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李鸿章
别名：李中堂、章桐、号少荃、仪叟
国籍：清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安徽合肥东乡（今瑶海区）磨店
出生日期：1823年2月15日
逝世日期：1901年11月7日
职业：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
代表作品：《李文忠公全集》
主要事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洋务运动
历史贡献：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身后哀荣：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
李鸿章的生平简介 揭秘晚清重臣李鸿章发迹史
李鸿章简介：李鸿章(1823-1901)，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 李鸿章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
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在《马关条约》签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年(同治十年)7月，正当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时节，日本重派的来使到达天津，他们与中国修约的焦急心情，恐怕一点不亚于天气的酷热。这次是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和同为外务权大臣的津田真道为副使，另有随员多人。清朝方面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就是乘双方进行礼节性互访尚未正式开议的短暂间隙，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等人抓紧时间暗中进行议前的紧急磋商，并最后完成上面提到的中方约稿“定本”的。
7月29日(六月十二日)，双方代表在天津的山西会馆会晤，相互阅看授权文书。李鸿章特别强调不依“西约”(指西方列强胁迫中国和日本签过的不平等条约)的原则，他说：中日两国为同文之国，所有会议各事，不可以蹈袭西约旧样，以免为人笑话浅陋，即便有的事情不能不载入约款，“亦须采其意而易其名，庶不拾西人牙慧”{1}。表面上看，李鸿章似乎特别注重条约形式，而实际上，深意在于借脱离“西约”程式而求避免内容上的牵混，与“西约”划清界线。
三天之后，日方提交他们拟出的议约草案。它一脱前次柳原前光所提供的拟稿，另起炉灶，更不外杂取“西约”中的有关内容拼盘而成。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天中方即向日方提交《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之稿，作为对日方所提约稿的否决，并明确相告：昨阅你们提交的约稿，全系抄照于西人之约书，与我政府之希望甚为相反，贵国与我一海相隔，今后互相往来，情谊原为唇齿之邦，此与西洋各国有来无往不同，故决不能蹈西人约书成例!而日本方面于此也不让步，“必欲照西约成例，隐有挟制之意”。李鸿章密嘱应宝时和陈钦给日方复函，要“词意略加峻厉，使知我有定见，不为浮议所摇”②。中方的函件中，除了重申前持原则外，还以日本两次拟稿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指责它这是“未定交，先失信”的表现，说若是这样，干脆仍照去年总理衙门的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算了。这下日本方面真有些紧张了，生怕真的双方决裂，订约不成，不仅有辱使命，且为西人嘲笑，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以中方议约草案为基础，但又要求“对条约文体加以变动”，“在条理上”要“无碍于泰西共同事例”。显然，这是使出的阳奉阴违、存名去实的伎俩。
李鸿章
此后数日，双方各自商讨对策，直到7月初，才再行接触。日方提出修正案，在《通商章程》中添加片面最惠国待遇一款。这自然是非常要紧的一招。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这种条款规定，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时，亦准该与中国缔约国“一体均沾”。这样，与中国缔约的列强各国中，只要其中一国取得侵华的新权益，便可互相援引，使中国受群狼争噬之害。日本这时也蓄谋于此，要为日后分享列强侵华利益制造条约根据。此后几天里，双方频繁会晤，为此激烈争议。李鸿章深知如果允准此条，日本“则援照西约事例，可以入我内地，处处贸迁，我不能与之争，而彼得获其实矣”。日本副使柳原前光，读过许多中国书籍，也十分熟悉“中西和约利弊曲折”，他态度坚决地主张此条。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则毫不退步地驳辩力争，简直弄到舌敝唇焦的地步。日方不惜耍起了无赖，说他们国家“历来称谓办法不能改易”，“意颇翘然自负”。李鸿章则声色俱厉，说你们若是这样一味坚持，议约之事只好作罢。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才“俯首允遵”{1}。拒绝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应该说中方议约当中把握住了最关键环节。
日方见“一体均沾”的条款不能纳入约中，又采取迂回战术，想通过改变不准其入中国内地通商的条款，获取类似西方列强在华所享的商务等方面特权。李鸿章仍然不依，反问对方：现在约定日本在规定的口岸与中国通商，相应华人也不到日本内地贸易，怎么日本能到中国内地?两国从同，这不是很公允的吗?日方代表又无话可说了。李鸿章恐怕日后日本又要反复，遂于限制不许内地通商的相关条款(《通商章程》第十四、十五款)之后，特别添加上“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故须明定限制”等语。就此，李鸿章在向清廷的奏报中这样陈说：“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源”，“今安得又听日本无端阑入耶”!“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还便捷。其形貌文字，系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浸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议约，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
总之，在议约过程中，李鸿章可谓高度警惕，处处设防，特别抓住了关键环节，坚持原则，又能相机行事，立意和举措上均较得当，有效地遏制了对方的觊觎，使条约是以中方提出的拟稿为蓝本，基本原则和主旨未加变易，修改之处主要是对某些文字表述方面的斟酌和推敲，以及因情事变化所必然要作的相应改动。
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分别代表清朝和日本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上签字，同时签订了《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两约相辅相成，基本上贯彻了对等的原则。《中日修好条规》作为双边关系条约，共十八条。主要规定，两国“倍敦和谊”，对对方“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两国可互派“秉权大臣”(即今所谓“全权大使”)驻扎对方京师;两国“职掌相等”的官员“会晤文移均用平行之礼”;在双方通商各口，互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等。《通商章程》作为商务专章，共三十三款(另附海关税则)，也一别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商务约章，明确规定了双方各开的通商各口之具体处所(中国十五处，日本八处);本着两国人在对方通商口岸具有对等活动权限的原则，规定了相关具体事宜;附列了两国的海关税则。
像这次签订的基本平等的条约，在中国近代所签的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这可以说是“不仿西约成东约”。能有此成局，当然首先是限于日本当时羽翼尚不丰满、对华外交亦初行尝试的特定条件，但也离不开中方操局者李鸿章的主观能动因素。
也许有人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条约的文本如何，在外交实践上，还是中国要吃亏的。即使事实真的如此，也当看做是有分别的两码事。条约文本毕竟是反映议约谈判得失的直接结果，是体现当事人特定客观条件下外交见识水平和操控能力的重要证物。何况，条约文本内容上的平等与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纸面上的东西，其实际约束力是不可小觑的。要不，日本何以风风火火地找上门来与中国议约?而在原抱企图没有实现、所签条约没有赋予日本在华能享明显特权的情况下，它又很快要求改约?至于它要求改约的具体情况和结局，就是下面接着要陈述的。
对“不仿西约成东约”的结果，日本方面当然不会满意，也不会甘心。再就是，因为《修好条规》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帮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1}。西方列强借端要挟，说日本与中国缔结攻守盟约，这给了日本一个悔约的借口。所以，在签约不久，它便又搅起了一场改约风波。对于日本来说，这似乎是一箭双雕的事情：改约既可望攫取侵华权益，又会释西方列强之疑而讨好于它。而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操办对日交涉的李鸿章辈来说，不免是又面临着一场新的麻烦。
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上旬，以柳原前光为首的日本使团，又来到了李鸿章坐镇的天津，迫不及待地要求李鸿章接谈改约。事先，日方就相关事宜曾知照过清政府，故李鸿章有所准备。日使来到后，他先是以事务繁忙为托词，故意拖延与他们的直接接触，而让陈钦等人先行与之接触，意在窥其实底，好相机行事，力争主动。
迟至日使到来的9天之后，也就是在5月15日这一天，李鸿章才安排与日使见面。会见时，柳原前光等呈递照会，又说明要求改约大旨。李鸿章先发制人，疾言厉色地诘责“约已议定，何可遽改”，说原约章程内，一再声明彼此一体信守，“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你们日本“不应蹈此不韪，遗笑西人”，并掷还其照会。日使则说，你所言极是正理，我们自己也感到惶愧，只是完不成使命回国无法销差，所以乞请将照会暂存。这显然是要以柔克刚的手法来继续争取。李鸿章还是坚决不允，日使只好说容下面与陈钦他们再行商议吧。
僵局持续了大约一个来月的时间，日方见不能有根本性转机，只得要求“略予转圜”，以便使他们能及早回国交差。从日方此次要求改约的拟议要点看，一是要将《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上面已引录)去掉，以释西方国家之疑;另“欲取法于诸国互相常行条例”，待他们国家与“欧西改订其约之后”，相应修改与中国所订之约中不符的地方;《修好条规》的第十一条中关于对在对方口岸的商民禁带刀械的规定，不合日本习惯，要求删除，等等。据李鸿章向清廷的奏报中透露，关于《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当初之所以“议创”这一内容，实际是考虑日本距中国很近，西方国家来华通商，多取道日本横滨而至上海，日本尤为中国门户，将来设有事变，该国虽未必遽为我用，但有此条牵制，“不至增一劲敌，且不失兵家用间之意”。既然有此“深意”，李鸿章自然是坚持不能轻易删除的。至于像刀械管制以及某些交往细节之类的事情，他觉得“无关轻重”，可以有通融的余地。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地对日方透清实底，而是坚称“查两国初次定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无此办法”{1}。他表示无论如何须先行把双方“换约”(条约签订后，还需要双方政府正式批准认可，交换条约文本)的最后程序完成;之后，“如有可以通融之事，原可随时酌核商办，其万难允行者，断不能稍有更易”{2}。日使见当下改约无望，只得回国。
第二年，两国完成“换约”。中日两国之间最早签订的这组与“西约”独异的条约，终于在“法理”上生效。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册上，可以说留下了并不黯淡的难得一页。
李鸿章叹为观止的吸烟排场：只有嘴和胸脯动
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吸烟仪式开始了。从吸烟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李鸿章除了嘴一张一合和胸脯一起一伏之外，包括双手在内的全身始终是不动的。两个侍者分工负责，训练有素，一个专管烟袋，一个专管烟草和火种。
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过一个声势浩大且隆重无比的加冕典礼，时间是1896年5月。当时大清帝国曾派出首辅李鸿章前往庆贺。
因为还有中东铁路等事务需要商讨，李鸿章在加冕典礼前两个多星期，即1896年4月18日就抵达了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特意授命总理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全程接待。
在李鸿章之前，维特还没有亲自接待过任何一个中国使节。有人出主意说，中国官场是最讲究规格和排场的，如果场面欠排场或者不隆重，他会觉得很丢面子，认为你不尊重他，小瞧了他，能办的事情也大半会办砸。
维特是沙俄朝臣里温和派的代表，他深谙只有让李鸿章舒心惬意，才能和他建立良好关系，只有和这位在大清朝一言九鼎的人物搞好关系，才有利于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以及两国的长期交往。于是维特先是派出宫廷事务部官员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到达敖德萨城后又派出一队士兵专作荣誉护卫。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欢迎仪式当然是盛大隆重的，就连接下来的吃茶点都安排了乐队，组织了歌舞，甚至还有专门的礼宾司仪。
李鸿章
维特对自己的精心安排无疑是满意的。
但这位沙俄总理大臣很快就没了自信。李鸿章一个小小的吸烟细节就把包括维特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俄国人都镇住了。维特写道：
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要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声音沙哑，有点像马的嘶叫。立时就有两个中国侍者从隔壁房间飞奔而出，一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一人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火种和烟草。
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吸烟仪式开始了。从吸烟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李鸿章除了嘴一张一合和胸脯一起一伏之外，包括双手在内的全身始终是不动的。两个侍者分工负责，训练有素，一个专管烟袋，一个专管烟草和火种。李鸿章把烟袋含在嘴里的时候，负责烟袋的侍者单腿跪地，双臂平直始终在下面托着，每等李鸿章吸完一口，就不失时机地把烟袋从他嘴里取出，待他恣情美意吞云吐雾一番过后，再如木匠接榫子一般恭恭敬敬迅速而准确地将烟嘴投送到他嘴里去。负责烟草和火种的侍者，动作完成得更是连贯紧凑得体。两个侍者配合得天衣无缝，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而李鸿章始终眯着双目泥塑一般端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抬一抬。
作为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两朝元老，维特绝对算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可他何曾见过这等吸烟场面?他只有连连摇头，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
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国曾受贿300万卢布？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俄罗斯旧都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宗侗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李鸿章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甚至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俄方强调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与沙皇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李鸿章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也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脚，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而且自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着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极大的特别经费，虽名为“李鸿章基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170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四、该笔基金更多的是被沙皇本人当做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的。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会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且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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