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明治天皇
外文名：めいじてんのう、むつひと
别 名：Mutsuhito the Great
国 籍：日本
民 族：和族
出生地：山城国京都京都御苑
出生日期：1852年11月3日
逝世日期：1912年7月30日
职 业：日本天皇
信 仰：神道教
主要成就：王政复古
明治维新
击败俄国与清朝，吞并台湾和朝鲜
制订《大日本帝国宪法》
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获胜
代表作品：《五条御誓文》《大日本帝国宪法》
尊 称：明治大帝
陵 墓：伏见桃山陵
继任者：大正天皇(三子)皇长孙裕仁天皇
日本艺妓让英国女王醋意大发 成明治维新最大功臣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是一个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职业，其实人们对艺伎有着很多的误解。300多年来，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些著名的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的走向有过微妙的影响。
幕府禁私娼催生日本艺伎
17世纪末期，日本兴起了代表市民阶层的“町人文化”，艺伎也在这个日本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悄然诞生。
艺伎的起源可追溯到德川幕府早期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当时的德川幕府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严厉禁止私娼，迫使民间妓女转而采用亦歌舞亦卖身的方式来钻官府规定的空子。后来，幕府官营妓院中的妓女为生计所迫，也吸收了民间艺伎通俗的表演形式，转变为既卖身又卖艺的艺伎。18世纪中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被合法化，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只卖艺不卖身的行规被广泛接受，表演的项目也逐渐增多。在日本的江户(今东京)新桥、柳桥和京都祗园等地相继出现了专门进行这种表演的艺伎馆。到了德川幕府中期，艺伎主要服务于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后来又把新兴的商人阶层作为主顾。
日本的艺伎多来源于喜欢这一充满浪漫情调行业的女子，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家庭也以女儿能进入艺伎这个行当为荣。艺伎未必年轻貌美，却风情万种;未必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然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艺伎绝非易事，有志于进入这一行业的女孩在10岁左右时就被送进艺伎馆，开始长达5年或更长时间的系统学习。
在此期间，女孩子要学习大到诗书、舞蹈、琴瑟、茶道、书法、插花、谈吐、装扮，小到如何优雅地打开推拉门、如何走路、如何鞠躬和斟酒等生活礼仪。经过十分艰辛的培训课程后，她们要做到优雅甜美、知书达理、服饰华丽、擅长歌舞，学会察言观色，对男人们能够应付自如。此后，女孩们还要经过一段时期的“见习艺伎”阶段，方可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艺伎。
由于培养艺伎要花费大量金钱，只有那些一掷千金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是艺伎的真正主顾。在二战前的日本，拥有一个能够随叫随到的艺伎是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很多有钱人也争风吃醋，竞相力捧自己喜欢的艺伎。
艺伎成为明治维新的“功臣”
在三百多年艺伎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艺伎，她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享有“勤王艺伎”美誉的中西君尾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君尾出身于武士家庭，因父亲被仇人所杀而家道中落，不得不进入艺伎界，她经常在一个叫做“鱼品”的茶屋表演。当时，幕府势力和维新派在日本京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两派人物经常以京都的声色场所作掩护，召开秘密会议。很多维新派的骨干人物都是“鱼品”的常客，后来在明治政府中历任外务、大藏大臣的井上馨就是其中之一。井上馨与君尾一见钟情，两人感情迅速发展，难舍难分。不久，在京都负责追捕维新志士的幕府高官岛田左近也看上了君尾。在一般艺伎眼中，岛田有权有势，能够成为岛田的妻妾真是求之不得，但君尾却不为所动，拒绝了岛田的求婚。
当井上馨听说了岛田向君尾求婚的消息后，派人找到君尾，要求君尾为维新大局考虑，接受岛田的求婚，借机刺探幕府的机密。君尾含泪答应了爱人的请求，嫁给了岛田，靠着岛田对她的宠爱，她套出了大量幕府情报。在她的帮助下，许多维新派志士得以逃脱幕府的追杀。后来，维新派武士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岛田，除去了维新派的心腹大患，给幕府势力以沉重打击。号称“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也有一段和艺伎的生死恋情。木户的妻子松子也是一位艺伎。1864年，幕府势力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木户孝允被迫扮成乞丐隐藏在一座桥下。每天，松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桥上，然后将包有饭团的包裹装作无意中失落于桥下，送到木户孝允的手中。后来，松子又多次利用艺伎馆掩护丈夫，终于使他逃过了幕府的追杀，并成为后来推翻幕府统治的领袖之一。可以说，艺伎为日本的明治维新确实出了不少力，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日本艺伎让英国女王醋意大发
明治维新以后，艺伎与政界人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位宣称“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伊藤博文，他的原配伊藤梅子就是艺伎。伊藤博文当权后，还特意让人在横滨开设茶室“富贵楼”，作为和艺伎们幽会的场所。
20世纪最出名的日本艺伎莫过于中村喜春了。
中村喜春1913年出生在东京，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家境很富裕。孩童时，中村喜春就对歌剧院台上那些穿着传统和服、浓妆艳抹的艺伎特别着迷。她常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站在那个舞台上。15岁那年，她不顾父母反对，投身艺伎行列。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刻苦训练，几年后，中村喜春声名鹊起。不但红透日本，就连著名影星卓别林也曾慕名前来观看她的演出。
谈到二战后的名艺伎就不能不提岩崎峰子，风靡全球的小说《艺伎回忆录》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二战后，作为日本文化外交的一种手段，艺伎们经常要接待外国政要。面对这些世界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以岩崎峰子为代表的艺伎们在想方设法讨客人欢心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自尊心。
1970年4月，岩崎峰子参加接待英国查尔斯王子的私人茶道会。表演结束后，查尔斯王子仍意犹未尽，向峰子提出要看看她用的那把扇子。当她把扇子递给查尔斯时，查尔斯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在扇子上签了名。这对一般人来说很值得荣耀的事却让峰子很不高兴，回家后就叫人把扇子扔了。
1975年5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一次晚宴上，岩崎峰子受邀作陪，但女王对艺伎们不理不睬并且根本不吃她们准备了许多天的食物，这让峰子很是不满。她借故与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攀谈并做出一些亲昵举动，女王果然很受刺激，据说当天晚上女王夫妇就分床而睡。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新文化的双重冲击下，艺伎行业逐渐走向衰落。在20世纪初，日本一度拥有超过8万名艺伎，现在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只有数百人，而且几乎集中于东京和京都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但艺伎文化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和《雪国》就是描写艺伎恋情的。被称作“艺伎道”的行为规范，也已经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一种生活和社交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艺伎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艺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现代日本文化之中，并没有衰落。
艺妓如何影响日本历史？明治维新背后的女人
艺妓如何影响日本历史？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是一个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职业，其实人们对艺伎有着很多的误解。300多年来，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些著名的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的走向有过微妙的影响。
幕府禁私娼催生日本艺伎
17世纪末期，日本兴起了代表市民阶层的“町人文化”，艺伎也在这个日本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悄然诞生。
艺伎的起源可追溯到德川幕府早期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当时的德川幕府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严厉禁止私娼，迫使民间妓女转而采用亦歌舞亦卖身的方式来钻官府规定的空子。后来，幕府官营妓院中的妓女为生计所迫，也吸收了民间艺伎通俗的表演形式，转变为既卖身又卖艺的艺伎。18世纪中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被合法化，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只卖艺不卖身的行规被广泛接受，表演的项目也逐渐增多。在日本的江户(今东京)新桥、柳桥和京都祗园等地相继出现了专门进行这种表演的艺伎馆。到了德川幕府中期，艺伎主要服务于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后来又把新兴的商人阶层作为主顾。
日本的艺伎多来源于喜欢这一充满浪漫情调行业的女子，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家庭也以女儿能进入艺伎这个行当为荣。艺伎未必年轻貌美，却风情万种;未必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然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艺伎绝非易事，有志于进入这一行业的女孩在10岁左右时就被送进艺伎馆，开始长达5年或更长时间的系统学习。
在此期间，女孩子要学习大到诗书、舞蹈、琴瑟、茶道、书法、插花、谈吐、装扮，小到如何优雅地打开推拉门、如何走路、如何鞠躬和斟酒等生活礼仪。经过十分艰辛的培训课程后，她们要做到优雅甜美、知书达理、服饰华丽、擅长歌舞，学会察言观色，对男人们能够应付自如。此后，女孩们还要经过一段时期的“见习艺伎”阶段，方可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艺伎。
由于培养艺伎要花费大量金钱，只有那些一掷千金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是艺伎的真正主顾。在二战前的日本，拥有一个能够随叫随到的艺伎是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很多有钱人也争风吃醋，竞相力捧自己喜欢的艺伎。
艺伎成为明治维新的“功臣”
在三百多年艺伎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艺伎，她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享有“勤王艺伎”美誉的中西君尾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君尾出身于武士家庭，因父亲被仇人所杀而家道中落，不得不进入艺伎界，她经常在一个叫做“鱼品”的茶屋表演。当时，幕府势力和维新派在日本京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两派人物经常以京都的声色场所作掩护，召开秘密会议。很多维新派的骨干人物都是“鱼品”的常客，后来在明治政府中历任外务、大藏大臣的井上馨就是其中之一。井上馨与君尾一见钟情，两人感情迅速发展，难舍难分。不久，在京都负责追捕维新志士的幕府高官岛田左近也看上了君尾。在一般艺伎眼中，岛田有权有势，能够成为岛田的妻妾真是求之不得，但君尾却不为所动，拒绝了岛田的求婚。
当井上馨听说了岛田向君尾求婚的消息后，派人找到君尾，要求君尾为维新大局考虑，接受岛田的求婚，借机刺探幕府的机密。君尾含泪答应了爱人的请求，嫁给了岛田，靠着岛田对她的宠爱，她套出了大量幕府情报。在她的帮助下，许多维新派志士得以逃脱幕府的追杀。后来，维新派武士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岛田，除去了维新派的心腹大患，给幕府
势力以沉重打击。号称“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也有一段和艺伎的生死恋情。木户的妻子松子也是一位艺伎。1864年，幕府势力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木户孝允被迫扮成乞丐隐藏在一座桥下。每天，松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桥上，然后将包有饭团的包裹装作无意中失落于桥下，送到木户孝允的手中。后来，松子又多次利用艺伎馆掩护丈夫，终于使他逃过了幕府的追杀，并成为后来推翻幕府统治的领袖之一。可以说，艺伎为日本的明治维新确实出了不少力，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日本艺伎让英国女王醋意大发
明治维新以后，艺伎与政界人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位宣称“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伊藤博文，他的原配伊藤梅子就是艺伎。伊藤博文当权后，还特意让人在横滨开设茶室“富贵楼”，作为和艺伎们幽会的场所。
20世纪最出名的日本艺伎莫过于中村喜春了。
中村喜春1913年出生在东京，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家境很富裕。孩童时，中村喜春就对歌剧院台上那些穿着传统和服、浓妆艳抹的艺伎特别着迷。她常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站在那个舞台上。15岁那年，她不顾父母反对，投身艺伎行列。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刻苦训练，几年后，中村喜春声名鹊起。不但红透日本，就连著名影星卓别林也曾慕名前来观看她的演出。
谈到二战后的名艺伎就不能不提岩崎峰子，风靡全球的小说《艺伎回忆录》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二战后，作为日本文化外交的一种手段，艺伎们经常要接待外国政要。面对这些世界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以岩崎峰子为代表的艺伎们在想方设法讨客人欢心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自尊心。
1970年4月，岩崎峰子参加接待英国查尔斯王子的私人茶道会。表演结束后，查尔斯王子仍意犹未尽，向峰子提出要看看她用的那把扇子。当她把扇子递给查尔斯时，查尔斯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在扇子上签了名。这对一般人来说很值得荣耀的事却让峰子很不高兴，回家后就叫人把扇子扔了。
1975年5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一次晚宴上，岩崎峰子受邀作陪，但女王对艺伎们不理不睬并且根本不吃她们准备了许多天的食物，这让峰子很是不满。她借故与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攀谈并做出一些亲昵举动，女王果然很受刺激，据说当天晚上女王夫妇就分床而睡。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新文化的双重冲击下，艺伎行业逐渐走向衰落。在20世纪初，日本一度拥有超过8万名艺伎，现在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只有数百人，而且几乎集中于东京和京都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但艺伎文化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和《雪国》就是描写艺伎恋情的。被称作“艺伎道”的行为规范，也已经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一种生活和社交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艺伎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艺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现代日本文化之中，并没有衰落。
明代大师王阳明如何启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
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日本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启蒙的呢?
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1472-1529)。17世纪初，有关王阳明的书籍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山县有朋，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伊藤博文，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王阳明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重视朋友关系。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科举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大师——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明朝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囶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德川光囶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
日本明治天皇：一天宁可吃一餐 也要建立强大海军
1868年7月14日，明治天皇在宫中审视了军务官的奏折，折上写道：
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
这句话，立即拨动了明治天皇的心弦。在辅政诸大臣的帮助下，他立草诏书，谕令全国：
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从速!加快!日本人的“水磨”遇到洋流的冲击，立即疯狂地运转起来了。
沉埋多年的林子平的《海国兵谈》被“解放”了出来，成为谈海防、论练兵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位18世纪的仙台人还曾专门写了一部《三国通览图说》，里面记载了朝鲜、琉球和库页岛的地理、民风，以便在“日本勇士率领雄兵入此三国之时”当做指南。一同被送往皇宫的还包括从赤井东海的《海防论》、松平定信的《海防独语》，到吉田敏成的《海警妄言》、佐藤信渊的《海防馀论》等所有能搜集到的海防论著，甚至中国人魏源那本在故乡遭受冷遇与遗忘的《海国图志》，也成为天皇、大臣的必读之书。
明治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使幕府的海军全部转到了新政府制下，各藩所辖的军舰也几乎全部“献”给了新政府。很快，在天皇的旗帜下就聚集了全日本可供海军使用的一切军舰。在日本兵部省炮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日本未来的海军将要超过英国，在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炮制这一计划的兵部大辅前原一诚，计划仅蒸汽铁甲舰就要装备50艘，他还把海军经费提到和陆军经费等同的高度，达15万石。
在东京，原来的广岛藩邸正加紧施工，准备把这里改为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的海军
在欧洲的几大造船厂，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身影。这些矮个子的东方人，早就脱下了传统的和服和木屐，他们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到处深深地鞠躬，到处打听哪里有适合日本的舰船出售。他们的舰船和枪炮生意做得异常艰难，因为整个欧洲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儿，对他们的举动兴趣不大。但是，他们白天仍旧东奔西跑，到处活动，不放过一个可能的机会;晚上，他们聚在一起，重新按照在国内的身分品级次第坐好，激动地重温着天皇的谕旨，憧憬着飘扬太阳旗的舰队横行太平洋时的壮阔景象，这时，他们往往要泪流满面，把白天受到的屈辱和冷遇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用在海滩上做小买卖的精明，向世界购买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在皇宫里，明治天皇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
1874年的对台用兵，使他进一步看清了海军的重要性，而随着海军的兴建，百事待举，各处都在闹嚷嚷叫唤没钱。海军经费一加再加，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发行了，烟草税、药物税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已达岁入的八分之一，还是缺钱。明治天皇东张西望，越过那些张手要钱的臣子的头顶，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权臣贵族极尽奢华的府邸，通宵达旦的宴饮，依红偎翠的冶游，一掷千金的豪赌，充斥马厩的名马，镶嵌珊瑚宝石的衣装……
愤怒的明治天皇向他的臣子们扬起了无形的鞭子，发出了无声的诏令：从即日起，天皇开始撙节内宫开支，进餐时的四碟八碗撤了，入夜的笙管笛箫停了，什么锦衣玉带，什么钟鸣鼎食，天皇不要享受，不要排场，只要海军。
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天皇要挥动自己无形的鞭子，给日本这辆旧马车加速，让它冲上近代化的高速路，并且在奔驰中从旧马车变成丰田、三菱跑车。
从明治初期起，天皇开始疯狂地聚敛财富，把持垄断日本新兴工业的开发权，控制三井、三菱、住友等大公司及日本的外贸、重工业、银行，并通过各种进献、投资，非法征用土地，使自己的皇室积累打着滚地增加。同时，他又多次为建海军率先节约开支，打开自己的钱袋，毫不吝惜地倾倒金钱，他甚至提出“虽国家力不能胜，既属必要之大计，亦只有断然行之”。
1887年7月，天皇发布谕令：
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谕令一发，举国华族富豪无不为之震动。在东京的街头，在豪富们摆放着精美插花的客厅，在围棋和剑道的道场，到处是感谢上苍为日本派来治世明君的眼泪和喧嚣，有钱人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按照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
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
天皇恨不能把“圣岳”富士山变成金山、铁山、钢山、火药山，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战舰。
他不要慢节奏的跋涉，他一开始就要求他的国家“冲刺”——尽管他知道他的国家和他病残的双腿一样，时时对这种“冲刺”感到力不从心。
据说，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不少，有人带回了日本天皇靠牙缝里抠肉来供养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居然被传为笑谈。人们说：“东洋小夷，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
让人笑话，丢一国之主的脸面，似乎是非常可怕的;惟一不怕的，就是没有海军，没有国防，没有主权和尊严——这，就是上一世纪大清国的政治逻辑。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