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华尔纳

外文名：Landon·Warner

别 名：兰登·华尔纳

国 籍：美国

出生地：美国马萨诸塞州卡布里奇镇

出生日期：1881年8月1日

逝世日期：1955年6月9日

职 业：文物盗窃犯，探险家，考古学家

毕业院校：哈佛大学

主要成就：盗取、破坏中国敦煌壁画

代表作品：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万佛峡：一个九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

妻 子：罗兰·罗斯福

岳 父：西奥多·罗斯福

华尔纳：全称兰登·华尔纳，臭名昭著的敦煌文物盗窃犯

全称兰登·华尔纳(Landon·Warner)，臭名昭著的敦煌文物盗窃犯，也是所谓近代美国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者。188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律师家庭，1899年入哈佛大学学习，1903年毕业，1905年重返母校哈佛大学进修考古学一年。1906年后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1916年来华为新成立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收集中国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随即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敦煌，剥离莫高窟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

华尔纳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其旅行记录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1925年2月，他又组织一个7人的考察队，并邀北京大学陈万里同行做释读汉文碑铭工作。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只购得一件敦煌写本《大般若经》，后转到安西榆林窟考察。1938年发表专著《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陈万里所著《西行日记》记载这次考察情况。

华尔纳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参加了拉斐尔·庞泼莱的地质学和考古远征队，到过俄属中亚细亚。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又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修养，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华尔纳也曾前往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堡等地参观过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科兹洛夫等人盗取的中国西北的文物，并与一些当时西域美术方面著名的中国美术专家和汉学家有过接触与交往，也读过他们的书，使他对中国西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他的专业关系，以及他曾来中国北京商谈美国人在中国建立考古学校事宜，因此这一切促使他特别想到中国西北进行实地考察的愿望。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博物馆也正在物色人物，准备前往中国西北从事古物搜集，当然华尔纳成了最佳人选。

1923年7月，华尔纳一行到达北京，找了一个叫王近仁的翻译，并由于政治原因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为他们在中国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考察团首先由北京到西安，然后才正式开始考察，第一个目的地是黑城遗址，即额济纳，早在此前俄国人科兹洛夫已来过此地，并有大量的发掘，得到了大量十分珍贵的文物，包括在一个塔内发现的古写本图书馆。因此华纳的考察收获不大。于是前往敦煌，中途杰恩因为身体原因返回北京。1924年1月华尔纳到敦煌莫高窟之后，藏经洞中的国之重宝早已瓜分得一干二净，因此藏经洞与他倒没什么干系，在经过参观考察之后决定进行壁画剥离和彩塑的搬迁方式，进行文物盗劫。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身，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当时他用特制的胶布，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壁画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今天走进一些洞窟仍感是触目惊心。华尔纳在敦煌盗割剥离的壁画，由于保护技术的失败，完全破碎，人为地造成破坏。另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当时由于气温寒冷，不利于胶水的使用，加上他也缺乏助手，便在剥取了壁画之后，于1924年4月返回兰州，经北京回国。其旅行记录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他是造成中国敦煌文物掠夺盗取并破坏最为严重的盗贼之一，为世人所不齿)

华尔纳是怎么偷走敦煌壁画的？敦煌的文物都还回来了吗

兰登·华尔纳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讨人喜欢，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开展猎获和征集藏品之旅。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的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谢尔曼——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后，玩赛船，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罗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堂兄的女儿。

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俩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俩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代用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了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中国漫长古老的道路》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出土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 “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遇险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十分混乱。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阁下在睡觉。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1226年，党项人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河流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盗取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倍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华尔纳在敦煌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偷盗敦煌文物

后因为他的经历与收获，使他获取了很大的荣誉。于是他决定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察活动，目的地仍是敦煌，主要是为了更多更好地揭取壁画和搬走彩塑。于是着手组建第二次考察团，考察团成员由6人组成：华尔纳、杰恩、丹尼尔·汤普森(负责剥离壁画)、阿兰·普列斯特、霍拉斯·史汀生(负责测绘)、查理德·斯达尔(负责摄影)，组成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名为考察团的偷盗团伙，主要是针对莫高窟285窟，准备将此洞窟全部搬到美国。由于华尔纳第二次考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中国寻找一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校，选中了北京大学，虽然这种合作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和排外情绪而搁浅，但是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作为中国专家随队西行。陈先生的西行虽然表面上是为考察队解决一些古文和语言困难，实际上主要是阻止华尔纳盗劫我国文物，给考察团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有效地保护了祖国的文物，也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沿途所发生的事均记于他后来的个人日记《西行日记》中。

是1925年2月16日离开北京的，5月19日到达敦煌，在和县政府接洽的过程中被拒绝了考察千佛洞的要求，因为华尔纳第一次的破坏行为已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他们也向王道士责问此事，并使得王道士不得不靠装疯卖傻地过日子。经过一翻商讨，最后给考察团一系限制与规定：

1、考察团成员不准住宿千佛洞;

2、考察团的成员参观千佛洞要由当地派出的人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回县城;

3、不准破坏壁画及其它一切文物。

不仅如此，当地老百姓组织了一队人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时时有发生武力的可能性，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一行也不得不草草结束考察活动，只活动了3天便于5月23日离开敦煌。之后又去了安西榆林窟，在那里偷拍了一些照片，1938年发表专著《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

当时由于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北京大学最终决定不与哈佛大学合作，并电令陈万里与考察团决裂，提前返校。美国一方也考虑到中国国内的形势，电报要求华尔纳一行结束活动回国，于是华乐纳不得不解散考察团，中止考察活动，于同年8月返回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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