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寇准
字：平仲
别 名：寇忠愍、寇莱公
国 籍：中国(北宋)
民 族：汉族
出生地：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
出生日期：961
逝世日期：1023
职 业：政治家﹑诗人
主要成就：澶渊之盟
代表作品：《寇忠愍诗集》
揭秘真实的名臣寇准：生活奢靡 典型花花公子
导语：《宋史寇准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而作为寇准后辈的司马光在给他儿子的教导中也这样谈到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一说到北宋名臣寇准，许多人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身穿补丁衣、腰悬醋葫芦、清廉简朴到了极点的寇老西儿形象。刘兰芳的长篇评书《杨家将》中寇准是这样出场的：“头戴的纱帽翅，可能年头太多了，又旧又破，有一个翅用什么东西绑着，往下耷拉着。”而寇老西儿招待京城来的钦差的方式竟然是“把草帽摘下来，撕下一圈，用手搓巴搓巴放到壶里、沏上水”，还起了个名字叫“圈茶”。
可是，历史上寇准的真实形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宋史寇准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而作为寇准后辈的司马光在给他儿子的教导中也这样谈到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寇准这个花花公子为什么会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了寇老西儿呢?这就要从老百姓的心理来分析了。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理想化地把忠诚清廉与简朴贫困联系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建立了一个忠臣必然清、清官必然穷的等式，好像不做苦行僧就不是清官似的。
从历史上来看，寇准毫无疑问是个名臣、是个忠臣。特别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国南下攻宋，兵锋直抵黄河北岸，北宋朝野震惊，许多人甚至主张放弃都城南逃。这时候，是寇准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反对南迁，这才使军心渐渐稳定。在射杀辽军先锋萧挞览，挫败了辽军不可一世的气焰之后，寇准又主持谈判，以相对有利的条件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国与中原王朝近百年的战争，开始了宋辽之间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杨家将没有做到的事情，寇准却做到了，实在是了不起!
既然是名臣、忠臣，按照脸谱理论，寇准就该是个红脸;既然是红脸，就该清贫。要是一个红脸整天“性豪侈，喜剧饮”，那该让人们多不好接受啊?!于是乎寇准的酒肉宴席没了，蜡烛也熄火了，只能去喝“圈茶”了，人们也就舒坦了。
虽然在理想中，老百姓总是期望官员们个个都是人民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情况即使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也是几乎不存在的。清官也是人哪!除了个别圣贤和苦行僧之外，是人就想过好日子，不想喝“圈茶”，包括寇准在内的千千万万清官也不例外，这是基本的人性和社会规律，没有什么好惊奇的。
当然，这里绝不是说腐败无罪、贪污有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们不可能满足官员的所有需求，对过度的贪婪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但是，一个好的制度应该能够让一个清官过上体面的、正常的生活。否则你将区分不出“贪腐”是出于正常的需求还是过度的贪婪，从而无法对贪腐进行真正有效的打击。
事实上，寇准的“奢侈”与清廉并不矛盾。要知道北宋大臣的待遇是不错的，其宰相和枢密使一级的执政大臣的年俸是3600贯钱、1200石粟米、40匹绫、60匹绢、100两冬绵、14400束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即使是把寇准当反面教材来用的司马光，也只是说他没有教好儿孙，以至于“今多穷困”，而承认他本人“功业大，人莫之非”。
应该说，寇老西儿只是一个存在于虚幻世界中的圣贤，而寇准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如果只是说说评书、过过嘴瘾的话，人们对寇老西儿的向往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给社会树立一个虚拟的道德楷模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了真，变成了制度，真的要求官员们都得是寇老西儿，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明朝正一品官员的年俸是1044石禄米，依次递减，最低的从九品是60石。光从数字上来看也许还说明不了很多问题，一年几百石粮食，虽然算不上宽裕，但过个一般的小康生活应该还是够的吧。但要命的是，这些禄米的一半以上是用大明通行宝钞支付的。
由于明朝政府滥发纸币，宝钞的价值早就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仅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宝钞的市价就跌到了官价的1/4，永乐年间更跌到原价的1/30以下，所以这些所谓“折支”的部分俸禄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克扣了。这就意味着一名位极人臣的一品大员一年的薪俸仅有大约40石粮食，这里面还要包括他自己的大部分办公开支。这让他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如何支付交际应酬的开支、如何去供应自己的幕僚和差役们呢?要知道这个数字只是宋朝同级官员俸禄的不到1%!
极度寇老西儿化的制度的结果是什么呢?与朱元璋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但没有人人争做寇老西儿、喝“圈茶”，反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前赴后继地要去当蔡京、高俅。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大凡反腐倡廉，应当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给官员以适当足够的薪酬，解决“不必贪”的问题;其次是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想贪”的问题;第三是建立健全监督和约束制度，解决“不能贪”的问题;最后才是对腐败分子实行严厉打击，解决“不敢贪”的问题。此外还要有适当的法律体系来作为整个反腐败工作的保障。
而明朝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朱元璋的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寇老西儿政策，彻底粉碎了“不必贪”的任何可能性——官员们想吃块肉就必贪无疑。如果我们认为朱元璋的设想状态是令人满意的，不在乎官员贪腐，那么确实没有必要再提高官员们的待遇了，甚至乎你把官员的正俸都给他扣光，乃至要官员们倒贴(卖官)，都照样会有无数人对当官趋之若鹜。然而，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一旦真的要打击腐败，而又不提高官员待遇的话，人才流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朱元璋时代猛杀贪官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官员们辞官的辞官，装疯的装疯，甚至于常常遇到找不到人当官的尴尬局面。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直接到国立大学(国子监)里去抓大学生，也不管学得怎么样，有没有工作经验，一概拉去当官，而且不是从基层干起，而是一下子就赶鸭子上架到相当高的职位上去，最离谱的竟然有直接授布政、按察使的。倘若一个人文学院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大二学生，突然被人从宿舍里叫出来，告诉他，明天要去某个省当省长或是政法委书记。不难想象，这位新任的封疆大吏能够给他辖区的几百万人民提供些什么样的服务。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能够真正切实地解决“不想贪”的问题，那么包括“不必贪”在内的其他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人人都是寇老西儿不就天下太平了吗?然而，这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您愿意喝“圈茶”不?
同样，一味理想化的政策导向也使得明朝过于严苛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变得完全无法执行，除非你能把99%的官员都杀掉。于是，有法可依变成了无法可依，量刑全靠官员主观决断，腐化堕落、得财买放皆生于此。而煌煌的《大明律》、《大诰》剩下的唯一功用就是成为某些人手里进行政治迫害的工具，用来寻机找茬打击自己的政敌，而真正的大蛀虫却得以逍遥法外。
应该说，朱元璋在监督机制方面是下了一些工夫的。在明代的政治体制中监察权高于一切，我们所熟知的巡抚、巡按等封疆大吏就是由长期监察同一个地区的都察院监察官员演变而来的。朱皇帝们对都察院的监督不放心，又设置了专门“以下察上”的六科给事中，就这还感觉不够放心，又派自己的亲兵——锦衣卫进行侦察，就这仍不放心，索性连身边的太监也出动了，成立了一堆各种各样的“厂”，织成了一张从乾清宫伸向四面八方，覆盖全国的监督大网。网不可谓不大，覆盖面不可谓不广，监督不可谓不周密。然而，所有这些参与撒网的人却都无法在不破坏网的情况下正常地生活，在一起受穷和一起贪污之间，他们通常会选择后者。
于是，这张大网最终就成了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徇私舞弊、贪污腐败之网!有明一代，腐败之风最厉害的，正是那些监察官员——那些都察院的御史们、六科的给事中们、锦衣卫的指挥们和东厂、西厂、内行厂的太监们!这样，到了最后，真正用心去抓腐败分子的就剩下了皇帝一个人——假如他有这个闲心思的话，难怪他会觉得所有人都在欺骗自己呢。
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朱元璋的指导思想违反了基本的人性和社会规律——你非要让不是圣贤的人去做圣贤，最终的结果就是非但得不到圣贤，反而连正常人也得不到了，只能得到魔鬼!而如果你把人们当正常人来看，用对付正常人的办法来激励、约束、鞭策他们，你至少可以得到正常人，如果政策和运气不错的话，也许还可以得到一批好人。
有人可能把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启示简单地理解为高薪养廉，这是一种很狭隘的想法。要知道仅仅靠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反腐败必须从前面所讨论的几个方向进行综合治理，而这所涉及的一系列制度都适用这个道理。甚至不光是反腐败，就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制定也都适用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固然应该提倡和鼓励高尚的道德，但若是按人人都必须做圣贤、做公仆、大公无私的假设来制定制度，其结果必然是不切实际、适得其反的。
北宋名相寇准的简介 寇准是怎么计废太子的？
寇准简介：寇准，北宋著名的宰相，历史上的名相之一，寇准一生最辉煌的事莫过于力劝真宗亲征，签订澶渊之盟，开启宋辽数十年的安定。下面就来看看寇准的小故事吧。
莱国忠愍公寇准，字平仲。汉族，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起为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拚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寇准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今传《寇忠愍诗集》三卷。
寇准生于961年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受宋太宗赏识。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渐被皇帝重用。太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真宗即位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又任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当年冬天，契丹南下犯宋，包围了瀛洲等河北地区，朝野震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反对南迁。真宗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后，军心渐渐稳定，后射杀辽军先锋挞览，于是订立了“澶渊之盟”。
景德二年，升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三年，因王钦若等人排挤，辞去相位。天禧元年(1017)又恢复宰相职务，后因参与宫廷权力斗争，被丁谓等人排挤。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1023年闰九月七日(10月24日)病死于当地。留有《寇莱公集》。
计废太子
重阳节又到了。宋太宗(公元976—998 年在位)钦令遍请诸王，大摆酒宴。 楚王元佐刚巧发病，太宗因此没请这位长子参加。这暴戾的家伙半夜醒来，竟恶从胆边生，把宫中姬妾们统统关起来，放火烧宫。太子东宫内外，惨叫声震天。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 听到太监传报，太宗气极了：这太子自从得了精神病后，像野兽一般残忍。左右侍从稍有过错，就给他弯弓射死。朕多次教诲，至今却未悔改。想到这儿，他气不打从一处来，猛拍御书案：“废了他，废了他!我要另立太子!”
这时，寇准恰恰放任那州通判，被太宗召见。太宗屏退左右侍卫，悄声问道：“爱卿帮朕解个难题如何?”
寇准微笑道：“陛下尽管说来。”
太宗忙说：“东宫太子破坏王法，早晚会像桀纣那样凶恶，我想废了他。但东宫有不少兵将，万一不慎，我怕引起宫内大乱。”
寇准献上一计道：“三天之后上午，请陛下令东宫太子去祖庙举行托节仪式，让他带左右侍从一同前往。如此这般……”说着，他轻松地一笑：“废除太子，尽管只用一个太监之力，马到成功。”
三天后，元佐心花怒放，带着大群侍卫，耀威扬武地奔向祖庙。东宫内一片空虚，太宗派去的人细细搜查起来。一番忙碌，搜出很多凶残的刑具，如割肉、挑筋、摘舌等物。
元佐乘兴而归，太宗派来的太监和侍卫早在门口迎接他。面对一大堆被搜出的违法罪证，元佐只好低头认罪。 当晚太宗降下圣旨，废了元佐的太子之位。朝野一片欢腾。
是是非非寇老西儿----北宋名相寇准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淳化五年(994)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常识。知巴东县。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真宗渡河亲征﹐与辽立澶渊之盟，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不久﹐被大臣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莱国公。后又因大臣丁谓等陷害遭贬﹐远徙道州﹑雷州。宋仁宗天圣元年病死于雷州。谥号忠愍。
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与寇准同时的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维与韦应物的诗。他的一些诗确实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他不是词家﹐但偶有所作﹐也颇可读。《全宋词》共辑其词4首。
现存《寇莱公集》 7卷﹐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朝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关于寇准的原籍，好多人甚至历史演义等都说寇准是山西人，但从下面这篇，可以更正这个不实之说。
是是非非寇老西儿----谈谈北宋名相寇准
八十年代初，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风靡了大江南北。对很多人来说，通过听评书，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杨家英烈精忠保国的赤胆忠心，也了解到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其中就包括寇准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问题是，评书把寇准称为“寇老西儿”。现代人把山西人戏称为“老西儿”，对有些著名的山西人，冠以“X老西”，如阎锡山，也叫阎老西儿。所以，评书是把寇准作为山西人了，而且刘兰芳还总是绘声绘色地用山西口音模拟寇准说话。看了<<宋史>>的<<列传第四十>>，才知道这是谬误。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圭(右边加耳刀)人也。”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下圭(右边加耳刀)，今陕西渭南。宋时华州为大州，辖渭南。现在陕西行政划分翻了过来，渭南专区(市)辖华县。所以，无论谁辖谁，也无论是古是今，寇准都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而不是老西儿。其实评书演义中的一些人和事，是当不得认真考证的。如“寇准背靴”的故事，是杨六郎能重新回到征辽战争，以及以后的杨宗保替父出征和穆桂英挂帅的关键，极具戏剧性。但在<<宋史>>中却是只字不提，明显是民间演义化的结果。无论今古，人们显然乐道于这种以讹传讹的故事。过去有演义，现在有连续剧，其实都是“戏说”。实在没有必要依据正史一件一件地“辨伪”。但涉及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出身籍贯，还是应该属实认真的。我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谈谈寇准的几个真实故事。
寇准出身于世家。十九岁时，中举要考进士。当时的皇帝是那个从哥哥手中巧得天下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选进士的特点是倾向年长的，所以有人就向寇准建议把年龄往上改一改，以期得中。寇准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从仕起始，就奠定了诚实的基础。<<宋史>>多次提及寇准的正直，如“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寇准死后，皇帝宋仁宗“赐谥曰忠愍”，可见寇准的为官之道和为人之本。 寇准以他的才干，很快地得到了太宗的赏识，但他却不是一味地去迎合附势。<<宋史>>道：“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想一想，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竟敢在皇帝发怒离开的时候，拉着皇帝的龙袍，让他重新坐下，一直到问题解决。这可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啊。就是今天在公司企业里，我们敢在老板盛怒时据理力争，直到老板让步为止吗?这还根本不牵扯到脑袋搬家的问题。所以，宋太宗深有感触地把寇准和唐太宗时著名的“诤臣”魏征相比，他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唐以后，为臣的，能被皇帝看作魏征，应该是最高的赞赏了。
寇准正直，处事就难免失于直。在庙堂之上，当着皇帝的面，和同僚争吵，尤如水火，连皇帝都无法制止。争对了，皇帝高兴，嘉奖升迁;争错了，皇帝恼火，撤职远谪。 一次，为天下大旱，太宗召众相讨论。大家都在以天数为借口打皇帝的马虎眼，唯独寇准讲是天人感应，“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把天灾与官宦的执法犯法和营私舞弊连到一起。太宗细问证据，寇准说，祖吉、王淮两人都因受贿犯法，祖吉得到的脏款少，却被杀了;而王淮因为是副宰相王沔的弟弟，获赃上千万，只受了杖刑，却官复原职，这难道不是不平吗?太宗责问王沔，王沔不敢再瞒，低头认罪。寇准因此得到了太宗的褒奖，并升为左谏议大夫、枢密院副使。 这一次，王沔受贬，寇准升迁。但并不是次次如此，证据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争吵只会带来负面作用。一天，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有个疯子拦住寇准的马，向寇准山呼万岁。寇准的政敌枢密院知院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说寇准有异心。寇准用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他和张逊在太宗面前激烈争吵，相互揭短，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也把寇准贬到青州当知州。
这是寇准在仕途上的第一次失利。当时，他才31岁。太宗深知寇准的才干和秉性，把他外放的目的，只是想让他收敛一点，老道一些。寇准走后，皇帝经常念及他，也为寇准不在身边而闷闷不乐。想寇准时，就问左右的侍从，“不知寇准在青州过得怎样?”答曰：“准得善藩，当不苦也”。看来这帮皇帝周围的宦官们也不喜欢寇准。要不然，为什么当皇帝再问寇准情况时，他们猜透了太宗想重新起用寇准的心思，落井下石地挑拨道，“您老人家对寇准这么怀念，终日不忘;可他寇准在青州整日饮酒作乐，什么时候还想念您呢?”
一年后，当太宗下决心重召寇准回京，并升为副宰相时，寇准还是那个血气方刚的“诤臣”吗?会不会第二次被打倒呢?寇准回京后，太宗正害着严重的脚病，行走自然不便。见到寇准后，太宗首先让寇准看自己的足疾，然后不无责备地问，“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有意显示和寇准的亲昵情感。寇准却表现出一贯耿直的性格，没说一句奉承讨好的话，也没表示“永不翻案”，痛改前非。而是不冷不热地说，“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差点儿没把皇帝噎死， 整个一个死不改悔!
随着年事日益增高，太宗心头最大的隐忧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作为大宋的第二代核心，他对权力交接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他的哥哥，开国的第一代，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是在一场政变闹剧中黄袍加身，从幼儿寡母的手中夺得天下的;而他正是全部过程的策划人和参与人。然后，到老哥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时刻，又是他以尊照皇太后懿旨的理由，硬是把传统的传位于子的传统变成了传位于弟的事实，流下了千古也无法说清楚的灯斧之谜。现在，他也老了，他要自己死前，把这个继承人的事办好，让抢班夺权的历史，从他开始，也随他而终。
太宗相信寇准的忠诚，直截了当地问：“据你看，我的几个儿子，谁可承继大统?”刚见面，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而且是当着那些对寇准没有好感的侍从宦官的面，寇准当然不想直接回答。他向太宗提出，选皇储时应避免向三种人咨询，一是女人，也就是皇帝的后妃;二是中官，也就是宦官;三是近臣，“因为陛下是在为全天下选储君啊”。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这三种人只知道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寇准这段充满政治睿智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太宗的问题，却含有极为深刻的道理，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宋史>>对寇准的这个总结评价很高。说寇“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
太宗低头沉思良久。然后让身边的所有的人都退下，只剩他和寇准。这次皇帝是动真格的了。“你看襄王可以吗?”太宗问。寇准说，“陛下选择的是可以副天下望者，知子莫如父。圣上既然认可，就应该立即作出决定。”太宗见寇准真心地支持他的选择，立即让襄王做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所以，太宗召回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立皇太子这件大事，为权力的移交作准备。足见太宗对寇准的信任。但皇帝就是皇帝，生怕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别被任何人夺走，哪怕就是太子。一次太子祭祀完太庙回来，人们争相观瞻，赞不绝口，“真是个少年天子”!话传到太宗那里，太宗不高兴，问寇准，“人心都归顺到太子了，把我往哪摆呢?”古往今来，为权力和威望之争，毁灭了多少本应是平和的权力交接，使民众多次陷于战乱的水火之中!太多的大臣，为了自己的私利，依附于争斗中的一派，浑水摸鱼，全不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而寇准，只用了六个字，掷地有声地回答了太宗的疑虑：“此社稷之福也。” 提到宋太宗和儿子宋真宗之间的交替，就不能不谈谈寇准的同事吕端。吕端与寇准共事多年，寇准直率，锋芒毕露;吕端沉稳，大志若愚。二人同时为相，尽管有时吕端为正，寇准为副，但寇准依旧是咄咄逼人，而吕端总是相忍为安。<<宋史>>说吕端“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原因是他深知“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计”，是以国家大利益为重的。太宗选拔吕端为宰相时，有人告诉太宗，吕端糊涂，不能为大任。太宗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他说得真是对极了。如果说，寇准是太宗下
决心立太子的关键人物;那么，吕端则是为太子继位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 太宗临死时，宦官王继恩忌恨将要继位的太子，联合副宰相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阴谋另立楚王元佐为君。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去召吕端，吕端感觉事情有些不对。他先将王继恩监禁起来，并派人看守。然后入宫见李皇后。李皇后说，皇上已死了，立他的长子为君，是否更好，你看如何?吕端回答道：先帝生前立太子就是为了今日。现在他刚去世，尸骨未寒，我们怎能违背他的遗愿而另有所议呢。说完，将太子请出，立为真宗。更有意思的是，当真宗垂帘与群臣相见，接受朝贺时，吕端站立不拜，要求将帘子拿掉，并走上前，辨认确实是真宗本人后，才率百官下跪，山呼万岁。一点不含糊，突显他“大事不糊涂”的秉性。
毛泽东熟读经史，他送给叶剑英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把叶剑英同吕端相比。毛死后，叶用政变的方式，扶持了毛晚年刻意提拔的接班人华国锋，把毛的“红都皇后”江青及其追随者投入了监狱，与宋太宗死后吕端所作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毛泽东确有知人之明?还是历史的巧合?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学家肯定会争论不休。不过，这是题外的话，这里就不引伸了。
回到寇准的故事上。大家要问，在吕端办不糊涂的大事时，同为宰相的寇准在哪?在干什么?答案是，他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当知州，在接受太宗对他的第二次惩罚。 起因还是他那耿直好辩的习性。从官宦间的私人恩怨，引发了寇准与冯拯为朝制规则的激烈争斗。按吕端的话讲，“寇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总是让着他;太宗也说，“若廷辩，失执政体”，就是劝寇准停止争斗。可寇准偏是不听，“犹力争不已”，甚至要与太宗“论曲直”。人狂到这份上，用北京老话讲，就是“没治了”。但还不仅如此，寇准的狂妄深深伤害了太宗的心，因为他是一直眷顾和培养寇准的。太宗最后伤感地说寇准，“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不可救药，失望到底。把寇准再一次逐出京城。
寇准又开始了新的外放生涯。
北宋七品小官冯拯是怎样扳倒副宰相寇准的？
北宋至道二年(996)七月，宋太宗在南郊祭祀天地。按照惯例，郊祀礼成之后，中外官员皆应加官进秩。当时的宰执包括宰相吕端，(副宰相)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寇准。四人之中，寇准年龄最小(35岁)，但是年轻有为，最得太宗宠幸。而吕端(61岁)、张洎(62岁)、李昌龄(59岁)三人年岁虽长，却都得到过寇准的举荐，故寇准在宰执中说话最有分量。
寇准以天下为己任，喜欢品评人物，奖掖人才，不讲资历，不问出处。但是他年轻气盛，有时做事过于刚愎。此次加恩，寇准作为主政大臣，安排进秩草率、有失公允。他的亲近故旧多破格安排到三省、御史台担任清要职务，而对平素不喜欢或者不甚了解的官员，则按次序、资历加恩。广州左通判、左正言冯拯被进秩为虞部员外郎(正七品)。地位略有提高，但是品级和职事没有变化。
冯拯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一甲进士(探花)，论年龄仅比寇准大三岁，也是少年成名的俊才。或许是因为出自赵普门下的原因，他的进步很慢，长期在地方任职。比他晚两年及第的寇准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参知政事了，他才混了个七品小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准素不悦拯”，“拯尝与准有隙，故准抑之”。
对冯、寇交恶的原因，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大概是冯拯急于仕进，表现太过引起了寇准的反感。冯拯知端州之时，曾经十几次上书对朝政提出建议，宋太宗打算将他召回京城任职，谁料想却遭到了寇准的阻挠。此次郊祀加恩，冯拯感觉受到了压制，一怒之下上书弹劾寇准擅权乱政，并列举了他在岭南用人不公的事实。
根据历史记录，冯拯弹劾寇准并非捕风捉影，胡乱猜疑。同期，广州转运使康戬也上告吕端、张洎、李昌龄等朝廷重臣党同寇准，遇事不争，成了寇准的傀儡。康戬是高丽人，与寇准同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得苏易简(太平兴国五年状元)举荐担任岭南东路转运使。转运使掌一路财赋，兼有考察地方官吏、向皇帝举荐人才的职责(相当于省部级干部)。康戬说话的分量，自然要比冯拯高出很多，让人不得不信。
宋太宗本是个多疑的人，权臣结党、任用私人触及到他的敏感神经。于是“上大怒，召(吕)端等責之”，吕端、张洎等人把责任推给了寇准。太宗不听寇准一再辩解，将他由参知政事降为给事中(正五品)，出知邓州(今河南省邓县)。
七品通判冯拯扳倒了二品执政寇准，冯拯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却也从此与寇准有了解不开的死结。在景德初年澶渊之战以及后来天禧年间寇准与丁谓的党争之中，冯拯都站到了寇准的对立面，留下终身憾事。据丁谓《丁晋公谈录》记载：冯拯晚年时常追悔，不该意气用事与寇准结怨，乃至于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宋真宗即位，长期在外地任职的的冯拯被召回京师，开始受到重用。冯拯也表现出过人的才干，在人才济济的咸平年间迅速崛起，5、6年便升任参知政事。《宋史》对冯拯的评价不算高，说他“议论多迎合主意”，也就是看皇帝的脸色说话。事实上，冯拯与奸人丁谓之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丁谓之流投宋真宗之所好，积极帮助他东封西祠，大兴土木，耗尽民脂民膏，天下目为奸邪。很多正直之士如王旦、寇准都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晚年多引以为憾。而冯拯对此类祸国殃民的行为极为反感，多次称病辞去高官出知州府，很是难能可贵。
大中祥符元年封禅泰山，这是真宗皇帝倾尽心血搞的重点工程，所有朝廷重臣都被“委以重任”。冯拯时任参知政事，是朝臣中的第三把手，按班次顺序被任命为仪仗使。礼成，百官全部加官进爵，冯拯进秩为尚书左丞。他上书称病，自请解职。宋真宗以手诏谕旨，又命宰相王旦亲自到府邸，命其上朝视事。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真宗亲祀汾阴，冯拯又为仪仗使，礼成后迁工部尚书。冯拯再次称病请辞，真宗拜其为刑部尚书、知河南府(相当于副总理降为省长)。大中祥符七年，冯拯知河南府任期已满，被召回朝任命为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相当于纪委书记)。此时，宋真宗和满朝文武正为祭祀老子、供奉玉皇大帝忙得如痴如狂，在此大环境下能有何作为!于是冯拯第三次上书称病请辞，被任命为户部尚书、知陈州(由府到州，实际上是降级了)。宋真宗曾经对宰相王旦说：“冯拯放着好差事不干，非要到清闲的州府去任职，这是什么原因?”王旦不敢道出实情，以他故搪塞过去。
随着真宗晚年老迈昏聩，天禧年间的党争异常激烈。天禧四年底，寇准的政敌丁谓、钱惟演、曹利用等人结为政治同盟，在皇后刘娥的帮助下，将寇准、李迪等正直之士罢政出朝，贬往偏远之地任职。冯拯则坐收渔利，以兵部尚书升任枢密使，不就又被任命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少傅、平章事，成为仅次于丁谓的次相。
真宗死后，丁谓及其党羽气焰熏天，又暗地里与刘太后争权。冯拯遂联合王曾等人，以雷允恭“擅移皇堂”(擅自移动真宗陵位)一事，借题发挥将丁谓罢职流放崖州，其党羽亦被悉数罢黜。冯拯接替丁谓担任司徒、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为首席宰相，一时间位极人臣。
《宋史》记载的几件小事颇能说明冯拯的为人。工部尚书林特是丁谓的亲信，史书称他“天性邪险，善附会”，是大中祥符年间靠投机钻营升起的政治明星。冯拯拜相不久，林特便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谁知等了一整天也未获接见。林特只得请人传话，说有要事相商，冯拯答有事到政事堂去谈。第二天，林特到政事堂求见，冯拯又派人传话说：“你也是朝廷大员，有事情何不亲自上奏朝廷?”林特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羞愧难当。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其人文采出众，算是当世才子。钱惟演趋炎附势，醉心功名，他把妹妹借给刘太后的兄长(实为前夫)刘美，与刘太后是姻亲。
后为了巴结权臣丁谓，又与丁结为儿女亲家。在丁谓与寇准的政治斗争中，他上蹿下跳，呼风唤雨，出力不小。丁谓倒台以后，时任枢密使的钱惟演以为机会难得，便积极奔走图谋相位。冯拯一向看不起他的为人，借口对刘太后说：“钱惟演是太后的姻亲，不宜担任宰执。”把他赶到地方任职。
天圣元年(1023年)，风头正劲的冯拯急流勇退，五次上表称病请求罢去政务。九月，冯拯真的病了，不久因病过世。北宋朝廷给了他很好的谥号：文懿。
冯拯简介
冯拯(九五八～一○二三)，字道济，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进士(《隆平集》卷四本传)。历知数州。真宗咸平四年(一○○一)自枢密直学士迁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德二年(一○○五)拜参知政事(《宋宰辅编年录》卷三)。以疾罢。大中祥符四年(一○一一)知河南府(《隆平集》卷四)。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出知陈州。天禧四年(一○二○)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枢密使，进左仆射。仁宗天圣元年罢相，出判河南府(同上书)，卒，年六十六。谥文懿。《宋史》卷二八五有传。
寇准简介
寇准(961-1023)，字平仲，汉族，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改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历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后两度入相，一任枢密使，出为使相。乾兴元年(1022年)数被贬谪，终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 (1023) 九月，病逝于雷州。皇佑四年，仁宗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谥“忠愍”，复爵“莱国公”，仁宗亲篆其首曰“旌忠”。故后人多称“寇忠愍”或“寇莱公”。寇准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有《寇忠愍诗集》三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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