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外文名：Maximilien Fran?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国 籍：法国

出生地：加来海峡省阿拉斯

出生日期：1758年5月6日

逝世日期：1794年7月28日

职 业：律师、政治家

信 仰：自然神论

政 党：雅各宾派

解密法国大革命：一场包含错误的正确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史书常归于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启蒙运动对专制权威的批判。这没错，但不充分。至少还有四个重要原因：财政危机、农民问题、谣言与恐慌、军队不效忠。

　　大革命前的法国，深陷国家财政危机，部分因为相对较低的人均国民财富，部分因为税收体制被特权精英(贵族、教士、官员和有路子的资产阶级)的免税和减税弄得千疮百孔。旧制度没有统一的国库，没有中央财政预算，无法核算和控制政府的收支。政府支出的大部分，不是凡尔赛宫的穷奢极侈，而是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收入的一半用于偿还债务，1/4则用于军费。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卷入美国的独立战争。为了弥补开支，政府必须对国民增税，而大部分增税都转嫁到了最底层的农民身上。

　　大革命前的法国是传统农业国家，而非工业国家。农民占人口比例85%，农产品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60%。巴林顿·摩尔指出，法国农业商品化的失败，是大革命发生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农民对封建特权的反抗，镶嵌在这一结构当中。

　　通货膨胀和经济不景气使民众的不满如夏草滋长，谣言和恐慌则使民众的反抗举动升级。“匪徒将劫掠成熟的庄稼”，“贵族们密谋饿死农民”，“国王召集军队准备弹压人民”，这些传言导致民众攻占巴士底监狱，掀开革命巨幕。群众情绪的可燃性是由饥饿与仇恨、怀疑与谣言构成的。谣言是历史巨变中的导火索，远不止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即是新军中遍传的革命党人花名册泄露，革命党人将面临清洗的谣言。

　　军队不对国王效忠，进一步使危机失控。在前工业社会，军官认同自己出身的特权阶层(1789年之前，法国军官90%以上都是贵族，向军团输送人才，是贵族的一项特权)，贵族精神使他们不具备向国民开枪的习惯。军队分化，逃兵不断增多，只在少数地方，军队才镇压了农民。但总体上，镇压的军事力量没有协调统一的部署，从而鼓励农民的起义和抵制在全国扩散。

　　更重要的是，如约翰·布罗揭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批数量庞大、崭新繁荣且政治上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生阶层，他们必须通过立宪变革以获取公民权利并使其涵盖到民族之中。

　　在1789年，贵族率先发难，通过高等法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资产阶级不满被压制的政治参与，于网球场宣誓，抢过反对的旗帜。随后卷入的是因削减关税导致大规模失业的物质匮乏的城市贫民，跟着是赋税沉重又遭遇歉收的底层农民。

　　如果没有城市贫民和底层农民的加入，这场革命很可能不会超出政治变迁的范围，也就是说，将停留在政治革命(包含宗教革命。托克维尔指出，法国教会已是一种政治势力，法国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面目出现的政治革命)，不会进入社会革命的范畴。而每当保守力量(保皇派、立宪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试图终止大革命时，底层力量都继续将之推动前进：1789年7月14日点燃革命火药桶的攻占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导致路易十六被处决的攻打杜伊勒里花园，1793年5月31日造成罗伯斯庇尔上台和恐怖统治的巴黎起义，主要动力都来自城市贫民无套裤汉，并从农村获得支持。

　　大规模民众运动引发的社会革命，极易催生或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化国家组织，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统治。阿克顿说得不错，“彻底地征服社会，经常是靠暴力而不是仁慈的艺术才能做到”。

　　大革命后的法国，国家机器比以往更直接地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渴望获得自由的城里人得到的是以自由名义实施的恐怖统治，渴望解除负担的农民被强制征兵，强制征粮，并且失去了传统的村社共同体，以及天主教的安慰。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从自己所了解并且生活了一辈子的世界中抛离。

　　法国大革命常因其血腥为后人诟病，一些统治者也试图借此建立人民对革命的恐惧。不过，这血腥有夸大成分。与后来出现的右翼极权法西斯与左翼极权国家不同，法国大革命只致力于消灭政治反对派，并未对某个阶级或某个种族进行系统镇压和毁灭。据帕尔默估计，法国大革命中镇压的人合计约4万(当时法国人口约2400万)，其中6%为教士，8%为贵族，14%为资产阶级，不少于70%则是农民和工人(几乎所有的革命中，牺牲最多的都是底层人民，一是因为他们基数最大，二是因为牺牲他们的成本最低)。而据StevenPinker《T heB etterA ngelsofO ur N ature》，在20世纪，政府制造的本国国民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8亿左右，其中极权国家为1.38亿(苏联模式的国家占1.1亿)，威权国家为0 .28亿;民主国家为200万。

　　穿过充满争议的血路，法国大革命最终消灭了盘根错节的特权———君主专制、教会特权、贵族特权和封建残余，建立起一个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和一个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二者都是西方议会民主的本质特征。大革命也将人权理念、政治参与、民主政府等新观念传播开来，它们至今仍是现代文明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思想资源。

　　不无遗憾的是，在大革命随后的60年里，对平等的追求压倒了对自由的追求，法国长期处于动荡局面，断头台矗立，军事强人崛起，政变此起彼伏。在1871年后，始迎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基本建立起稳定的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法国大革命为了未来粉碎过去，作为代价的是，它部分失去了现在。尽管历代的人们对法国大革命不无争议，但如托克维尔所言，它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以此观之，法国大革命或是一场“包含错误的正确革命”。

法国大革命因何求民权却得恐怖 求自由却得独裁？

　　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但结果却充满了暴力与恐怖，特别在“雅各宾专政”时代，独裁统治登峰造极——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随意践踏人权。最终大革命演变成一场悲剧，迎来了拿破仑的独裁统治。

　　革命政府“应当是依靠理智来管理人民，借助恐怖来统治人民的敌人”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君主立宪制政体，1793年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信奉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登台执政。但吉伦特派政府对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抵抗不力，被巴黎人民赶下台。1793年由罗伯斯庇尔领袖的雅各宾派掌握大权，成立革命政府。面对内外对革命政权的威胁，开始推行专制统治。罗伯斯庇尔认为，在革命时期，需要依靠暴力和恐怖来维系，“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不然就会与共和国同归于尽。在目前情况下，你们政策的第一条，应当是依靠理智来管理人民，借助恐怖来统治人民的敌人。”

　　按罗伯斯庇尔的说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而自由的敌人在国内国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一旦敌人被打垮，就应恢复立宪政府，即恢复“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由于现在是战时，“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应当“行如霹雳”，粉碎一切反抗。因为不能“对和平和战争、对健康和疾病实行同一种对策”，所以革命政府拥有“强制力”——即恐怖统治。罗伯斯比尔提出：“难道强制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革命政府“对于人民的敌人除了处死以外别无选择”。

　　革命政府制定“嫌疑犯法令”镇压反革命，全国约有20万嫌疑人被逮捕

　　1793年9月17日，国民公会制定“嫌疑犯法令”，并明确规定，只要言论、著作不利于当局，未表现出忠于当局的贵族及其亲属，和未证明忠于当局而被免职的政府人员，都是嫌疑人，必须逮捕。从而加大了对保王党派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全国约有20万嫌疑人被逮捕。1794年2月26日，发布了宣布查封犯罪嫌疑人财产法令。同年3月3日，通过了将敌人财产给予贫穷爱国者的法令。

　　仅凭精神方面的证据就可被陪审员定罪为反革命，“脑袋如板岩似地纷纷落地”

　　随着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恐怖逐渐正规化和合法化， 1794年4月16日革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被指控为搞阴谋的犯罪嫌疑人，全国各地一律送交巴黎的革命法庭审判。法令颁布后，恐怖统治更进一步。嫌疑人的辩护权和预审均被取消，陪审员仅凭精神方面的证据就可以定罪，法庭只能在开释和死刑之间作出选择。大革命之敌的定义被大大扩展。法令的第6条列举了人民之敌的各种类型，即：“凡以践踏、诽谤爱国主义来赞助法兰西之敌者，凡图谋降低士气、败坏风俗、改变革命原则的纯洁性与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着任何伪装来危害共和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或力图阻挠共和国之巩固者。”

　　在当时，巴黎各监狱挤满了嫌疑犯达8，000多人，很让人担心发生犯人暴动。某些受到严重夸大的迹象使人们相信有人在搞“监狱阴谋”。因此不少嫌疑犯被处死。从1793年3月到7月22日期间，在巴黎被处死的有1，250人。可从大恐怖法令颁布到热月9日的一个多月里，竞有1376人上了断头台。据革命法庭公诉人富基埃一坦维尔描绘，“脑袋如板岩似地纷纷落地”。

　　民众的私产也在革命的名义下被限制和剥夺

　　在法国大革命中，“无套裤汉们”(即法国大革命中“劳动阶层、小手工业者、小商店主等)要求实行粮食和工资的最高限价： “……第2条：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须根据旧历年(1789-1790年底)的价格和它们的不同质量，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第3条：对各种原料也应定价，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业利润、工资和商业赢利不仅能够让那些工匠、庄稼人和商贩得以谋生，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享乐的条件。”

　　他们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祖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月店铺。”

　　“无套裤汉们”的诉求被革命政府付诸实行。在1793年夏起，革命政府加强经济管制。 为了对抗反法同盟，革命政府向民众征用物资，征用工作以全部物质资源为对象。1973年5月起对粮食和面粉买卖实行管制，各市场上都张贴了“谷物的最高限价”，对违反规定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分子都处以死刑。农民交出了粮食、草料、羊毛、大麻，手工业者交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百姓们还得拿出武器、鞋子、被褥和被单。

法国大革命中的真相：仅10%被砍头人是贵族

　　历史和生活一样，许多事情往往也会被沸沸扬扬的传闻掩盖了事实的真相，比如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巴黎的巴士底狱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就有一些传闻与事实不符。

　　传闻是攻破巴士底狱解放了数百名囚徒;而事实却是当时的巴士底狱仅仅关押了7名囚徒。

　　传闻是断头台能使人既迅速又无痛苦地死亡;而事实却是在断头台上的人因不死常常被剁好几次。

　　传闻是许多死于断头台的人是贵族;而事实却是只有10%被砍头的人是贵族。

　　传闻是断头台是当时的主要行刑方式;而事实却是在大革命中死亡的40万人中，大多数人被枪决、烧死或溺死。

　　传闻是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听说老百姓没有面包可吃时，她冷冰冰地说：“叫他们吃蛋糕!”而事实却是，这是杜撰的说法。

　　后来，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这话说得入木三分，令人深思。

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短视导致了他们的悲剧

　　为了取得自身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放弃了税收的控制权，结果使自己沦为王权的依附者;为了保住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联合第三等级对王权发起挑战，结果为第三等级提供了政治机会;面对第三等级的冲击，贵族又匆匆转向王权，希望借助王权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级顺从，结果引发的是导致自身毁灭的大革命

　　读法国大革命史，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贵族在大革命中的短视。正如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在《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引起整个法国陷入天翻地覆中的大革命，最早其实是由贵族发起的;然而贵族发起的这场革命，最终毁掉的恰恰是贵族制度本身。贵族是革命的最早发起者，也是革命的最大受害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理解这一悖论，我们得追溯到1370年法国国王与贵族之间达成的那个著名的协议。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对付英国人的军费，法国国王亨利五世与贵族约定：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国王得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征收人头税的权力。法国国王从此取得了不需要三级会议同意就能征税的权力，贵族和教士由此也取得了免税的特权。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法国的王权。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力最终为法国王权的走向强大开辟了道路，而在征税问题上失去对国王约束权力的法国贵族，则一步步被王权所降服，最终成为王权的依附者。贵族们显然低估了失去税收控制权所带来的长远影响。法国贵族的短视，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

　　在此后的历史岁月中，享有免税权力，对贵族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情况到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法国的财政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国王不得不靠举债度日。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每年仅偿还国债的利息就已经用去了预算的一半以上。每任财政大臣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增加税收。然而，对民众的压榨已经到了极限，农民收入的五分之四已经被用各种名义掠夺了过来，不可能再向他们开征新税。增加税收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过去享有免税权力的贵族和教士们征税。

　　巨大的财政危机终于使14世纪以来贵族的免税权成为社会的焦点。人们突然发现：在法国，那些最有能力支付税收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交纳税款，而税收负担留给的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承担的人。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更是使贵族这种特权的正当性遭到了破坏。

　　然而贵族却并不这样认为。免税是他们古老的特权，他们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这一特权，而不管会因此发生什么。由于贵族的顽强抵制，连续几任试图以向贵族征税的方式解决财政危机的财政大臣，都先后被迫下台。

　　到大革命之前，法国政府已经濒临破产了，国王路易十六找不出其他办法来解决财政危机，向贵族征税的方案于是再次被提出。为了维护自己的免税权力，贵族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以巴黎高等法院、省三级会议和僧侣会议等为阵地向王权发起挑战;对于国王征税的要求，贵族掌握的巴黎高等法院提出要由高级教士、贵族以及第三等级共同组成的三级会议来决定。贵族把第三等级也就是资产阶级拉进来，目的是作为同盟军，壮大自身对抗王权的力量。

　　在贵族看来，三级会议一直是以等级来投票的，两个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联合起来自然就会占有压倒的优势。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第三等级却提出了新的投票方案：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加倍，并且要按人头投票。这样一来，毫无疑问是第三等级而不是贵族，会主导整个三级会议。这当然是贵族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国王的做法最多使他们失去免税的特权，而第三等级这样做无疑会使他们失去更为根本的政治权力。贵族坚决反对第三等级的要求，贵族和第三等级的矛盾，出人意料地取代了贵族和国王的矛盾，变成了斗争的焦点。

　　双方都不肯让步，身陷僵局之中的第三等级决定抛开前两个等级，单独成立国民议会，并宣布国民议会有权决定税收等重大事项。贵族惊慌失措，于是便决定放弃对国王的挑战，转而向王权寻求保护，希望能够借助国王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级让步。在税收问题上贵族和王权存在着冲突，但是在维护传统的封建制度方面，贵族和国王却有着更根本的共同利益。然而贵族的这一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国王和贵族的结盟使一场以国王和贵族为矛头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而贵族的特权，连同整个封建制度，最终也就一起陷入了毁灭。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依然会为贵族在关键时刻的短视而感到不可思议：为了取得自身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放弃了税收的控制权，结果使自己沦为王权的依附者;为了保住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联合第三等级对王权发起挑战，结果为第三等级提供了政治机会;面对第三等级的冲击，贵族又匆匆转向王权，希望借助王权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级顺从，结果引发的是导致自身毁灭的大革命。

　　法国贵族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选择?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法国贵族优先考虑的，从来都只是自身的权力与利益。当社会中的某一阶层将自身的特权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的时候，便注定了其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选择一定是短视的，并最终要为这种短视付出长远而深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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