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骆秉章
别 称：骆俊，骆吁门，骆儒斋
字 号：字吁门号儒斋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广东花县
出生时间：1793年
去世时间：1867年
主要作品：《骆文忠公奏稿》、《骆秉章自撰年谱》
主要成就：在大渡河俘虏石达开
封 爵：一等轻车都尉、太子太保
官 职：四川总督
追 赠：太子太傅
谥 号：文忠
地 位：晚清八大名臣之一
骆秉章为什么要篡改歪曲石达开被俘虏的过程呢？
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给清廷的奏报，是清朝方面关于石达开大渡河之役的官方报告。但恰恰就是这份正式文书，充满了掩饰和伪造。特别是关于石达开被俘的经过，骆秉章说：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 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 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亟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
这里他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想救全残众的事，也完全没有提 到他的下属深入“贼垒”设计诱擒的事——而这一番深入“贼垒 的功劳，刘蓉的禀报中是几次提到的，并且说：“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杨应刚、王松 林的活动，对清朝统治者可说立了大功。但骆秉章的奏报却无一字提到王松林，无一字提到有人深入“贼巢”活动，把这番功劳全部抹熬。其所以如此，一方面他要把功劳归于自己，仿佛他早已指示要“设法生擒”，这才有杨应刚在洗马姑竖立免死大旗;
而更主要的，是他要掩盖石达开落入清营的真正情由，因为这种情由不但不光彩，而且向朝廷报告也要多费口舌。骆秉章奏报中 完全略去杨应刚、王松林深入“贼巢”的事迹，可以反证杨应刚、 王松林的活动必有文章。掩盖了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石达开是怎样到清军之手的呢?于是相应地必须诬罔石达开：舍命全军的信和要求一概不提，只说他见了免死旗就自动来降。
由于把石达开“乞降”说成这样一件单纯的事，所以他也需 要掩饰6月14日派刘蓉去大渡河的原意。如前所引述，骆秉章是 在得知石达开被俘前“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而派去刘蓉的，这透露出他收到或知道了石达开 信件的消息。但后来他在奏报中却说：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 不尽，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 事宜。
同上文引述黄彭年的《黎雅纪行》中的话对照，就可以看出 这段话完全掩盖了事实和原意。骆秉章为掩盖杨应刚、王松林的 活动，不但在奏报中描写石达开为免死而自动乞降，而且也对石 达开供词作了手脚。近年发现的毛祥麟《三略汇编》稿本中有石 达开供词的抄本，其中关于大渡河被俘一段说：“达开原想投河，转念投诚出来，救全残众。”石达开供词原是清吏笔录，并不准确可信;但这句话大体符合事实，至少符合逻辑。
然而我们过去看到的骆秉章抄呈清廷的石达开供词，这句话却写作：“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显然，骆秉章在这里加了半句，以致使文词、意思都显得不通。
骆秉章这篇奏报是石达开贪生乞降说的根据，但是，看来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
被人遗忘的晚清名臣骆秉章 为何世人会记不住他？
作为晚清朝廷重要大员，广州花都人骆秉章官至一品，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他大器晚成，为官清正廉明，心怀大爱、大义，举贤荐才，爱民如子。他生逢乱世，一生的荣辱升降，都与镇压太平军的成败息息相关。他去世后，野哭巷祭，民间自发罢市缟素，功德深入民心，堪比诸葛亮和韦皋。
在我国近代史上，谈及晚清名臣，知道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的人甚多。而另一重要名臣骆秉章却几乎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尘封和忽视，知道骆秉章为广东人的更是寥寥无几。
骆秉章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1793年生于广东花县华岭村(现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40岁中进士，大器晚成，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
在京15年间，骆秉章为官正直廉明，不愿与贪官污吏为伍，数起数落。在祸福得失、宦海浮沉之间，骆秉章参透了一些人生哲理，为人处事更练达谨慎，曾作联“歌器一满即倾常虑亏从盈处伏，谦卦六爻皆吉须知益自损中来”自勉。
谈骆秉章，绕不过太平天国，绕不过洪秀全和石达开。骆秉章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太平天国波澜席卷神州大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纵横驰骋,效忠于朝廷,临危受命，在与太平军对垒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也使之成为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骆秉章56岁放外官，先后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和云南布政使，后还任湖南巡抚，并在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其间，他协调和支持曾国藩组建湘军，成为湘军的幕后统帅，并举湖南一省之财力、物力、人力，尽可能地支持曾国藩出省作战，在长江流域诸省多次打败太平军。
主政湖南、四川期间，骆秉章通过核减漕粮、稳定金融、减轻赋税、鼓励自由贸易等方式积极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生状况。他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业除弊，内修政务，外御强敌，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成为湘军和清廷的中流砥柱。那时候，民有所养，军有所需，官有所长，民间传说“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马生角”就是骆字，指骆秉章)，同治皇帝评价他“老成硕望、调度有方”。
骆秉章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先后举荐了左宗棠、王鑫、胡林翼、刘蓉、蒋益遭、江忠源、萧启江、刘长佑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使之各尽所能、各尽所长。对清廉能干的官员，他大力保举其担任重要职位，大胆任用;而对昏庸贪劣之辈，则严惩不贷，弹劾贪官污吏无数，以霹雳手段整顿吏治，使湖南、四川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1867年，骆秉章病逝于任上，民间“如丧考妣，野哭巷祭”，“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因悼念场面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当时有评价称“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四川百姓把骆秉章比作诸葛亮和韦皋，足见其功德深入人心。
骆秉章生平简介 历史如何评价骆秉章？
骆秉章(1793年—1866年)，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骆秉章自少勤学，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后被授为编修，迁移为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因办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外官任湖北、云南藩司。道光三十年(1850年)，被任为湖南巡抚，入湘十载，位居封疆，治军平乱，功绩卓著。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入湖南，骆秉章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任。后以守长沙有功而复职，并为清廷所倚重。旋署湖北巡抚。咸丰三年(1853年)，实授湖南巡抚，任上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咸丰十年(1860年)，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四川总督。同治元年(1862年)，骆秉章派重兵防守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之后石达开请求和谈，骆秉章佯称答应，后将石达开俘虏，解至成都凌迟处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衔。
同治六年(1866年)病逝，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历史评价
总评
骆秉章远离京师的时候，朝廷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朝廷仍然都要问计于他。与此同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当时政界有评：“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地位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
“晚清八大名臣”之一的骆秉章，在抚湘督川的十七年中，在施政与军事方面充分展示了其才能和韬略，为川、湘两省乃至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骆秉章无论是抚湘十载，还是督川七年，都尽忠职守、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改革吏治、整治经济，在湖南和四川两地享有盛名。但因处死投诚石达开及其亲信，遭后人诟病。
历代评价
《清史稿》：“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骆秉章休休有容，取人为善。胡林翼综覈名实，干济冠时。论其治事之宽严疏密若不相侔，而皆以长驾远驭，驱策群材，用能丕树伟绩。所莅者千里方圻，规画动关军事全局。使无其人，则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较难。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钜哉?”
咸丰帝：“老成硕望，宣力弥勤。”
同治帝：“老成硕望、调度有方。”
左宗棠《答毛寄耘中丞书》：“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
佚名《咸同将相琐闻》：“骆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薛福成《骆文忠公遗爱》：“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等大吏之黜陟(升降)，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
蔡东藩：骆秉章系清室名臣，长沙一役，骆已罢职，犹督兵固守，始终保全。
骆秉章清廉故事 骆秉章有何生平成就？
整风选贤
骆秉章在担任湖南巡抚和四川总督时期，都大力整顿吏治。担任湖南巡抚初始，他就弹劾行事鲁莽的茶陵知州李光第、行为不检的湖南拣发知州长惠等人，湖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四川期间，骆秉章对不守军纪、贪生怕死的将领给予严厉处罚，如参将尹士超不遵守命令，擅自行动，遭到处分;四川布政使祥奎收受贿赂，被骆秉章弹劾，革职查办。骆秉章不但对辖区内的不良官吏严加治理、惩处，对其他省的问题官员同样不留情面。甘肃提督陶茂林所辖部队因军饷遭到拖欠而哗变，南下四川扰乱正常社会秩序。骆秉章十分气愤，上书朝廷弹劾陶茂林。
骆秉章的整顿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他任职的湖南、四川两地吏治清明，贪腐并非完全没有，但较之其他地区大有改善。他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左宗棠、王鑫、胡林翼、刘蓉、蒋益澧、江忠源、萧启江、刘长佑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改善民生
骆秉章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骆秉章担任湖南和四川地方大员时期，正是太平天国与清朝混战期间。当时湖南水灾频发，造成粮食减产。为了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农民缴纳银两来代替粮食实物，这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只能拖欠粮食缴纳，甚至引发暴动。
为了解决这一重要的民生问题，骆秉章核减钱漕，禁止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从中牟利，设立专门稽查机构，选派廉洁士绅负责监督收缴漕粮，减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压力。那时，骆秉章还解决了湖南食盐短缺难题。当时湖南70%的州县都食用淮盐，由于战争的破坏，官府又垄断食盐贸易，导致盐十分贵。为了解民困，骆秉章在湖南增设盐茶局，对民间盐和茶叶的买卖加以管理，由官府疏通销路，推动民间盐茶贸易的发展。这不仅调动了民间自由贸易的积极性，解决了食盐短缺、茶叶销路不畅的问题，又通过征收盐税和茶税，增加了政府收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稳定财政
骆秉章在四川时期，发现税目繁多、税费过重，于是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奏请朝廷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而对田产丰厚的地主富农，则要求其多捐银并给以封赏。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大量印刷大数额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金融混乱。面对失控的局势，骆秉章当机立断，果断终止执行朝廷错误的政策，坚决停止铸造发行大钱，以八成制钱收缴大钱一千的比例回收已经发行的大钱，以此稳定了湖南的金融形势。
廉洁奉公
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却是一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官员，加上他平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同僚和穷人，其清贫令人难以置信。在他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存款，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而骆秉章只有八百两。
治蜀平乱
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刘蓉和一支不足万人的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与太平军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同治二年(1863年)春，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面临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陈“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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