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蒲松龄
别 称：聊斋先生
字 号：柳泉居士 留仙，又字剑臣
所处时代：清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1640.6.5
去世时间：1715.2.25
主要作品：聊斋志异
主要成就：文学
清代职位：小说家、文学家
世 称：鬼圣，聊斋先生
蒲松龄是哪个朝代的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故事
蒲松龄是哪个朝代的：蒲松龄（1640～1715）清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深为施闰章、王士禛所重。屡应省试，皆落第，年七十一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作幕于宝应，居乡以塾师终老。家境贫困，接触底层人民生活。能诗文，善作俚曲。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并不断修改增补。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通过谈狐说鬼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所著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及关于农业、医药等通俗读物多种。
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明末清初。出身小地主小商人家庭，在科举场中很不得意，满腹实学，屡不中举，到了71岁，才考得了贡生。他牢骚满腹，便在聊斋写他的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内容大致有四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笔锋刺向封建政治制度。这类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以《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篇最有代表性。二、蒲松龄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有切身的体会，通过《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作者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三、对人间坚贞、纯洁的爱情及为了这种爱情而努力抗争的底层妇女、穷书生予以衷心的赞美。有代表性的篇章有《鸦头》、《细侯》等。《聊斋志异》中还有相当多狐鬼精灵与人的恋爱故事，颇具浪漫情调。在这些故事里，塑造了很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性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青凤、娇娜、莲香等。四、有些短篇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具有教育意义，如《画皮》、《劳山道士》等。
《聊斋志异》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它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正面理想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是表现在由花妖狐魅变来的女性形象上。另外，也表现在对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上。作者善于运用梦境和上天入地、虚无变幻的大量虚构情节，冲破现实的束缚，表现自己的理想，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蒲松龄，他出身于一个久已衰落的世家，其父因科举不显而弃儒从商，却仍不能忘怀于光复门庭。蒲松龄从小随父读书，十九岁时以县、府、道试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得到学使施闰章的称扬。自此文名大振，而自视甚高。但他此后的科场经历却始终困顿不振，一直考到六十多岁，才接受老妻之劝，放弃了仕途幻想。又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得到一个已经无意义的岁贡生名义。在蹭蹬科场的数十年中，他先是做过短期的幕宾，后来长期在官宦人家为私塾教师，以为糊口。大致从中年开始，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志异》，一直写到晚年。书未脱稿，便在朋辈中传阅，并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常识。除《聊斋志异》外，他还存有相当数量的诗、词、文、俚曲等，今人编为《蒲松龄集》。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两类在篇数上约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两者之间。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材料来源，据作者于书前的《聊斋自志》中称，一是他“喜人谈鬼，闻则命笔”，一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如此长久积累而成。另外，相传蒲松龄常在路边备烟茶供行人享用，趁机与之闲谈，搜罗记录异闻传说（见邹弢《三借庐笔谈》），这不太可信，但《聊斋志异》中内容，有许多来自民间传闻，则是无疑的。
蒲松龄的思想感情是很混杂的，这也造成了《聊斋志异》内容的驳杂不一。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他才华出众而毕生潦倒，在科举中经历数十年的精神折磨，而又以低贱的塾师身份坐馆于缙绅富贵之家，这一切造成他心理上极大的压抑。这种压抑经常表现为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尖锐抨击，但有时也表现为对某些野蛮、阴暗现象的兴趣（如《犬奸》就是显著的例子）。
其二，他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性的看法实在并不高明，因而，当他以现实人物为小说主人翁时，每每宣扬陈腐的礼教，如《耿十八》、《金生色》等篇，都对妇女不能守节大加鞭挞，甚至认为她们活该得到悲惨的结局，而《杜小雷》又写一妇女不孝顺婆婆而化为猪，县令捆之示众，亦立意殊恶。至于宣扬轮回报应，更是处处可见。但是，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想象力出众的艺术家，当他在完全是幻想的境界中描写狐鬼的形象时，却又写出了本属于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向往。当然，《聊斋志异》中占主导地位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是批判社会现实和幻想美好人生两类，这也是人们喜欢此书的原因。
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每言及此，百感交加，辛酸无比。书中有《三生》篇，写名士兴于唐被某考官黜落，愤懑而死，在三世轮回中与该考官的后身为仇。篇末作者议论道：“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这位名士三生不解的“怨毒”，也正是蒲松龄自身心态的反映。所以，书中涉及科举的地方特别多。只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本身并未提出否定，他所特别加以攻击的，是考官的“心盲或目瞽”（蒲松龄《试后示箎、笏、筠》）以致良莠不辨。如《贾奉雉》篇，写贾奉雉每次以好文章应考，总是名落孙山，最后把“不得见人之句”连缀成文，却高中第一名。又如《司文郎》篇，写一神奇的瞎和尚能用鼻子嗅出烧成纸灰的文章的好坏，他嗅糊涂考官所作的文章，竟立时“向壁大呕，下气如雷”，真是所谓“屁文”。这一类故事中，作者主观情绪的宣泄最为强烈，尖锐当然是尖锐的，但难免夸张太过。书中攻击科举弊端，写得最有意义应是那些反映考生在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灵魂被扭曲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如《王子安》篇，写王子安屡试不第，在一次临近放傍时喝得大醉，片刻间梦见自己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于是一再大呼给报子“赏钱”，又想到应“出耀乡里”，因“长班”迟迟而至，便“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酒醒之后，始知虚妄。这一种描写，确是入木三分，包含了作者深刻的心理反省。篇末“异史氏”的议论总括秀才入闱前后，忽异想成狂，忽沮丧欲死，神昏志迷的情态，令人感慨不已。
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
但《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写得十分动人。这些小说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气，敢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满足，少受人间礼教的拘束。像《婴宁》中的狐女婴宁，永远天真地笑个不停，嬉闹玩耍，绝无顾忌，丝毫未曾受到人间文明法则的污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树叶制作锦衣，每当情郎意有旁骛，便不动声色地让他的衣衫变回片片黄叶，当场出丑。作者艺术创造力的高超，就在于他能够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国古小说中渊源久长，而蒲松龄特别注意于此并擅长于此，颇有值得推究之处。作为一个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从明末到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而蒲松龄也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截止。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这应是蒲松龄对狐鬼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还是会对小说产生影响。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
前人或将《聊斋志异》比之于竟陵派的诗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这种比拟不无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那么，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在体式上，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
但《聊斋志异》毕竟是富于才华之作，也毕竟承续了前代小说中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小说史上仍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一些优秀篇章中，作者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善于在这种离奇的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描绘，塑造生动活泼、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说所虚构的恍惚迷离的场景与气氛中。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文言，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虽亦以文言为主，但较为浅显，有时还巧妙地融入白话成分，既不破坏总体的语言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说的对话难以摹写人物神情声口的毛病，这是很难得的成就。以《翩翩》为例，在落魄浪子罗子浮为翩翩所收留后，有一位“花城娘子”来访：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
“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
此后写罗子浮二度偷戏花城，均“衣化为叶”，吓得不敢再胡思乱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肠断矣。”女亦起曰：“贪引他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
写二女相为戏谑的口吻，十分灵动，对旧时稍有文化修养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了。
由于结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性又推进了一步。此后虽然还有不少类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问世，但都已无法与之媲美了。
清代蒲松龄简介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生平
蒲松龄简介：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信，做过玉田知县，即《聊斋志异·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科举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启、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贫病交加 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顺治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孙子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聊斋的女鬼为何如此生动？蒲松龄又为何只写女鬼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他天性聪慧，少年时即有文名。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去参加童子试，得了第一名。但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考过这样的好成绩，一直落榜。直到71岁时，他才按规定成为“岁贡生”。才高八斗的蒲松龄喜欢写故事。但“小说体”与清代科举考试中那些腐朽刻板的八股文格格不入，因此，与仕途无缘，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注定贫困潦倒。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不得不另谋职业。可是他为什么要以写鬼狐故事为生？ 狐精的原型又来自哪里？ 传说一个女鬼曾走入蒲松龄的生活， 难道是她改变了蒲松龄的一生吗？
蒲松龄用将近一生的时间来写女鬼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和他少年时代经历过的事情有很大关系。蒲学专家马瑞芳教授曾经介绍说，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值明末清初。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民族灾难深重——清兵入关屠杀中原百姓，人民奋起反抗，抵御满清入关。公元1644年，刚刚5岁的蒲松龄就亲眼目睹了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变革——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那动荡的时代，前赴后继的反抗者奋勇抗争，却一次次地被血腥地镇压下去。那样的环境，自然是尸横遍野，怨气冲天。于是，鬼魂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蒲松龄家乡淄川县城的一处豪宅就是传说中多处鬼窟中的一个。据当地人讲，这个鬼窟背后有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
那是清兵入关后的第三年，一次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起义席卷山东，这就是著名的谢迁农民起义。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清王朝调集了重兵在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县城展开了一场巷战。这场巷战就在一户姓王人家的大院里展开了。在王家大院里，这场血腥的厮杀整整持续了五个小时。起义军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被全部杀害了。当时死在王家大院里的人就有三十多个。后来，据说这三十多个冤魂就变成了厉鬼。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院子里，总会看见鬼狐出没，总会听见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清朝的一个大官霸占了这座宅子，搬到这里只住了一夜就得了不治之症，不久就暴毙了。从那以后，王家宅子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鬼窟。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却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蒲松龄写鬼狐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根基。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知道，在六朝小说中，有一类原型故事，其中描述了早期的鬼狐形象。书中提到，狐狸50岁时能变成人，100岁就能变成美女，狐狸的年龄越长，道业也就越深。但是在这些六朝故事中，鬼狐往往是蛊惑人、害人的生灵， 她们常常给人带来伤害， 迷惑人的理智，甚至使人丧失生命。可到了蒲松龄笔下，这些狐仙不仅美丽迷人，而且往往侠肝义胆，勇于助人，常常在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有些狐仙纯洁可爱，甚至像我们现在非常喜欢的阳光女孩。
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改变呢？这还得从发生在蒲松龄身上的一个美丽故事讲起。传说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蒲松龄的一个学友张生约他到家里谈诗作画。张生还提到他的妹妹很喜欢蒲松龄的诗，希望蒲松龄能给她写一首。蒲松龄爽快地答应了。虽然在张家并没能见到那个陌生女孩的身影，他却听到了隔壁这个女孩子银铃般的笑声。随后他又收到了女孩为他和的一首诗。拿着这首诗回到家中，年轻的蒲松龄反复读了两个时辰。这是他平生头一回看到一个女孩为他写的诗。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蒲松龄左思右想，久久不能入眠。此后，他常常找借口到张生家，却始终没能见到这个女孩。不过，间接的诗画往来却让两人心灵相通。女孩在诗中示意，来年清明上山祭祖的时候他们可以相见。
过了正月十五，蒲松龄的父亲带他出了一趟远门，在亲戚家逗留了十几天。一回村他就赶往张生家，然而让他诧异的是，脸色蜡黄的张生将他挡在大门外。他告诉蒲松龄，妹妹染上了肺病，快不行了。相隔咫尺，蒲松龄却不知该以什么理由迈进张生家的大门。他在院门口徘徊着，直到天黑。清明到了，山上开满了野花，但却没有那个快乐的女孩子的踪影。一座新起的坟头上，一只漂亮的蝴蝶久久不肯离去。蒲松龄突然觉得这蝴蝶就是邻家女孩，鬼魅也可以是娴静善良、温柔可人的。这种想法让他突然改变了对神仙鬼狐世界的看法——也许在那个世界里也有美丽和善良的存在。从此，蒲松龄开始专注于创作女鬼的故事，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善良的女鬼走入了蒲松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蒲松龄可以不顾忌礼教的苛求，生活得浪漫而从容。
女鬼的世界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可是现实的生活却让蒲松龄感到头痛。这样艰辛的生活为他塑造可爱的鬼狐形象奠定了现实的根基。在蒲家庄村东头有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子，这座房子被蒲松龄命名为“聊斋”。它是当年蒲家兄弟分家的时候，两个哥哥分给蒲松龄的。由于蒲松龄夫妇为人宽厚，不计较物质上的得失，所以他们一家就被分到了这间位于村边的最冷清、最小的房子。在这里他们度过了15年，哺育了4个孩子，其间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越过越艰辛。26岁那一年，生活无着的蒲松龄为了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开始四处找差事，曾在许多地方做过教书先生。当时教师这个行业并不像现在这样受人尊重，而是极不稳定且收入微薄。但为了生计，蒲松龄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次朋友介绍他到外乡的一户富人家里教书，当他赶了一天路到达那里的时候，那家人却对他冷冷冰冰。原来女主人看蒲松龄其貌不扬，便断定他不会是一位尽职的教书先生，扔给他两个铜板的路费，下了逐客令。这让他遭受了很大的打击。然而这样的事情对蒲松龄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既没有风流的谈吐，又没有英俊的外表，他又怎么能让人发现自己的才华呢？
30岁那年，他到一位名叫孙惠的朋友家中做幕僚（文武官署中佐助人员）。这个朋友在江苏做知县，是蒲松龄的同乡。开始蒲松龄很满意这份稳定的工作，可是渐渐他却发现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这目光来自孙惠的爱妾。那是一个美貌而且才华出众的女子。她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和为人，常常向他讨要文章拜读，然后又以自己的诗文回赠。蒲松龄惊讶地发现这个女子对他心思的理解甚至超过了一些很熟悉的朋友，而且她还常常给蒲松龄一些经济上的援助。有一次，蒲松龄的孩子生病急需用钱，在蒲松龄焦急万分的情况下，她竟然当了自己的首饰，把钱偷偷地拿给他。这确实让蒲松龄感动不已。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担子，他不能接受这份迟来的爱。女子对他越好， 蒲松龄就越感到不安，几经考虑，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蒲松龄坚守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却也渴望着情感的慰藉。他长期在外谋生，妻子虽然能与他相濡以沫，却不能给他情感上的安慰。也许只有在鬼狐的世界里，他才能爱得心安理得。研究蒲松龄的学者马瑞芳先生曾经指出，蒲松龄是一个穷书生，在现实社会地位低下，又终生不得志，作为一位私塾先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哪里还能得到美女才女的青睐？但在他的笔下，那些在外谋生的穷书生或穷教师，却能够在深山老林于夜半时分遇到突然现身的美女，美女不仅愿意帮助他，还愿意无条件地与他结合。在男尊女卑、礼教森严的时代，这样的际遇简直无从想象，常常被人们认为是穷书生一厢情愿的幻想。在这个不合常理的幻想中，却又分明可以看到一个执着于纯洁爱情、温文守礼的谦谦君子的身影。
在现实中想爱却不能爱，所以蒲松龄只能把这种澎湃激荡于内心的情感化为创作的激情，写出了大量的女鬼故事。因此蒲学专家们都说，蒲松龄笔下的许多故事都反映了自身的那种矛盾心理。《聊斋志异》中的女鬼故事最能反映蒲松龄当时的爱情观。其中一种就是女鬼都是在书生最困顿的时候出现，无私地帮助书生。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连理，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叫做《婴宁》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婴宁的狐女在上元灯会上偶然遇见书生王子服。婴宁的纯洁美丽、善良热情让王子服一见钟情。婴宁也对这个真挚的小伙子很有好感。王子服思而不得，终于相思成疾。后来，他抱病寻找婴宁，知道婴宁是狐女也不改初衷。王子服有困难的时候，婴宁也全力以赴地帮助他。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两个人终于结为夫妻，生儿育女，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快乐生活。
另一种就是鬼狐化身的女子与主人公成为婚姻之外的异性朋友。在蒲松龄写的女鬼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有一个叫孔生的教书先生在他教书的主人家病倒了，身上长了一个大疮，百般医治不见成效。就在这时，主人家一位名叫娇娜的亲戚来做客，她用自己的银钗三两下就挖掉了毒疮。孔生的伤口没有留下疤痕，娇娜的美貌却永远印在了他的心里。此后他虽然娶了妻子，但却一直保持着与娇娜的那份友情。有一天，娇娜突然找上门来求孔生搭救。原来他们一家都是狐仙，即将遭受灭门之灾。孔生于是义无反顾地为这位红颜知己赴汤蹈火。从洋溢着生命热情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困窘的生活境遇并没有熄灭蒲松龄心中的爱情火花，终其一生，他都在鬼狐的世界里寻求着无私的爱情和真诚的慰藉一生为生计疲于奔命的潦倒书生，内心却珍藏着天使一般的女鬼狐仙。感情细腻丰富的蒲松龄用浪漫的笔调书写着自己的爱情。说不完的蒲松龄，给后世留下了说不尽的爱情故事……
揭秘：《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写给梦中情人的情书
导读：《聊斋志异》是如今家喻户晓的古代短篇小说集，是清代著名文人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聊斋志异》全书有短篇小说四百九十一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写给梦中情人的情书。
那么，蒲松龄有梦中情人吗?而他的这位梦中情人又是谁呢?其实，蒲松龄的梦中情人就是他的朋友孙蕙的侍妾顾青霞。然而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堂堂文坛大家蒲松龄，怎么会对自己好友的侍妾有非分之想呢?其实，翻阅一下有关史料便可以看到这段鲜为人知的悲哀凄苦恋情的始末。说起来，还要从蒲松龄朋友孙蕙说起。孙蕙，字树百，又字安宜，是蒲松龄的同乡。清康熙十年，即公元1671年，蒲松龄应邀到孙蕙任县令的宝应县做幕宾。孙蕙的侍妾顾青霞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喜欢吟诗作对。孙蕙与朋友相聚时，常携顾青霞参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顾青霞开始出现在蒲松龄的诗作当中。
那一年，蒲松龄写顾青霞的诗至少有四首，即便从这四首诗中也可以看出蒲松龄对这位江南佳丽的喜爱之情。“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蒲松龄曾为顾青霞选了一百首唐诗中的香奁绝句，以让她黄莺啼啭似的吟诵。蒲松龄称顾青霞“可儿”，而“可儿”就是让人称心满意的人儿。顾青霞也并没有辜负蒲松龄的热切期望。蒲松龄在《听青霞吟诗》中说：“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如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鹂。”这是对顾青霞吟诗的诗意化描绘。蒲松龄觉得听顾青霞吟诗就像听黄鹂啼鸣。可以想象，顾青霞年纪颇小，声音好听，形态颇佳，如小鸟依人。
不久，蒲松龄写下了《又长句》：“旗亭画壁较低昂，雅什犹沾粉黛香。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色隐昭阳。”这首诗仍是描写顾青霞吟诗，而且有句说明“青霞最爱斜抱云之句”。这说明蒲松龄听顾青霞吟诗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他并且知道顾青霞最喜欢吟诵哪一首诗。醉翁之意不在酒，蒲松龄喜欢顾青霞吟诗的背后，是他对这位江南才女的情有独钟。
再说孙蕙，其人风流倜傥，身边妻妾成群，他还到处寻花问柳，经常沉湎在纸醉金迷之中，“笙歌一派拥红妆”，“雏姬扶上象牙床”，做他的侍妾实际上很痛苦，就像蒲松龄在《戏酬孙树百》组诗中的一首所写的那样：“漏板依稀夜二更，檀郎何处醉瑶笙?凌波露湿慵无力，斜倚危栏看月明。”这无疑就是在写顾青霞的感受：她盼望孙蕙对她多一点关怀，多一点温情，但孙蕙并没有这样做。在他心中，不管顾青霞多么年轻美貌，多么会写诗作对，不过是他若干普通侍妾中的一个。孙蕙可以跑到外边欣赏“丽人声价重红楼”、“笑把金钗扣玉壶”，可以回家到其他姬妾房中卿卿我我，还可以跟丫鬟眉来眼去，就像蒲松龄在《戏酬孙树百》的另一首绝句中所写：“狡鬟不解东风恨，笑折花枝戏玉郎。”
孙蕙风流快活，广结情缘，顾青霞却只能在寂寞中独守空房。孙蕙姬妾太多，互相吃醋拈酸，这种尴尬的局面甚至出现在蒲松龄的诗歌里。他在《树百家宴戏呈》中这样写道：“勃起帏房，开樽饮不痛。赵燕彼何人，容尔眼波送。”只要孙蕙多看了哪个女人一眼，其他女人就闹起来，家宴喝酒都喝不痛快。敏感、文弱的顾青霞处于这样的“醋海风波”中，显得多么无助，多么可怜。
蒲松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非常欣赏的才女不被重视，不被怜爱，甚至被冷落，胸中像打翻了五味瓶。然而他却不能去照顾青霞，因为“罗敷自有夫”。蒲松龄对顾青霞一见生情，日久弥深，却只能把感情深深地埋在心中。有时实在忍不住了，蒲松龄便写诗来宣泄心中的不平。从《闺情呈孙给谏》组诗中，就可以看出他心中幽怨的“闺情”。当然，蒲松龄的“闺情”是代孙蕙没有带到身边的顾青霞写的，诗里说，“千里萧郎去未旋”，“薄幸不来春又暮”，“泪中为写相思字”，“晴窗睡起娇无那，倚遍东风十二阑”……所有的诗句都表达一个意思：江南美女已经成为了弃妇。
康熙二十一年，即公元1682年，蒲松龄四十二岁时又写下一组诗，在题目上明确注明是写顾青霞的。在《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这首诗里，写顾青霞给孙蕙做妾时年龄尚小，“当时垂髫初见君”。孙蕙是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到宝应做知县的，此后不久顾青霞成为他的侍妾，年纪大约十五、六岁，比孙蕙小一半儿。顾青霞既擅长书法绘画又能吟诗作对，因而受到孙蕙身边其他女人的妒嫉和陷害，心中十分痛苦。“书法欧阳画似钩，谁知才思更风流。卓尔妒妇如相见，不敢高吟赋‘白头’。”实际上，当时的顾青霞已经被排除在孙蕙最得宠的女人之外了。孙蕙在京城做高官之时，顾青霞就孤零零地被丢在淄川孙家所在的荒凉小山村里，整日以泪洗面。“今日使君万里遥，秋闺秋思更无聊。”这句诗把顾青霞此时此刻的孤苦无助描写的可谓是淋漓尽致。
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蒲松龄四十七岁时，孙蕙和顾青霞相继撒手人寰。当时孙蕙死后，他的姬妾大多散去，而顾青霞却留在孙家，过着更为寂寞孤独的日子，不久便香消玉殒，终年仅仅三十三四岁。顾青霞多愁善感，偏偏遇到孙蕙这么个花花公子，长期的孤独的生活和郁闷的心理造成了她的英年早逝。面对顾青霞的悄然去世，蒲松龄深情地写了一首题为《伤顾青霞》的悼念诗，表达了他内心伤心欲绝的真实情感：“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这首诗把蒲松龄的感情暴露无遗。他对顾青霞之死不是一般的惋惜，而是极其痛心，以至于要在“牡丹亭下吊香魂”。这分明是在表示，他今生未能和顾青霞结为连理，但他寄希望与顾青霞来世再结情缘。不论是“燕子楼”，还是“牡丹亭”，都留下古代男女生死相恋的香艳故事，历史上文人凡提起不论是“燕子楼”，还是“牡丹亭”的，没有不说到“爱情”二字的。然而，蒲松龄对顾青霞的爱情，却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隐藏肺腑却表现得强烈而执著。但也就是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数十年间一直影响着蒲松龄的创作，直接影响到《聊斋志异》这部历史名著的诞生，如《连城》、《宦娘》、《绿衣女》、《连琐》、《林四娘》、《白秋练》、《狐谐》等名篇无不是受到顾青霞生活的影响。
《连城》是《聊斋志异》中最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之一，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知音之恋。男主角乔生献给女主角两首诗，其中之一是：“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这首诗对连城、乔生之间那场感天动地的恋情有着重要的促成作用，而这首诗就是蒲松龄原封不动地从组诗《闺情呈孙给谏》中搬过来的。如国说《闺情呈孙给谏》是描写顾青霞的，那么笃于爱情的连城就是顾青霞的化身。但连城爱上的却不是什么高官贵人，也不是什么豪门公子，而是蒲松龄式的穷书生!
《宦娘》是《聊斋》中最富有诗意的爱情故事之一。女鬼跟人间书生相恋而不能结合，就相约来世，这无疑是“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的一缕情思在小说中的延伸。这篇小说有首关键性的《惜余春词》，是女鬼宦娘写的，也是从蒲松龄的原有词作中原封不动搬过来的：“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剗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妒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侬视一年，比更犹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蒲松龄这首词抒发对情人的思念之情，非常动人。
连琐、林四娘等都是文雅羞怯的女鬼诗人，绿衣女是会吟诗会唱歌、音声悠细的绿蜂所化，白秋练是以诗为命的白豚，她们都酷似视诗如命的顾青霞，包括她们的形象和声音。特别是女鬼连琐用娟秀的笔迹写宫词，用温柔秀曼的声音吟唐诗，瘦怯美丽，几乎就是顾青霞的翻版!而这些美女的恋爱对象，除《林四娘》中陈宝钥是有官职的历史人物外，其他一概是穷书生，这无疑是蒲松龄的翻版。可以说，蒲松龄是借一个个《聊斋》故事，将现实人物变形，借神鬼狐妖形式和自己的梦中情人成神仙眷侣。
而在《狐谐》一文中，蒲松龄则是指桑骂槐，把造成顾青霞一生悲剧的孙蕙给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个故事写一位口若悬河的狐女跟几个书生斗嘴，是个诙谐的谈笑故事，狐女机智的谈吐被描写得妙极趣极。狐女的情人叫“万福”，小说最后写一直跟狐女斗智的孙得言出了个上联：“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他把“万福”的名字嵌在里面加以调侃。狐女应声对出下联：“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把孙得言的名字嵌在其内，骂孙得言骂得十分巧秒。蒲松龄写《聊斋》，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借小说爱自己现实中想爱而不能爱的人，借小说骂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想骂而不好骂的人。从中不难看出，不仅是顾青霞的一生遭遇影响了《聊斋志异》的创作，而且孙蕙的为人处世也肯定影响到了《聊斋志异》的走向。
真正的爱情可能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但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必定是真正的爱情。它是心的呼唤，它是情的表现，它把强烈而持久的感情埋在心底，却通过想象、变形，将爱的本质力量神鬼狐妖化，将永远的爱怜，将深沉的情感，将苦涩的暗恋，将相约来生的愿望，曲曲折折、巧妙隐蔽地通过小说人物表现出来。这就是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不是情书，却胜似情书，是蒲松龄用一生的心血写就的对一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女子的情感寄托，对一个玩弄女人感情的花花公子的严厉批判。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