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饶家驹

出生地：法国洛林地区

出生日期：1878

逝世日期：1946

上海“贝拉”饶家驹，以一己之力守护30万平民的英雄不该被遗忘

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一位名叫饶家驹的法国人，联合多方力量，组建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安全区)。

此后3年多，上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约30万平民的生命安全。它是拉贝在南京的学习母版，它也在几年后被写入联合国《日内瓦公约》 ，成为全世界战时保护平民的范例。

遗憾的是，饶家驹没有拉贝幸运，他和他的安全区，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15年，《解放周一》曾用多版篇幅详细还原了饶家驹其人及上海南市难民区发展始末。

而2017年12月14日，国家公祭日的第二天，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落成。两年时间过去，关于这段历史，有没有更多史料浮出水面?

我们继续追踪饶家驹———为这座城市永不失落的记忆。

出行：80年的等待

法国小城桑特是饶家驹的故乡。

他在法国出生，一切自然从法国开始。究竟怎样的家庭，怎样的成长经历，最终磨砺、造就出那位能够拯救上海约30万平民的饶家驹?

我们不知道。

2015年，历史学者苏智良教授首先打捞出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详细故事。然而，在上海找到的史料，大部分还是围绕饶家驹在中国的慈善活动。

当时南市难民区的幸存者，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依稀记得，有一位独臂神父每天迎着清晨的阳光来到难民区;记得难民区外炮火声声，而难民区里大家尚能睡个安稳觉;记得有人定期来发粮食和药品，难民区里有医院、课堂、维持纪律的人，几乎像一个浓缩的小社会般，井井有条。

至于饶家驹什么来头?为什么他的能量如此之大，组建的安全区竟然能够得到当时上海当局、租界、日本侵略者三方认可?甚至后来还获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笔粮食救援?

对他的个人生平，我们仍知之甚少。

2015年，从苏智良那里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产生了浓厚兴趣。经研究，上海音像资料馆打算组建一个拍摄团队，前往欧洲，挖掘更多的一手资料。

时断时续的邮件往复、磕磕碰碰的联络进展，终于在2017年，一个5人小分队开启了欧洲寻访之旅。

从巴黎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历史终于来到它应来的时刻。

两年的时间里，所有饶家驹的研究者，只能一遍遍翻阅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一遍遍遥想南市难民区的故事。而如今，那个只能在脑海、在指尖幻想的饶家驹，近在咫尺。

岁月的年轮划过整整80年，饶家驹的故乡，终于等来他曾经救助的上海，为他而来。

故乡：没有人记得他

距离巴黎几百公里的桑特，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小城，也是饶家驹的故乡。街道上，罗马时代的古建筑遗迹星星点点，两千年的岁月凝结成这座古城的独特面貌。

临行前，旅行社反复确认一件事：“你们在桑特确定要住这家小旅馆吗?”团队成员点头称是。即便旅行社一再强调，这家旅馆又小又旧，设施简陋，不建议预订，但是团队成员依然坚持。

因为，它就是饶家驹出生的公寓。

巴松比埃尔广场3号，现在门牌号改为1号。1878年3月15日，饶家驹在这里出生。

当寻访团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站在旅馆的大堂往里望，所有人都一个印象：果然简陋。

这是一幢4层楼的老房子。走廊逼仄，房间狭小。每间房只容得下一张床和简单的淋浴设施，内部几乎空无一物。

印象最深的是那欧式的楼梯蜿蜒曲折，踩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伴随着头顶的光线忽明忽暗，一如饶家驹的一生。

随行的比利时历史爱好者查尔斯说，据查阅，饶家驹的父亲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们一家一直随军迁移。整所公寓，当时是军官家属们一起居住。饶家驹出生后，家庭成员不断增加，空间紧张，他们为此搬过几次家。仅桑特期间，饶家驹就有3个住址，一处现在是民居，另一处只知道基本方位，已经查不到具体地址。

幼小的饶家驹，就这样跟随军人父亲几度搬家，在战争的阴影下度过自己的童年。是不是从那时起，慈善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田萌芽?

而如今，一切的起源、出生的小楼，几度更换主人，再也没有人记得他。

住宿期间，寻访团成员们四处打听，无论是小楼的房东、旅馆的主人，还是附近的邻居，没有人知道饶家驹，没有人听过哪怕一丝半点这个人的事迹。他仿佛在自己的故乡消失了。

当大家把摄影器材架在旅馆门口开始拍摄，时不时有路人经过，他们都会好奇地询问相似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拍摄?这里有什么好拍的东西?

大家只能一遍遍对路人们重复诉说饶家驹的人道主义壮举，诉说他曾经在遥远的中国，救助了约30万平民。

“哦。”路人们发出一声回应。大概是惊讶，也是好奇心满足后的了然。

他们会就此记住吗?此后，饶家驹这个名字会不会在他的故乡留下一点印迹?寻访团只能这样期盼。

第二天，采访桑特市市长。由于此前已经联络和说明过一番，桑特市政府档案室已经找出了饶家驹的出生档案，上面清晰地记录了饶家驹的出生证明及家庭成员的信息。原来，饶家驹的整个家族都没有留下后人，所以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

饶家驹的出生记录

期刊：尘封多年后的惊讶

阴天的巴黎，寻访团来到塞佛尔图书馆。

这里馆藏有当时派往各地的神父们与教会的报告资料。其中，一份1937年的内部期刊上，载有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详细报道。

它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躺了80年。此前，从未有人翻阅过它，从未有人觉得它重要。它就和无数普通档案一起，在时光中静眠。

直到根据寻访团提供的信息，图书馆馆长雅克琳·迪欧女士提前找出了饶家驹的相关资料。这一看，她惊讶了。

档案中，有一张饶家驹年轻时的照片。而书信里，饶家驹详细汇报了1937年11月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始末，涉及难民区的各方面工作，甚至还有饶家驹自己拍摄的两张关于难民区的照片。

年轻的饶家驹

这些材料弥足珍贵。图书馆的人感慨，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来这里查阅饶家驹的资料，他们也全然不知，原来还有过这样一位人物，做出过如此感人肺腑的事。

拍下这些珍贵的一手材料后，寻访团暂时做不了更多了。一切只能等待回国后，由专业学者们花工夫一一翻译，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更多上海南市难民区的事迹。

另一个意外收获是，档案里提到一句，饶家驹从中国回到法国之后，居住在巴黎格勒耐尔街42号的公寓里。

在迪欧女士的帮助下，寻访团队找到了这栋老公寓。

公寓目前仍在使用，保存完好。公寓的门口，管理者德维尔对这幢房子的历史如数家珍，讲起来滔滔不绝。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宿舍在使用。然而当问到饶家驹这个人，德维尔摇摇头，他也一无所知。

遗憾的是，文献记载中只提到饶家驹曾在此居住，没有详细记录住在哪一个房间。这个细节，恐怕只能消失在光阴里。

红十字会总部：
开启战时安全区的先例

深夜的日内瓦，街道冷冷清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称的U型房子，坐落在绿坡之上。

由于此前已经联系好一切事宜，第二天，寻访团顺利来到委员会总部的档案馆。

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怎么发现饶家驹和他的南市难民区的?又怎么想到把难民区的案例详细写进《日内瓦公约》中？

查阅档案知道，这一切离不开一位叫路易·卡拉姆的人。 他是一名瑞士医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行医，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派担任驻华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卡拉姆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战事。在上海，他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1937年和1938年，他把难民区的种种做法写入报告，汇报给日内瓦总部，写得十分详细和具体。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路易·卡拉姆如何与饶家驹认识?他是否也深受感动，所以才会在报告里反复提及、宣传上海南市难民区?答案，我们仍然不知，只能静待学者的翻译和整理。

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里，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案例被写进其中。

丹尼尔·帕米尔耶里

丹尼尔·帕米尔耶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历史研究员，他对饶家驹给出了非常高的历史评价，他说：

“据我所知，饶家驹安全区是被国际认可的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国际安全区，它是一个中立的保护区，它没有先例 ，是一个战时成功建立的，保护平民的管辖区。我认为饶家驹开启了一个保护区的新模式，这个模式现在仍被一些有冲突的地区所使用，如果人们想建立安全区的话，也会借鉴饶家驹安全区的经验。”

弗朗索瓦·比尼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委员，也是历史学者，他认为南市难民区对20世纪下半叶的战时平民保护和战争中立区建设具有重大启示。

在这个体现全世界人道主义精神光辉的房子里，委员会的人一边点着资料，一边介绍说，《日内瓦公约》中的某某条，就是根据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案例而来;某某条，又是受到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发而来……

对于战争的历史，再没有什么比拯救人的生命，更能触动心扉。

我们不该遗忘。

墓地：远在郊外，简朴难找

最后一站柏林，是饶家驹的安息地。

1945年，从中国回到家乡的饶家驹并没有放下人道主义救助的事业。受联合国难民署委派，他担任巡视员，依然奔走在欧洲各国间，在炮火中、废墟里，继续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他到过波兰，之后又赶往战败后的德国。

发现饶家驹墓地的是当地撰写地方志的历史学者克劳斯·佩格勒。2013年，国内有学者循着拉贝这条线索，无意中发现了关于饶家驹的只字片语，这才找到克劳斯·佩格勒。

克劳斯·佩格勒说起了他所了解的饶家驹在柏林的最后岁月，以及饶家驹墓地的变迁。

饶家驹长期营养不良、过度操劳，身体越来越差。在柏林时，他因为过于虚弱摔了一跤，此后被发现得了白血病。

1946年9月9日，饶家驹已经病危，躺在床上，想要一杯香槟，边上的人用汤勺喂了他几口。此时，他已经非常虚弱。10日，饶家驹开始昏迷，于16时40分去世。

最初，饶家驹被安葬在弗瑙的法国国家公墓。1951年，法国国家公墓改建搬迁，墓地中安葬者的遗骨大多被迁回法国，也有一部分被转葬至柏林市郊的圣湖柏林湿地公墓。而饶家驹的家族已经没有后人，他的墓地留在了柏林。

那天天气尚好，圣湖柏林湿地公墓里空无一人。放眼望去，只有成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墓碑群。

本以为，找到饶家驹的墓碑大概需要一番时间。巧的是，来了一位戴着小红帽的老太太，她上前主动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寻访团成员回答：“我们在找饶家驹的墓碑。您听说过饶家驹吗?”

本来不抱任何希望，哪想到老太太立即点头，一脸兴奋地说：“我知道这个人!我听我丈夫提起过，走，我带你们去他的墓地。”

原来，还是有人记得他。

尽管老太太已经不知道丈夫为何记得，说不出更多内容，但是她记得墓地的位置，拐两个弯，就在公墓的法国墓区里。

寻访团在饶家驹简朴的墓碑前，献上鲜花和糖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013年，中、德、法三国人士为饶家驹建的纪念碑，几年过去，下面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石碑上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题写的“仁者爱人”字迹依然清晰。

饶家驹就在此静静地长眠，在他帮助过的德国的墓地上，在一排排法国士兵的墓碑中，他的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座。

随团的德语翻译，是一名40多岁的中国人，他说：“我以前只知道拉贝，这次你们给了我墓地地址，我就去网上查了，才发现饶家驹原来这样了不起，我们知道得太少。”

于是从饶家驹的墓地出来时，这位翻译表示：“你们应该去拉贝的墓地看一看。”他比划着，“与饶家驹的墓地非常不同”。

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市中心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2013年南京市政府出资在拉贝墓地原址上重修了纪念墓园，表达对拉贝的怀念。所以它的墓碑一望即知，四周当季的鲜花盛放，说明时常有人前来祭扫。

佩格勒感慨：大家都知道约翰·拉贝，把拉贝和辛德勒类比，无疑，他们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人士。但从研究的角度说，饶家驹是先驱，他给了拉贝很多启发，拉贝也向饶家驹写信请教。

行程中，几乎所有听过饶家驹事迹的人，都会重复这样一句话：他的历史价值完全不逊于拉贝，应该把这段历史发掘出来，不能忘记。

【记者手记】

在历史中消失的人

欧洲寻访回来后，寻访团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叹息一件事：饶家驹被遗忘了。仿佛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人。

一路走来，遇到的每个人几乎事前都不知道他。家乡不知道他;工作的组织不知道他;墓地冷冷清清，年轻人不知道他。

一路走来，翻阅过的每个档案此前都几乎从未有人翻过。所有书信、报告、照片、影像，一直静静躺了大半个世纪，期间没有人动过它们，没有人知道它们。

研究二战的美国学者阮玛霞，在史料中数度偶遇“饶家驹”这个名字，于是后来写下《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这本小书。2015年后，对饶家驹和他创建的南市难民区的研究，很少再有突破性的文献来充实和继续。

饶家驹，就像一粒在历史夹缝中的尘埃，渐渐消散。我们忘记了他，家乡也忘记了他。

汪珉说，此前所有欧洲之行的联络接洽，所有线索打捞，大部分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

而查尔斯原本是一名比利时工程师，业余爱好研究上海的老房子，他与汪珉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偶遇。得知上海音像资料馆在收集拍摄饶家驹的选题后，查尔斯热心地说，你们要去我全程陪同，因为“我想为他做点事”。

即便现在，带回来的一手文献，也在等待研究和解封 。换句话说，饶家驹至今依然躺在资料里，躺在历史记忆的犄角旮旯里。

而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铭记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孙琳玲、汪佩瑶和广告系学生朱文颖，共同组成了一个项目：用儿童绘本描述上海的乡土历史，其中也包括战争的历史。

从老师那里得知饶家驹其人其事后，他们决定把饶家驹的故事画成绘本。查阅史料，学生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饶家驹总喜欢口袋里放几粒糖果，每到难民区，他用发糖果的办法哄小孩。

于是，历时6个月、修改8次，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制作完成。期间，他们查阅了当年上海城隍庙的门头长什么样，查阅了上海当时的糖果什么颜色，做了一系列严谨的推敲后，绘本方才出炉。

如今，3名大学生已经带着绘本多次向上海的小朋友们讲读。“口袋里的爷爷”成为这些小朋友挂在口头的儿童故事。

在故事的末尾，天色渐渐暗了，主人公上海老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帕，擦了擦眼泪，准备回家。

“咦?谁在我的口袋里放了两颗糖?”

“是你吗，饶爷爷?原来你一直在我的口袋里啊。”

“那你一定知道，我很想念你。”

是的，我们都很想你。

【以下为2015年《解放周一》刊载饶家驹安全区故事的节选】

1913年，一名法国神父来到上海。从黄浦江远望时，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这里有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牢牢维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无数难民集聚在南市。他们挤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救济组主任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

“就商于中日军事当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带，划为安全区，为难民避难所”，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区。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这得益于饶家驹一贯积累的人脉和声誉。

而后来在南京试图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由于没能获得日方认可，在其压力下，南京安全区不到半年便被迫关闭。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11月11日，日军占领南市大半，沿街纵火，连烧数日，但南市安全区没有被波及。

难民区被划成9个分区。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总办事处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财政预算分4块：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哪是“小小的难民区”，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

南市难民区能被写入《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它不仅孕育而生，而且还创造了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

一张5分的票，换取6盎司大米。这是每个难民一天的份额。根据资料记载，安全区内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

每天，寺庙院子里队伍蜿蜒长达百米。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大米从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难民的袋子里。

最令委员会紧张的是医疗卫生。安全区内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计。这个工作太繁重，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于是责任被分摊给各善团。生病的难民实在太多，就连路边被遗弃的婴儿，时常都染上性病。

1937年11月16日，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家临时医院，门诊部每天处理300多个病例，但是与难民人数相比，仍然不成比例。

第二天，南市流通图书馆内成立了临时产妇医院。后来又陆续增开了灾童医院。这些免费义诊都需要一大笔开销。

每天，总有一辆黄包车，迎着晨光，从吕班路、老北门、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一路行驶进入南市难民区。车上坐的正是饶家驹。

南市，像是一个由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当两辆黄包车彼此驶过，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铺有尖利的石头而崎岖不平。难民们涌入这里后，迅速占据所有空房，填满每一个角落。

饶家驹事必躬亲，他每天必到难民区，因为管理再妥善，也总有疏漏。

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他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绸布棉被百余条，他受到了严厉处罚。

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

难民区内还会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设立。

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和国际友人共同支撑着难民区。它靠救济竟然维系了30万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学者都感叹“实在了不起”。

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文章来源：上观网

文章原名：上海不该遗忘!千里寻访饶家驹

东方诺亚方舟：法国神父与30万难民的抗战坚守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城隍庙大门外，炮火纷飞，无数英勇的中国战士在抵抗日本侵略军，血染山河。

城隍庙大门内，一位伟大的法国神父正带领30万中国难民，与敌人斗智、与死亡斗勇，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声抗战”。

　　东方“诺亚方舟”，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

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阵阵哀嚎从狭窄的街巷传来。惊恐之中，14岁的李凤香飞快跳下床，随家人连夜出逃。

“爸爸以最快的速度，拼尽全力把我和弟弟妹妹塞进黄包车，我们一路狂奔，驶向相对安全的法租界。可没想到，难民如潮，租界平时开放的铁门关闭了，我们走投无路！”李凤香回忆。

绝望中，李凤香的家人听说“城隍庙那边可能有个难民区”。为了一线希望，全家奔向那个南市老城厢。

数十年后，偶然间，李凤香从电视上得知，她所避难的地方原来叫“南市安全区”，而“安全区”的创建者竟是一位法国神父——饶家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想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建起一个绝对安全的“诺亚方舟”，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眼看着身边的难民一个个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神父饶家驹还是决定挑战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当年《申报》报道，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多国语言的饶家驹是天生的演说家。1937年11月4日，他首先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华界的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获得同意。随后，饶家驹又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安全区进行攻击，日本陆军、海军也勉强同意。

1937年11月9日，“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其位置为上海南市老城厢北部。从地图上看，安全区宛如“一轮半月”：南以方浜路（今城隍庙大门口附近）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

最早挖掘上海“安全区”故事的历史研究者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阮玛霞认为，饶家驹同交战双方进行“外交”谈判的关键是，他并不催促双方签署一份正式协议，相反，他极力达成一份不怎么明确、但却更能让多方接受的“谅解”。“饶神父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精明的谈判策略和巧妙的术语措辞，把各方带到了一起。”

　　日军百般侵扰“安全区”

尽管是“安全区”，尽管有铁丝网，但日本始终觊觎着南市。

一天，刘复田与奶奶和哥哥从外面返回‘安全区’，几个大铁门都锁了，只有新北门还开着，三人赶紧朝那边跑去。“到了人民路，几个日本兵骑着三轮摩托车向我们撞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躲过撞击。”提起日本人，80多岁的老人至今难忘儿时的惊恐。“即便在‘安全区’，日本人撞死人或打死人，都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安仁街，曾是南市安全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边，都是百余年的老房子。余阿姣自小就生活在这里，“算起来，我家在安仁街已经居住了一个世纪。”

“小时候，安仁街非常宁静，邻里走动很频繁。然而，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住的地方被封锁起来。他们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把守，只要一有人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射击。”余阿姣说。

南市安全区成立后，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由日军封锁。每逢黑夜，沉寂、恐怖与死亡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里。“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就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碎。“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夜里根本不敢开灯。”

淞沪会战爆发时，王晓梅只有7岁，日军占领了方浜路的南面，她和姐姐、妹妹便逃进了北面的“南市安全区”。

“当时，日军在方浜路设立了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向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就哗地冲过来，朝他额头开枪，幸亏子弹打飞到墙上，捡回一条命。”王晓梅说。

让王晓梅、李凤香等人最为惊恐的是，日军时常会在“安全区”的边界抓“花姑娘”。

“在难民区沿马路的房子里，日本兵经常挨家挨户地找‘花姑娘’，每当日本兵搜查，女孩子们就会一起躲进一间隐蔽的房子，等日本人走了再回家。”李凤香回忆说。王晓梅也清楚地记得，就在自家附近的弄堂口，有姑娘被日军拉出去强暴。

面对日军的出尔反尔，饶神父与难民们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在与日军交涉中，日本兵用枪顶着他，但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幸运的是举枪的日本兵没有扣动扳机。”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尽管日军百般侵扰，但是顽强的共产党人仍然在难民区里组建了党支部。他们一面救济难民，一面动员单身男子参加新四军。

“我的父亲潘大成当时恰好是饶家驹的助手之一，父亲在安全区内开展中共地下工作时，神父并没有阻止，相反，他还协助开证明、弄通行证，帮助新四军秘密输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获释党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说。

　　载入《日内瓦公约》的“上海模式”

很多人都曾听说“中国辛德勒”约翰·拉贝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同样挽救过很多中国人生命、却一直默默无闻的法国神父饶家驹。

“饶家驹其实是约翰·拉贝的师傅。他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模式后来被推广至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等地，并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公约》的修订，让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的条款。而这也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苏智良说。

阮玛霞在研究中也发现，“南市安全区”的概念对二战后制定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公约中有关“中立区”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南市安全区”在上海设立的案例，以此体现在战争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为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具体做法。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苏智良说，最新搜集到的史料证实，上海在二战时期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城市和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这座“慈善之城”不仅接纳了3万犹太难民，而且，由饶家驹创建的“南市安全区”还从日军枪口下至少拯救并养活了30万中国难民，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成功救助难民的经典案例。

为此，苏智良等专家提出，上海“南市安全区”内的历史建筑、难民幸存者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应该得到更好保护，“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南市安全区”宜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呼吁也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积极响应。在今年5月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中外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慈善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存这段历史记忆，用历史真相，提醒全世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的博爱主义、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热爱中国，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在华最后的岁月里，‘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苏智良说。

饶家驹——一个仅凭一己之力拯救30万中国人的独臂神父

并不是所有法国人都是孬种。

很多同学在评点二战诸国时，会把鄙夷的目光献给法国：作为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一战的战胜国，居然面对德军毫无斗志，首都拱手相让，政府乖乖投降，二战中，还能找到比法国人更怂的吗?

不过，法国军队无能、政府软弱，并不代表法国人都是孬种。有一个法国好汉，只有一条胳膊，却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30万中国人。

▲饶家驹

他叫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中文名字叫饶家驹。

饶家驹是一个出生在法国洛林地区的耶稣会教士，1913年来到上海传教。一到中国，他就视中国为第二故乡，自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抗战爆发前，他先后任法国驻沪陆海军与“万国商团”随军神父、上海天主教外侨子弟学校老师，在学校期间，一次协助学生放烟火时不慎受伤，失去了右臂。

▲一条胳膊奔走工作的饶家驹

饶家驹是个高大英俊、乐观爽朗的男子汉，颇具贵族气质，法军随军神父和外侨学校老师的身份，使他结识了各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沦陷，到处是废墟、战火和哭泣的市民。日军耀武扬威占领上海市区，当一队日军士兵荷枪实弹进入南市时，一个高大的独臂神父在街中央挡住了他们：“这里是难民区，武装军人不得进入。”

▲11月12日，日军侵入上海的进城仪式

▲占领南市的日本士兵

饶家驹没有说假话。

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就担任了华洋义赈会会长，在徐家汇、复旦大学操场等地建立了6所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万多人次。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百万上海市民离沪逃难或涌向租界，洋人的租界人满为患，设置铁栅栏不许入内。饶家驹意识到应建立一种“安全区”拯救难民，经他多方游走，得到了英、美、法等国驻沪外交当局支持。

▲上海难民遭到租界警察的阻拦

当年10月底中国军队撤煺后，饶家驹正式向中日军政当局表示，建立“南市难民区”，该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他的建议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的同意，尤其关键的是，饶家驹和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不要对难民区进行空袭和攻击，也得到了同意。

11月9日，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中方和日方称之为“饶家驹区”。

▲饶家驹和难民孩子

难民区内分为9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饶家驹是总负责，他每天坐一辆黄包车，奔波于南市难民区，巡视、监督、分发食物，协调各方势力。战火中，他的黑衣被子弹打穿过，他被日本士兵用枪顶着身体过，但他的面孔总是带着微笑，不知疲倦的奔走，被感恩的难民们称为“饶菩萨”。

▲与日军协调中的饶家驹

维持难民区需要钱。饶家驹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向全世界募集到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从国府募集到了70万元赈灾款，从美国募集到100万美元，从加拿大募集到70万美元，甚至从日本也得到了2万日元。

▲饶家驹和驻沪英军司令

长袖善舞的饶家驹，每天能为难民区的60000名难民提供必需的食物、医疗和教育，更重要的是，难民区的中国人全部得到了生命保障。据统计，截止1940年难民区解散为止，饶家驹共拯救、庇护了30万中国难民。

▲难民区的中国难民

▲难民区里的女学生

这是一个惊人的伟业，比起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拯救中国人行动，饶家驹同样挽救了很多中国人的生命，这里面，或许有你和我的祖辈。

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德国从事救济工作，1946年9月10日在柏林去世，终年68岁。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饶家驹铜像

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难民之父”：1938年3月9日，蒋介石亲自向饶家驹致信感谢;1940年饶家驹离沪时，难民们每人手持一块砖为其铜像奠基;今天，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有一尊饶家驹神父铜像，默默述说着一个法国人在异乡的伟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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