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籍：北宋

民 族：汉族

出生地：开封

出生日期：1052年

逝世日期：1102年

谥 号：　钦成皇后

夫 君：宋神宗

坟 墓：永裕陵

姓：朱

子女：宋哲宗赵煦、蔡王似、徐国公主

宋神宗钦成皇后朱氏简介 宋哲宗生母朱皇后生平

　　钦成皇后，朱氏(1052～1102)，宋神宗德妃，宋哲宗生母。开封人。

　　父亲崔杰，为平民，在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李氏改嫁朱士安，又将她托付给一位姓任的亲戚抚养，因此她就有了三位父亲。

　　1068年选为宫嫔，得神宗宠幸，先后生下二子一女，即宋哲宗赵煦、蔡王赵似、徐国公主。累晋才人、婕妤、德妃。元丰八年十月(1085年)宋哲宗即位，因当时宣仁高太皇太后、钦圣向太后皆居尊，故朱氏没有被尊为皇太后，只尊为皇太妃。

　　元祐三年，宣仁高太后下诏尊崇朱太妃，提高了她在后宫的地位。绍圣中期，钦圣向太后再次下令提高朱氏的地位，为她居住的地方建立宫殿，称“圣端宫”;改乘车为乘舆;可以由宣德东门进出宫廷;百官上笺称“殿下”。追赠崔、任、朱三位父亲皆至太师、太保。但朱氏始终没有被尊为皇太后。

　　宋徽宗即位，奉礼尤谨。崇宁元年二月薨，年五十一，追册为皇后，上尊谥“钦成”，陪葬永裕陵。

　　与婆母高太后的关系

　　(一)

　　朱氏性格温顺恭敬，对人十分温和，不干预朝政，也不以自己是皇帝生母而自傲。高太皇太后(即宣仁皇后)却不怎么欣赏她，甚至还经常训斥她。

　　元丰八年，朱太妃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巩县陵区安葬，途中在永安驻留。时任河南知府的韩绛曾担任过宰相，知道朱氏的身份，对她十分尊重，亲自从洛阳赶到永安迎接，礼仪侍奉极其周到。朱太妃非常感动，回宫后还念念不忘，忍不住向身边人诉说此事。高太后知道竟勃然大怒，当面训斥道：“韩绛是先朝老臣，你如何配受他的礼遇!”。朱太妃当场被骂哭，不停向婆母谢罪。一些善于拍马的大臣顾不得朱太妃的身份，竟立即罗织了几条所谓朱氏的罪名上奏，要求严惩朱氏，以讨好高太后。

　　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为姑姑对朱太妃的态度深感不安，而起居舍人邢恕也劝高公绘应多为高家的未来打算。他说道：“太妃是当今皇帝的生母，理所当然应受到尊崇。小人挑拨离间的风气，绝不能继续。高后对太妃的态度若被皇帝知道，你们高家以后麻烦可就大了。”并将自己写的一份尊崇太妃的奏章拿给高公绘，要他抄一遍，由他出面劝姑姑高太后礼遇太妃。高公绘照办。高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高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从实讲来!”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高太后大怒，当即将刑恕贬到湖北随县。

　　冷静之后，高太后觉得刑恕和高公绘的话无论从礼法还是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都是有道理的。于是在元祐三年下诏：“《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寻绎故实，务致优隆。”。朱太妃在舆盖、仗卫、冠服的待遇得到提高，和皇后一样。

　　(二)

　　高太后不喜欢朱氏，令她万万料不到是，正是这个儿媳妇朱氏，在她身故后的危急时刻，挽救了她和高氏家族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的：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危，朝廷发生一场皇储之争：宰相王珪拥立神宗的儿子赵煦，而蔡确、邢恕则密谋在高太后亲生的两个儿子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中，选立一人为帝。为保证事情成功，蔡、邢二人甚至安排了杀手,意图暗杀王珪。激烈争斗中，高太后遵从了封建宗法制度，向神宗提出立朱德妃所生的皇子赵煦为太子，神宗同意。当时，向皇后、朱德妃都在场。蔡确被迫放弃了暗杀计划，王珪则在不久后病死。同年赵煦即位，即是宋哲宗。

　　元祐八年(1093年) 高太后去世，蔡、邢二人为献媚于宋哲宗赵煦，竟然四处宣扬说是他们策立了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当初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帝，有废哲宗的阴谋。蔡京、章惇等人也勾结宦官郝随，说高太后曾经参与阻挠哲宗即位的计划。哲宗即位时年仅10岁，记不起旧事，信以为真，打算废掉祖母高氏的皇后之位。蔡京、章惇等人甚至将废高后为庶人的诏书都拟好了，只等哲宗签署。

　　向太后偶然知道此事，大惊失色，向哲宗申辩，哲宗不怎么相信。向太后便要求朱太妃出面解释。朱太妃是个性格善良、心胸宽厚的人，并没有因为婆母高太后曾经看不起自己而记恨，她向儿子力辩高太后在此事上无可非议。哲宗听了生母的话，这才相信祖母高太后冤枉。当蔡京等人再次请求废黜高氏的时候，哲宗怒斥道：“你们坚持诬陷高太皇太后，是不是一定想陷我于无视祖宗之地，使我死后无面目进英宗之庙?”,蔡京等人被迫放弃了废黜高太后的计划。最终,高氏的皇后地位保住了，高氏家族亦有惊无险的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

　　史料记载

　　《宋史》列传二：

　　钦成朱皇后，开封人。父崔杰，早世;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于所亲任氏。熙宁初，入宫为御侍，进才人、婕妤，生哲宗及蔡王似、徐国公主，累进德妃。

　　哲宗即位，尊为皇太妃。时宣仁、钦圣二太后皆居尊，故称号未极。元祐三年，宣仁诏：《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寻绎故实，务致优隆。于是舆盖、仗卫、冠服，悉侔皇后。绍圣中，钦圣复命即閤建殿，改乘车为舆，出入由宣德东门，百官上笺称「殿下」，名所居为圣瑞宫。赠崔、任、朱三父皆至师、保。徽宗立，奉礼尤谨。崇宁元年二月薨，年五十一。追册为皇后，上尊谥，陪葬永裕陵。

宋神宗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何客观评价宋神宗

　　宋神宗赵顼(xū)原名仲铖(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宋英宗长子，是北宋第六位皇帝。

　　公元1064年(北宋治平一年)封光国公，后进封淮阳郡王、颍王。公元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公元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正月)赵顼即位，公元1068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公元1085年在福宁殿去世，享年37岁，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政治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公元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公元1080(北宋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经济

　　熙宁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文化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编纂《通鉴》提供客观的条件。赵宋王朝建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事业的发达，加之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结出的硕果，又是宋代文化发展的标志。龙图阁和天章阁分别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仅崇文院藏书，据仁宗时修成的《崇文总目》记载，就有书籍30669卷，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就从资料上为书局编书提供了保证。书局迁到洛阳后，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通鉴》作序。

　　军事

　　神宗在治内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宋朝的边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与西夏的妥协退让，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要统一中国。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交趾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自仁宗末期以来，就时时侵扰宋朝边境。公元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九月，交趾进攻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交趾出动6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路(今广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趾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神宗对西夏用兵，却很不顺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来屯军，想要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临朝恸哭。他从此也失去了斗志，继续维持着原来对西夏的纳贡和议。

　　教育

　　在一系列变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异议较少，州县建立小学，朝廷直接领导太学，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试选拔。外舍生两千人，考试优秀的升内舍生;内舍生三百人，考试好的升上舍生;上舍生一百人.优秀者可以直接选拔为官。

　　总体评价

　　《宋史》：“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朱熹。“神水汲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临头做得不中节拍，……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

　　正面评价

　　《宋史》：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

　　《临汉隐居诗话》载：神宗皇帝以天纵圣智，旁工文章。其於诗，虽穆王《黄竹》、汉武《秋风》之词，皆莫可拟其彷佛也。秦国大长公主薨，帝赐挽诗三首曰：”海阔三山路，香轮定不归。帐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门送车返，宿草自春菲。“”晓发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灵车望更遥。春风空鲁馆，明月断秦箫。尘入罗帏暗，”帏“一作”衣“。香随玉篆消。芳魂飞北渚，那复一为招。“一作”可为招“。”庆自天源发，恩从国爱申。歌钟虽在馆，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环沁，”环“一作”还“。楼高已隔秦。区区会稽市，无复献珠人。“噫，岂特帝王，盖古今词人无此作也。

王安石

　　《宋史·神宗纪赞》：“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览，励图治，将大有为。”

　　漆侠认为：赵顼主持的熙宁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在根本上是对抗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但它又在阶级斗争影响、推动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劳动人民的要求。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宋神宗的熙宁变法是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反面评价

　　王夫之：“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

　　王才忠认为：宋神宗是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华业认为：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顼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宋神宗时禁止嫖娼唯有哪一天可以"放松"一下？

　　打击并禁止卖淫嫖娼，如今被俗称为“扫黄”。那么，中国古代又是如何“扫黄”的呢?

　　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安排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西方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半个世纪。

　　管仲设妓院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不过，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非之”，即反对开妓院这件事，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发展了起来。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

　　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在民间，底层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深恶痛绝，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民间常用“败家子”“贱货”这类粗话，咒责进行性交易的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娼”。

　　宋仁宗规定　官员“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非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国，“法律禁娼”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这些性工作者的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如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

　　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产业是最发达的，性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当时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给性工作者一个地位，卖淫成了合法的产业。

　　当时，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教坊”，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登记后须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嗓子好的培训成歌妓，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

　　明宣宗下令 取缔“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古代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

　　其实，明代开始并不禁娼。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础上，明朝将教坊升级为“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

　　据明代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花月春风十四楼”。这些酒店是明代的“官妓院”，营业前因性工作者数量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性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发展很快引发了诸多问题，社会“禁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的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当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自隋唐起，扬州的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时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于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由于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禁娼才变成了现实。

宋神宗大搞军事改革却为何对外战争仍屡战屡败？

　　导读：11世纪中后期，北宋王朝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与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联手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运动，其成败得失一直被世人争论不休，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思考。

　　宋神宗于1068年继位，此时的宋廷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在外患方面，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北宋与西夏和北方辽国的关系都很紧张。西夏李元昊于1032年正式称帝后，不断向宋发起进攻，并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军。宋把陕西方面的军队增加到近40万人，又派去名重一时的大臣范仲淹和韩琦坐镇指挥，却依旧无法制止西夏的侵扰。北方的辽也趁火打劫，乘机要挟，于1042年陈兵边境，进行恫吓，要宋交出五代后周世宗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10个县的土地，北宋无计可施，只得用“屈已增币”的办法换取辽放弃对土地的要求。

　　在内忧方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北宋立国百余年来，农业、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增长，政府长期实行“不抑兼并”的国策，助长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膨胀。于是，土地兼并日烈，势豪大户等特权阶级横行，贫富悬殊，国家财政恶化，政府公权力威信大大下降，循吏能臣越来越少。但政府的税收却越来越少。有钱人放高利贷，以钱滚钱，小农及小工商者被压得喘不过气。

　　不仅如此，政府官员的数量也不断膨胀，到11世纪60年代初全国官员总数量已超过2.5万名，官员除薪津及俸禄外，还有四季的服装费、仆人的衣食住行、茶、酒、厨料、炭盐、喂马草料等都由国家负担。官员队伍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真正能办事的寥寥无几，大多只关心如何增加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缺乏理想，漠视国家未来发展，投机致富成了官员们的唯一目标。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由于长期实行“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国策，在军事指挥体制上实行“以文驭武”，控制乃至取消军人、武将参与最高决策，枢密院长贰和各路领兵将领多由文臣担任，并实行“将从中御”，由皇帝直接指挥遥控前线。在“消极防御”、“守内虚外”“弱干强枝”的指导思想下，北宋政府在防御外敌入侵上，往往单纯依靠在同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挖塘泺，在同西夏接壤的地区则修筑堡寨和堑壕，以构成一条漫长的防线。在军队部署上，考虑制衡多，实行“更番迭戍”、“内外相制”、“将不专兵”，部队频繁调动，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防空虚，守备薄弱，予敌以可乘之机。

　　为了应付内外战争和实行“凶年饥岁”大量招兵的制度，导致兵员数量大增，1038年时达到近125.9万人，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在全社会“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军队建设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部队整体训练水平下降，不仅“时边任多纨绔子弟”，而且步军射箭训练“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马军训练“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其左右斫宗、腰射、脑射、一绰筚子放数箭之类，乃军中之戏。”骑兵中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因而“每指挥(类似今营，约 300—500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据欧阳修文章所记，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大小，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官员也不认真检查质量，以致“有器械之名，而无器械之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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