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凯文·卡特
外文名：Kevin Carter
国 籍：南非
出生日期：1960.9.13
逝世日期：1994.7.27
职 业：摄影师
凯文·卡特：南非摄影师，因直面人性的罪恶和巨大的人性争议而引发舆论
凯文·卡特(Kevin Carter，1960.9.13 - 1994.7.27)，南非摄影师，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因直面人性的罪恶和巨大的人性争议而引发舆论，并因该作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1994年7月27日，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凯文·卡特是南非的一名摄影师，他的作品《饥饿的苏丹》获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美国新闻界最高奖)“特写性新闻摄影”(Feature Photography)。作品内容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
这张照片于1993年3月26日，被美国著名权威大报《纽约时报》首家刊登。接着，其他媒体很快将其传遍世界，在各国人民中激起强烈反响。
当时和凯文卡特一起工作的摄影记者Joao Silva在后来一次采访中从他的角度讲述了当时的拍摄情况。他们随联合国一个派发粮食的直升飞机降落到苏丹，在发放救济粮的三十分钟之内，他们有机会拍一些照片。凯文就在直升飞机附近，据他讲，当时凯文看到了眼前可怕的场景惊呆了，他拍了不少饥饿孩子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孩子蜷在地上仿佛在哭泣，她的母亲正在忙着领取救济粮，暂时没有时间照顾她，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秃鹫在孩子身后落了下来。凯文轻轻地调整了角度，为了不惊扰秃鹫，把他们两个都收进镜头，他拍了几张之后，秃鹫飞走了。 Joao说他也拍摄了同样的场景，但是没有得普利策奖。
颁奖之后不久，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打电话希望采访作为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约翰.卡普兰接受了采访。采访中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
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件事演变为一种谣言，即这张照片揭示的饥饿被忽略，而莫须有的罪名被无限放大。
凯文·卡特：享誉世界的摄影大师
凯文·卡特晚上九点，凯文·卡特把自己最心爱的红色尼桑敞蓬车停靠在了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的一棵橡胶树旁，这里曾是他童年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在黑暗的夜色中，小河对面的约翰内斯堡郊区显得格外死寂，零星的灯光隐隐约约、忽明忽暗，干燥的风让一切都变得暴躁和悲观，这里曾是他生活了三十三年的地方。
约翰内斯堡郊区
卡特下车，把浇水软管轻轻地插到了汽车排气管上，用银色胶带使劲地缠了几圈，然后把软管的另一头伸进了后排车窗，从始至终他都显得那么平静无畏。他钻进了汽车，启动了引擎，一氧化碳的毒气开始在车里弥散。他不紧不慢地把随身听耳机音乐开到最大声，习惯性地从书包右侧的小口袋里拿出了纸和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行字“我非常、非常抱歉，生活的痛苦远远压倒了欢乐的程度，那欢乐并不存在......”
仅仅几分钟，毒气弥漫了整个尼桑车。迷离间，卡特挣扎的表情已渐渐舒缓了最后一寸褶皱，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1994年7月27日，在经历长期的精神痛苦之后，凯文·卡特选择结束自己千疮百孔的身体，这是他告别世界的最后宣言。
凯文·卡特，一个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在三十三岁的时候选择了自杀。而两个月前，他曾是那个站在世界顶级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圆型大厅聚光灯下，备受万人瞩目的天才摄影师;是那个凭借着一幅备受争议的纪实摄影《饥饿的苏丹》而获得世界新闻最高奖项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
凯文.卡特普利策特写摄影奖《饥饿的苏丹》苏丹，一个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贫瘠国度，沙漠、高温、饥荒、贫穷、叛乱、战争是这里独有的标签。
1993年凯文.卡特从《Weekly Mail》辞职，和摄影记者西尔瓦跑到了苏丹，拍摄大饥荒下的受害者。一下直升飞机，他便被眼前可怕的景象震撼了：一望无际的贫瘠荒凉、饿殍遍野、瘦骨嶙峋的儿童、蜷缩哭泣的老人。
苏丹难民沿着濒临的死亡线，卡特依稀听到了微弱的呜咽。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孩，在前往救助中心的路上蹒跚爬行。因为饥饿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他再也走不动了。他趴在原地，蜷缩着身体，脑袋低垂到了地上。不远处，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虎视眈眈，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小生命，等待着这顿即将到口的“美餐”。
贫瘠的苏丹看着这一幕，卡特万分震惊，他随即拿起手中的相机，调整了拍摄角度，轻轻地按下了快门，把这一幕定格在了世人眼前。
1993年3月26日，卡特的这张照片被登在了美国权威大报《纽约时报》上。作为非洲苦难的圣像，这张《饥饿的苏丹》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赞美声和无端的非议已慢慢掩盖了拍摄的初衷和那颗最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
1994年4月12日，消息从纽约传来，这张照片获得了新闻界最高的奖项——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这曾是亿万新闻工作者最向往的最高荣誉。然而，卡特在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他简短的讣告在向全世界暗示着一个道德谎言，即他是被名声的诅咒所毁灭的。
生于赤子之忧患，死于痛苦之迷惘。也许曾经的卡特从没有想过，背起相机、见证苦难、祈祷和平将成为他命悬一线的最后一桢。
凯文.卡特1960年9月，凯文.卡特出生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当时正赶上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荷兰移民掌握着国家权利，整个国家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作为英国移民的后代，卡特一家并没有被荷兰人接受，从小到大他都生活在种族歧视当中。与其它同龄人一样，卡特公开质疑这项政策。“警察们四处巡逻，抓捕没有携带证件的黑人，他们对黑人态度十分恶劣。”整个童年，卡特的周围始终弥漫着悲惨的气氛，对此卡特非常愤怒。他常和父亲争吵，“我们为何不能做一点什么帮帮他们?我们为何不能向警察提出抗议?”
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对于卡特，那颗纯洁正义的灵魂早已深植于心，他渴望黑人能像白人一样受到世界公平的对待和上帝温暖的怜惜。
对黑人实行的种族歧视尽管卡特很爱自己的父母，但他也曾多次说过，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1976年，十六岁的卡特从比勒陀利亚的一所天主教办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学习制药学，一年后他因成绩不好而辍学。那个时候，由于没有延期就学证明，他被应征入伍，加入了南非国防军。
在从军的三年时间里，他目睹了各种令人讨厌的种族歧视政策，那些对黑人军人的不公对待和肆意的讥笑讽刺，无疑都让他心生极强的厌恶之情。一次，他公然站在黑人运动一边，力挺黑人叛乱，那些荷兰移民后裔战友就嘲笑他是“黑人之友”，还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被歧视的黑人要求只能站着漫长的心里折磨，现实与内心渴望平等的赤子情怀在一次次地被击碎。1980年，卡特没有打请假报告就离开了部队，骑上一辆摩托去了德班。他隐姓埋名，做了一份音乐节目播音员的工作。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他很想回家，但是又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无颜面对亲人。失业挫败、内心折磨、悲痛经历，面对着不完美的世界，卡特一度通过吞服安眠药、止痛药缓解精神上的痛苦。后来，他决定回到南非国防军队，继续完成他的兵役。
南非国防军队1983年，卡特为守卫比勒陀利亚的空军司令部而负重伤。拖着伤痛的身体，一年后，卡特退役离开了军队。随后的几天里，他在一家照相机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渐渐地，他开始喜欢上了摄影，并迷上了记者工作。
是这一次，他的心开始重新复苏，他仿佛找到了全新的生活希望，他开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像，喊出了自己内心的愤懑和不满。定格了黑人的不公待遇，企望让全人类都能看到世界的另一端，一群人正在遭受着的战争和饥饿。
凯文.卡特他最先在约翰内斯堡的《Sunday Express》做周末体育摄影记者。1984年，当骚乱在黑人居住区蔓延开来时，卡特毅然回到了约翰内斯堡，集结一些有志于揭露残忍的种族歧制度的白人摄影记者组成一个小团体。这些被称为“南非黑人摄影师们”的白人记者，早已准备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多次被逮捕，但仍直面危险的处境，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丝信念而战。
黑人领袖曼德拉1990年，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与祖鲁族支持的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
非洲国民大会成员对白人来说，在乡镇里工作是有潜在危险的。为减少这种危险，卡特联系了三个朋友肯、格林和西尔瓦在拂晓时分穿梭在索韦托附近。假如持枪匪徒射杀巴士、从火车上把乘客扔下去、在街头杀害某个人，这事通常发生在乡镇居民去上班的路上、在非洲早晨柔和的阳光阴影下。后来，这四个人因为实况报道这些骚乱场面而广为人知，一家约翰内斯堡的杂志为他们起了个绰号“乓乓俱乐部。”
索韦托暴乱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只是因为它不知道虎的威力。卡特想让全人类关注战争的残酷，想让非洲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但，见证悲惨，警醒世人，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次的灾难报道也暗示了他今后的波折人生，将会在惊吓和恐惧中苟且度过。
南非索韦托暴乱后来，这个乓乓小团体奔波于各大战乱现场，他们目睹并拍摄过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因紧张过度而大肆开火的瞬间;他们经历过黑人暴力团体在街头用AK47自动步枪、砍刀和长矛互相厮杀的血腥场面;他们拍到过葬礼现场，捣乱者被枪射击、车碾、然后丢到火上烧死的心惊肉跳......
1992年南非种族冲突对于他们，每经历一场战争和血腥，都是死里逃生的幸运，但更是极度紧张焦虑过后的瞬间瘫痪。为了缓解过度的焦虑情绪，卡特和其它三个人长期依赖吸食更具危害的大麻和镇定剂混合物——white pipe，一种被明令禁止的含有甲喹酮的镇静剂。
1991年，乓乓俱乐部的黎明巡游活动开始有所回报。格林在1990年拍摄的一组一个祖鲁人被非洲国民大会支持者用矛刺死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个奖激励了小组成员，特别是卡特。1993年，他决定辞去《Weekly Mail》的工作，和朋友西瓦尔借钱购买飞机票到非洲北部的苏丹拍摄大饥荒的受害者。
凯文.卡特的摄影飞机着陆不久，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村庄，顺着濒临的死亡线，卡特拍下了大量饥饿者的照片：他们半裸着上身，条条肋骨清晰可见;妇女手中抱着的孩子勉强吸食着母亲几近枯竭的乳汁，因为饥饿他们快要睁不开眼睛;十几岁的孩子，全身上下都好像是骨头搭架起来的一层皮囊，虚弱和无奈的眼神早已失去了童真。
凯文.卡特的摄影卡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一路上他都在拿着相机拍照。当他听到那声羸弱的呜咽时，他顺声走了过去，调整角度、光圈，他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一画面。
凯文.卡特摄影沉浸在赞叹和殊荣欢乐中的卡特万万没有想到，各种非议和无端的攻击正在指向它，正在不顾一切地颠覆他的成绩。颁奖之后不久，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做了一期节目，节目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这件事演变为一种谣言，即这张照片揭示的饥饿被忽略，而莫须有的罪名被无限放大。甚至有人说他很自私，是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是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才得到了普利策奖。
凯文.卡特摄影他甚至遭到了一些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指责“在一个女孩随时都会饿死的情况下不先去救人，反而想怎么拍更具视觉效果，这将使人的生命置于何处?”
与此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一些南非记者说他的获奖是“侥幸成功”，并断言他那张照片有刻意安排的痕迹。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毫无来由的指责，每个人都是在用自己的主观情绪评判卡特。无端的猜疑和所谓的道德理论，都在默默吞噬着事情的真相，曲解着这个善良的摄影记者。到最后，这幅照片所蕴藏的意义早已被众人的唾液淹没，留下的只有关于人性和道德的侮辱，还有那一双双比秃鹫还要残忍的眼睛。
凯文.卡特摄影其实没人知道，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冲突纠结的痛苦之中。抢拍完之后，他实在不愿再看下去那个极端对立、极其冷酷的场面，他就起身把秃鹰轰走。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那个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凯文·卡特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
凯文.卡特摄影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虽然心里忍受着痛苦，嘴一直不停地说“上帝啊!我不能这样残忍”，但，作为记者，这是他的工作，用相机记录事实是他的神圣使命。他在尽力地用影像告诉世界，非洲正遭受着创伤和痛苦。到最后，他也确实以普通人的身份对小女孩实施了人道救援。在这张照片的下面，卡特清楚地写下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小女孩最终也站起来走到了救济站，而她手上的银环也说明她正受着人道主义保护。
这张照片只是苦难瞬间的记录，它没有任何理由该受到人们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测和肆意诽谤。
凯文.卡特摄影对于卡特的死，外界众说纷纭。但，《饥饿的苏丹》所引发的争议只是把卡特推向死亡边缘的富有戏剧性的最后一击。
他没有过多地在乎这些，而是仍旧把很多精力放到采访拍摄中。他拍过死人苍白的脸和卡其布制服里渗透流淌的鲜血;他站在离黑人警察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目睹着他正在执行对白人右翼自卫队员们的草率枪决;他伤心欲绝，听到好友肯在骚乱中死亡消息，身心俱痛。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吞噬着卡特纯朴的内心，他整天心神错乱，目光开始变得呆滞无神，整天依赖着大麻度日。对于卡特，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不如死的折磨。闭上眼睛，脑海里全都是血腥、杀戮、尸体、枪机、饥荒、战乱、愤怒......
也许正如他所说“不是每一个具有悲情色彩的人都是大英雄”，只是这颗纯真的赤子之心承受了太多的苦楚和悲伤。那一刻，他受不了自己充满痛苦和折磨的内心世界，他决定告别这一切。1994年7月27日，晚上9点，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他正直年轻，刚刚33岁，他的《饥饿的苏丹》影响了整个世界，是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获得者。
凯文·卡特是怎么死的？凯文·卡特为什么要自杀
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后，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遗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凯文与朋友肯·奥斯特布鲁克等人一起组建了“砰砰俱乐部”。“砰砰俱乐部”另一摄影师西尔瓦也是凯文的好朋友，他与凯文拍到了同样的场景(不同的取景和处理)，只是没有获得任何奖项。1993年，就在凯文拍到那张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乐部”一伙人又来到托可扎采访一次暴力事件，由于阳光太强，凯文先回到了城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枪杀的消息，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经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
据凯文的朋友们回忆，从这之后凯文开始公开地谈自杀的事，一部分是因为肯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他对钱的焦虑，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让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访的任务。这时凯文的状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使用三个闹钟，他还是耽误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飞机。当然，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居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弄丢了——种种不顺让他感觉生不如死。
人性与道德在这一刻被扭曲了，凯文只是一个摄影师，他没有多大的能力能拯救非洲人，他只是想要拍一张合适的照片唤醒人们心中那最后一份光明，事实上他也确实赶走了秃鹫。
1994年7月27日，凯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中显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时，然后又出去拍了一张片子，他还向朋友们倾诉了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
遗孀莫尼卡是最后看到凯文的人，那天傍晚凯文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讲述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尼卡当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晚上7点，凯文开着他的红色长车来到有着他美好童年记忆的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花园里用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
凯文·卡特永远地离开了。这位摄影记者拍摄的大部分作品，虽然很可能同样讲述了重要的事实，却不为人知了。在他活过一次的世界里，他只是一个小人物。《饥饿的苏丹》也许会永远被记住，有良知有头脑的人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战乱、灾害需要关注。
卡特的父母是英国移民，他出生在南非城市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郊区，这个地方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儿时起卡特就对种族隔离制度产生了怀疑，他少年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赛车手。
16岁从一家天主教学校毕业之后，卡特开始学习药学，但一年之后就因为成绩糟糕而离开了学校。作为应征对象，他进入了南非国防军(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在那里，他发现了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因为支持黑人，卡特受到了其他白人士兵的攻击。
1980年他离开军队来到德班，隐姓埋名做了一名DJ。在此期间他曾将安眠药、止痛药和老鼠药一同服下试图自杀，但却没有成功。然后他又回到军队完成他的兵役，1983年他被来自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力量的炸弹击伤。退役后他供职于一家照相器材商店并因此开始对新闻行业产生了兴趣，同年他获得了为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 newspaper)做体育摄影记者的机会。第二年他加入约翰内斯堡星报(Johannesburg Star)，同时结识了一批同样致力于揭露种族隔离制度罪恶本质的摄影师。之后他又先后供职于星期日论坛报(Sunday Tribune)、每周邮报(Weekly Mail)以及路透社的国际新闻机构，在80年代中期，他因为报道了一种名为“火项链”的私刑方式受到了关注，这种酷刑将充满易燃物的轮胎套在犯人身上，再将轮胎点燃活活烧死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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