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外文名：Paul Joseph Goebbels

国 籍：德国

民 族：德意志

出生地：莱茵地区雷特城

出生日期：公元1897年10月29日

逝世日期：公元1945年5月1日

职 业：纳粹德国宣传部长，后任纳粹德国总理

毕业院校：波恩、慕尼黑等大学

信 仰：纳粹主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

主要成就：宣扬纳粹主义，反犹主义，成为纳粹德国宣传部长及纳粹德国总理

代表作品：《迈克尔》《戈培尔日记》

才 能：演说家

败 笔：焚书活动，煽动战争狂热

希特勒：被纳粹宣传机器神化的德意志领袖

　　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在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所有伟大的诗作都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布莱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国政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位出身贫寒的下岗画家、退伍军人，在这个注重门第和阀阅的国家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当这位天才的煽动家，在德国议会大厦激动地发表宣言时，整个德国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进入一场长达12年的亢奋高潮，并在最后迎来致命的终结。

　　曾经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钢铁意志的率领下，开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帜各方面进行全面的锻造：在那钢制的古罗马大纛下，复活了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古罗马帝国的军礼，德国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腰杆也伸直了。

　　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文化大扫荡

　　在“新生”的德意志领导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满了“封、资、修”，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扫荡”，对公众生活进行“政治解毒”。

　　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文学被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政治写作、阶级写作和专制写作”成为时代的主流。

　　纳粹党的效率相当地高：从作家、出版商到书商、图书馆员等，每个环节都迅速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也如同军火一般，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作为“堕落、反动”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书运动和禁书“黑名单”，则确保了国家公民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不被污染。

　　波恩大学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一位犹太教授的高足，作为党的“才子”兼忠诚战士，在帝国宣传部建立了文化协会，以便团结、带领、教育和改造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把他们“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戈培尔认为，“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到1938年底，纳粹党共将84批、约5000名不听话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驱逐出国。这些背井离乡者是幸运的，他们终于躲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一个名叫“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的机构，负责那些能鼓舞人的优秀文学产品的“生产”;而另一个叫做“国社党监察委员会”的机构，则成为质量监督总局，专门负责对那些关系到党的生命安全的哲学、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质量检查。

　　纳粹党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群纳粹“新诗人”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全社会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大干“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歌。这些作品甚至被谱成歌曲，响彻第三帝国。

　　这个狂飙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尔(HorstWessel)的诗人兼冲锋队领袖。豪斯特?威塞尔死于纳粹党夺得政权前的曙光之中。尽管有人说他是死于政敌的暗杀，也有人说他无非因为争夺妓女，而被情敌干掉，版本各异，但这并不妨碍纳粹党将他制造成新时代的偶像。他的诗歌作品《高举旗帜》，被纳粹党定为党歌(歌名又称《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全力包装和炒作下，这首“第二国歌”随着德军的铁蹄而唱遍了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处。

　　这些闪着刺刀寒光的诗歌，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当然不只是靠着纳粹党。

　　早在第三帝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Kolbenheyer)、布鲁克(Blunck)、弗伦森(Frenssen)在内的一批激进作家，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纳粹党执政后，“革命”作家们的作品，被称为“真正德国文献”，成为第三帝国新的圣经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新圣经”，纳粹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扬。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权之前就鲜明地提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在纳粹党执政的短短数年间，德国经济得到腾飞。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安排下，绝大多数德国公民(除了那些“国家公敌”)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会保险、国民福利、有薪休假等，这些“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称要让“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民意的支持，令纳粹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理直气壮。

　　在那些“真正德国文献”的示范下，第三帝国建立起了有严格程式的官方写作规范。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配合下，与这些范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灭。“真正德国文献”终于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德国刺刀”。

　　作为第三帝国“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帝国作家协会设定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政审标准：“雅利安鉴定”。“雅利安鉴定”，就是要作家们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查和照管的权力”。这其实是一张充满“霸王条款”的卖身协议，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阶。不管是真的为了理念，还是只为了饭碗，“雅利安鉴定”终于成为那些德意志作家们时尚的行为艺术，尽管他们的前辈同行们曾经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头颅和心灵。在纳粹党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长”为领导干部，也在经济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则成为这一帝国文化“军队”的“精锐”所在。一群年轻的政治诗人，在帝国的支持成为党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诗歌

　　将领袖神化，成为帝国文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Schumann)热烈地讴歌道：

　　“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

　　这成为“领袖”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

　　我们紧握他的手……

　　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

　　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军歌一样，纳粹党诗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即使同样的死亡，也完全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

　　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须涌流……

　　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

　　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

　　血必须涌流……

　　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

　　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

　　血必须涌流。”

　　这类“抽筋”、“剥皮”、“下油锅”的革命词汇，能有效地压制“革命者”那内心深处被人性本能所激发出来的畏惧。而充斥其中的粗词鄙语，则以草根形式，记录下那个野蛮时代的非常态生活和心理。

　　纳粹诗人们不仅拿起笔杆子热烈地歌颂领袖，也扛起了枪杆子投入了战场。

　　汉斯·保曼(HansBaumann)是帝国青年的骄傲，因其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贡献，而荣获纳粹党内最高荣誉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奖”(DietrichEckartPreis)。他不仅能写诗，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国官方工会“帝国劳工阵线”的会歌，就是他的作品，标题充满了纳粹特色：《朽骨战栗》。作为帝国青年部的文化事务负责人，保曼成为纳粹党团结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国诗人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对诗人的考验》，成为帝国诗人们用诗歌捍卫“神圣的纳粹主义”的号角。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典型，并没有在后方享受自己的荣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间，汉斯?保曼以501宣传连连长的身份，驻守在德国东部战线，与冰雪严寒及枪林弹雨朝夕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枪，在前线浴血奋战，直到1942年受伤后才回到斯图加特，随后成为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海因里希·阿纳克虽然是瑞士人，却主动加入德国国籍，作为帝国文化协会委员，战争期间，他一直服务在最前线，有时分析情报，有时当卫生员，有时则干脆扛枪作战……

　　纳粹的诗歌能作为枪炮和刺刀使用，并且锋利无比，或者正是因为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实践了一种残酷的血与火的“行为艺术”。

　　“内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并不能将所有的诗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国的阴影中，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地下诗歌。

　　内心流亡(InnereEmigration)成为德语文学界乃至其它强权体制下的一个特有现象：肉体被捆绑在了体制的战车上，内心却可以选择漠视、逃离甚至反抗。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所谓“腹诽”。

　　体制外的一些作家，选择了抗争，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要面对成为“国家敌人”的杀身之祸。其中的集中营文学，就是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已经置诸死地，一些集中营的管理者，反而干脆对集中营内的反抗文学大开绿灯。

　　用诗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国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是弗里德里希?荣格尔的“颂歌”《罂粟花》。这首诗歌尖锐地嘲讽了纳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径：

　　“游说者让我反感……

　　江湖术士靠花言巧语，骗子靠牵强附会为生，

　　救星，拯救欺诈，医生，畏惧死亡……”

　　盖世太保对荣格尔进行了调查，但蹊跷的是，对于这位一度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体制内诗人，盖世太保似乎选择了网开一面。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荣格尔奇迹般地毫发未损，甚至还能继续出版作品。而《罂粟花》的出版商，却不得不承受杂志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惨命运。究竟是纳粹的宽容，还是另有隐情，这也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迷团。

　　体制内的一些作家，选择了离开，放弃特权、地位和被豢养的生活。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女诗人胡赫(RicardaHuch)，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反抗纳粹的诗歌，如《至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认为纳粹犯下了“血红的罪责”，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位被人称为“德国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于写诗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吊诡的是，与荣格尔一样，胡赫奇迹般地被戈培尔那可怕的专政工具忽视了。

　　更多的“内心流亡”者，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本来进行高调的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选择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当然，也有人干脆沉溺于类似十四行诗那样的“精装文学”，躲进文字技巧中，“用诗歌赦免自己”，同时也麻木自己。历史题材作品，尽管不断地受到严密审查，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一些非纳粹党办的刊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Rundschau)、《新评论》(Neue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为“内心流亡”的主要地点。

　　废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杀结束了一个时代。那些成为刺刀的诗歌，被帝国的废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经持刀的诗人们，则不得不在帝国的废墟中挣扎求生。

　　汉斯?保曼进了苏联人的战俘营，学会了木雕的同时，还学会了俄语。这位昔日的青年领袖，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说、散文和童谣，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儿童文学中，用寓言式笔调描写历史事件，反映人在极端权力下的思想状态。有人将这看作是他对历史的反思，也有人认为他试图通过对纳粹领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脱自己的责任。

　　海因里希?阿纳克则“幸运”地被英国人关押，参加60天强制劳动，进行“去纳粹化改造”。而在苏占区，他的作品被定为文化领域的毒草，需要坚决清除，如同当年他们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样。他一直以创作为生，不问政治，成了新时代的另类“内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则一直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右翼的旗帜性人物。在被关押3年后，他成立了“欧洲图书俱乐部”，拥有二十余万会员，其中有相当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该俱乐部被贝塔斯曼集团收购后，其中的一些右翼写手，也成为贝塔斯曼的作家。

　　从纳粹激进者奇怪地转变为“内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则成为战后德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获奖无数，成为极少数能在任何政治气候下都“畅销”的“风派人物”。

　　而屠杀犹太人，则是为了牢牢的将德国人民和自己绑在一起，当然，也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和我们天朝当年的“斗地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制造出敌人后，释放民众的不满情绪，又可以“合法”的剥夺他人的财产，并且，让众人都尝到甜头，赢得人心。

　　而且，当每个人手上都自动或者被迫沾满血腥，那我们永远只能沉沦在地狱中，成为魔鬼的帮凶，即使，有一天良心发现，也只能走向这条不归路。但是，也有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真正忏悔的人，即使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都愿意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们还有子孙。

宣传让整个国家陷入歧途：德国纳粹时期的黑色教育

西方启蒙教育提倡每个人都有价值，国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维护个人价值，并通过国家手段使个人价值充分体现出来。而在纳粹时代， 这些意识全部都被毁灭了。

德国的教育之所以特别重视人的尊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的意识，注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摈弃暴力，这跟德国经历了"黑色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如今在德国，维护人的尊严已成为全体国民自觉自愿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全部权力的职责。"

第二条是："为此，德国人民确认不容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每个人类集团、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

恰恰是德国，在这一点上有着极为惨痛的经历和教训。那就是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在纳粹党极权统治下的德国教育被称为"黑色教育"。

　　黑色教育

在纳粹之前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学校已经开始用民主的方式教学。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认为，人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国家的义务就是保障个体的自由。因此洪堡主张国家必须保证教育的自由和独立性，限制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干预，这样才能培养出好的国民，提升国民整体的素质。

在魏玛共和国(1919-1933)时期，德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煽动公众，所有赞扬战争的教科书一律被清除。那个时期，每个学校建立学生家长的咨询委员会，家长、学生和老师对于教学内容有共同决定权。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以德国人民精神和民族间的和解为前提的道德教育;培养国家公民意识的政治教育;促进个人潜力发挥的能力教育。教育法规定，在一个公众学校的课堂里不能伤害到别人不同的思想。每个毕业生由学校赠送一部宪法。

然而，到了纳粹时代，纳粹党的教育制度一步步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体制。学生家长咨询委员会在1934年被废除，家长从此没有权利过问学校教学的内容。希特勒的独裁替代了人民自主权。"宣誓"曾是德国学校的传统。在魏玛共和国初期，誓言是："我遵守和服从宪法。"

可在希特勒之后，誓言变成了：

　　"我遵守和服从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

1933年5月，纳粹党建立了帝国宣传和人民启蒙运动部，它是纳粹党控制的关键的政府部门之一，主要通过书籍、报纸、广播和电影等当时已有的一切媒介，进行覆盖全社会每一角落的宣传，不断重复一些煽动感情、很容易让人记住的口号，以及与纳粹思想相配合的视觉形象、文字图像、声波等，让人们每时每刻都置身于这种宣传氛围之中，耳濡目染。

到了1934年，纳粹又建立了帝国教育部，把教育政策和机构置于纳粹的领导之下。在以"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名义而把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学校成了培养纳粹人的重要基地：在学校建立了纳粹组织;三分之一的教师成了纳粹党的党员;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加入了纳粹教师联盟;中、小学生也要加入纳粹青少年团体;犹太教师和不符合纳粹政策的教育界人士被解雇;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不是纳粹政团体的一分子等等。著名的"烧书运动"就是德国大学生联盟的学生在纳粹教授的支持下在公开场合进行的。

希特勒本人把历史理解成为是各民族抢夺生存空间的过程。他认为，最强最优秀的民族最应该获得生存机会，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于是教学的内容必须以希特勒的思想为准绳，宣传德国的扩张;让学生们为德国版图在不断扩大而感到自豪;接着灌输德国民族作为优等种族的意义和命运。在战争期间，每个班都要记战争日记，学生必须能背出德国军队的最新消息。一个学生回忆说："学了多年的《我的斗争》和《纳粹党规》之后，我还是很纳闷地问我的父亲，到底什么是纳粹主义?我的父亲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但是非常恰当，他说：‘纳粹主义就是希特勒的意愿，惊叹号!’他连惊叹号也很响地报给我听。"

在德语课上诵读文学作品是德国的一种传统。但是在纳粹时期，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煽动学生的战争情绪，大力歌颂历来战争中为了德国而献身的英雄。课文中也不断宣传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放弃个人需求、幸福、甚至生命的榜样，努力在学生的脑袋中建立一个意识，那就是：在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没有自身价值，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一个纳粹时代长大的德国人后来在一部反省纳粹历史的纪录片中感叹道："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学习为了国家而死，从来没有学习过为了国家而活!"

一位德国心理学家曾经在一部影片中分析纳粹的教育制度。他说，对于孩子，纳粹运用了"黑色教育"，即灌输所谓的"刚强的意志力"。从孩子出生起就对孩子的哭闹和乞求不做出让步，让孩子从小习惯战胜感情、眼泪、同情和软弱。这样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顺从。因为他们从自身成长的经历中知道，只有顺从才不会受到惩罚。这种教育方法是为了培养出不受感情波动、没有内心世界、能够把纳粹的愿望完全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坚强行为的接班人。被注入这种思想的孩子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身上究竟被植入了什么样的非人性程序。因此，很多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在极权制度中并不感到痛苦，反而很幸福地去认同，甚至产生激情，可以为了所谓崇高的理想和国家民族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对付他们认定的敌人，用任何一种方式去惩罚和迫害反对者。人与生俱有的自然情感不会成为他们杀人的障碍，他们的良心不会遭到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在纳粹时期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人们却可以平静地接受。

这位心理学家还分析道：

"那时候的人们从智商上来说并不愚蠢。如果适应是必需的，那么智慧反而会帮助一个人克服无数曲折(而去适应形势)。这就是为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容易成为极权制度的信仰者。"

宣传和教育被纳粹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在成立宣传和人民启蒙运动部的1933年，纳粹便开始生产一种纳粹设计制作的半导体收音机，只卖76帝国马克，比当时市场上卖200到400帝国马克的收音机要便宜很多，被称为"民众接受器"，人们也戏称为"戈培尔的喉舌"。(戈培尔是纳粹宣传部长。)之后，广播很快成为了纳粹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宣传方式。纳粹也大量收集德国民众的思想动态，随时调整宣传策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更新宣传内容。

西方启蒙教育提倡每个人都有价值，这种价值在国家面前必须通过基本人权得到保护，国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维护个人价值，并通过国家手段使个人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发挥出来。而在纳粹时代，这些意识全部都被毁灭了，个人消失在纳粹掀起的全民运动中，每个人都被迫承担纳粹肆意给予的任何一项义务和任务，包括杀害别人以及为了所谓的理想、抱负、大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可以被利用、被动员，成为折磨杀害他人的人;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处于被轻视、被侮辱、成为被他人折磨杀害的对象。

　　深刻反省

二战后，希特勒纳粹政权残忍的真相被大量揭露出来，但在最初的几年里，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认识还十分迟钝。许多德国人不愿意谈论这段历史。对这种状况，盟军认为应该从年轻一代抓起，根除纳粹和希特勒的影响，使德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于是建立了许多青年俱乐部，有的德国人称之为"洗脑间"。我在海德堡市中心就见过一个。早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盟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法令，就是废除纳粹帝国的教育体制和各项法西斯的教育政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西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一方面抗议越南战争，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强烈地要求父辈们公开讨论纳粹历史。在1970年代末期，西德电视台播出了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一个犹太家庭在第三帝国期间仅有一名成员侥幸活了下来，其余的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死亡。这一连续剧引发了西德人激愤的情绪，引起了全社会的激烈讨论。此后，纳粹德国史成了德国中学的必修课程。

在德国的中学，从7年级开始，课上的内容就离不开德国纳粹党和希特勒领导下的第三帝国。除了在德语课读描述纳粹时代青年人的小说外，我们也在伦理课上看诸如《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历史课上更是频繁地播放关于纳粹时代的历史纪录片。有一位15岁犹太姑娘，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在1945年3月死于纳粹集中营。她的日记就成了我们的课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大屠杀见证人陆续过世，为此，请还活在世上的大屠杀幸存者讲述他们的经历，并将他们的经历拍成纪录片便成了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幸存者当时的年龄一般都是中小学生的年龄。如今这些纪录片成了我们上课的极好素材。

我们看得最多的是关于纳粹青年的影片，讲述的是纳粹党取得政权后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和"德国女孩联盟"等青年人组织，它们把学生们拉入各种纳粹党之下的分支组织中。在那些影片中，我经常看到德国中小学生身穿制服，整齐排列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大家斜举着手臂向纳粹旗致敬，喊着口号。队伍行走时，大家的步伐一致，手臂挥动一致，好像一群机器人。这些情景让我的德国同学感到很震惊，但是对我来说，倒并不陌生。影片是黑白的，我赶紧在书上翻找纳粹领巾的颜色，是黑色。

除了在教育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西德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1985年，德国联邦议院做出决议，否认大屠杀发生的人要受到处罚。1994年，统一后的德国出台了更为严格的法律，其中规定，那些公开赞同、否认或者粉饰大屠杀的人将受到轻则罚款、重至五年徒刑的惩罚。经过了这么多年自我反省式的教育之后，我感到，今天德国青年绝大部分唾弃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崇尚民主、自由制度。可以说，二战后，欧洲一直在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极权统治这样的悲剧重演。建立欧盟的目的也在于此。虽然纳粹统治离德国人已经久远，但德国仍不放弃在全社会不断展开自揭疮疤、自我反省的运动。在电视节目中。人们经常看到大量的有关第三帝国的专题片和讨论。在德国，哪怕出现一丝一毫赞赏第三帝国的言语都是极其敏感的。德国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播在推销自己关于妇女回归传统角色的书时，对着观众公开赞扬希特勒独裁下的第三帝国时期的儿童、妇女、家庭的政策，结果电视台立即中止了与她的工作合同。后来某电视台想给她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邀请她参加谈话节目。电视台本期望她公开收回自己的话，向观众道歉。可她在节目中再一次为自己的言论辩护，结果被当场请出节目现场。这一事件一度成为德国媒体与大众的热点话题。

不过，和德国年轻人多年的接触，我发现他们由于自己国家历史上的罪恶而感到很不自信。德国人往往不敢表现出自己爱国，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支持自己国家的一切，包括历史上纳粹的行为。在大型国际活动中，高举国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德国人却有些战战兢兢。前些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办，德国媒体这样评论："作为有着出色表现的国家球队的世界杯东道主，德国人民面对全球的外来游客冒着随时随地被称为‘纳粹’的风险而骄傲地亮出了黑红黄的德国国旗，好好自信了一回。"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一旦走入歧途，不仅会给别国和自己带来巨大灾难，而且灾难过后，还会给自己的民族留下多么巨大的阴影，几代人都挥之不去。

史上最强的政治广告：纳粹宣传部长的攻心广告

希特勒说：“狂热是唯一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巨大力量。”

而强(sang)势(xin)有(bing)力(kuang)的宣传，是纳粹党在位期间制造狂热的不二武器。

担纲纳粹宣传大任的是一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你一定听说过“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这也被称为“戈培尔效应”。

我们扒拉了几条戈培尔的宣传语录，站在广告从业者的角度给出解读，供你们鞭笞：

　　1、“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

——这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动手写文案之前，首先要知道对谁说，然后再以他们可以接受的语境来说。那些在乡野山村刷墙的广告主们肯定深知这一点，“娱乐节目选得好，老公周五回家早”;“孩子只生一个好!安全，装360”……

　　2、“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

——唯目的论的观点，让人根本无法辩驳，就像我无法辩驳“广告好坏无关紧要，促进销售就行”的说辞。

　　3、“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面对那些有坚定想法、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消费者、客户，其实是最好伺候的，满足他的要求即可。对那些没有主见同时又不放弃自己主见的人，尽量让他远离你，或者，你远离他。试图叫醒一个装睡和死睡的人，都太难。

　　4、“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注意是重复“有效”论点。在今天这样的传播环境中，把一个卖点变着法儿来说仍然是行得通的。

　　5、“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品牌走情感路线不会过时的前提：你有一个好故事。

　　6、“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看看那些“行业领导者”、“一处水源供全球”、“最好用的手机之一”、“收礼只收……”之类的广告词还铺天盖地的出现在媒体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文案君不负责任提醒，嗤之以鼻后，记得认清现实——这真的是有效的。

　　7、“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麻醉、催眠，从来都是广告的一部分功效。如果要让别人当真，你也需要代入其中，自我麻醉，自我催眠。

8、“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广告，永远都是为广告主……的钱袋子服务的。

　　9、“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好的广告让差的产品死得更快，给出恋人空口承诺之前，请想一想，你准备了多少种死法。

　　10、“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必须把客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样。。。弯路会少走，收款可能也会快那么一丁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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