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钱大昕
别 称：潜研老人
字 号：字晓徵
号辛楣，又号竹汀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
出生时间：1728年2月16日
去世时间:1804年11月2日
主要作品:《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二史考异》
清代学者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简介
钱大昕(1728年2月16日—1804年11月2日)，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汉族，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清代史学家、汉学家。
钱大昕是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大昕为“一代儒宗”。
人物生平
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七日，钱大昕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并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向著名学者曹桂发问学。当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特别欣赏，在全县士林中也获得了较高声誉。先是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
乾隆十四年(1749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宁谧的环境，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不长时间，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高宗乾隆帝首次南巡。钱大昕因献赋称旨而被召诣江宁(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亲自出题进行复试。评卷揭晓，钱大昕中一等二名。为此，乾隆帝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当即任命为内阁中书。次年，他束装入都，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二子永璂书法。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
乾隆四十年(1775年)，钱大昕居丧归里，引疾不仕。嘉庆四年(1799年)，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 [2]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
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学外，于所涉诸学，多有创获。《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
钱大昕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所着《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大昕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对转变一时学术趋向影响甚大。一生着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
有关于钱大昕的轶事有哪些 对于他的评价分别是什么样的
藏书故实
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后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专心讲学和著述，与戴震、王念孙、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相互切磋，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历法，无不精研。
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曾自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困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
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
著作主要有《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唐书史臣表》、《元史艺文志》几十种，逾几百卷，前三种用力最多。《元史艺文志》著录元、辽、金之书，比倪灿《明史艺文志》、卢文弨《补志》收录图书要多。魏源著《元史新编》，其“艺文志”部分即仿钱大昕《艺文志》而稍作补充而已。另与他人合编《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等。辑《潜研堂丛书》，收书20种。
人物评价
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
①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着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
②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钱大昕的局限。方诗铭、周殿杰合著的《钱大昕》一书，对钱大昕的生平、史学成就、对《宋史》的考订、对《元史》的研究、金石学的成就、文字音韵学的建树以及天文历算学的贡献都进行了探讨，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的史学大师。
③张舜徽撰《钱大昕学记》一文，全面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
④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着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另外，王记录还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钱大昕归为吴派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钱大昕与吴派首领惠栋之间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旨趣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
⑤龚江红、张淑艳则重点分析了钱氏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
⑥戴逸指出钱大昕开启了近代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对官修史书进行考校，重视舆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学、历史文献学、音韵学、天算学等方面成就卓着。钱大昕还对现实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
⑦倪所安也认为钱大昕学问博大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学、金石、诗文等领域均成就卓著。尤其在史学上，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史学的崇高地位。
⑧施丁则对钱大昕的人格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为人为学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品质。对同辈学者亲切交往、坦诚相待，对前辈学者由衷尊崇又贡献己见，对古代学者实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对晚辈学者真诚诱导和热情提携，与历来文人学者中骄与吝两种不良倾向迥然不同，值得继承和发扬。
⑨虞万里指出钱大昕的学问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史学，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综合之。特别是钱大昕在其勤奋着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更值得后人学习。
⑩许苏民考察了钱大昕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作用，认为钱氏的言论具有近代人文觉醒的新观念。路新生认为钱大昕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文论、史论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见解深刻。
轶事典故
钱大昕默坐观弈：一次，钱大昕在朋友家里看下围棋。一位客人几次输棋，他讥笑客人失算，总是想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赶不上自己。过一会儿，客人请求和钱大昕下棋。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已经取得主动的形势。棋局快到中盘，钱大昕已不支。终局计算双方棋子，客人赢了十三子。以后有人邀请他观看下棋，钱大昕整天默默地坐着罢了。
钱大昕总结道，现在求学的人读古人的书，常常非议古人的错误;和现在的人相处，也喜欢说别人的错误。人本来就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试试彼此交换位置来相处，心平气和地估计一下就能够认识别人的失误，也能看到自己的失误!
后世纪念
墓址
现嘉定外冈镇西有钱氏宗祠，外冈秦徐村有钱大昕墓。钱大昕墓极其简朴，一碑、一案而已。墓道两旁，各有一对石兽与石马，石兽的下方，刻有“嘉庆二十有五年十月”。墓碑不是原先的，竖立着的是已故上海图书馆馆长、国学大家顾廷龙先生一九八四年题写的墓碑。
遗物
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
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钱大昕是怎么评汉学的 对于宋、明学术从什么层面进行的
评汉学
训诂治学
钱大昕著有《二十二史考异》，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影响，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
钱大昕云：《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
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
推崇汉儒
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
钱大昕所
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礼》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就认为东汉古文学家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东汉古文经学兴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较好的小学素养。这一优良传统为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自觉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丰富自身的学术素养。
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钱大昕在评论汉代学术时，没有预设一个所谓今古文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钱大昕治经，目的是要求得儒学本真，即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之真面目。换言之，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是钱大昕，同时也是乾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
钱大昕评论汉儒经学，主要在方法层面上，换言之，主要在工具层面上。对于汉儒治经的思想，钱氏鲜有涉及，这也是要注意的。
以肯定汉儒治经重训诂考订为基准，钱大昕对清以前学术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钱大昕说：
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
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治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到清代，人们开始对宋明空疏之习进行反拨，学风丕变，学术研究始又走向敦实之途。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当然，也应看到，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
批宋学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这也是钱大昕往往以汉学与宋学对举，扬汉学而抑宋学的原因。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驳难。如他论“性即理”云：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一个重要范畴，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道”、“天”为相同的范畴，“理”成之在人为“性”，则“天道”亦然。“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钱大昕批判宋明理学末流的空谈，与顾炎武有所不同。顾炎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提倡经世实学，而钱大昕更关注辩明学术是非，恢复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学说。很清楚，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是不满的，他所极力倾向的，是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可以说，他对理学“性”、“道”等范畴的驳难，贯穿的都是这样的思想。从积极意义上讲，钱大昕是为了进一步扭转学风偏向，改玄远为浅近，变空虚为敦实，号召人们真正去接触儒家原典，体会圣人思想的真实涵义;从消极方面看，钱大昕对理学的哲理性思辨不甚了解，他以日常伦理批驳理学的思辨，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理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钱大昕抨击宋明理学，还因为宋儒引佛入儒。理学本来就是儒、释、道三者结合的产物，学者既修儒籍又归心释道也是平常之事。钱大昕由于从小受到祖父钱王炯影响，对佛道没有好感，在日常生活中，他反对信从释道，为仙为幻，劝说人们“佛仙都虚幻，休寻不死方”。在理论上，他认为佛教六业轮回说败坏人伦，佛教徒抛弃父母兄弟而出家，更是有违人伦。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五伦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无不善……释氏弃其父母昆弟而不知养，虽日谈心性何益?”宋儒将佛教与儒学结合起来，破坏了儒学的精蕴，钱大昕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
也应看到，尽管钱大昕与宋、明理学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不同，但他对宋、明儒者正心诚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树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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