中战死，新教部队的攻势才被打破。
随后，斐迪南承认战败，通过同意废除《归还教产敕令》收买了不少德意志新教诸侯国。虽然这足以暂时避免哈布斯堡家族一败涂地，但他们再也无法盘算着去统治德意志了，而只能当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战争结束时，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德意志诸侯的传统权利和自由得到确认，甚至有所扩展。确认了当时的权力分散化状态。
三十年战争时候中的欧洲雇佣兵制度及后勤补给
大多数西欧国家军队，都是沿用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发展起来的兵员体制：保持一支数量较小的常备正规军，战时则利用雇佣兵扩大其军队规模。由于缺乏资金储备，也没有大的政府机构，统治者在扩充军队时，经常是求助于一些单个的协约商。他们或者是招幕有250-300名士兵的上尉连长，或者是召集有10-12个连队的上校团长。当然，这样的上校团长通常又将自己的团队承包给若干上尉连长。这些雇佣兵部队的承包商通常在政府提供任何东西之前，自己出钱装备部队。有时，他们也由雇用他们部队的王子提供一定的预付贷款来养活部队。为准备作战，政府经常向这些雇佣兵承包商提供一定的雇用费。这样，就使得这些承包商保持其部队的完好，并承诺效忠于出钱的王子，而不去替王子的敌人卖命。这些雇佣兵承包商通过向王子们提供士兵挣取钱财，并作为上尉连长或上校团长，指挥自己经营的雇佣兵部队作战。王子们也经常从这些军人承包商中选用军队的指挥官。
在尼德兰的革命运动之初，西班牙人就向人们展示了，采用雇佣兵兵役体制能保证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建一支庞大的军队。西班牙人在尼德兰只保留了一支13000人的常备军队。当然，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相当大了。 1572年4月1日，西班牙人召集了自己的雇佣兵承包商，到8月31日，他们就组建了一支有67000士兵的军队，其中包括原先的13000名常备军部队。在短时间内能如此迅速地征集这么多的士兵，就使得不少政府挡不住诱惑，雇用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雇佣兵部队。因为，一方面担心敌人会有更多的部队，再加上当时人们相信，只要作战胜利了，怎么也能支付雇佣兵的工资，而一旦失败了，就会有许多士兵不会来领取自己工资的，因而，领主往往雇用过多的士兵。由于政府不能支付士兵的薪金，雇佣兵或欠薪士兵的兵变便不可避免。士兵们为挣回自己薪金的而产生的内斗，削弱了西班牙军队的力量。士兵代表在与贫穷的执政者谈判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给薪金就不再参加战役。在1576年，曾出现过几次，士兵们以武力强迫要回自己报酬的事件。那一年，未领到酬金的西班牙士兵们洗劫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安特卫普，杀死了6000名平民，烧死了800匹马。在这次西班牙人的暴行中，士兵们所摧毁东西的价值远大于他们应得的薪金。
由于长期无力支付士兵薪金，经常导致西班牙人只给他们士兵部分酬金，通过分发士兵们一些食品而相应地降低他们的薪金。这一措施倒是防止了士兵们铤而走险而干出不当的事情，因为，士兵们没有钱购食品。西班牙人习惯性地欠他们的士兵部分现金工资，后来甚至发现这一做法还具有防止士兵开小差的功效。一位西班牙指挥官评论说：“要想让士兵们保持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欠他们一些东西。”不时地让士兵们缺钱花是件好事，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听话，使他们总有盼
头。”这样，钱就成为了惟一的战争支柱，它决定着其他一切东西。在当时，欧洲的统治者都相信“谁有钱，谁就是胜利者。”而指挥官都认同这么一个观点：战争需要三样东西，那就是：钱，
钱，还是钱。
雇佣兵部队承包商既可在己方友好国家征集士兵，也可在中立国征集士兵。所征集的人既有常年作战的职业军人，也可以是一些无业人员和其他希望通过抢劫发财的人，以及想尝试当兵生活的人。有时，雇佣兵队长们设置骗局，骗人参军。比如，让一名贵妇人以答应给穷困的讨饭食物为由，将他们骗至地窖里，尔后，她“突然将地窖门关上，让他们在里面挨饿，直到他们答应参军，领取津贴”。
征兵没有固定的时间。然而，大多数政府坚持在每年的秋季战役结束后，解散部队，来年春季再重新招募士兵。但是，由于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战役年复一年，持续不断，这就使得他们让士兵们常年保持武装，在被解雇前都有参战的职责。当雇佣兵承包商招募职业军人时，他们要求步兵要自带火绳枪、滑膛枪或长矛，骑兵要自带马匹及相应的武器。士兵的津贴数目取决于士兵的武器装备情况，通常骑兵可以领取两倍于步兵的酬金额，带有铠甲的徒步兵可以因为带有昂贵的装备而得到一定的奖赏。承包商或政府也可以为不带武器的士兵提供武器装备，但要降低其酬金份额。
雇佣兵士兵很少有正规的训练，也没有更多的武器操练经验。即使是西班牙的常备军也忽视操练。著名的西班牙指挥官，阿尔巴坚持认为，一名士兵需要有一至两年的军队服役经历，才能适合作战。在行军途中，士兵们呆在城镇里，带着家属在营外过夜。到了敌人的领地，部队就抢人家的食物，住人家的房舍，就像是在自己国家一样随便。即使在自己国家，老百姓也担心部队到来。即使是很有节制，他们通常也干些破坏性的事，如恶意地烧老百姓的粮仓。在主人不情愿的哀求下，他们才控制自己不去破坏财产。
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良好的训练或操练，缺乏对自己民族的忠心和对事业的忠诚，那么，它在作战
中就缺乏能形成凝聚力的多方面基础。然而，年复一年保留下来的团队，士兵们的家眷倒是给部队带来了一种团结精神，成为战时维持他们作战的士气源泉。这一社会群体包括一些非正式的、但却是军队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军官的佣人、随军小贩、军官妻子、女佣人、娼妓等。有一次，一支只有步兵8646名、骑兵965名的西班牙军队，其行军队伍人员总数达16000人，马匹3000匹。当时一位人士稍有夸大地评说另一支西班牙队伍，“你从没见过一个小小的身体，会有一根如此长尾巴的东西。”它是“一支相当小规模的队伍，却有如此众多的运货车、驮行李的马、小马驹、随军小贩、男仆人、女人、小孩，还有一群总数远超过军队自身数量的乱民。”然而，负担如此沉重的军队，却竟然一天行走12英里。这个距离相当于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一支受到较好训练的部队在得到沿路补给情况下所能走的路程。军队的这些额外人员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帮助士兵们安置家眷，但是，这却增加了补给上的困难，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因为，在行军途中，老百姓得为他们提供住处。而军队过于庞大的规模，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后勤补给。 当时的军队习惯于将掠取敌人的财产作为战争的一个目标。他们即使不想专门进行作战、去削弱敌人的后勤补给或者迫使对方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也会设法寻求在对方领地作战，以获得后勤资源补给，这样，他们就可以依赖花费敌人资源来维持自己军队的供给。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政府机构往往雇用超出自己经济支付能力的军队，这也就导致了军队将中立国，甚至是己方友好国家的领地作为掠夺的目标。
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军事生涯，鲜明地展示了军队是如何依赖从自己作战地区的老百姓那里榨取钱物维持生存的。曼斯菲尔德以为在波希米亚的新教徒指挥官，他既是一位军事经纪人，也是一位专业水平很高的、足智多谋的军事指挥官。当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伯爵失败后，曼斯菲尔德率领他的军队离开了波希米亚公国，向莱茵公国开进，到其雇主莱茵伯爵领地去了。由于军队没有自己的专门后勤基地，曼斯菲尔德出色地进行了临时补给。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钱财、食物和饲料，为自己军队的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黑柏、纽伦堡、威芬等城镇都为曼斯菲尔德军队提供钱物，他们之中有的是为避免曼斯菲尔德的军队经过他们的领地，有的则希望军队在通过他们国土时不要洗劫老百姓，。然而，曼斯菲尔德还在其他4个城镇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的方式搜括了更多的钱财。各城镇所支付的钱物，有一部分是为了避免遭受像黑柏等其他城镇所承受的极大毁坏而交的保证金，还有一部分则是为维持战争而强行征收的特殊税收，即战争特别税。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军队指挥官们往往从己方友好国家、中立国，以及敌对国家的领地强行征收战争特别税，如果哪个国家不交，那它就可能遭受军队的抢劫与毁坏。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可以是部队吃的食物、支付士兵的薪金，还可以是其他供应物资。指挥官们捞走所搜括全部钱财的1/3左右份额。因此，有时军队承包商还向一些城市放发贷款，使之以此支付军队强行征收的战争特别税。
曼斯菲尔德公爵通过上述各种手段搜括到的钱财，再加上一个被其从西班牙军队围攻中解救出来的城市自愿赞助的钱，维持着其军队的供给以及支付士兵部分酬金，保证军队穿过德意志，并在莱茵河附近作战。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曾答应转变自己的战争立场，条件是天主教派为其军队提供资金，并向他个人支付一笔奖金。但是，天主教公爵们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未能同意。这样，当新教徒解雇了他以后，曼斯菲尔德就成了一位没有雇主的军队指挥官。
后来，曼斯菲尔德除继续与自己原先的对手协商外，还与其他雇主协商，希望再次被雇用。这些人包括：法兰西国王，因为当时法兰西的一位公爵正在策划一次推翻他的战役;在尼德兰的西班牙统治者和正与西班牙人作战的荷兰人等。在与荷兰人签定了3个月的合同后，他就率军到荷兰，击败了正在行军途中的一支西班牙军队，解救了一座被西班牙军队围攻的城镇。当3个月的合同到期后，曼斯菲尔德率军队去了靠近荷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德意志海滨小国——奥斯特芬兰。曼斯菲尔德的军队洗劫了这个国家。在所抢掠的财物中，有18桶正准备装船运往维也纳的金子，这是一位富翁打算给其女儿的嫁妆。后来，奥斯特芬兰政府给了他很多钱，请其离开了该国。这样，曼斯菲尔德便付清了雇用士兵的工资，解散了军队，暂时离开了经营雇佣兵的职业。当他再次重操旧业时，支付士兵的工资已不成问题，因为，他的军队现在只有5000名士兵，比起他到奥斯特芬兰时有19000名士兵的大军要小多了。他的军队人数之所以大幅下跌，是因为军队的抢劫行为使得士兵不仅有了开小差的动机，也有了大量的开小差机会。比如，一名士兵拿走了一件值钱的金银器具后，他就不再会回来拿他的那份工资了，骑上一匹偷来的马，就可以跑回家去购买农场了。曼斯菲尔德自己不久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后来，曼斯菲尔德又征集了一支新的军队，以开始反对罗马帝国皇帝对奥地利统治的战役。他率军进入匈牙利。他的对手最后又迫使他再一次解散了自己军队。然后，他到了威尼斯公国，并于1626年死于达尔马提亚海滨。
曼斯菲尔德军队的短暂历史，充分展示了当时军队的后勤保障方法。这种方法成为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后勤的显著特色。曼斯菲尔德本人没有任何官方的政治背景，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却能够维持其军队，并实施后勤袭击，这也显示了军队承包商的能力和自身独立性。曼斯菲尔德军队的后勤保障方式，一方面是依赖他人的捐赠，另一方面则是依赖未领取报酬士兵的掠夺。军队所处的这种不理想条件，以及军队所做的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活动，一直是以往战争所具有的特色，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三十年战争就像一幅讽刺性漫画，将以往欧洲战争中士兵的这些令人讨厌的破坏性行为加以放大，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这次战争的实施，也以一种夸大的形式，将通过签约而招募雇佣兵军队的军事体制所固有的缺点暴露无遗。
士兵每到一个村庄，先是将能吃的都吃了，吃不完的东西，比如，鸡、猪、牛，还有马，则统统带走。他们也抢掠平民百姓的家，拿走床单做成口袋用来装掠夺来的物品。还有像铜壶之类的东西，则打成碎片以便携带(因为，士兵所感兴趣的是铜的价值，而不是成品的铜壶。)他们还经常拷问老百姓，迫使他们交出藏东西的地方。这样的暴力行为导致了对社会财产的挥霍浪费，如砸碎家庭用品、烧房子等。部队军官对未支付工资的士兵的这些破坏性行为几乎不加制止，而且还认为，放纵士兵的这些行为可以带来他们对军队的忠诚。
一位在三十年战争中服役的苏格兰军官，曾清楚记载了士兵对一个新到地方的抢掠行动。他写道：所有士兵“都没有空手而归的”。军队的掠夺行为富了部队官兵，却毁了军队的纪律。“一阵疯狂的抢掠过后，街上就会挤满装着各种财物的马车和运货车。这些财物包括：金银餐具、珠宝、金子、钱、衣物，骡子和马则用来拉马车和运货车。所有的士兵现在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职责，而一心扑在抢掠财物上了。我从来没见过士兵还有比这个时候更不听指挥、不尊重自己军官的。我很清楚，在抢掠风暴结束之前，有些团已经没有士兵再佩带着他们徽章了。有些人则干脆整个晚上扔掉徽章，直到第二天才又捡回来戴上。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贪婪的缘故。”
士兵不断掉队，这一直在削弱着部队的实力，还因此形成了一批以抢掠为生的士兵群体。“如果一名骑兵的马丢了，或者一名滑膛枪手身体不行了，或者士兵的妻子或孩子病了，而必须呆在部队的后面，”他们就成为暂时的掉队者。这位苏格兰军官将他们比作吉普赛流浪者。他在书中写道：“有许多村庄就是被他们有意或无意烧掉的。”他还有些夸大地说：“他们抢掠军队行进途中前后左右所有能找到的东西，而且，还是能消费的就消费掉了，不能及时消费的就糟蹋掉，因此，当团队到达营地时，甚至连一口能喝的水也找不到。”
在有行军部队经过或部队掉队者活动的地方，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只是他们花费的一部分。除了抢劫东西和进行一些无缘无故的、蓄意的破坏活动外，他们还经常干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强奸妇女则是经常发生的事。一支人数不过250名士兵的西班牙部队，在一次算是比较平静、纪律还算好的行军途中，在某地呆了不到两天，就有被指控的犯罪人次达43次之多。单是军士长一人，就占了6次。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属于暴力行为。由于士兵和部队的到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致使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己方国家、中立国，还是敌对国，紧张的军民关系经常会导致持续不断的战争冲突，且经常是不分敌方部队还是己方部队。
在战争爆发的同一时间里，天主教统治下的奥地利新教徒村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抗行动。然而，他们的天主教统治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先是烧了他们村庄，而后让士兵们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都杀了。天主教统治者用这种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残暴方式来对付反叛的异教徒，倒是很快就将反抗行动镇压下去了。然而，随着天主教统治者号召他的部下杀了所有反抗力量，他们与农民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为紧张，以至出现敌对状态。例如，在1625年，村民们在自己伯爵的号召下，与提利率领的天主教部队展开了激战。村民们袭击了部队营区，将营地内所有的部队士兵，以及随队的妇女、小孩统统杀绝。士兵们自然地对村民进行残忍的报复，烧了他们的村庄，杀了所有能找到的村民。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村民们一直对士兵所犯的抢掠以及其他暴力行为进行反击。他们零星地，但却是相当广泛地伏击部队的掉队者，袭击小股部队。前面提到的那位曾评述士兵抢掠行为的苏格兰军官也经历过与老百姓为敌的场面。他称这些村民为乡下土匪，村庄为匪窝。他写道，在一次行军途中，“鲍斯威尔上尉落在团队的后面，结果被一群经常与士兵为敌的乡下土匪给杀了。……部队对此没有什么报复行动。当然，那些乡下土匪跑了，匪窝也被烧了。”还有一次，他记载了村民们是如何残暴地对付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残忍地对付我们那些出去抢劫的士兵。他们割了士兵的鼻子和耳朵，挖了他们的眼睛，剁了他们的手和脚。当然，我们的士兵以其他各种同样是残忍的手段，对村民们也进行了应有的报复。在行军途中，部队烧了许多村寨，杀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他甚至还描述了一段农民对驻守部队的屠杀行为。当驻守部队被围而投降时，士兵从驻守的镇中走出来，身上没带武器，“一贯残忍地对待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看到没带武器的士兵出来时，想起了这些士兵们在冬季曾残酷地对待他们的情景，便疯狂地对士兵施行了暴力，将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击倒在地。”“对这些可怜士兵们的屠杀行为”，一直持续到这位苏格兰军官的上司下令，让他派兵进行干预，“镇压这些村民”以保护自己士兵。他的士兵照此做了，“抢走了这些村民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各种财物，尔后，则统统将他们击倒在地。”
在与那些经常处于分散状态的村民们的斗争中，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是赢家。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兵们已经很难再找到足够的食物了。因为，一方面，士兵自己在抢掠，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得向军队提供战争特别税，这已耗尽了德意志的资源。军队的破坏行动不仅耗尽了劳动产品，也严重阻碍许多地区发展生产。比如，在1618年战争刚开始时，某地区有1717间房子，到1649年只剩下627间，有316户家庭幸存下来。原来的4616头绵羊已经不见了，原来的1402头牛也只剩244头。像这种地区已不可能再养活军队以及数目庞大的军队其他随队人员了。例如，一支只有480名士兵的步兵部队，还带有74名佣人，3名随军小贩，314名妇女和儿童，160匹马。1635年，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将军，嘉拉斯伯爵率领他的部队准备到一块资源枯竭的地区过冬。虽然部队已尽全力进行抢掠，但是，这一带已确实没什么可抢的，士兵很快就不断地死去。部队每天得焚烧士兵的尸体，以免发臭。只有几匹奄奄一息的马和几头牛拉着部队在向前挪动。最终，随着冬季的到来，嘉拉斯伯爵只得带着他的部队到了另一块还能为部队提供给养的地方过冬。在这次雪天行军中，有1万到1.2万人死去，妇女们干脆将婴儿扔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活活饿死。可见，有关在战争中存在人吃人的各种说法，现在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施战役也会拖垮一支部队。巴伐利亚伯爵在描述他的部队在一次秋季战役中的情景时说：“绝大部分骑兵只能是徒步行军了。那些不幸的士兵破衣烂衫，衣不遮体，饥肠辘辘，穷困潦倒，疲惫不堪，让人一看顿生同情之心。像这样的部队，如果明年春天还想再使用的话，必须有一段时间进行休整。”驻守部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政府不能给他们发放津贴。一位曼斯菲尔德军队的上校，竟然将他驻守的城堡卖给了敌人，用换回来的钱发给士兵工资。后来，曼斯菲尔德还肯定了这位上校的做法，又重新给他安排了一个指挥职位。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许多指挥官还是守着他们的城堡，但是，他们通过向驻守地区人民征收特别税来维持生活。经常有一些资源匮乏的乡村，不能为部队士兵提供足够的食物。一位小说中的驻守士兵，在谈到他每天的口粮时说：“每天早上，当我拿到我那份口粮时，我就开始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得用这份一餐都不够吃的口粮来维持一天肚子。一些‘精明善赌的士兵’则以赌博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他们通过掷骰子从自己战友那骗取钱财。”会一点手艺的士兵就在镇里找点活干，其他大多数士兵则“让自己妻子找点所谓的妇女活干，比如缝纫、洗涤、纺纱，还有卖旧衣服、讨价还价，还有的甚至去偷东西。”一位与助产婆结婚的士兵，他的日子就过得好一些，而另一位士兵的妻子没有手艺，因而“只能在野外采集野生果菜来过日子，在冬天采集蜗牛，春天采集生菜，夏天掏鸟窝，秋天采集各种水果。”
部队官兵与地方老百姓之间的敌对关系，大多是由于未领到工资的士兵从老百姓那掠取口粮和工资造成的。未领工资的官兵还干了许多破坏性的事，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表面看起来，他们通过对老百姓的掠夺改善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守军的供给，但实际上，这却是在毁灭嘉拉斯伯爵的军队。士兵之所以去抢或偷老百姓的粮食和日用品，根源还在于统治者雇用了总数超出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士兵。由于不能支付士兵酬金，这就带来了军队这种低效率而且往往是破坏生产的后勤保障体制。尽管统治者还欠着士兵的工资，但军队的抢掠行为带来了部队出现掉队和开小差现象。这些现象不断地使部队的规模在缩小。由于不能给士兵支付工资，部队就难以控制士兵的抢掠行为，也影响着部队的纪律。而军队的纪律，是指挥官们公认的决定战术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士兵的抢掠行为还激起了老百姓的敌对情绪，阻碍了官兵的行动，导致了军队兵员的小规模持续外流，使得当地村民要么藏起来，要么与部队展开斗争，以保护他们自己本打算出卖的货物。统治者尽管自己难以抵挡招募过多士兵的诱惑，但是，还是想摆脱这种有害军队自身的后勤保障体制。这种后勤体制不仅降低自己领地的价值，同时也减低了自己希望得到的敌对领地的价值，相反却有益于增大对方军队的力量。这种后勤体制不仅不能用于维持军队作战，相反却暗中起着破坏性作用。
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希米亚军队承包商——阿尔伯特·冯·华伦斯坦看到了现有后勤保障方式对后勤和战术的不利影响，因而，引进了一种更有计划、管理更好的后勤体制。
华伦斯坦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小贵族家庭。由于与一位比自己年长但很有钱的寡妇结婚而成为富有人士。在三十年战争初期，他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位法定的军队承包商和财政家。当皇帝将从新教徒手中夺来的庄园作为回报送给华伦斯坦后，他便成了皇帝的总军事签约商。在1626年，他用自己的钱负责为罗马教皇招募整个军队，并答应提供全部财政支出。教皇则授予他任命自己手下的所有军官的权力，同时，准许他征集维持军队的战争特别税，以偿还他招募军队的初始费用。
华伦斯坦在自己领地内是一位有胆有识、有魄力的统治者。当筹建起他的军队后，他将作为自己军队后勤保障基础的战争特别税扩大使用范围，用来维持新招募的军队。在早些时候，曼德菲尔德就指出，“如果不支付士兵薪水，而光靠军队纪律是难以保证将士兵们留在军队的。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战马，都不是光喝西北风就可以生存的。他们使用的武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会不断磨损、消耗和破裂的。如果他们还想再购置一些，那就需要钱。如果他们想要这些东西，而又不能为之提供，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在哪看到，就从哪儿拿。这不光是他们个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
华伦斯坦也认为，不支付士兵工资会坏了军队一切大事，士兵会因此不守纪律。他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筹集钱财和粮食，以及时支付给他部队的士兵。他通过几乎近似残酷的强制方式征收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税收。这种以战争税收养活军队的方式对于提高后勤保障效率是有益的。由于他定期地支付士兵工资，士兵的抢掠行为相对减少了许多。他的这种后勤保障体制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装备，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提高了部队战斗效能。华伦斯坦既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又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强调，他的士兵不能去扰乱地方老百姓，相反要小心地保护当地的村庄和居民，以保证农业生产能正常进行。他也从地方购买食物以供应部队，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生意是他与自己在做。他一般从自己波希利亚庄园购买谷物和烤面包，他还在自己庄园内为部队生产服装和加农炮弹。
华伦斯坦和提利的天主教联盟军队成功地击败了丹麦人，获得了一大半丹麦国领地，同时占领了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领地。这一大片领地的资源很好地养活着他们的军队。因此，罗马皇帝几乎都未动用那本已是空虚的国库为华伦斯坦军队提供给养。华伦斯坦那兴旺的商业军事事业，收回了他招募军队时的投资。这也可以说是对他出色管理能力的有力回报。这巨大成就促使他萌发了要改组罗马帝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华伦斯坦在生活上的铺张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他外出旅行时，光他自己和随身侍从就用了5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其他私人服务人员又占了另外1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厨房工作人员和保障人员又占了50辆4匹马拉的马车。另外，还有50名马夫赶着100匹马以供他个人使用。他成功地击败了丹麦军队，消灭了对手，这使得他的势力大增，连他的天主教雇主们都感到不安。最终，天主教皇削减了他的部队规模，并于1630年解雇了他。华伦斯坦因此回到了波希米亚，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
欧洲三十年战争：改变德意志帝国政治格局的战火
布拉格扔出窗外事件：1618年5月23日，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冲进布拉格城堡，以侵害宗教自由的罪行将两名哈布斯堡王朝大臣及一位书记官从窗口扔出。由此直接引发了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令农奴制在德意志复活
三十年战争似乎加深了德意志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而这长期以来就是德意志社会的特征。战争结束时，许多农民没有资本重新养殖牲畜和家禽，或重新添置在战争中毁掉的篱笆、谷仓、工具和建筑物。很多人背上了令人绝望的债务，无法重新起家。
对于他们来说，重新耕种自己的土地让人看不到多少希望。同时，工资又特别高，因为战争的伤亡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农民干脆卖掉世代继承的土地，其社会地位由自耕农沦为佃农。在德意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霍亨索伦家族(the Hohenzollern)的土地上，比如在勃兰登堡，农民的身份沦落甚至更为极端。
为了让贵族同意他们可以不经各社会等级允许而征税，霍亨索伦家族做出让步，即贵族可以将其土地上的农民视为农奴，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在西欧正在消亡的农奴制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缘故，在德意志的许多地区又获得了生命力和合法性。
战争对德意志的政治组织形态没有明显的影响
乍一看，或许很难看出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政治组织形态有什么影响。战争开始时，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皇帝的实际权力仅局限于他们的家族领地，例如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在帝国境内的其他地方，数百个领主统治着他们各自的公爵领地、伯爵领地、主教辖区和城市，很少把皇帝放在眼里。
战争结束时，这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哈布斯堡家族依然享有帝王的尊贵，而各类领地实际上依旧是独立的实体。的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这些领地的统治者实行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权利，这在理论上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然而实际上，他们早就在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了，不受皇帝约束。因此三十年战争和《和约》对他们的地位没有什么影响。
哈布斯堡家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起与落
其实，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政治和宪法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体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长期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寻求增强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将帝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三十年战争是他们为实现统一德意志的目标所做的真真切切的最后尝试，但他们失败了。
17世纪20年代末，整个德意志的实权似乎已经掌握在哈布斯堡家族手里。德意志境内强大的新教诸侯国，尤其是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已经倾向于谨慎地在一旁观战，而非冲在前面帮助它们被围攻的信奉同一教派的盟友，从而冒军事灾难的风险。
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已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由于有诸如蒂利伯爵和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这样的杰出将领在其旗下效劳，继续取得军事胜利似乎没有悬念。斐迪南从软弱无能的新教公爵手中夺取了梅克伦堡公国(the Duchy of Mecklenberg)，他还将这片广大且重要的土地赠予他的爱将瓦伦斯坦，从他的这些举动中就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和野心。
他于1629年春颁布的《归还教产敕令》更加明显地揭示出他的信心和野心。该敕令宣布将1552年以来改信新教的高级教士拥有的土地全部还给天主教会。如果该敕令得到执行，将极大地削弱许多新教诸侯国，将它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土地从其领主手中夺走，这样一来，一旦时机成熟，皇帝将来可以接管这些土地。此外，该敕令将极大地加强皇帝在整个德意志的权力，因为皇帝实际上可以任命许多信仰同一教派的新富和新贵。他任命的肯定是自己的忠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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