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外文名称：John Maynard Keynes
国籍：英国
民族：英格兰人
出生地：英国剑桥
出生日期：1883年6月5日(癸未年)
逝世日期：1946年4月21日(丙戌年)
职业：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毕业院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主要成就：创立宏观经济学、现代归纳逻辑
代表作品：《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印度通货与金融》、《论概率》
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凯恩斯的生平简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也为地名，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港城市。位于大陆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濒特里尼蒂湾，在布里斯班西北1,380公里。
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
经济学时代奠基人: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战后繁荣之父")。
个人生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的剑桥，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主修数学，曾获托姆林奖金(Tomline Prize)。
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师从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1906年以第二名成绩通过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为其第一部经济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13)作了大量研究准备工作。1908年辞去印度事务部职务，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
其间1909年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亚当斯密奖。概率论论文后稍经补充，于1921年以《概率论》(A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为书名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 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因对赔偿委员会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不久表明其对德国赔偿问题所持看法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1919)一书出版，引起欧洲、英国及美国各界人士的大争论，使其一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
在任教同时，不仅撰写了大量经济学文章。
1921~1938年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National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董事长期间，其对股东的年度报告一直为金融界人士必读而且是抢先收听的新闻。1940年出任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并在他倡仪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国民收入统计，使国家经济政策拟订有了必要的工具。1944年7月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英国理事，在1946年3月召开的这两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 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
返回英国不久，因心脏病突发于1946年4月21日在索塞克斯(Sussex)家中逝世。因其深厚学术造诣，曾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晋封为勋爵，1946年剑桥大学授予其科学博士学位。
凯恩斯(1883-1946)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
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优势部门的和平，则必然是失业更趋严重。故凯恩斯断抗议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
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就业的影响。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 ，"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含有入学真下成分。"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仅限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在《通论》中，凯恩斯由投资乘数原理出发，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投资的乘数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追加新投资获得新收入，致使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
而一国的总投资既包括国内投资(它决定于国内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也包括国外投资(它决定于贸易顺差额)，"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除此之外，凯恩斯还强调贸易顺差本身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亦犹如投资。认为出口是对该国产品的需求，如同投资，是一种"注入"(Injection)，能使国民收入增长;而进口则是对舶来品消费的增加，如同储蓄，是一种泄露，会减弱投资乘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减少。
因此，凯恩斯极力鼓吹贸易顺差，并提出应尽力扩大出口，同时藉助保护关税和鼓励"购买英国货物"以限制进口的政策主张。上述凯恩斯关于乘数理论及贸易顺差的分析，后经英国学者哈罗德和美国学者马赫洛普等人的论证而发展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脱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
凯恩斯的爱情史：凯恩斯与妻子莉迪亚
1921年12月26日，凯恩斯先生收到一位俄罗斯舞女的来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亲爱的凯恩斯先生：如蒙赏光，请于明天下午五点半到寒舍喝下午茶如何?”
这位舞女叫莉迪娅。在这之前，凯恩斯只看过她的几场演出，两人一起吃过一次午饭而已。但年盛气傲的凯恩斯先生突然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苦恼。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莉迪娅。他跟一位朋友说，莉迪娅“在每个方面都是完美的”。刚刚和莉迪娅喝完下午茶，凯恩斯就拉着朋友，紧张地诉说：“我该如何是好?我已深感恐惧。”那位朋友说：“千万不要娶她，不管她有多么迷人。她会很快退出舞台，变成个花钱如流水的太太。最好只把她当作情妇。”
无论怎么来看，凯恩斯先生这场迟到的恋爱都好像要注定变成一个美丽的错误。凯恩斯出身知识贵族之家，从伊顿公学到剑桥大学，一路接受的是上流阶层的教育。当时，凯恩斯38岁，但早已因写出《合约的经济后果》成为蜚声海外的著名公知了。而且，凯恩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一个同性恋。除了几次短暂而不成功的恋爱，凯恩斯对女人几乎毫无经验，更何况是像莉迪娅这样的女人。
莉迪娅比凯恩斯小八岁。她出身于俄罗斯的一个清寒家庭，从小就开始学习芭蕾舞，在圣彼得堡的帝国芭蕾学校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她是个独立而不安分的女孩，孤身一人离开祖国，到伦敦跳舞。之后的生活更加漂泊，她去过美国、到过巴黎，一度还想去西班牙或意大利闯荡。她曾经和天才的芭蕾舞演员尼金斯基(Nijinsky)同台演出，毕加索为她画过好几幅画像，《彼得·潘》的作者、苏格兰作家巴利(J. M. Barrie)为她写过剧本。她有过好几个情人，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当凯恩斯最初见到莉迪娅的时候，莉迪娅还是“罗敷自有夫”，她已经跟剧团的一位年轻经理结婚了。
爱情是盲目的。凯恩斯先生的理性似乎被燃烧的激情烧成了灰烬。凯恩斯迅速地掉进了情网。和莉迪娅见面不到两周，凯恩斯就成了她的情人。不到七周，凯恩斯就把莉迪娅搬到了自己住的房子旁边，离他的住所只隔了三个门牌号。
凯恩斯住在伦敦的郊区布鲁姆斯伯利(Bloomsbury)。布鲁姆斯伯利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精英小群体的象征。从1905年到二战期间，一批年轻的剑桥大学毕业生聚居在这里，他们中有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写《到灯塔去》的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 Woolf)和她的画家姐姐Vanessa Bell，写《印度之行》和《没有风景的房间》的福斯特(E. M. Forster)，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y)都是布鲁姆斯伯利的成员。布鲁姆斯伯利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得超过了一般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很自由而散漫的爱情关系。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个个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号称“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当凯恩斯把一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陌生女子带进来之后，布鲁姆斯伯利成员打心底里不能接受这个外来的物种。
凯恩斯的好友斯特拉奇说，莉迪娅是个“半傻子”(half-witted)。Clive Bell嘲笑她，说Woolworth(一家大型商场)是莉迪娅的“精神家园”。
“莉迪娅的灵魂是一只松鼠。她坐在那里，用前爪不停地两边擦鼻子。可怜的小东西，掉进了布鲁姆斯伯利的陷阱里。她在这里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用心默诵莎士比亚了。看到她坐下来读《李尔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没有一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觉得凯恩斯和莉迪娅的爱情能天长地久。他们觉得凯恩斯娶莉迪娅，就是对组织的背叛。但1925年，等莉迪娅解除了婚约之后，两个人真的结婚了。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婚姻生活里，凯恩斯和莉迪娅相亲相爱，生活得非常幸福、满足。
凯恩斯在莉迪娅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常人难以察觉的光芒。他喜欢莉迪娅的天真烂漫、生机勃勃、聪明睿智。莉迪娅在公共场合也喜欢吸引众人的注意，有时候会故意高声说话，但凯恩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爱人，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莉迪娅的英语说得都不囫囵，但凯恩斯说，她的魅力之一就是“能用最会意而到位的方式使用英语单词”(the most knowing and judicious use of English words)。沃尔芙等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刻意追求的就是那种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风格，但莉迪娅才是天生的真正的波希米亚风格。难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如此痛恨莉迪娅。
凯恩斯和父母的关系很好，每周都会去看看父母。莉迪娅和凯恩斯的父母关系处得非常好。凯恩斯内心里是渴望别人的赞扬的，他的文章在报纸上一发表，莉迪娅就找来津津有味地阅读。她对凯恩斯说：“读你的东西让我感到自己更加高大”。她甚至把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都读了。她对《通论》的评价是：“像巴赫一样优美”。尽管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对莉迪娅刻薄挖苦，甚至曾经让莉迪娅绝望到了要离开凯恩斯的地步，但她知道凯恩斯离不开他的朋友们，她从来没有对凯恩斯说过抱怨布鲁姆斯伯利成员们的话。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非常严重，他一生都对年轻的漂亮男孩充满渴慕，但和莉迪娅结婚之后，他没有做出过出轨的事情，为的是守住这份珍贵的感情。他们的性爱生活也充满了情趣。在两个人的通信中，莉迪娅会悄悄地说起凯恩斯“细长而敏感的手指”、“狡猾的嘴唇”、两人在床上的“波动”。凯恩斯和莉迪娅，两个看似完全不一样的人，找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凯恩斯有一次问莉迪娅：“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呀?”莉迪娅说：“我什么也没想”。凯恩斯哈哈笑起来：“我要是也能这样就好了。”
1937年凯恩斯得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莉迪娅成了他的专职护士，一直照顾着凯恩斯的健康。但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满目疮痍，凯恩斯心急如焚，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珍惜的西方文明从此灰飞烟灭。过度劳累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1946年的复活节那一天，凯恩斯不幸去世。莉迪娅的心都碎了。她说：“现在我没有了他，只剩下孤孤单单一个人。光芒都已消失。我悲伤。我哭泣。”
凯恩斯去世之后，莉迪娅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她拒绝见记者，不写回忆录，不谈凯恩斯，也不关心芭蕾舞。她只在乡下莳花弄草，头上顶着篮子去买菜，几乎一丝不挂地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次，一群访客执意要来见她。莉迪娅看了看一屋子的人，开始用俄语自说自话。有人提醒她，来的没有一个人懂俄语。莉迪娅漠然地看着窗外，轻声说：“我懂”。
凯恩斯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凯恩斯有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讲的问答环节说，凯恩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凯恩斯这位柔弱的经济学家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没有孩子，因此他不太关心后辈的命运。他娶了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这对夫妇更有可能谈论诗歌而非生育。埃德蒙·伯克有许多孩子，凯恩斯一个孩子也没有，所以伯克相信会持续许多代人的社会契约，而没有孩子的凯恩斯信奉自利哲学。
弗格森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批评他。随后，弗格森公开道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首先，显然没有孩子的人也关心后辈。其次，我忘记了凯恩斯的妻子莉迪亚曾经流产。”
但在公开声明中，弗格森很快就开始为他自己辩解：“我没有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作为一套思想只是凯恩斯的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德国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凯恩斯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较小和重要的作用。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的性取向确实发挥了历史作用，他受到德国银行家卡尔·梅尔基奥尔的强烈吸引，这无疑影响了凯恩斯对《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看法。
“读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凯恩斯传》的人都会发现，凯恩斯的同性恋问题被当作一个慎重、知性、与其著作有关系的问题。凯恩斯在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伙伴如果还活着，都会同意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性取向的意义不只是在卧室，知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凯恩斯远非我写过的唯一一位同性恋或双性恋。比如在《战争的遗憾》中，我讨论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他真实或想象的被俘虏他的土耳其人强奸的经历影响了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我发现那个金融王朝中至少有三个成员是同性恋。在《帝国》中，我勾勒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恋的生活。”
弗格森还倒打一耙：“凯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确的时候。比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说，除非波兰的邻国繁荣、有序，否则，没有工业、只知道迫害犹太人的波兰不可能在经济上有大的发展。相对于反对波兰人，凯恩斯更加反对美国人。1941年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一直认为，访问美国就像生一场重病，之后需要一个恢复期。’在他看来，华盛顿被一批律师控制着，都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法律术语，用他的话来说，切诺基族的语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家里的炒股大神
提起凯恩斯，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过经济的刺激来扩大总需求的理论，与另一个经济学家哈耶斯主张的自由市场，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支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是全球最主流的两种彼此对立的政府策略。
读完约翰F.瓦辛科写的《在股市里遇见凯恩斯》才知道，凯恩斯其实也是一名非常伟大的实战投资家，是最早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具有二十多年的操盘和资金管理经验，其独特的投资经历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作者以凯恩斯在不同历史时段投资理念的变化为线索，描写了他的经济理论、投资思想和具体的投资收益，并且穿插了他的人生经历，让读者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投资家凯恩斯。
凯恩斯其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博学多才，精通数学和概率论;极具胆识，随时准备冒险，在大崩盘时期仍对自己的理念执着坚持;热爱生活，爱好文化艺术和收藏，会享受生活;性情中人，从曾经的同性恋到与已婚的俄国芭蕾舞演员结婚;有大爱情怀，希望世界人人都能得到体面的生活。
凯恩斯的投资经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专注于货币开始，之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当恐惧、惊慌、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和战争挨个的摧毁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际，凯恩斯泰然自若，又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从而转变观念，最终为基金赚取了巨额收益。他的投资理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是货币投资，之后是大宗商品投资，最终是凯恩斯最为成功的，作者描写最多的股票投资，特别是传统的股票价值投资，堪称现代价值投资的萌芽。
当然了，虽然作者特别推崇凯恩斯的股票价值投资理念，也把自己的资金大部分投入到了指数基金中，但纯粹的价值投资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则相当困难，因为这种理念是完全逆向投资，反人性的，要非常有耐心和坚持，在标的选择和仓位控制等方面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好的。长期的价值投资就是赌国运，而战后的美国长期霸主地位为其提供了保证，所以什么都不能盲目模仿，要因地制宜，适合自己才行。
以下是书中的精华摘要：
博格1974年创建了先锋基金公司，并与1975年推出了指数基金，深得凯恩斯投资理念的精髓。
我根本的投资理论的启迪者乃是投资家凯恩斯，而不是经济学家凯恩斯。
凯恩斯曾警告：将基于过去经验的归纳论证应用于未来非常危险，除非我们能明辨其(过去)广泛成因。
凯恩斯在《通论》中解释了股票收益的两个部分，其一是实业，“在整个生命周期预测资产的预期收益”，另一个是投机，“预测市场心理”。约翰.博格根据亲身经验总结出了两个重要来源，经济和情绪，对应着凯恩斯的实业和投机。
博格以百年的美国股市大盘统计为例，证实了公司的收益率与GDP增长率显著的一致，而投机回报则具有投机性质，几十年来一直正负交替。重点在于：长期看来，投资经济，即实业决定总回报;而短暂投资情绪，即投机在短期极为重要，最终却证实为几乎毫无意义。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