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抗倭第一人的民族英雄刘仁轨

中文名:刘仁轨

籍贯: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前大庄二组别名刘响村)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公元601年

去世年月:公元685年

主要成就 :在白江口之战大败日本、百济联军 代表作品 《行年记》《永徽留本司格后本》

官 职 :尚书左仆射、文昌左相

封 爵 :乐城郡公

追 赠 :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

谥 号: 文献

唐朝名将刘仁轨:古代最令日本人恐惧的中国人

唐朝名将刘仁轨:古代最令日本人恐惧的中国人

刘仁轨(602年-685年3月2日),字正则,汴州尉氏(今属河南尉氏县张市镇前大庄二组{别名刘响村)人。在此村的西边桥头有刘仁轨宰相的墓碑。唐朝大臣、著名军事将领、海军统帅,与新罗联兵,在白江口之战大败日本、百济联军。

刘仁轨出身隋末的平民之家,虽生在动荡年代,仍“恭谨好学”,“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唐高祖、唐高宗年间,历任给事中、青州刺史。因征战百济而屡立战功,并在武则天时期,出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自幼“恭谨好学”,“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唐高祖武德初年,补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转任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尉。贞观十四年(640年),因故杖毙折冲都尉鲁宁,为唐太宗所赞赏,后累迁给事中。显庆元年,刘仁轨因处理大理寺丞“毕正义案”得罪李义府,贬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刺史。

虽然作为一介文官,但刘仁轨主要的成绩确实在军事方面。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攻百济,督海运遇风覆船,所部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李义府暗示袁异式:“君能办事,不忧无官。”李义府对唐高宗说:“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说:“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仅将之免职,以白衣随军自效。龙朔元年(661年)三月,唐军留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以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不久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刘仁轨高兴说:“天将富贵此翁耳!”百济起兵,围攻屯其府城的唐将刘仁愿部。刘仁轨任检校带方州刺史,率军赴救,于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大败百济。唐军因战事外利,又值大雪,遂退出平壤,刘仁轨自请留守。

龙朔三年(663年)日本毛野稚子等率二万余人攻新罗,八月,刘仁轨水军率行至白江口,“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百济王扶平逃奔高句丽,王子忠胜等人投降。日本势力退出朝鲜半岛。上元二年(675年)二月,挥军渡瓠卢河(在庆州西),破新罗北方重镇七重城(金城北)后引兵还,史称“白江口之战”。

麟德二年,封禅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日本四国酋长赴会,唐高宗大悦,擢为大司宪。袁异式大惧,内心不安,刘仁轨告诉他忘掉过去的事,乾封元年(666年)六月,刘仁轨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男,推荐袁异式任中台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咸亨元年(670年)正月初三,刘仁轨乞老归养,获准,不久复出,出任陇州刺史,以防吐蕃。咸亨三年(672年),出任太子左庶子。咸亨四年(673年)三月初十,奉命改修国史。

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犯扶州(治同昌,今甘肃文县)临河镇,唐军兵败,朝廷以刘仁轨为洮河道(军在鄯州城内)行军镇守大使,建议屡遭李敬玄反对,仁轨因此怀恨在心。一日刘仁轨上奏:“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李敬玄推辞不掉。仪凤三年(678年)九月,李敬玄大败,唐军损失过半。韦述曰:“世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武则天亲政时,意图诛杀裴炎,派郎将姜嗣宗自洛邑出使长安,问刘仁轨意见。刘仁轨问姜嗣宗洛阳的情况,姜嗣宗说:“我觉得裴炎举止很奇怪,有异于常,很久了。”仁轨曰:“您察觉了吗?”姜曰:“是的。”刘仁轨告诉他:“仁轨有事禀告,请帮我顺便上奏罢。”姜嗣宗答应他。第二天,姜嗣宗带着刘仁轨的奏章返回洛阳,结果刘仁轨在奏章说“嗣宗知裴炎造反,而不上奏。”武则天则处死裴炎,并在都亭驿将姜嗣宗处以绞刑。

垂拱元年(685年)正月二十二,刘仁轨逝世。武则天停朝三日,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撰有《行年记》、《永徽留本司格后本》十一卷。

刘仁轨有子二人,为刘滔、工部员外郎刘濬。刘濬长子刘晃(《旧唐书》作刘冕),太常卿,袭乐城公,生刘子藩,河东节度掌书记、虞部员外郎;刘子藩生刘煟,雅州刺史;刘煟二子:刘瑑,字子全,唐宣宗年间拜相;刘顼,字昭愿。

刘濬次子刘昂,京兆少尹,生刘子之,刘子之有二子:刘元鼎,慈州刺史;刘公舆,祠部员外郎。刘元鼎娶郑王李亮后裔,有二子:刘思,字秀挺;刘略,朝请大夫、守卫尉卿、柱国、分司东都、赐紫金鱼袋。

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改革官制,刘仁轨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正月二十二日(即公元685年3月2日),刘仁轨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这在当时算是高寿了)。武则天停朝三日,让京城中的各级官员,依次前去吊唁,并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刘仁轨之子刘浚,官至太子中舍人,于次年遭酷吏陷害,被杀。唐中宗李显即位后,因刘仁轨曾为东宫旧属,所以追赠他为太尉(一说司空)。刘浚之子刘冕,开元年间官至秘书省少监,请求唐玄宗为刘仁轨立碑,得到批准,谥曰文献。

刘仁轨出身贫寒,后虽身居显位,但从不矜倨。每次接见年轻时的旧友,都是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当年任陈仓尉时,相工袁天纲曾对刘仁轨说:“君终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后果如其言。

历史上,刘仁轨素以儒将称著,当时唯裴行俭能与其相比。史书称:“昔晋侯选任将帅,取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良有以也。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则冯众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故王猛、诸葛亮振起穷巷,驱驾豪杰,左指右顾,廓定霸图,非他道也,盖智力权变,适当其用耳。刘乐城、裴闻喜,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

刘仁轨虽身为文官,但在古稀之年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非常难能可贵。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也使刘仁轨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为数不多海军名将。在与高丽、百济的战争中,唐朝统治者对东征将领可谓精加选择,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将领的指挥和作战才能。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有统御之才”,李绩“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等,都是唐军将帅中的佼佼者。而刘仁轨则更要高出一畴,他不但智勇双全,而且有较高的政治才能,虽然孤立百济,却能使当地百姓“大悦”,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白江口之战,日本大败。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

唐朝人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力,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优越的文化为后盾,以自己无以伦比的博大、宽容、开放的胸怀和超越时代的独特政治军事智慧导演了这一次世界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没有给整个东亚人民带来杀戮,奴役和文化摧毁,而是以极为有限的战争形式达成了维持该地区较长时间和平的目的,同时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唐人开创的这一战争模式是对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贡献。唐人在战争过程中体现的不倚强凌弱和追求世界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一千三百年后才成为世界的普世价值。唐高宗和他的将领们创造的以低强度战争并辅以外交和文化手段的“战争模式”的巨大效率,西方人在二次大战后才明白其中深意。所以说,谈论“中国威胁论”的某些日本右翼势力和西方学者不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极端无知就是包藏有不可告人的祸心。

当然,白江口之战重大意义的远不止于此,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文化思想为指导并以文明转播为目的的战争。这场战争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全新的战争模式,即战争的主要发动国和获胜国并不是以征服、奴役别国和扩张版图为目的,而是为了维持同近邻长久的和平和传播自己优越的文化。战争结束后,唐朝并没有占领和奴役百济和高句丽,而是给整个朝鲜半岛带来了和平和统一。唐朝也没有乘胜进攻日本本土,而是主动以战胜国的身份派出使者主动示好,并表达了愿意进一步沟通交流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以至于在唐朝的不断的外交努力下,日本终于放下了猜忌和警惕的心理,开始以学生的姿态全盘接受唐朝先进的文化。

另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唐帝国的军队虽然在军事战术,技术,组织和器械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作战中却点到为止,一旦达到了战争目的后立即收兵而并不穷兵黩武。可以说白江口之战的整个战争过程以及唐军的整个战争思想河战略理念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智慧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唐军堪称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第一支“文明之师”,白江口之战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以文化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战争。

刘仁轨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何评价唐朝名将刘仁轨

刘仁轨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何评价唐朝名将刘仁轨

说起唐朝名将刘仁轨,大多是赞誉之词。他一直被当作抗倭第一人的民族英雄被后人所景仰。当然,战功令刘仁轨声名显赫,他本人也是位才兼文武的人,后来出将入相。

说起唐朝名将刘仁轨,大多是赞誉之词。他一直被当作抗倭第一人的民族英雄被后人所景仰。当然,战功令刘仁轨声名显赫,他本人也是位才兼文武的人,后来出将入相。刘仁轨在乾封元年(666) 由于军功,被拜为相,四次任相,三次退休,做了十九年的宰相,直至终老。他的官场之路虽有沉浮起落,但无大风大浪。他虽算不上一代一流贤相,但在唐朝那种 剑拔弩张的争权夺势的政治格局下,仍然能善始善终。在他逝世后,武后居然废朝三日,令百官前往吊唁,并加以册封,陪葬乾陵。其声望和受宠的程度不言而喻。 为什么他会如此受重视?恐怕与他为官的圆滑是分不开的。

一、 刘仁轨身为一国之相,位高权重,本应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处处为大局着想,但他却为了自己的一点私人恩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假公济私、公报私仇,陷国家于 危难之中。刘仁轨在为左仆射时,与中书令李敬玄有矛盾。时吐蕃入侵,刘仁轨奉命出征,但是他所递交的奏折多遭到李敬玄的反对,使其怀恨在心。于是刘仁轨上 表唐高宗举荐李敬玄替代自己。李敬玄当然是推辞不已,不明就里的高宗也说:“仁轨须朕,朕亦行之,卿何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敬玄硬着头皮出征,结果在青海大败,导致吐蕃由此更为兴盛。

刘仁轨明知李敬玄不能胜任,但为了泄一己之愤,而把国家大事当作他打击政敌的工具。李敬玄在青海一败后一蹶不起,国家利益也由此受到了重大损失,这也成为以后唐朝军事由胜利转向失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刘仁轨因“逞其私忿”,而“陷人之所不能”,实在是没有一点宰相度量,其做法也非君子所为,更重要的是“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二、刘仁轨贪慕虚名。看重名声本是好事,但是过于追求虚名,就过犹不及了。时刘仁轨与宰相李义府不和,李义府一直寻机报复。当唐军讨伐百济时,李义府督促刘仁轨进行海上运输,由于遭遇大风,翻了船,死伤众多。李义府派袁异式去定刘仁轨的罪,后由于舍人源直心的辩解他才得以逃脱死罪。在刘仁轨立有军功被擢升后,袁异式非常恐慌。刘仁轨安慰他“无以昔事不安耶?知君为势家所逼”,而且当场摔杯子表态。他果然没有失言,在他担任知政事时,袁异式不久也被升迁詹事丞。这表现了刘仁轨的胸怀大度、公私分明,本来是值得我们称赞和提倡的。

但此后,刘仁轨听到了些许风言风语,又立即举荐袁异式为司元大夫,即户部侍郎。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本来朝廷官员的升降需经过严格的考核,而他却为博得一个好声名为他人所左右。这种做法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原则。监察御史杜易简谓人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

刘仁轨不但在战场上战绩卓著、才能超人,而且在官场那种权力角逐中善于自我保护,做到游刃有余、善始善终,的确令我们敬佩。同时他也是一个平凡之人,有其狭隘自私的一面。

刘仁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抗日援朝”英雄!

  中国古代史上抗倭名将代不乏人,比如明朝的戚继光、俞大猷、胡宗宪、李如松等等。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击败日军的,则是唐朝名将刘仁轨。

  和其他名将不同,刘仁轨是个文官。他出身贫寒,爱好学习,只要有空,就写字读书。唐高祖年间,刘仁轨出仕,做了小小的陈仓县尉。太宗年间,刘仁轨不畏强权,折冲都尉鲁宁横行不法,刘仁轨竟然把官阶远高于他的鲁宁斩首,获得唐太宗的赏识。

  唐高宗年间,远征高丽,刘仁轨以青州刺史的身份负责大军的后勤工作。刘仁轨做事不讲情面,得罪了上级领导李义府。660年12月,海上风浪四起,可是李义府却以大军缺粮为名,催促刘仁轨出行。结果船队遭遇大风,死伤严重。唐高宗大怒,李义府趁机进言:“不斩杀刘仁轨,不足以平民愤!”幸亏有大臣求情,说海风并非人力能对抗,唐高宗才网开一面,将刘仁轨一撸到底,随军听用。

  后来,唐军将领王文度病死,统率乏人,唐高宗起用刘仁轨率军出征。

  本年,刘仁轨六十岁。六十岁的他第一次带兵出征。这个任命,李义府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很明显,李义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旦刘仁轨战败,那谁也无法救他!

  可是,让李义府大跌眼镜的是,刘仁轨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可是,在熊津江地区和敌军相遇时,刘仁轨大败敌军,敌军死伤万余人。刘仁轨虽然没有带过兵,可是他一生严谨,御下有方,军中将士对这位老人非常佩服。何况,行军打仗和为官治民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是讲究韬略,讲究权谋,在一个又一个的表象中发现本质。

  百济叛军面临唐军的多次打压,不得已向倭国(日本)求见。龙朔三年(663年),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令倭将毛野稚子等倾举国精锐27000余人先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高宗则命令将领率领一万人驰援,与刘仁轨在百济城下会师。刘仁轨秉持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全力进攻叛军老巢周留城。倭寇急忙救援。

  当时,刘仁轨有战舰170艘,总计兵力七千人;倭寇有战舰1000多艘,总兵力一万余人。两军在白江口相遇。双方大战。虽然倭寇的兵力多过唐军,可是,无论是军队素质,还是武器装备,唐朝军队都在倭寇之上。单看战舰容纳士兵人数,就可以看出双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

  双方前后经历四次大战,刘仁轨四战连胜,倭寇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敌军主将仓皇逃走。

  《旧唐书·刘仁轨列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

  此战之后,刘仁轨乘胜追击,在陆地上也连败倭寇。刘仁轨之名传遍天下!倭寇惨败之下不得已逃回本国。百济所有城池,再度归顺大唐。因抗倭有功,刘仁轨连升六级。

  对于刘仁轨,《旧唐书)评价:“文雅方略,无谢昔贤(诸葛亮,王猛),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新唐书》评价:“管、葛之谭,是吾心匠。”无论是哪一家史书,都认为刘仁轨身兼文武,可以和管仲、诸葛亮、王猛相比,乃是一位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一代雄才!

唐朝名将刘仁轨:第一个与日本打海战的将军

唐朝名将刘仁轨:第一个与日本打海战的将军

公元663年,唐朝高宗年间发生在的这场位于朝鲜半岛白江口海战,给整个东亚的局势和历史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改变了整个东亚民族的历史观和政治格局,奠定了千年以来东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

要 说起这场中日第一战,先要了解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当时的半岛分为三个“国家”,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不是后来的高丽国),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很微妙,同盟 关系经常转换,战争不断,但对于唐朝来说,其真正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高句丽。高句丽趁南北朝时中国战乱,经常袭扰中国北方边境,不但与中原王朝打袭扰 战,还出尔反尔,在获得封赏后随即翻脸,甚至在隋文帝时率兵进攻辽西,引起了中原王朝的警惕和愤怒。

  隋文帝统一中原后,高句丽国王高元预 感到大祸临头,曾亲自上书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但转眼之间就又开始反叛。对于这样一个拥有中原王朝的政权组织结构和游牧民族的军事结构的混合型政权,一 旦发展壮大将成为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对此隋唐两代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他们的祖先也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对高句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

战争前序

唐 朝对高句丽的战争在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代,高宗为了从南面夹击高句丽,必须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结盟。公元655年,新罗传书唐朝,说百济不顾与唐高宗的命令 和赠送的玺书(唐高宗曾经赠与百济玺书,令他退回侵占的新罗土地)与高句丽结盟进攻新罗,请求唐军援助, 唐朝决定正式出兵,与新罗结盟攻打百济,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海军从成山(山东荣成)出发,与新罗汇合,并在当年就灭掉了百济,将百济国王压回国内,战争第 一阶段结束。

本来战争到这里就宣告结束,唐朝也将苏定方的军队调往北方进攻高句丽,但是百济大臣鬼室福薪却拒不投降,并派人前往日本(当 时名叫倭国)求援,将在日本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迎回国内继位,日本援军也跟随到了朝鲜半岛,这也是日本军队第一次登陆朝鲜半岛。而高句丽也害怕百济灭亡 后,唐朝对其进行南北夹击,所以一再催促日军进攻,在此情况下,日本人决定百济战场上的日本人立刻投入战斗,不但陆军不断攻克新罗城池,海军也相继赶到, 百济王扶余丰带领军队到白江口(今韩国锦江)迎接,而唐将刘仁轨率领的唐朝和新罗海军也到达了白江口,企图溯江北上与陆军对百济都城形成合围,中日海军在 白江口相遇,一场大战就此展开。

韩国影视剧中的唐朝船队,当时倭国的船只无论质量和数量与唐完全不在一个时代。

战争经过

刘 仁轨,初唐名将,一直做到文昌左相,多次在高宗和武则天离京的时候负责辅佐太子留守长安,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他刚犯了一次错误,他因为押运粮草的战船海上遇 到风暴,战船沉没而被免职,正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军中效力,而出任熊津都督的左卫中郎将王文度却在渡海时身亡(唐朝打下百济后新设了一个熊津都督 府),无奈之下朝廷只好命令刘仁轨代替王文度统军,正是这个命令让刘仁轨名垂青史。

此次战役日军船只比唐军战船数量多很多,按照当时的记 载,唐军军舰只有一百七十艘(大量的船被苏定方带走攻打高句丽和运粮草了),而日本和百济联军则拥有上千艘战船(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 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不过日本船虽多,但大都是些小船,大船不多,并且船只质量很差,因为这时的日本还没从唐朝学 到东西,自然也不懂什么兵法战阵之类的,面对唐军以大船列阵,小船穿梭迎敌的战阵,日本的做法是率先出击,企图利用小船速度快的优势,将唐军大船挡在入海 口的狭小区域,以免唐军战船进入大江后发挥出优势。

想法是不错,但是战斗开始后,日本人的小船劣势充分暴露,前边小船的冲锋都被唐军打 退,后续船只被唐军包围在中央,居高临下用弓箭射击,伤亡惨重,日本人的协调缺陷暴露无疑,因为这次参加作战的日本军队来自不同的地方,指挥不协调,甚至 连日本统帅自己都无法有效指挥,刘仁轨在两翼包围日本船只后采取了火攻,狭小的江面出口摆满了日本船只,日本船只本来就布局混乱,大火一起日军乱成一团, 前边的小船挡住了后边大船的退路,狭小的江面上成了下饺子的大锅,日军纷纷逃命,唐军船只继续从江口前进到宽阔的江面上,大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两天之 内,日方四百多艘战船被焚毁。

对于当时的情况,《旧唐书》按照惯例记了一笔“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 赤。”这一战,倭济联军海军全军覆没。而日本人自己的记载则是“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逆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 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日本书记)。

日本将领朴市田来津是不是死的那么威武我们不知道,反正最终还是战败死了,日本人 的记载倒更像是战后总结,但新罗方面的史书记载的日本人可没那么勇敢,日本陆军在海军战败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投降,倭人全都光着身子站在空地上听训,那会日本人还没学会自杀这招,都乖乖的当了俘虏。

战争后续

这 场战争给参战各方带来重要影响,战后刘仁轨留在百济,帮助当地人重开官署,鼓励发展农业,做了很多的好事。对于日本来说,这场战争让他们从妄自尊大,头脑发热的晕乎状态中彻底清醒过来(日本人居然一直认为自己将智兵勇,远胜唐军),老老实实的接受教训。倭人战败使岛内的贵族陷入慌乱,为了防备唐军可能登陆 日本本岛,日本耗费巨资建立了四道防线,并将都城从西部迁到了中部的奈良,改变了整个日本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重心,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海战在此后的几年 里闹的日本岛上人心惶惶,但唐朝并没有进攻日本。此后倭人并向唐朝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并开始改革,并将自己的国号从倭国正式改名叫日 本,此后八百年间再也没有登陆朝鲜。而刘仁轨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与日本交战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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