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聂豹

别 称：聂贞襄

字 号：字文蔚；号双江

所处时代：明代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吉安永丰(今江西永丰)

主要作品：《困辨录》《双江集》

学 派：心学(江右王门)

官 职：兵部尚书

追 赠：太子太保

谥 号：贞襄

明朝著名廉吏聂豹生平经历简介，崇尚节义

聂豹(1487年——1563年)，字文慰，号双江。晚年号白水老农，东皋居士。江西省永丰县(今江西永丰)人。明朝著名廉吏，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授华亭县令，升御史，历官苏州、平阳知府、陕西副使、福建道监察御吏、后又巡按福建、进兵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嘉靖三十一年任兵部尚书，后加太子太保，赐祭九坛，入豫章理学祠、吉安鹭洲忠节和青原五贤之一。

他一生刚正不阿，弹劾贪官污吏几十人。一廉如水，穷到被冤枉入狱，被逮时，连押京师伙食费都拿无。落职后，为了生计，经常步行往返于吉安的青原山等书院教学。在华亭，抚灾民，修水利。在平阳时，毅然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一生所到各县以及松江县、姑苏、八闽、三晋之间，门徒不少于千人，培育了徐阶等朝廷重臣。在平阳多次打退蒙古俺答军来犯，斩虏首千余级。主筑北京明城墙 ，首创养马承包责任制。江南倭寇猖獗时，同张经一道取得了“王江泾大捷”。聂豹为王守仁心学正统传人。认为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主张主静修养，主张致虚守静的工夫论，还主张戒慎戒惧。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遭诬陷逮入锦衣狱。后冤案大白，被落职回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反对赵文华的上疏，违反了皇帝旨意，被罢职。著有的《双江文集》十四卷、《困辨录》均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作诗词近300首。

一身正气

聂豹的父亲聂凤是乡里的塾师，为人倜傥豪气，注重推广教化。王阳明讲学赣南，他曾敦促仲子聂豹前往师之。虽然聂豹家道中落，但他的父亲仍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学业。聂豹30岁中进士，正德十五年(1520年)出任华亭县(今上海)知县。 [4] 期间，该县正遇百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民不聊生。聂豹到任后便微服私访，摸清情况后，立即将府中一个仗着其岳父是朝廷一品大官的财务总管及同伙革职查办。华亭钱粮过去的出入数有八十余万，在正德庚辰(1520年)以前，都没被征收到位，其中多数钱粮朝廷还给予了减免。由于跨年代较久，官吏更换了不少，经办此事的人役，往往乘机虚报，浑水摸鱼，大捞一把。聂豹得知其事后，经过查实,将有问题的人役毫不留情绳之以法，并追还税银1.6万两，米5600余石，多收秤头银2600两。

明嘉靖四年(1525年)，聂豹任福建道监察御吏，他暗察明访，微服深入平民之中，了解下情。到任才几个月，就上疏指斥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招收内监工匠。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侍郎郑岳接受宁夏总兵官种勋边将的贿赂，为东厂所获后，又妄图通过贿赂逃脱惩罚，朝廷查实后，张佐与金、郑二人都被皇上罢官。后又上疏礼部尚席书徇私自把他的弟弟安排在翰林院谋职，席也很快被免职。聂豹拜监察御史仅三个月，三次上疏弹劾司礼太监、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席等人是朝廷上下官员都畏忌的权贵，一时名震朝廷。

嘉靖六年(1527年)，被皇上派往巡按福建。聂豹依法治国，严肃法度政纪，微服私访民间，听取民间对当地官吏的反映，打击恶豪，惩处奸匪，一时贪官污吏望风披靡，有的自己解官而逃。驻扎在福州的军队镇守太监赵诚横征暴敛，聂豹移文按察司，查其在驿递上的冒费行为，使之大为收敛。他严肃查处了掌天文历法的中官和管理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宦官。弹劾了贪官漳州詹知府、龙溪黎知县，威慑了贪官。贪官建宁太守陈能贪污受贿,虽然离任，也秉公严查,皇上派人调查，查实陈能罪行后，将其罢官，闽人无不称快。

嘉靖九年(1530年)，聂豹改任苏州府知府。期间，问民疾苦，禁止革除赌博等社会陋习。同时不畏邪恶势力，严厉制裁强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打击黑社会势力。苏州有凶徒王子家是黑社会头目，经常在游船上纠集凶徒，危害平望和射渎两个地方的治安。聂豹到任后，王子家听说聂豹很厉害，闻风携妻子藏匿到一个很难发现他踪迹的泖湖中。聂豹并不就此罢手，派人坐渔舟前往侦查，并埋伏兵丁在湖中，不到几日功夫便把王子家擒获，将其依法治罪。大仓州的巨盗龚渊、龚锦两兄弟为害海上，聂豹密派人擒获他们两兄弟，可惜只抓到了龚锦，龚渊却被逃走。为了擒获龚渊，他设计，欲擒故纵，放了其弟龚锦。江苏吴人不理解，哗然，大家认为聂豹是徒有虚名，说来说去对邪恶势力还是惧怕。他微笑。没过几天，龚渊果中计，晚上偷偷来到弟龚锦的家，埋伏在其弟龚锦家附近的官兵将他擒获，江苏吴人无不敬佩。钜寇郑新盘据福建的漳州和泉州，错根盘结，势力很大。虽然抓获郑新很艰难，聂豹毫不畏惧，还是派官兵围剿，经过数年的努力终把郑新抓获。

在闽期间，由于聂豹持法严正，风裁凛然，深受民众推举拥戴。当时福建人把聂豹作为偶像，民间给小儿取名亦流行以豹为名，以示崇尚聂豹。

在兵部任左侍郎时，当时咸宁候仇鸾是总营务。仇鸾恃宠骄横，擅自将宣府、大同等地的兵调到京城,明显削弱宣大(河北宣府、山西大同)等二镇的御敌能力。聂豹不惧权势，上疏认为仇鸾的调兵是错误的，皇上采纳。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死党赵文华等人上奏要巡视祭海神、增加田赋和开放市舶等事宜，世宗皇帝大悦。朝庭官员虽然觉得不妥，都缄口不语。聂豹挺身而出，在朝庭反对赵文华的上疏，认为东南百姓贫困已极，若祭海神、差田赋，是徒滋劳费，加重百姓负担。倭寇很狡猾，如开市舶，就同开马市，倭寇将长驱乘虚而入，反被倭寇钻了空子。他的上疏违反了皇帝旨意，世宗皇帝十分反感，下诏严厉训斥，聂豹还是坚持。朝廷严嵩、赵文华等一些人根据皇上的意思，一起趁势攻击。聂豹忤旨，皇上大怒，罢免其兵部尚书，还受到降俸二级处分。由此，聂豹看破红尘，毅然上疏称年老有病，请求退休南归故里永丰。

一廉如水

在华亭县任知县时，有个富民叫徐震的，听到大家传聂豹如何如何清廉，不相信。便与人合谋设下奸计，想探虚实。徐震暗地里将金砖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到聂豹家里的酱油壶中。徐震自鸣得意，以为聂豹会私吞。谁知聂豹夫妇发现金砖后，并没有因为没有对证而私贪。在广征线索后，查清缘由，愤然将徐震查处，徐震虽遭惩处，却打心里佩服至极。此事很快被传开。于是，华亭县的豪猾都很快收敛，不敢乱作非为，县内民风得以好转，达到了大治。

在平阳任知府时，佥事许勉仁到任副职，许勉仁曾是聂豹的旧僚，又拜师在聂豹门下。因为平阳平息蒙古俺答达虏功成后，皇上只表彰褒赏了聂豹。许勉仁没有得到犒赏，认为是聂豹在其中作梗，愤愤不平，借机诽谤聂豹在平阳有贪污行为。皇上听后大怒，着山西抚按官从公查勘。山西抚按官到达时，聂豹没有接待，抚按官恼怒，决心要扳倒聂豹。他派了很多懂财务的官员彻查平阳的支出开销册籍。那些官员细心查账，查来查去无丝发渗漏。但是他们并不就此停手，继续不停地查，往反三四年，终查不出任何问题，只好罢手。

聂豹对达官显贵敢于抨击，为此得罪了朝庭不少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那些达官显贵联合起来诬陷诽谤聂豹，但是苦于拿不出证据，只好又翻出了原来查来查去查不出任何问题的平阳贪污案。当时的首辅夏言偏听谤言，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聂豹逮入锦衣狱。聂豹被逮时，家中全部资财只有五十金，连押往京师的伙食费都不够。友人刘文敏直摇头，感叹：当了这么久的官，太穷了!当时聂豹的朋友陈西川不忍心，自己虽然不富裕，还是拿出百金帮助聂豹解决前往北京路上的伙食费。在锦衣狱中，聂豹虽遭受了严刑拷打，却坚信有水落石出之时。夏言看到严刑拷打无果，便派人专往平阳核查，但是总是查不到什么问题。这时，平阳籍户部尚书张润得知聂豹在平阳所作所为后，声称愿以自己全家百余口性命担保聂豹在平阳时无贪污受贿。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后，巡按御史黄洪毗亲自到山西调查，经多方查验，聂豹的平阳贪污受贿一事无任何实据，冤案终于大白，谤议之声才消，但是还是被落职回家乡永丰。聂豹落职回乡后，虽为官多年，家中没有一点积蓄，穷困潦倒，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计，只好经常步行往返于吉安的青原山、白鹭洲书院等一些书院教学，以图糊口。

以民为天

正德十五年(1520年)，赴任直隶的华亭县(现上海市)知县。为了整肃吏治，他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省身修身，以身作则，对身边的小吏、差役立法三章，要求必须清正廉洁，不准以公谋私，要慎用权力，不得干涉地方事务。还每月举行“听讼日”，公开审理各种案件，使得豪强不得干预，冤情得以申述。每年审编徭差，皆亲自查封，吏胥不得从中作梗。还规定衙役不能私通外界，不能和社会上行为不检的人混在一起。由此，县衙内的政风立见好转，一时夙弊顿清。

出任华亭知县期间，水灾旱灾接连而来，灾情严重。面对艰难的局面，他一面将灾情奏报朝廷，一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他不等不靠，动员全县人民捐钱捐物。亲自带头将家中积蓄捐出，夫人在他的感染下，将身上披戴的金银首饰也捐了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小官吏纷纷仿效。通过募捐，得白银六、七万两，很快缓解了灾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他亲自勘察县情，发现西边地势比较低洼，水常年排不出去，容易发生涝灾。东边地势较高，易发生旱灾。他访问民间，倾听专家和百姓的意见。大力兴修水利，疏通水渠3万余丈，修复废塘1.2万余丈，修筑堤岸10顷70余亩。华亭县的百姓后来一直都是依赖这些水利设施。又通过普查，查出余田1顷70余亩，全部用来弥补灾荒。当县令三年，华亭节余存谷19万余石。据华亭县志记载：“逃亡归来者足有3223户”。当时朝廷官员纷纷举荐聂豹，其中有七八个到过华亭的巡抚和巡按官员还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举荐聂豹。朝廷按例赠封亲属，其父聂玉治被敕封为华亭知县，其妻宋氏被封为孺人。

在平阳时，平阳各地平民饥饿难忍，饿殍盈途，他忧心如焚。当时战事紧迫，粮食经费紧缺，但他毅然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灾民跪拜谢恩。俺答蒙古军退兵后，聂豹竭力赈济灾民，安抚民心。设粥棚于近城寺庙中，饥民就食者日以数千计。

他又以工代赈，修建城壕，筑外城墙，饥民以劳役获生者又数千人。工程挖士的时候，挖出了石枕、鞭、铜镜各一，其中有题款：“道高龙伏虎，徳重鬼神钦”。当时大家认为此题款正合聂豹在平阳的政绩，于是平阳同知许檖特撰文给予记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外城墙完工，由于修边关耗资很大，又每年犒赏军士，户部经费紧缺，他上疏倡导朝廷上下要共济时艰，节约公用经费，虽遭一些重臣反对，但是还是被皇上采纳。

聂豹退休故里永丰后，经常帮县官吏治理县邑出谋献策，为百姓排忧解难。县令金清举行土地普查丈量，编补地方基层组织，禁止革除县城市街的一些陋习规定等诸多措施，都出于聂豹的建议。同时，他还建议在县设立乡规民约以厚风俗。为减轻县民的负担，到上面辩减基层均徭银1200余两，永丰百姓无不感激。

热心教育

在业余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以此作为大事来抓。所到之处，异常重视兴学，并且亲自朝夕授学。他教育学生要学古人道德，并以古人的高尚精神激励自己。在华亭任职时，在华亭，倦倦以兴起学校，培养人才为事，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兴办地方教育。培养了徐阶、何良俊在内的一批学子。被赏识的有徐南金、张承贤、杨世贤、杨子亨等数人，而且都被被聂豹收入门下。此外，还有何良俊、何良傅、王君陪、王君球等十数人朝夕受学。聂豹亲自为学子讲学。教授《易经》，同时证之以儒家“中和”、孝悌之说，又以古人道德可师之事迹感动诸学子，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嘉靖元年(1522)，提学御史肖凤鸣到华亭考核学校学子情况，发现他所赞赏的优秀生都是出在聂豹门下。肖凤鸣笑着对聂豹说：“云间素称文薮，君一纲尽矣。”意思是说，松江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一向被称为文章或文人聚集之处，而这些文人却都是聂豹的门下。在华亭，他所办的学校考取儒士二百馀人，提拔其中优秀人才如包节孝兄弟，何良俊、何良傅，王球，吴培等十数人。当年秋天，这些人被推荐到南畿乡试，成绩多在高等。徐阶以进士及第，入翰林为编修。他们这些人中，先后以科第起家，通过考试被选拔得到高官厚禄的有十余人，其余人都各以文章气节表于社会。

嘉靖九年(1531)，聂豹转任苏州知府。期间经常与当地学子问学于书院。嘉靖万历年间，苏州名士大多数出自于聂豹门下。他培养了吏部尚书严讷、《永乐大典》总编纂官瞿景淳、兵部侍郎王忬、礼部主事陆师道、太仆卿顾存仁等朝廷重臣。

在平阳，虽然战事频繁，他除日亲戎事外，每当虏退的傍晚或中午，还带方亢思、方谦企，举人陈嘉言、嘉谟、阮师瞻、候効古、刘光启、秦健在各州县授学。聂豹朝夕讲学不辍，于是平阳的人士崔汝孝等数十人，拜于门下。他还修平阳古今人物题名记，希望以此来勉励大家。任职福建时，在省城新建了养正书院射圃亭，荟集八闽秀才志士到这里来教之。明嘉靖初年，巡按福州时，为了纪念罗一峰，在福州朱紫坊建一峰书院。守苏州府期间，大力兴办学校，云集名士于学道书院，大家共同学习研究。

嘉靖二十二年(1543) 冬，居家的聂豹提议当地永丰乡坤出资建新学宫。聂豹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有中丞张岳主其议，柱吏魏谦吉核其成，县尹魏梦贤经营，建立了文庙、明伦堂、尊经阁、群英阁、棂星门、号舍、名宦乡贤祠等建筑物组成的永丰儒学，并邀请林应芳执教。为纪念重修县学之举，聂豹邀请罗洪先撰写《永丰县重修儒学记》，自己撰写《群英阁记》。

聂豹辞官回乡后在永丰的聂豹尚书第、尚书府每日除与故人门生子弟谈述古昔，研讨学术，咏歌太平外，还不忘办学授课，培养弟子。家乡本族的子弟有考取功名、事业有成的，都给以奖励表彰，号召族人向他们学习。永丰北面巚峰山风景秀丽，是休闲读书论学的胜地。聂豹在巚峰山修建了凌空阁。在该阁，永丰的学子欢聚该阁，讲学论学、写诗作赋，热闹非凡，成了永丰文人集会的好去处。为了推动永丰人才的培养，他曾与邹守益、钱德洪等办学于本县城西崇光观，很多学子慕名前往，弟子云集。聂豹在县时，出去讲学每次都有百余人跟从他云游。他一生所到各县以及松江县、姑苏、八闽、三晋之间，门下之徒不少于千人。他与弟子之间往往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即使做大官的也是这样。最典型的要数他和徐阶。徐阶虽然为朝廷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们的师生关系从没有变过，四海皆称之。

戎马生涯

中国文官执掌兵权的不多，聂豹能以一介书生取得赫赫战功，在古代儒生中是少有的。

嘉靖二十年(1541年)北方的俺答达虏蒙古军连年进犯山西，平阳百姓不得安宁。此时，聂豹被任命为平阳知府。他的出任称的上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起复平阳知府的命令下达，此时其兄聂洪(文伟)亡，聂豹本应奔丧，但是边关战事紧急，不得不赴任。

他上任时，平阳府银两库存空虚，历年积累欠达一百九十余万两，百姓逃亡四方，民户缺失甚多，防隘全无，兵力严重缺失，战事一无所备。身担重任的聂豹一方面鼓励平阳各类人才共同积极应对时局之艰，另一方面四处奔波，筹措经费。他请平阳各地抚按到各州县，备羊酒肉招待富民，号召富户捐银。经过他的动员，临汾等三十七州县民众都踊跃捐银，共计捐得银两二万二千馀两。由于敌情紧急，经费缺口太大，聂豹还允许牢中犯罪较轻的犯人视其犯罪的轻重程度，用不同银两赎身。如蒲州仪宾的苏仁因继室悍妬，疑犯强奸罪在押坐牢，苏仁以五千两金银赎身得以脱罪。经过多种途径所筹到的银两，全部用以加固隘口，大修关隘。经过修建巩固的郭家沟、冷泉、灵石等处隘口，屹然像天险一样。同时他又招募义勇兵张鸾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矿工八百余人，给足他们衣甲、器械，加紧对他们进行操练，准备迎敌。不久，蒙古俺答来犯，入雁门，直接奔向平阳，侵犯郭家沟。聂豹派关兵李芳等开关迎敌，斩虏数人，虏咋舌败逃，并退营边境上。平阳本来兵力空虚，聂豹怕蒙古俺答还来，先发制人，使计诈敌。他叫人放风说“大兵不日且援山西”，又令善于射箭的人假攻蒙古俺答虏营，虏兵追出，射箭的人故意将牌面兵骑俱弃去，装扮逃走，等虏兵快靠近时，便齐放弓箭，虏兵吓得逃回营房。虏兵知平阳有备，怏怏弃营逃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聂豹升迁陕西按察副使，兵备潼关。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八月俺答蒙古军直抵北京城下，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虁点阅北京驻军册籍时，竟发现军队名册禁军仅四五万，且老弱半之，另一半多为官吏的子女，居家不在军营，即使在营的士兵都害怕不敢战斗。后虽然调仇鸾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仇鸾也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虁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在国家危难之时，皇上世宗急于想得到良才，经吏部尚书徐阶推荐，平阳冤案虽大白但是还是被贬回家的聂豹被召回京城，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现北京市)，整顿蓟辽(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军务。

后转兵部右侍郎，十二月抵任。奉命巡视九门时，聂豹向皇上面奏建议：京营的兵闲置，不如核减一十三万，分拨到下面各总督去操练，以备征战。每年兵器械、军粮、操练、犒赏等费用，户部要足额拨给。凡操练，必须遵循军法，军中的士兵不得借口占为杂役等。他的六条上疏皇上均全部采纳。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二十七日任兵部尚书，聂豹力辞，但是皇上不允。他上任后，正本清源，严厉革除夙弊，严禁请托，事事依据法典法例，他冒死据实核查严嵩之孙严效忠冒领军功案，兵部的风气很快好转。一时声望赫然。

他善用人才，慎选将士，操练军队，率先垂范带领将士修边城，建关隘，预备储粮，加固要塞，分屯重兵掌控扼要关口，以阻止外侵之敌。多次竭力上疏建言研究秋收防护的事宜。

为了防止蒙古俺答汗不断南下掳掠北方各省，威胁北京安全，重点关注蓟州、宣府、大同的防务，采取：练选营兵，分布边兵，互相应援、爱养士卒、严格警戒、申明赏奖、修堡练兵、广开受降、习利军器、熟察地利十大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宣府、大同路途遥远，往往运达一石粮，路上需耗费数石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聂豹开始实行屯田之法，由于宣府、大同驻军大多数是北方人，不善水利。聂豹则联合户部、工部，征调南方擅长水利的官员，率领相关工匠前往帮助指导修建水利设施。可以说聂豹边镇屯田是解决军粮的重要举措，用南方人指导边镇水利建设则有利于边镇屯田。

他得知宣蓟(今河北宣化、河北蓟县)边关的防备多废弛，立即差兵部左侍郎杨博前往驻守。益州、通州、昌平的官员属虚设，平时悠闲无事，他奏请罢去益州、通州、昌平三郡的御史。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蒙古外虏进犯京城的重要门户河北的紫荆关、浮图峪，情况危急。他从容应对，派入卫朱凤等将领前往截杀，斩虏首千余级，虏兵望风披靡，获大捷。皇上大喜，加封聂豹为太子少保，荫一子锦衣卫千户。他还上疏提出要论功行赏，奖罚分明，皇上从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蒙古外虏犯蓟州，由于防备森严，外虏攻城六昼夜不能攻下，还反被明军斩首一百七十多级，生擒一人，只好兵败而去。聂豹被皇帝诏嘉太子太保，为明朝从一品官。

聂豹任兵部期间，朝夕劳累，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在兵部为国防操劳而不回家。看到宣府、大同钱粮缺乏，军士饥饿，他上疏建言增拨经费。他发现前督抚大臣，不用心在那里安抚人心，守好军事阵地，却吃喝玩乐，守军苦不堪言，兵心不稳，他便上疏要求严惩，皇上大怒，逮二臣入狱，同时派遣户部侍郎陈儒前往赈恤将士。

当时，江南倭寇猖獗，闽浙苏常，连年被侵犯，又湖广川贵苗民作乱。在国家动乱之刻，聂豹运筹帷幄，博采众长，上疏调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各省兵马由他调用。添设总兵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镇江等处。派都御史郑晓议把守东海各关。由此，倭寇不敢妄动。对苗民作乱，则派兵前往沅州，湖湘川贵军队听从调用。江西德安盗贼猖厥，他派守备一员，前往惩处。倭寇侵犯苏州、松江(上海松江)两府，他奏设总兵驻守金山(上海金山区)，所有沿海一带俱属防御，自己亲自坐镇金山，并带兵征战，明军士气大振，倭寇败退。他还派人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淮及盐城。并把附近所属的防卫隶属管辖，然后又分兵布防阵地，命令他们各自为阵，严密战守。还调兵遣将，把守四府海口，并派重兵镇守。他还令都御史郑晓议驻守监城东海，同时各设把守总兵一员，专门负责其所属地的调兵。他用兵计策得当，苏州、松江固若磐石，倭寇不敢妄动。

他举荐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还重用他负责剿灭倭寇。当时倭寇二万余人盘踞在松江府华亭境内，张经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次年聂豹调集两广土司兵，分配给总兵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待援兵到达后，即展开决战。正在这时，世宗采用赵文华的建议，赵文华还密奏诬告张经乱用军饷，且贻误战机。尽管张经与赵文华矛盾依旧紧张，但是在聂豹居中调度下，张经还是积极备战。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永顺、保靖苗军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从水陆两路进攻，在石塘大败倭寇。倭寇行至王江泾，张经令永顺、保靖士兵夹击，斩首二千级，倭寇大败。余寇奔柘林，纵火焚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张经指挥作战，取得了“王江泾大捷”，取得了自有倭患以来最大的胜利。尽管聂豹和张经取得了抗倭的胜利，但是由于不符合世宗的心意，朝廷赵文华和朱隆禧有从中使奸计，最后，聂豹被罢官，张经被杀。

崇尚节义

聂豹素喜崇尚节义，褒奖纪念先辈。鉴于欧阳修已迁安微颖州数百年，祖墓荒芜，后裔失散。在巡按江南期间，便绕道前往颖州。他到处寻找欧阳修后裔，终于觅得欧阳修三子辈的后裔十六世孙云。聂豹请人画了欧阳修遗像(现保存的欧阳修画像)，要云奉欧阳修遗像同他一起驰归故里永丰。并与永丰知县商量，由县人捐资，为云买田娶妻。还筹措银两修建永丰县城的欧阳修专祠和沙溪的文忠公祠堂，在沙溪修建欧阳修父母的坟墓，雇专人守墓奉祀。

状元及第罗一峰(罗伦)以忠节著称，但是却没有被朝廷赠谥。聂豹上疏请求朝廷给以封赠，又亲自拜见罗一峰。罗一峰逝世后终于被赠宫论德，并赠谥号为文毅。状元学士曾棨逝世后其遗体被仇人骗迁葬于新干县，这些人还引诱曾棨的子孙藏起骨骸，想灭迹。此案虽上诉，但是被经办官员久拖得不到判决。曾棨家人找到聂豹，他毫不犹豫，到处奔波，终没有效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到当时的首辅徐阶帮忙，经不懈努力终于讼决。讼决后他还帮助曾棨子孙将骨骸复葬永丰旧坟。嘉靖四十年(公元1560年)，聂豹扩大永丰县城址规模，城门增至八座，东曰泰安门、西曰兴贤门、南曰承恩门、北曰永定门、小东门曰涌清门、小北门曰广帘门、小西小南门无名。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首辅夏言偏听谤言，将聂豹逮入锦衣狱。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之久，冤情之苦难以言表。同年，夏言也因案入狱。聂豹与他在狱中相见，夏言以为聂豹一定会报复他。但是聂豹却对他没有任何怨恨表示，也不幸灾乐祸，而是和他谈论性命真机。夏言非常感动，对聂豹的德行十分敬佩。他逢人便说：“吾愧见聂双江” 。聂豹归故里后，夏言专程到永丰拜访，并为聂豹作赋：“六一桥边，白鹿冈前，草堂中与味悠然，风和沂水月满。……”。

聂豹忠孝慈仁，敬贤爱士。他言传身教，经常以朴实的语言谆谆教诲宗亲和后人。他与夫人宋氏慈幼之性，得诸天者尤厚，侄子聂静生母身体不好，他与夫人将聂静带到身边，于襁褓喣养。长而成之，心力备至。宋夫人常说：“但欠十月之怀耳。”故认聂静为从子。聂静重所养，叫宋氏为“母”，叫自己的母亲张氏为“伯母”。

聂豹特别注重制定乡约。在嘉靖十五年(1536)参与制订了《永丰乡约》，为《永新乡约》写了后序。在《永丰乡约后序》中，他指出赏罚在于法，是非在于心，所以明白人心是善恶是非的源头，在实践中以善心行事，则民间程序良好，否则社会必不安定。他还注重地方宗族建设，倡导修谱碟。与从子聂静一道续编了《永丰聂氏族谱》。为东坊邹氏、水南程氏、恩江张氏、城南陈氏、社州肖氏、上濠汤氏、珠溪王氏、梅溪戴氏、秀川罗氏等族谱撰写了序。为乐安流坑董氏撰写了《董氏重修祠堂记》、为禄江李氏撰写了《李氏祠堂记》等等。

明代心学传承者聂豹是怎么死的？

聂豹是王阳明心学的正统传人，字文蔚，号双江，是吉安永丰人氏，出生于公元1486年，去世于公元1563年。

正德十二年，聂豹上京参加进士考试，高中进士，最开始授任华亭县令。聂豹到华亭当县令的时候，刚好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田因为长久得不到雨水的滋润而干裂，庄稼旱死导致颗粒无收。粮食稀缺，别说吃不饱饭，连人体必需的水分都无法得到彻底的满足，百姓们深受缺水的苦痛。

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时候，当地某些地方官员身为一方父母官，不思如何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还乘机大肆敛财。与当地黑恶势力勾结，拉高粮价，使得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这还不是最可恶的，华亭有一位财物总管，仗着自己是朝中一品大员的女婿，其他官员都不敢得罪他，私吞应蠲免的税银1。8万余两。

聂豹上任华亭之后，根本不管这位财物总管到底是哪位高官的女婿，一上来就直接将人给撸了。他将人吏婿及其同党革职查办，同时针对弊政实行行之有效的措施，立法新政，换百姓一片青天。同时受旱灾的影响，聂豹还大力兴修水利，预先防止旱灾，使百姓再不受缺水之苦。

在聂豹的积极治理下，华亭一改往日颓废，迅速焕发新生。在外逃荒的百姓，得知故乡现景之后，也纷纷返回华亭，归来者足有3223户。

在华亭任上，聂豹还与伤害知县郑洛书留下佳对：上海秀才下第，只为落书;华亭百姓受灾，皆因孽报。对子中的落书同洛书，孽报则为聂豹。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提点的，便是聂豹正是在华亭县上，收当时乡试落榜的徐阶为徒，传授心学。徐阶是明朝著名的内阁首辅，位高权重，聂豹的思想学说，对徐阶影响极大。

嘉靖四年，聂豹出任监察御史一职。御史是皇帝的眼睛，代替皇帝监察天下，并在发现问题的上书指出。御史甚至在皇帝发生错误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加以规正。

聂豹上任之后，积极发挥他不畏权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很是弹劾举报了不少贪官污吏。一上台先弹劾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招收内监工，后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和兵部侍郎郑岳接受边将贿赂。聂豹的积极上书，使得金献民和郑岳都受到罢官免职的处分。

嘉靖二十年，聂豹为陕西按察使。在任上如同以往一样不畏权势，发现违法乱纪的事情，积极上书抨击。但也正因为这样，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后来反而受到奸党诬陷，最后以贪污罪被逮捕下狱。

聂豹在狱中积极为自己辩白，但是坐了一年的大牢，才在一年后得到昭雪。而且尽管已经洗清自己的罪名，却仍然被落职。

聂豹丢官回乡之后，为了生计到青原等书院讲学。在这期间，将心学的思想传达给更多的人。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屡屡侵犯北京，明世宗下令选良才。聂豹的弟子徐阶当时为吏部尚书，在他的推荐下，聂豹得以重回京城，担任兵部右侍郎，任职不久转任兵部左侍郎，后又升任兵部尚书。

聂豹上任之后，善用人才，选择有担当有才干的将士。与此同时，积极修建边城和关隘，加强边疆防卫力量。甚至还储存粮草，为战争做准备。

嘉靖三十四年，因为反对赵文华视师祭海神和朱隆禧差田赋开市舶，而触怒皇帝，受到降俸二级处分。不久之后，许是对朝廷心灰意冷，聂豹自己请求归乡。嘉靖四十二年逝世，年七十七。隆庆元年赠少保，谥贞襄。

聂豹思想的宗旨是归寂主静，但并非仅此而已

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守仁的著名弟子王畿对当时流行有关良知的不同看法概括为六种。在王畿的眼中，这六种观点各有其代表人物，其中的第一种所指即为聂豹。隆庆六年(1572)，时任礼部尚书的尹台在《双江先生文集序》中将聂豹思想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归寂为宗，以致虚守静为修养的基本方法。”诚然，归寂主静是聂豹思想的宗旨，但聂豹之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一，良知本寂。“良知”是王守仁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传习录》中，随处可以见到王守仁讨论、指点良知之语，而在反映王守仁早期思想的《传习录》上卷中，他往往强调良知是“寂然不动”的。需要说明的是，在王守仁那里，人的具体情感知觉是活动的，而作为根据的良知是寂然不动的，所以二者才能区分开来，因此寂然不动不是绝对不动，而只是用以区分良知与具体情感知觉的属性。但是在聂豹的思想中，“虚寂”被极大地凸现出来，成为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聂豹集》中，类似于“虚寂是心之体”的说法不胜枚举。在聂豹这里，“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事物的存在根据。此外，在聂豹思想中，与“寂”属于同一层次的还有：虚、止、中、未发等概念。在聂豹看来，这个“寂”字，是王守仁之学的根本，他甚至断言，儒家自尧舜以来，都是以“寂”作为根本的。

聂豹还说明了“虚寂”的良知是如何产生具体情感和感觉的。他认为良知本然状态是“寂而不动”的，当良知与外物接触，受外物影响之后，就能产生知觉，然而知觉虽然是良知发出的，却与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直接将知觉当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觉的发源根据才是良知。同样的，人心接触事物之后，才产生相应之感情，然而，感情虽由人心所发出，如同人心的显影一般，却与人心不是同一事物，不能直接将感情视作人心，误以为可以在心外求良知。在此基础上，聂豹进一步认为，既然良知虚寂，是人们道德生命的本原，也是知觉情感的最后的主宰，那么人们从事道德修养时，必须回到本原处用功，使良知回复至寂然常定之状态，不能在知觉情感等细枝末节之处来寻求。通过一定的道德修养方法使良知恢复寂然常定的状态，那么人们的知觉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规范，一切言行举止皆合乎法度。17:33 2018/10/8

聂豹如此强调良知的虚寂性，使我们不得不将其与道家道教中的“无”联系起来。在中国哲学中，虽然学术界对先秦道家哲学中的“道”的诠释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认可老子开创了以“虚寂”解释“道”的思维方式。《老子》第十六章中有：“致虚寂，守静笃。”通过对《老子》中道的虚无属性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学术界对老子之“无”的意思及其性质有多少分歧，但老子的“无”含有“虚无”“空无”之义，可能是任何一位研究老子思想的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在老子那里，“虚无”不仅是用来说明道的形上属性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人们回归道的主要方法。根据老子的说法，人们不能用感性去把握“道”的存在，但是可以通过“静观”，使人的精神处在虚静的状态去体悟“道”的虚无状态。在老子之后，历代道家都十分强调道的虚寂性，如《庄子·人间世》中有“唯道集虚”的说法，魏晋时的著名道家学者王弼有“虚观”之说。

聂豹在阐述良知本寂时，利用了上述道家的思想资源。首先，他在解释“虚寂是体”时，多次引用《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作为证据，他甚至将《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之语与《易传》的“寂然不动”之语相沟通。其次，聂豹将《易传》中的“寂然不动”作为其归寂宗旨的理论根据的做法源自宋元道教易学。聂豹十分重视易学，并自认为《易》是其思想的根基之一。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聂豹是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对待《易》，将《易》作为其归寂说的经典依据的。他对《易传》的诠释，偏重于发挥艮卦、复卦和咸卦中的虚静之意。事实上，这种以《易》中的“寂然不动”作为其归寂宗旨的做法并非聂豹首创，宋末元初道士李道纯在注《易》的过程中就已经这样做了。从文字上看，聂豹的很多说法与李道纯的《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中的话极为相似;从内容上看，李道纯对虚静的解释与聂豹的“归寂”说极为相似。由此可见，聂豹“归寂”之说的理论基础与《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和宋元道教易学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未发之中是良知。“未发之中”出于《中庸》首章，秦汉以后，儒家学者对它多有解释，以朱熹的注释影响最大。朱熹将人未产生喜怒哀乐之情时的状态称为“未发”;喜怒哀乐之情产生后的状态称为“已发”。他还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心情平静，此时稍微施加道德修养的功夫，就会使随后产生的各种情感与活动没有悖谬，合乎道德规范，所以天下一切伦理规范皆源出于未发之中。王守仁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良知”，“未发之中”并非《传习录》中思想的核心概念。尽管如此，王守仁也曾多次提到“良知是未发之中”，显示了在他的思想中，“未发之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聂豹在诠释“未发之中”时，认为“未发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虚寂之体。他认为“未发之中”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产生万物的根源，一切客观事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对于人而言，未发之中就是寂然不动的良知。此未发之中是每个人生来具有的天赋本性。虽然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不能只流连于知觉和情感，而忽略作为主宰的未发之中才是真正的良知本体。聂豹之所以要着重阐述“未发之中”，其目的在于指出人的现实情感是善恶相混的。对于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言，如果他的感官追逐物欲，则情感不得其正，行为就会不道德;如果他的感官追求未发之中，则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因此，就未发之中而言，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最高根据，是至善无恶的，但就现实之人的知觉和情感而言，则有“良”与“不良”两个层面，合乎“未发之中”的知觉和情感，是良知之用，不合乎未发之中的知觉和情感则不然，是妄发、妄动。事实上，尽管聂豹常引用《传习录》中的语句，试图证明自己以未发之中解释良知的想法源自于王守仁，但聂豹对“未发之中”的诠释并不与王守仁相契合，而实较近于朱熹的说法。

第三，主静修养。聂豹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以静制动，以静修主宰变动不止的知觉和情感，因此“主静”是聂豹道德修养的重点。提及“主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北宋的周敦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有巨大的影响，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太极图说》的结尾处，周敦颐继承了道家道教一贯主张的“虚静”“守静”之说，提出了圣人“主静”的修养方法。此后，“主静”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种重要的修行实践方法，经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传至南宋的朱熹。王守仁一度也极重视静坐，并亲身实践。事实上，聂豹的主静修养方法比周敦颐以后的主静说要细密严谨得多。聂豹认为道德修养要有次序，而这个次序首先始于静坐。从形式上说，聂豹的静坐主要使人的心态趋于平静、自然、和谐;从内容上说，静坐的首要目的是没有欲望。值得注意的是，聂豹并不认为静坐仅仅是平静心态的方法，而是认为静坐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内外两忘，体验到虚寂的未发之中。在聂豹看来，由静坐而持敬是道德修养的初级阶段，这种修养必须进一步达到熟练的地步，才能体验到未发之中。总而言之，聂豹致虚守静的道德修养方法，是以静坐为入手处，以无欲望为具体步骤，直至达到内外动静两忘后，最终回归虚寂的未发之中。可以说，这种“工夫论”是聂豹归寂宗旨在道德修养领域的具体实施。

对于聂豹致虚守静“工夫论”的理论来源，聂豹本人认为这种“工夫论”可以追溯到周敦颐、二程、李侗(朱熹之师)、朱熹，甚至可以追溯到尧舜，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学者尹台在《双江先生文集序》中就说：“致虚守静之功出老氏。”聂豹的致虚守静与道家之说有着一定的联系。

首先，与道家相同，聂豹并非将守静视为单纯的修养方法，而是将其作为返归虚寂心体的根本方法。虽然主静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修养功夫，但在聂豹之前，理学内部少有人认为静是人性的根本属性，而聂豹却明确说：静是人的天性。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聂豹认为静坐是返归虚寂之体的方法，也就是说聂豹的静坐功夫是归寂说在道德修养领域的具体实施。道家道教之所以重静修是基于对人性本静的预设。如北宋道教学者陈景元在《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三中也说：静是人的天性，修炼就是使人回归这种天性。对比陈景元与聂豹二人的说法，我们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都是以静为体，动生于静，最终返归于静。

其次，与道家相同，聂豹将无欲望视为致虚的重要内容。《老子》第十六章中有：“致虚寂，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有学者就指出：“虚者无欲，静者无为，此乃道家最基本的修养。”的确，去掉物欲之心是老子的一贯主张，庄子的心斋说也在于清除物欲之心，只有清除物欲之心，才能保持心之虚静空灵。在对待物欲的态度上，聂豹和道家一样，都认为物欲是对虚寂之心的迷惑，主张扫除物欲的迷惑。

第四，戒慎恐惧。在聂豹的道德修养方法中，除主静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修养方法：戒慎恐惧。戒慎恐惧出自《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解释，就是君子在独处、无人察觉时，谨慎从事，一刻也不犯错误。聂豹十分重视儒家这一传统的修养方法，认为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宗旨。我们知道，聂豹对良知内涵的理解是承接王守仁早期观点的，认为良知是寂然不动之体，所以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以致虚守静之法复归虚寂的良知本体。在戒慎恐惧与虚寂之体的关系上，聂豹认为虚寂之体虽然是“不睹不闻者”，但同时也是“能知能觉者”，因此，良知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偏离，为防备出现这一情况，需要用戒慎恐惧存养虚寂之体。可见，聂豹的戒慎恐惧并不是脱离虚寂之体而独立存在的道德修养，而是存养良知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明朝心学中重视戒慎恐惧功夫的传统早已有之。王守仁及其弟子邹守益都认为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方法。由此可见，聂豹是在王守仁、邹守益重视戒慎恐惧之法的基础上，融合他的良知虚寂的理论，将戒慎恐惧诠释为存养良知的方法，从而既延续了以往的成说，又使之与自己的思想体系相调和。

概而言之，聂豹思想体系主要由良知本体论和道德修养论两部分组成。就良知本体论而言，他强调良知是未发之中，虚寂之本体，意在凸显良知的本体身份，良知为体，知觉为用，二者之间有所区别。而所谓“虚寂”，并非指气化上的虚空，而是指通过功夫修养后，本体所呈现的自然而然，无私心遮蔽。在道德修养论上，聂豹工夫主要是由两种修养方法组成的：致虚守静和戒慎恐惧。致虚守静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当时就有学者说：致虚守静之功出于老子。而戒慎恐惧则主要是延续王阳明和邹守益的定论，不过聂豹将其稍加改造，使之与他的归寂之宗相一致。

摘自“大家精要”丛书之《聂豹》

聂豹一生刻苦专研王学，并通过讲学、制定族谱乡约、利用政治权力等多种方式，实现了王学经世致用。本书以短短十万字简洁、明了的告诉读者，聂豹是对王学的继承和发扬，他确立了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后世学者对于王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

刘聪，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明代三教关系研究，著有《阳明学与佛道关系研究》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王黎芳，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传统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持安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一项，发表《二程理学中的性格因素》等学术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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