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爱新觉罗·耆英

别 称：耆英

字 号：字介春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时间：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去世时间：1858年(咸丰八年)

主要成就：签订《江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官 职：文渊阁大学士

职 业：宗室、官员

清咸丰朝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耆英简介 耆英最后是怎么死的

爱新觉罗·耆英(1787-1858年)字介春，隶满洲正蓝旗，多罗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六世孙，嘉庆朝东阁大学士禄康之子。清朝宗室，大臣。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历官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后因欺谩之迹，为王大臣弹劾，咸丰帝赐自尽。

伊里布和耆英，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

人物生平

耆英(qí yīng)，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由于英军在占领广州期间查获大量档案文件，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的时候并没有如实禀报英方的要求，因此拒绝与其谈判。耆英因惧罪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

耆英赐死是与宫廷斗争、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和其藐视皇权分不开的。清末户部文选司郎中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道咸之际，初办外洋交涉，多不得当，丧失权利，在在皆是。耆相国英在粤东，与英人所订之条约，皆非当面折冲，派家人张禧偕首府某公出而协定。当时请旨赏张五品顶戴，以壮观瞻。此事太近儿戏，余初未之信。后有戚某公为广州知府，曾调取当年原卷阅看，果有此事。至咸丰七~八年换约期间，因耆英相定约偾事，赐令自尽。固由文宗之怒，实怡、郑二王等乘君之怒以成之。耆平日实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奖耆‘有守有为’之语，于是耆相大书一联悬之客厅，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此罢官时考语。故意令人见之。此联轩轾两朝，含有阳秋，有人言之当权者，此自造杀身之祸也。”

耆英为穆尔哈齐后裔，祖父炳文，父亲禄康，耆英有两子：庆锡、庆贤。

史书文载

宗室耆英，字介春，隶正蓝旗。父禄康，嘉庆间官东阁大学士。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二年，迁理籓院侍郎，调兵部。四年，送宗室闲散移驻双城堡。五年，授内务府大臣，历工部、户部。七年，授步军统领。九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太医院，兼都统。十二年，畿辅旱，疏请察吏省刑，嘉纳之，授内大臣。

十四年，以管理步军统领勤事，被议叙。历工部、户部尚书。十五年，以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广东、江西按事。十七年，内监张道忠犯赌博，耆英瞻徇释放，事觉，降兵部侍郎。寻出为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诏严禁鸦片，无论宗室、觉罗，按律惩治。疏请旗民十家联保，以凭稽察。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扼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

二十二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洋务。因御史苏廷魁奏英吉利为邻国所破，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乘机进剿，寻知其讹传，仍留浙江。五月，吴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苏相机筹办。英兵已入江，越圌山关，陷镇江，踞瓜洲，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先后奏请羁縻招抚。七月，英兵薄江宁下关，伊里布先至，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驳诘之。英兵突张红旗，置炮锺山上临城，急止之，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许据情奏闻。宣宗愤甚，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乃允之。耆英等与英将璞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先予六百万，余分三年给，和议遂成。九月，英兵尽数驶出吴淞，授两江总督，命筹办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钦差大臣，赴广东议通商章程，就粤海关税则分别增减，各口按新例一体开关，胪列整顿税务条款，下廷议施行。又奏美利坚、法兰西等国一体通商，允之。美国请入京瞻觐，却不许。二十四年，调授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宜。二十五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比利时、丹麦等国请通商，命体察约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殚心竭虑坐镇海疆，被议叙。疏上练兵事宜，缮呈唐臣陆贽守备事宜状，请下各将军督抚置诸座右。英国请于西藏定界通商，谕耆英坚守成约，毋为摇惑。

故事，广东洋商居住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愬于大吏，不省，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复至，耆英遣广州知府余保纯诣商，粤民鼓噪，安抚乃罢。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贻书大吏诮让，群情愤激，不可晓谕。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坚，耆英谩许两年后践约，始退，自请议处。谕严为防备，务出万全。耆英知终必有衅。

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命赴山东查办盐务，校阅浙江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求治莫先于用人、理财、行政诸大端。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行政在于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财非人不理。今赋额四千余万，支用有余，不能如额，以致短绌。致绌之由，非探本穷源，不能通盘清厘。与其正赋外别费经营，不如于正赋中核实筹画。”疏入，特谕曰：“身为端揆，一言一动，举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传旨申饬。耆英不自安，屡称病。是年十月，上手诏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状，斥“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犹念其迫于时势，从宽降为部属。寻补工部员外郎。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饷予四品顶戴。五年，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职圈禁。

八年，英人纠合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驰往查办。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召对，自陈原力任其难，予侍郎衔，赴天津协议。初耆英之在广东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一意迁就。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为王大臣论劾，严诏逮治，赐自尽。

论曰：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浸致庚申之祸。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

中英谈判中耆英为什么敢先签约后进呈 原因是什么

1843年1月，伊里布和璞鼎查在广东开始谈判。由于英方“慨然”应允了清方最为关切的、清方本来就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五口之外不得通商游历和华商欠英商款项不得由清政府垫赔等几项条件，谈判主要围绕着关税税率进行。1843年3月，伊里布在广州病故。4月，道光帝听闻璞鼎查意欲北上，与两江总督耆英继续谈判时，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方谈判。而广东负责谈判具体事务的下级官员，在伊里布死后，因新任钦差大臣耆英到粤尚需时日，竟先行去了香港，与英方继续谈判，并基本确定了当时谈判的重点——海关税则的主要项目。

璞鼎查

1843年6月4日，耆英到达广州。6月23日，耆英一行赴香港。次日起与璞鼎查会谈。6月26日，《中英南京条约》在香港互换。6月28日，耆英由香港回广州。至此，中英双方的有关事宜已经基本谈妥。

耆英像

1843年7月12日，耆英出奏，向道光帝报告香港谈判的大体情况，声称已与英方达成了海关税则，并根据伊里布与英方先前达成的七月(系夏历)广州开市的协议，已同意英方于7月27日(夏历七月初一日)按照新定章程“贸易输税”。道光帝对耆英的所作所为大为赞许，称其“所办甚属正大公诚”。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第三天，即7月24日，耆英才上奏，附以该章程的全文。8月11日，道光帝收到该章程后，下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核议。8月16日，道光帝根据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奏复的核议情况，予以批准。而于此时，该章程已在广州实施20天了。

耆英完全同意了璞鼎查重订新约的要求，并以“无余页可添注”这一靠不住的理由，否定了道光帝“添注”的谕令。耆英在此片中还称，“现在所议条约一册，统俟璞鼎查将戳记钤用前来，再行缮录清单，恭呈御览。”这就是说，耆英等人依仗道光帝对他们的信任，准备先签约后进呈了。1843年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中英虎门条约》，先期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也作为该条约的附件而正式成立。10月20日，耆英才将条约全文进呈。11月7日，道光帝收到条约后，令军机大臣速议。11月15日，道光帝又据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的复奏，同意“照所议办理”，但又指出条约内“香港通市”一节，“不免有偷越之弊”，责令耆英“再行悉心妥议具奏”。耆英此时已完成中英谈判，正从广州返回其两江总督本任，行至广东曲江，收到该谕旨，急忙上奏辩解。道光帝只得不了了之。

道光皇帝像

耆英之死为什么说毫无价值 原因是因为什么

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翌年又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代表耆英与英军指挥官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

1844年，耆英任职两广总督时，分别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成为名噪一时的“签约大臣”。道光皇帝却因其“抚夷”得力，退敌有功，赏赐耆英“有胆有识”“有守有为”两块匾额，以示嘉奖。

1850年道光病逝，咸丰即位，力图刷新朝政。咸丰万分厌恶这位议和大臣，斥责耆英“无耻”“无赖”，崇洋媚外，祸国殃民，并革职留任。耆英仰仗先帝隆恩，以讽刺性的对联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联曰：

先皇奖励有守有为，今上申斥无才无能。

咸丰帝因为顾念耆英为先皇宠臣，未加罪责，但胸中不快由此燃生。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起，清廷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谈判。由于很少接触洋务，二人办理外交事宜捉襟见肘，面对侵略者咄咄逼人态势，一筹莫展。

巡防大臣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大学士彭蕴章等，联名奏请咸丰帝保举起用曾参与道光朝外交、现已革职闲居的工部员外郎耆英前往天津与英法交涉。举目无人，无奈之下咸丰帝遂决定“弃瑕录用”，赏耆英侍郎衔，命其赴天津与桂良等一起与英法侵略者谈判。

耆英到达天津后，即速约见英法代表谈判，未料英法代表对耆英不怀好感，拒绝会见。原因是英法联军在攻陷广州后，从两广总督署衙内缴获了一些清廷官方档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清帝报告如何欺蒙、辱骂“外夷”的奏折，这让英法联军很是恼火。

这次谈判期间，英法议和代表除了不与耆英会面外，还将耆英奏折交给花沙纳和桂良阅看，指责耆英不讲信用。耆英狼狈不堪，预料自己无法继续谈判，便擅自离津返京。

▲ 耆英(油画)

耆英擅离职守，咸丰帝龙颜大怒，斥责耆英“无耻无能”，并立即召集廷臣商议如何惩办。战时状态之下，钦差大臣擅自逃离前线，罪责之大，自难掩遁。绵愉、载垣、端华、彭蕴章等纷纷奏请惩处耆英。耆英则辩护认为对外议和，事关机密，不能以书面形式上奏，因此必须亲自赴京面禀。耆英此次受批后，回府再次撰联讥讽：

先帝褒奖有胆有识，时皇罪过无耻无能。

清末户部文选司郎中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气急败坏的耆英受到批评之后，回家撰写了上述对联悬于自家客厅之上，故意令人见之。

桂良、花沙纳也认为英法对耆英颇表不满，他们对耆英的鄙视事关清廷尊严，奏请咸丰帝允准耆英进京面陈夷情。咸丰帝气急之下下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火速派员将耆英押解入狱，并责令恭亲王奕訢会同大学士共同审讯。同时咸丰帝下诏，对“赞襄无方”各亲王大臣予以不同程度处分。

围绕耆英量刑定罪之事，朝臣颇有分歧。恭亲王奕訢等从大清律例角度出发，认为耆英未奉谕旨擅自回京，确属冒昧糊涂，不合情理。但又认为耆英并非统兵将帅，而且其回京也是担心和局破裂。且查遍大清律例，并无相关的处分条文，建议从轻发落。其他大臣也奏请将耆英定为绞监侯，实际上是暗中为耆英寻找生机。按照一般常规，绞监侯不久即可开释复官。

与奕訢等主张保释相反，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则奏请咸丰帝将耆英立即就地正法。他坚持认为，如果不将耆英即行正法，迁延时日，耆英将会寻机生还，如此则“国法何申?官邪何儆?”对于肃顺奏请，咸丰帝一方面认为肃顺言论过当，另一方面表示不忍“弃之于世”，于是着令耆英自尽。

承平之世尚需恪守君臣之道，乱世之秋更需帝王权威。耆英未能审时度势而触犯龙颜，在崇尚君臣父子之道的封建时代，因联获刑只是个借口而已。肃顺力主处死耆英，是对鸦片战争以来昏暗官场的一次大肃清。

不少人认为，肃顺处死耆英，难免有挟嫌报复的成分。这种说法难以服众，因为肃顺与耆英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1861年辛酉政变后，耆英之子企图为父翻案，慈禧依旧认为，虽然肃顺“奏过当”，但是耆英“罪当死”。咸丰、肃顺之所以要处死耆英，主要是救政以猛，希图借此振刷颓败的局势。当然力主处死耆英，也还包含着肃顺借此打击旧权贵，树植新势力的政治考量。

耆英虽死，但清廷“战和不定”的外交方针却就此定型，如此说来耆英之死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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