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李训

别 称：李仲言

字 号：字子训、改字子垂

所处时代：唐朝

民族族群：汉人

主要成就：策划甘露之变

官 职：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职 业：宰相

唐朝宰相李训，李训人物生平简介

李训年轻时考中进士，补任太学助教，后被辟为河阳节度使幕僚。他形貌魁梧，善于辩论，但好说大话，自以为是，因阴险善谋深受叔父李逢吉信任，与张又新﹑李续等人并称“八关十六子”。

宝历元年(825年)，石州刺史武昭被罢为袁王府长史，并对宰相产生怨恨之情。当时，宰相李程与李逢吉不和，李程族人李仍叔故意激怒武昭，称李程曾欲授其官职，但被李逢吉所阻。武昭醉后，向左金吾兵曹茅汇狂言，称要刺杀李逢吉，结果被人告发。李训便胁迫茅汇，让他诬陷李程与武昭合谋，茅汇不肯。不久，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象州。

深受帝宠

宝历二年(826年)，唐文宗继位，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后因母亲去世，留居东都洛阳。当时，郑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宠遇，李训叹息道：“当权者尽皆龌龊，我听说郑注重视士人，又有宦官相助，可以共事。”他便前去求见郑注，二人相处甚欢。

太和七年(833年)，东都留守李逢吉将价值数百万的金帛珠宝交付李训，让他去长安贿赂郑注，希望能帮助自己再次成为宰相。郑注大喜，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澄。王守澄便以郑注善于炼药、李训善讲《周易》为由，将他们引荐给唐文宗。当时，李训正在服丧，便改换民服，号称王山人，与郑注进入禁中。

太和八年(834年)，李训除服，补任四门助教，获赐绯衣、鱼袋。同年十月，唐文宗又改任李训为国子监周易博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给事中郑肃、韩佽等人极力劝谏，认为李训是天下皆知的奸佞之徒，不宜留在皇帝左右。唐文宗不听。

当时，宦官飞扬跋扈，弑杀唐宪宗的凶徒仍未受到惩治。唐文宗虽表面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已不堪忍受，想要诛除宦官，但深居内宫，难以对将相明言。此前曾与侍讲宋申锡谋划，因谋划未妥，差点遭到反噬，使得宦官更加横行。

李训得宠后，揣知文宗心意，便在文宗面前指斥宦官擅政。唐文宗见李训才辩纵横，认为可以与他共谋大事。同时，李训、郑注都是王守澄所引荐的，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唐文宗于是以实情相告，李训、郑注慨然应诺。他们为唐文宗筹划太平之策，认为应首先诛除宦官，其次收复河湟失地，再清除河北藩镇。

李训、郑注在宫内朝夕计议，密图大计。唐文宗担心引起宦官的猜疑，故意将六条《易经》义理诏示百官，表示自己只是以师友对待李训，以此掩人耳目。而郑注则大肆招权纳贿。时人只知李训二人倚仗宦官的权势擅作威福，却没有察觉二人与文宗的密谋。

担任宰相

太和九年(835年)，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并充任翰林学士。九月，唐文宗擢升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赐紫袍、金鱼袋，让他三日一入翰林院，讲解《易经》。

李训拜相后，便着手诛除宦官。襄阳监军陈弘志此前曾弑杀宪宗，李训将其召还，杖杀在青泥驿。不久，李训以明升暗降之计，改任王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军兵权，又将他鸩杀。李训、郑注本是通过王守澄得到提拔，却密谋将其诛杀。时人虽为王守澄被杀而拍手称快，同时也对李训、郑注的阴险狡诈非常厌恶。

此后，李训更受宠信，每逢别殿奏对，同僚宰相都顺从其意，宦官、禁军遇见他都恭敬揖拜。当时，李训门下虽多是趋炎附势的狂怪险异之徒，却也能启用一些正直之士，利用他们的崇高声望，来安定人心。时人也对李训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实现国家太平。

李训虽因郑注引荐得以重用，但他拜相之后，与郑注已成不两立之势。他以中外呼应为名，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郑注出镇时，曾与李训约定：王守澄在浐水下葬时，由李训奏令宦官中尉以下都去送葬，郑注奏请以亲兵护丧，到时命亲兵以利斧砍杀宦官。但是，李训为争夺功劳，却私自改变计划，决定提前发动。他任命亲信郭行余、王璠为节度使，让他们招募士卒，与金吾卫、御史台、京兆府吏卒一同诛除宦官，并要将郑注一并除去。

政变被杀

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到紫宸殿早朝。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百官也相继称贺。李训乘机劝唐文宗亲自前往观看。唐文宗到达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官员先去查看。李训回来后，对文宗道：“我们检查过了，不象是真正的甘露。”唐文宗又命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查看，而李训则立即进行部署。这时，王璠、郭行余所募士卒正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便让二镇士卒入内。王璠军闻讯而入，邠宁兵却按兵未动。

仇士良等人来到左仗后，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生疑，又听闻幕下有兵戈之声，察觉有变，立即逃回含元殿，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悬重赏，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形势危急，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攀住乘辇，死抓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官郗志荣击倒在地。唐文宗进入东上阁后，宦官关闭阁门，高呼万岁，随即派禁军出击，大肆杀戮。

李训见事不可为，脱下紫衣，换上绿袍，自称遭贬，逃奔终南山，投奔僧人宗密。宗密欲藏匿李训，被僧徒劝阻。李训无奈，只得逃往凤翔，结果在盩厔被擒获，械送京师。李训担心自己被宦官折辱，对押送者道：“得我者能得重赏，你不如携带我的首级前行，免得被别人夺取。”押送者于是将李训杀死。李训逃走后，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

十一月二十三日，宦官将李训的首级献于太庙，又将王涯、贾餗、舒元舆腰斩于兴安门外。事后，唐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而宦官更加嚣张，文宗难以制服，最终郁郁而终。

轶事典故

李训除服后，唐文宗欲任命他为谏官，安置在翰林院。李德裕反对道：“李仲言(李训原名)过去所为，我想陛下都知道，这种人怎能安置在身边。”文宗道：“难道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李德裕答道：“李仲言的过错，出自内心，怎能改得了!”文宗无奈，欲另授官职。李德裕仍不同意，王涯却表示赞成。不久，文宗任命李训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敕书，打算驳回任命。李德裕对王涯道：“给事中封还敕书，真值得高兴!”王涯却对郑肃、韩佽道：“李公刚才对我说，让二位不要封还敕书。”李训的任命敕书于是得以通过。李德裕知道后，惊道：“我如果不同意你们二人封还敕书，肯定会当面对你们说，何必叫别人转达!况且给事中行使封驳权，难道还要秉承宰相的意图吗?”二人懊恨而去。

新唐书【李训传】原文翻译，李训，始名仲言

李训传是一篇经典文言文，小编为大家准备了新唐书李训传原文翻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原文

李训，始名仲言，字子训。擢进士第，补太学助教。从父逢吉为宰相，以仲言阴险善谋事，厚昵之。郑注佐昭义府，仲言慨然曰：“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因往见注，相得甚欢。时逢吉方留守，怏怏不乐，思复用，知与注善，付金币百万，使西至京师厚结注。注喜，介之谒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术、仲言经义并荐于帝。仲言持诡辩，激昂可听，善钩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内望族，既见识擢，志望不浅。始，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宦尹益横，帝愈愤耻。而宪祖之弑罪人杰得虽外假借内不堪欲夷绝其类顾在位臣持禄取容无仗节死难者注阴知帝指，屡建密计，引仲言叶力。仲言数进讲，至阉寺，必感愤申重，以激帝心。帝见其言纵横，谓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与比，因改名训。训本挟奇进，及大权在己，锐意去恶，故与帝言天下事，无不如所欲。与注相朋比，务报恩复仇，尝所恶者，悉陷党中。迁贬无阕日，班列几空，中外震畏。帝为下诏开谕，群情稍安。训一岁至宰相，谓遭时，其志可行。训时时进贤才伟望，以悦士心，人皆惑之。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赋，耗国衣食，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既执政，自白罢，因以市恩。始，注先显，训藉以进，及势相埒，赖宠争功，不两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镇凤翔，外为助援，内实猜克，待逞，且杀之。及训既败，乃奔凤翔，为盩厔将所执，械而东。训恐为宦人酷辱，祈监者曰：“得我者有赏，不如持首去。”乃斩之。

翻译

李训，字子垂，初名仲言，字子训，是故宰相李揆的族孙。身材魁梧，能言善辩，常说大话，自我标榜。考中进士科，补授太学助教，被徵用到河阳节度使的幕府任职。叔父李逢吉做宰相后，因李仲言阴险狡猾善于谋事，厚爱他。郑注在昭仪节度使的幕府中任职，李仲言感慨地说：“当代掌权的人都谨小慎微，我听说郑注喜爱人才，有宦官做靠山，可以与他共事。“因此前往拜见郑注，两人相处得很投机。当时李逢吉正任留守，怏怏不乐，企图重新掌权，知道李仲言与郑注关系好，交给他百万金钱，让他前往京城送厚礼结交郑注。郑注高兴，介绍他拜见王守澄。王守澄善待他，就将郑注的药术、李仲言的经义一起推荐给皇帝。

李仲言有诡辩之才，慷慨激昂言语中听，善于揣摩皇帝的心理，又因为他是儒士，李氏是海内望族，因此受到赏识提拔后，志向不低。当初，宋申锡谋划诛杀王守澄没有成功，宋申锡死后，宦官更加专横，更加感到愤恨耻辱。而且宪宗被害后，凶手没有抓到，文宗虽然表面上宽容宦官，内心却实在不能容忍，准备将宦官斩尽杀绝，然而在位的大臣只顾保持禄位贪圃安逸，没有人愿意为此赴汤蹈火。郑注刺探到了文宗的心思，多次提出密计，援引李仲言协助自己。李仲言多次进宫讲习，谈及宦官，必然感慨愤怒，借此打动文宗的心。文宗看到他言论纵横，认为确实可以任用，就不再怀疑，而且待遇无人能与他相比，因此改名叫李训。李训本来就心怀奇计入宫，等到大权在握后，专心一意铲除邪恶，因此与文宗谈论天下大事，无不如愿以偿。他依仗郑注互相依附勾结，从事报恩复仇，向来忌恨李德裕、李宗闵受宠，就借杨虞卿一案，指责他们是同党，凡是他们厌恶的人，都陷害说是朋党，降官贬职没有停止的时候，朝中大臣几乎为之一空，朝廷内外震惊害怕。皇帝为此下诏开导谕示，众人的情绪才稍稍稳定一些。

李训从一个被流放的人受到任用，一年就做到宰相，认为时机已到，自己的计划可以付诸行动了。李训也常常引进有声望的贤才，取悦于士大夫，人们都被他迷惑了。他曾经建议说天下和尚逃避徭役赋税，耗费国家的衣食，让他们从事佛业不如让他们还俗为民。做宰相后，自己又禀告停止，藉此求取恩宠。开始，郑注首先显贵，李训靠他的帮助入宫，等两人势力相当，依赖恩宠争抢功劳，势不两立。但是谋划的事情还没有眉目，郑注就被派出任凰翅节度使，对他说是为了里应外合，实际上是出于猜忌，等到大功告成后，就杀死他。

晚唐时期郑注和李训发动甘露之变标志着什么？

唐敬宗李湛只做了3年皇帝就被杀掉，李湛的弟弟李昂在宦官王守澄、梁守谦的拥立下当上了皇帝，是为唐文宗。文宗是唐朝中后期有所作为的皇帝之一，他看不惯宦官的胡作非为，一心想铲除宦官势力，夺回政权，便从下层分别提拔了郑注、李训为御史大夫和宰相作为心腹。而“甘露政变”就是由他发动的，旨在惩治宦官，夺回权力的一次政变，但可惜是安排欠周密而以失败而告终。

大和九年(835年)11月21日，文宗上朝，李训指使手下官员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有甘露，李训说这是祥兆，就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道贺。文宗命李训率领百官去察看，李训回来又说这不象真的甘露，文宗故意表示惊讶，命仇士良、鱼志弘带领众宦官去复看。李训事先已经在左金吾衙门埋伏了了亲兵几百人，当仇士良等宦官在李训的党徒禁卫军将军韩约陪同下走到左金吾门口时，韩约显得神情很紧张，脸色都白了，这使仇士良产生了怀疑。

这时，一阵风吹动了门边的布幕，仇士良等见里面埋伏了许多兵士，知道不妙，退身逃回，将文宗推入软轿抬着就走。李训追上去拉住轿子不放，被一个宦官当胸一拳打倒在地，仇士良等便簇拥着轿子逃入宫内。李训见计谋败露，化装逃出京城。仇士良指挥神禁军大加搜捕，屠杀了朝官1千多人，并于终南山追杀了李训。郑注闻变，引兵退回风翔，也为监军张仲清所杀。这就是史称的“甘露之变”。

事变以后，文宗就被宦官软禁，国家政事由宦官集团专权，朝中宰相只是行文书之职而已。宦官气势凌人，威胁天子，藐视宰相，欺凌朝臣有如草芥。文宗对此一筹莫展，只是饮酒求醉，赋诗遣悉，自叹受制于家奴，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君。不久，文宗李昂含恨而死。

大背景下看甘露之变：唐文宗何以起用李训、郑注

　　摘要：唐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是为了翦除宦官的流行说法不确，实际上是为了破除李德裕、李宗闵两个官僚朋党。文宗起用他们后，认为他们同自己的太平理想契合，予以倚重，这时才翦除宦官，是实现理想的一个步骤。李训、郑注发动政变，以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同拥有强大军队的庞大宦官势力斗争，必然失败。昭义藩镇的介入，抑制了宦官势力，稳定了国家局势。李德裕党平定昭义叛乱，主要为着树立朝廷的权威，但由于派系劣根性作怪，藉机陷害、打击李宗闵党，硬把李训、郑注和不知情的其他官员拉扯进去，因而否定李训翦除宦官的活动。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京师长安爆发甘露之变，是中唐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各种通史和唐代史读物都不得不提及，但都是仅就文宗起用李训、郑注翦除宦官立论。本文把甘露之变放在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庶几从它与官僚党争和藩镇的瓜葛中揭出一些新的意蕴。

　　一、文宗何以起用李训、郑注

　　文宗何以起用李训、郑注，各种读物大抵因袭旧史说法，认为文宗为了利用他们翦除宦官，由于他们投靠宦官头子王守澄起家，可以麻痹宦官的警觉。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仅在其它原因之次。

　　文宗大和年间，官僚大致分为以宰相李宗闵、李德裕为党魁的两党。所谓"党"，并非近代意义的政党，而是松散的政治团伙，它们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严格的纪律、上下级机构和精确的身份，由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志趣投合、来往亲密的官员构成。李宗闵党(俗称牛党，以牛僧孺命名)人数颇多，重要分子有宰相牛僧孺，给事中杨虞卿及其从兄中书舍人杨汝士、其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京兆尹杜悰等。李德裕党有御史大夫兼翰林侍讲学士郑覃等。两党明争暗斗，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大和七年，文宗把杨虞卿、张元夫、萧澣调到外地当州刺史，开始着手拆散朋党。文宗谈到他们的朋党问题，李宗闵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即反唇相讥："给、舍非美官而何?"李宗闵顿时"失色"。(《资治通鉴》卷244)李宗闵出主意罢免了郑覃的侍讲学士身份，以减少他与文宗的接触机会。文宗夸奖"殷侑通经学，为人颇似郑覃。"李宗闵说："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说："殷、郑之言，他人不欲闻，唯陛下切欲闻之。"(《旧唐书》卷173《郑覃传》)两党对峙，意见对立，彼此吵得面红耳赤，文宗因而感叹道："去河北贼(河朔跋扈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李德裕好强厉害，使得文宗不能忍受。大和八年，文宗打算安排李宗闵党前身的党魁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即李训)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以此人曾犯罪流放岭南为理由加以反对。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认为本性难移。文宗说："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商量"别除一官"。李德裕坚持说："亦不可。"文宗看着宰相王涯，王涯只好说"可"。李德裕连忙挥手制止他，文宗回头，正好看见，"色殊不懌而罢"。(《资治通鉴》卷245)无疑，只有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谈得上朝政的决策和实施;只有起用两党以外的人物，才谈得上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训和郑注适应了这一需要，被文宗起用。

　　郑注医术高明，曾在藩镇节度使李愬手下供事，结识了监军宦官王守澄。他后来在政治生活中反复无常，玩弄阴谋诡计，因而名声不好，史书中有很多官僚士大夫抨击他的言论。但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原误作奕，径改)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旧唐书》卷184《宦官》)李愬称他为"奇才"，王守澄称他为"奇士"。(《旧唐书》卷169《郑注传》)王守澄入朝知枢密，专擅朝政，把他带到京师。在大和五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诛杀宦官之际，他伙同王守澄诬陷宋申锡谋反，企图置宋申锡于死地，文宗因此极讨厌他。但大和七年文宗患了风疾，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郑注由昭义藩镇(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行军司马任上来京为文宗治病，文宗"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资治通鉴》卷244)李训勾结郑注，被王守澄推荐给文宗侍讲《周易》，大和八年，次第担任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得以和文宗私下接触。由于他"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辨，多权数"，文宗"以为奇士，待遇日隆"。(《资治通鉴》卷245)

　　李德裕引起文宗"不懌"，没多久便被撤销了宰相职务，史籍把责任推到王守澄、李训、郑注身上，说他们"皆恶李德裕"，便"引宗闵以敌之"(《资治通鉴》卷245)，把他从藩镇节度使任上征回京师，与李德裕互换职务。但这时李训仅仅是品秩卑微的四门学教书匠，郑注刚从昭义节度副使任上调回京师，他们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因此，李德裕罢相尽管王守澄起了重大作用，但主要取决于文宗的态度，李训、郑注这时还只是文宗用以破除官僚派系的小小打手。下一个目标是李宗闵。大和九年，郑注当上了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京城误传他为文宗合炼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郑注一向厌恶京兆尹杨虞卿，就伙同李训构陷他，说这个谣言出自他的家人。杨虞卿下御史台监狱，李宗闵"极言救解"，文宗斥责李宗闵说："尔尝谓郑覃是妖气，今作妖覃耶尔耶?"(《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于是贬他为外官。随后，郑注揭发李宗闵当年当吏部侍郎，通过一位姓沈的驸马都尉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和宦官头子杨承和，由二人在宫中多次美言，才当上宰相。于是李宗闵再贬。这样，两个集团的首领都被逐出朝廷，其党羽也被清除出去。文宗对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旧唐书》卷172《李石传》)，于是起用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为宰相。

　　进一步的问题是，文宗为什么倚重李训、郑注?

　　文宗喜读《贞观政要》，对于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贞观之治的局面，一直很向往，并且急于求成。大和六年，他对宰相们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牛僧孺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后牛僧孺对同事们说："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资治通鉴》卷244)他于是辞去了宰相职务。两党其他官员也都没有同文宗这种迂阔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现。李训、郑注则不然，二人为文宗"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甚至具体到"开陈方略，如指诸掌"的地步。文宗"以为信然，宠任日隆"。(《资治通鉴》卷245)显然，李训、郑注是在吹牛皮说大话。当时宦官专权，官僚朋党，藩镇跋扈，财政困难，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天下太平谈何容易，因而牛僧孺的话倒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除宦官"，下面再分析，这里分析"复河湟"问题。河湟指河西、陇右，吐蕃趁安史之乱，占据了这个地区，唐廷何尝不萌生收复念头，为客观条件所限，一直无如之何。杜牧《河湟》诗说："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樊川文集》卷2)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只是筹划在临近沦陷区的地方置戍兵、筑城堡而已，而且没能实施。唐宪宗看旧地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但"未暇也"。(《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这些都是文宗以前的事。文宗以后，吐蕃衰败，内斗激烈，沦陷区唐人趁机起义，以其地归唐。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人张义潮领导民众继续斗争，收复了河陇13州土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绘地图以献唐廷。这完全是民众自发的行动，唐廷事后才知道，自己一方根本没有出任何力。那么，李训、郑注"复河湟"云云，不过是空疏的宣言，哄骗文宗，哄骗舆论，不可能付诸实施。而且二人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文宗问到"富人之术"，他"无以对，乃请榷茶"。(《资治通鉴》卷245)盐铁转运使令狐楚兼领榷茶使，深有体会，认为"榷茶实为蠹政"，"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茶树是不能移植的，因而古代婚姻习俗有女方接受男方赠茶的订婚聘礼，表示自己对婚姻忠贞不移。小说《红楼梦》第25回中，王熙凤同林黛玉开玩笑，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不知医术精湛的郑注为什么对"本草"习性如此昧然。

　　总之，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最初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被他们的夸夸其谈所迷惑，误以为他们是扭转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后来的事，是实现太平理想的一个步骤。

　　二、李训翦除宦官的行动何以托词甘露

　　李训、郑注同文宗密谋，杀掉了宦官头子王守澄，目标转向另一个宦官头子仇士良。李训假称左金吾卫办公院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甘露，这在冬天无疑是很奇怪的事，想诱骗仇士良偕众宦官前往观看，伏兵突起，杀掉他们。李训为什么要托词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谓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变发生的这一年，仅在凤翔藩镇(驻今陕西凤翔县)，先有五色云出现，后捕获白兔，监军宦官都想上报文宗，节度使杜悰阻止，"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郑注继任凤翔节度使，上报紫云出现，并献上白雉。在京师，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因此，李训托词甘露，与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们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于开展行动。甘露之变过后，文宗对杜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资治通鉴》卷246)文宗从依靠李训、郑注翦除宦官，到公开批判他们利用祥瑞，看样子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表明文宗虽参与了同他们的密谋活动，但他们具体怎样行动，文宗未必任何细节都知道。在宦官众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们的接触不会过于频繁，说话不会面面俱到、处处明朗。

　　三、李训、郑注失败的必然性

　　甘露之变爆发，李训、郑注彻底失败，连同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以及王璠、罗立言、郭行馀、李孝本、韩约等官员，皆被宦官灭族。王涯和贾餗并没有参与李训的活动。被宦官滥杀的也不只是他们，在京师和凤翔，至少有三千人。

　　李训、郑注败在宦官手下，是必然的结局。宦官与中国王朝史相始终，不废除宦官制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杀掉这一批，还会出现另一批。自唐德宗以来，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宦官所以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便是由于掌握军权，形成势力。甘露之变前，王守澄、仇士良便担任着右军中尉、左军中尉的职务。宦官或在京师，或在地方监军、巡边，"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对于如此强大的势力，李训"欲尽诛宦官"(《旧唐书》卷184《宦官》)，郑注打算在凤翔挑选数百亲兵，利用埋葬王守澄的机会，"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浐水送葬"，"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资治通鉴》卷245)这种做法，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盲目行动，不可能奏效。李训、郑注所以期望通过阴谋诡计侥幸获胜，是由于他们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和政治暴发户，升迁异常，品质多疵，为官僚们所不齿，不具备威望和号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

　　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在当地组织力量。李训抢先在京师下手，利用几位刚刚变动职务的人匆忙行事。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大理卿郭行馀为邠宁节度使，这是弄虚作假，他们并没有赴镇，只是为了"托以募爪牙为名"在京师"招募豪侠"(《旧唐书》卷169《王璠传》)，政变时只有"部曲数百"。(《资治通鉴》卷245)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京兆府事，他指使长安、万年两县的捕贼官纠集吏卒。但官吏消极应付，"万年捕贼官郑洪惧祸托疾，既而诈死，令家人丧服聚哭"。(《旧唐书》卷169《罗立言传》)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在起事当天率领"御史台从人二百馀"，罗立言率领"京兆逻卒三百馀"(《资治通鉴》卷245)，仓促应付局面。倒是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手下有兵，但他刚由太府卿改换职务，在军中没有资历、威望，没有指挥能力，而且胆小如鼠，当仇士良一行来看"甘露"时，他竟吓得"变色流汗"。王璠和他伯仲之间，李训指挥他来文宗面前"受敕旨"，他竟"股栗不敢前"。(《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利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神策军对付这类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牛刀小试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训力量和不相干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僵尸遍地。

　　四、昭义藩镇对稳定国家局势的功绩

　　甘露之变事起，宦官们协调了内部关系，加强了族类意识，对于官僚士大夫，不论有党无党、何派何系，一律视为仇敌。巡边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对所谓逆人亲党进行大清洗，肆意杀戮，霸占财物。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心灵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裴度"不复以出处为意"。(《旧唐书》卷170《裴度传》)白居易远在洛阳，"愈无宦情"。(《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他的《咏史(自注：九年十一月作)》诗说："秦磨利剑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按：用西汉初隐士商山四皓典)，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几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白居易集》卷63)《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自注：其日独游香山寺)》诗说："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按：曹魏末年，嵇康被杀，临刑索琴奏《广陵散》)，忆牵黄犬定难追(按：《史记·李斯列传》：丞相李斯被灭族，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白居易集》卷65)这时的宰相是郑覃和中立不党的人士李石，二人顶住腥风血雨，勉强办公。议论朝政时，仇士良阑入其中，动辄以李训、郑注的事来侮辱恐吓他们。他们则以李训、郑注由宦官王守澄引进为据，反问道："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使得"宦者稍屈"。(《资治通鉴》卷245)仇士良派刺客暗杀李石，虽受伤未死，但吓得"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师数日方安"。正是由于李石、郑覃不同宦官妥协，才使得"纪纲粗立"。(《资治通鉴》卷246)

　　仅靠郑覃、李石个人的节操和能力，还不足以抑制宦官，是昭义藩镇对宦官的态度给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凭借。该镇节度使刘从谏连续上表"请王涯等罪名"，还说："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指仇士良、鱼弘志)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他表示"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资治通鉴》卷245)先属于李宗闵党后属于李德裕党的士人李商隐，号召其它藩镇响应昭义。他的《重有感》诗说："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全唐诗》卷540)玉帐指军帐，牙旗指旌旗，是节度使的居处和用物。这里说节度使拥有兵力，占据有利形势，应该在国家安危关头同皇帝休戚与共。窦融是东汉初年的凉州牧，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地区，属于函谷关以西地区。他得知光武帝刘秀欲讨伐隗嚣，便上表问出兵时间，打算效力。这里用以指刘从谏上表事。东晋苏峻谋反，陶侃同温峤、庾亮等人会师于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石头城下，终于杀掉苏峻。这里用以鼓动刘从谏会同其他节度使进军长安，消灭宦官。刘从谏的声讨以及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使得仇士良极度恐慌，宦官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关于刘从谏对稳定国家局势所起的作用，史官有公正的评论。一则说："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旧唐书》卷161《刘悟传附子从谏》)一则说："苟无藩后之势，黄屋(指朝廷)危哉!"(《旧唐书》卷169《史臣曰》)

　　刘从谏提到王涯，是由于王涯并不知道李训的计划，也被宦官族诛，拿这事谴责宦官，更加义正词严。于是昭义镇成了保护受害者的卵翼，李训的哥哥李仲京，郭行馀的儿子郭台，王涯的侄孙王羽，韩约的儿子韩茂章、韩茂实，王璠的儿子王渥，贾餗的儿子贾庠，都逃到这里避难。

　　五、李德裕何以否定李训等人翦灭宦官的行动

　　李训等人翦灭宦官，是为着李唐王朝的利益，而且是秉承文宗的旨意行事的。因此，古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给予正面肯定。《旧唐书·宦官传》开篇评论宦官肆虐，把李训同宋申锡相提并论，说："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翦厉阶，去其太甚。宋申锡言未出口，寻以破家;李仲言谋之不臧，几乎败国。"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担任宰相，仇士良很讨厌他。但武宗猜忌厌恶仇士良，解除了仇士良的实权，并于会昌三年(843)退休。继之掌实权的宦官"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资治通鉴》卷247)君相朝臣承受的宦官压力相当小，时机有利，可以做好李训等人的善后工作。然而出人意料，会昌四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上述几位避难者被该镇内部人杀掉，"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餗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诏令"宣告中外，识者非之"。(《资治通鉴》卷248)

　　李德裕为什么否定李训等人翦灭宦官的行动，并且把不相干的两个宰相拉扯进去?

　　话题回到昭义镇上来。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昭义节度使刘悟病故，其子刘从谏欲继承职务，托言先父遗表中的意愿，把遗表上呈朝廷，请求批准。朝中讨论，多数大臣认为昭义是内地藩镇，与河朔三镇不同，不能像三镇那样实行世袭制。"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贿，曲为奏请"(《旧唐书》卷161《刘悟传附子从谏》)，使刘从谏如愿以偿。会昌三年，刘从谏病故，其侄刘稹冒充其子，请求继任节度使。武宗命刘稹以全族入京，担任朝官，刘稹不从，武宗和李德裕决定出兵讨伐。刘稹上表辩解并恳求朝廷罢兵，说："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这里所说"权幸所疾"，指李德裕事，他认为甘露之变以来刘从谏的所作所为是"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资治通鉴》卷247)他谋划用兵方略，说："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当年刘从谏"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耳。但得魏、镇不与稹同，破之必矣。请遣重臣一人，传达圣旨，言泽潞命帅，不同三镇。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今国家欲加兵诛稹，禁军不欲出山东。其山东三州(昭义藩镇管五州，泽州、潞州在山西，邢州、洺州、磁州在河北，即山东三州)，委魏、镇出兵攻取。"(《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李德裕

　　李德裕坚持平定昭义，固然主要是为了树立朝廷的权威，防止节度使世袭制由边地向内地蔓延，但他把党争因素带入其中，想藉机清算从李逢吉以来的政敌，便使得平定藩镇叛乱的战场同时成了派系斗争的战场。他构陷牛僧孺、李宗闵，想把他们置于死地。他对武宗说："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他"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从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河南少尹吕述迎合李德裕的意图，写信给李德裕，诬陷"稹破报至，僧孺出声叹恨"。(《资治通鉴》卷248)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李宗闵贬斥蛮荒，彻底打倒。至于王涯，早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便为时任宰相的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所怒，受到贬官处分。李德裕把不曾参与李训行动的王涯叫做"逆贼"，无非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篇》)而已。甘露之变过后，李德裕党人陈夷行就想把郑注的事栽赃于李宗闵。他对文宗说："宗闵养成郑注之恶，几覆邦家，国之巨蠹也。"李宗闵党人杨嗣复反驳道："比者陛下欲加郑注官，宗闵不肯，陛下亦当记忆。"(《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由此可见，李德裕所以否定李训翦灭宦官的行动，是出于派系的劣根性，把李训等人及昭义藩镇同李宗闵党硬扯在一起，大做文章。然而史学界研究李德裕平定昭义叛乱问题，始终未注意到这一层含义，因此本文予以发覆，希望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个醒。

　　附带讨论一个说法。史学界普遍认为李德裕党对藩镇持强硬态度，李宗闵党持姑息态度，前者优后者劣。李德裕党事例即平定昭义叛乱一事。李宗闵党事例是：大和五年，范阳藩镇(驻幽州，今北京市)内讧，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问如何处置，宰相牛僧孺说："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以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指赏赐)，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指赋税)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犹)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研究者们忽略了范阳和昭义的差异。范阳是边地藩镇，安史乱后，朝廷对它的控制一直是鞭长莫及，因而视同化外，只要它能防范奚、契丹的内犯即可，其余不再计较。而昭义是内地藩镇，地近东都洛阳，朝廷不能容忍它尾大不掉。上引李德裕言论表明他看到了内地藩镇与边地藩镇的区别，并以承认河朔三镇世袭制特权为前提，争取它们出兵配合平定昭义叛乱。可见，李德裕对待边地藩镇的态度同牛僧孺完全一致，研究者们却要肯定李德裕否定牛僧孺，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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