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桑弘羊
所处时代：西汉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洛阳
出生时间：前152年
去世时间：前80年
主要成就：总管财政，支持武帝文治武功
桑弘羊简介 汉武帝时期著名财政大臣桑弘羊介绍
桑弘羊简介：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桑弘羊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
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汉武帝时大臣。一说生于景帝后元三年。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岁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前120)起，终武帝之世，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深得武帝宠信。元狩年间以后，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此外，还组织了60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以此赐爵左庶长。武帝后元二年(前87)，桑弘羊由搜粟都尉迁任御史大夫，与霍光、田千秋、金日磾、上官桀四人同受遗诏辅佐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会议盐铁等国家大事。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政策，力主改弦更张，桑弘羊与之展开辩论。由于桑弘羊的坚持和封建国家财政方面的需要，当时除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外，盐铁官营等各项重要政策仍沿袭不变。次年，桑弘羊因与霍光政见发生分歧，被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结果被处死。
西汉景帝四年(前153年)，在洛阳的一个富有商人的家里，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就是汉武帝时著名的理财家桑弘羊。
桑弘羊成为著名的理财家，协助汉武帝处理财政问题几十年，和他的家庭与故乡有很大的关系。洛阳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把俘虏的殷人以“顽民”的称号安置居住在洛阳，这些人当然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就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象有名的苏秦、白圭、师史、贾谊等政治家和商人，就都是洛阳人。桑弘羊的家庭一定是洛阳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则他十三岁不可能就做了汉武帝的侍中。侍中是一种加官，从大至列侯、将军、卿、大夫，下至太医、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当了侍中，就可以经常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它很为大家所重视，成为升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当侍中的，除了贵家子弟和著名的儒生外，一般人很难得到。才十三岁的桑弘羊，既非贵家子弟，也非名儒，他怎么能当了侍中呢？可能是用钱买的。西汉初年，要作比较大的官，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郡太守、诸侯王这样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定期向中央政府推荐，他们当然是推荐自己的子弟，桑弘羊不会有这种机会；另一条是拿钱买官，也就是“入粟补官”，桑弘羊作为商人的儿子，在十三岁的时候，他家就给他花钱买了个侍中，他大概是走的这条路。
汉武帝时，为了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得力官吏，选拔了很多有才干的青年在他的身边作侍中。象朱买臣、卫青、霍去病、霍光、桑弘羊这些以后的文武大臣，就都当过他的侍中。名儒孔安国在给他当侍中时，为了照顾他，让他拿皇帝唾痰用的御唾壶，就一时传为美谈。汉武帝的这些侍中，并不仅仅是帮助他做点身边的琐事，他往往也与他们商量一些军国大事，遇有他的意见与大臣不合时，还常常让他们出面与大臣们进行辩论。如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决定在河套筑朔方城，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上书反对，汉武帝就让侍中朱买臣等人与公孙弘辩论，说服了公孙弘，使他转变为筑朔方城的积极支持者。桑弘羊在当侍中期间，一定参加了很多汉武帝制定军国大事的讨论，他了解了汉武帝的为人和抱负，自己也深受汉武帝思想的影响。这期间，他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因而也没有受到汉武帝的重用，但他却学习和锻炼了参加国家大政的能力，为以后的从政准备了条件。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认为盐铁专卖作为国家统一的财政收入，可“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而不必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可防止豪商垄断生产经营，操纵物价，阻塞他们的“利途”；可缩小贫富差别，“以齐黎民”，缓和阶级矛盾。在实践中，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实行平准法。创设均输法，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武帝去世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l年），汉王朝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会上，桑弘羊批驳了“贤良”、“文学”对政府财政政策的攻击，为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作了全面的辩解。他指出：“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需，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平准，均输则做到了“平万物而便百姓”。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和国家税源，桑弘羊主张抑制豪强兼并。强调“制其不足，调其不足”，“散聚均利”，“禁溢羡，厄利途”，防止“民有相妨之富”。他认为，实行盐铁专卖、平准均输正是为“绝并兼之路”，使“百姓可家给人足”；“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和政策是从维护最高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但在当时封建国家财政因连年战争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制豪强之有余，因贫民之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史上第一个舌战群儒的桑弘羊：汉武帝的理财专家
提起舌战群儒来，人们都会想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在东吴的一场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精彩辩论。《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只身随鲁肃过江、游说东吴群臣。时值刘备新败，退守夏口，曹操大军压境，东吴上下主降之风日盛。在此情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胆识与高超的语言技巧，同东吴群儒展开舌战，并以其滔滔辩才使对手一个个皆成“口”下败将，并最终说服了孙权，使孙刘联盟共抗曹操的局面得以形成。
其实，早在289年前的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就上演过一次十分精彩的舌战群儒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桑弘羊以三寸不烂之舌力挫群儒，成为史上第一个舌战群儒的牛人。
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是洛阳有名的大富豪桑家的公子。桑家是洛阳首富，桑弘羊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少年时代，他就“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而享有盛名。十三岁就担任了侍中，开始在汉武帝身边侍御。三十三岁时，与东郭咸阳、孔仅“三人言利析秋毫”，对经济的分析十分深刻，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到了公元前115年，孔仅升为大农令，桑弘羊接替他担任大农丞，掌管会计事务。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成为搜粟都尉，同时兼任大农令，掌管全国的租税财政。汉武帝末年任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仍兼管财政，一直到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被杀为止。
桑弘羊一生从政六十年，早年在宫中担任侍中时，就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决策有所影响，后来直接掌管财经大权长达三十年，在西汉社会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汉武帝经济改革的绝大部分措施都是由桑弘羊提出并负责具体实施的，他以商人一样的经济头脑，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开创了均输平准、统一了货币体制，改革了财政机构，解决了汉王朝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史记》和《汉书》虽然都因为桑弘羊的商人出身，未给他立传，但却都不得不承认他“为国兴大利”，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想境界。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这都离不开桑弘羊改善政府财政的功劳。汉武帝能成就一代文治武功，也离不开桑弘羊组织的雄厚财政的支持。郭沫若评价说：“两千多年前就有桑弘羊这样有魄力的伟大财政家，应该说是值得惊异的。”
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临终前，遗命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同时托命大将军大司马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共同辅政。五个人中，金日磾早死，田千秋为人圆滑中庸，遇事不表态，而桑弘羊和上官桀一起反对霍光独揽大权，这样就在政府中出现了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霍光为了打倒长期执掌财经大权的桑弘羊，就从他赖以起家的经济改革事业开刀，力促召开“盐铁会议”，希望借此为反对桑弘羊制造社会民意舆论。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各郡国身份为“文学”、“贤良”的儒生，代表民间向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丞相长史和御史质询当时的经济政策，称为“盐铁会议”。
会议一开始，一位人称茂陵唐生(家住茂陵)的儒生率先发难：“我是来替老百姓说话的。自从国家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后，老百姓可苦啦!这简直就是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如此政策早该废除了。”话音刚落，另一个儒生就站起来侃侃而谈：“孔夫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推广道德，提倡仁义，反对重利轻德而舍本求末。如此则人们就会老实听话，国家的财用自然就会充足。”
桑弘羊反击了。他说：“刚才说话的这两个人，我看是游手好闲、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你们叫嚣国富民穷，好像是为民请命，其实不过是为豪强势力和工商大贾请命。如果取消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得到好处的只会是这些人，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老百姓才真正要受苦。你们要反对的是中央集权制，你们要的是分裂之权，割据之权，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至于说到推广道德，提倡仁义，这些腐朽的说教是根本不能治国的。”
反击都切中了要害，儒生们都傻眼了。这时，他们的主帅、谏议大夫杜延年亲自出马，他将话题转向了反对和匈奴作战的问题上来：“古时候重视道德，轻视用兵打仗。孔子云：远方的敌人不服，就用德政感化他们，使他们归服。现在放弃道德而滥用武力，就是劳民伤财。”
在座的众儒生七嘴八舌纷纷附和，一个叫万生的儒生说：“对匈奴的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战争的结果只能是民不聊生。还是罢兵休战交好为上策”。
桑弘羊痛斥道：“匈奴侵扰成性，百约百叛，对言而无信的顽敌，只能诉诸武力。汉武帝时代，就用盐铁官营的收益，修筑工事，加强防务，兴义兵以诛强暴，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我们必须沿袭武帝的政策，加强军备。你们所说的拿金钱美女去交好匈奴的做法很无耻，这又算什么道德呢?”
对方又抬出孔子来继续进攻，桑弘羊道：“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窬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在桑弘羊的眼里，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因此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所以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桑弘羊还指责他们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妄图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
辩论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桑弘羊舌战群儒，一人大战60多名儒生，且在辩论中一直占上风，使贤良文学们“恧然不能自解”。
这次会议，由于桑弘羊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仅废除了酒类专卖，盐铁仍由朝廷专利，其他的政策也得以继续施行。关于桑弘羊的死因，《汉书食货志》是这样记载的：“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笔者认为，这个看法不免偏颇，事情远未如此简单。因为桑弘羊的才干远在霍光之上，而其时独揽朝廷大权的霍光一直视其为眼中钉。精明能干的桑弘羊一死，就只剩了老迈的丞相田千秋(已经老得不得不特许他坐车上朝)，田千秋万事只求自保，因而，朝臣再也没有人能挑战大司马霍光的权力。桑弘羊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是古代宫廷斗争中的众多悲剧中的一个而已。
汉朝名臣桑弘羊：一生致力于汉代国有经济的发展
桑弘羊一辈子努力就为了一个目标，让皇帝手里的钱多一些，他的智商全部用在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甚至在皇帝死后，还想继续贯彻当年的路线方针政策。
读历史的最大乐趣，就是发现很多我们今天的苦恼，千百年前的先人们也都经历过。
《盐铁论》是近几年一本可以读多遍的书，每次读都有很多会心的感受。一是这本书语言通俗流畅，二是非常有情境感，让你能想象出当年的激烈争执。里面的角色一个个都好像活在我们今天身边一样。
其中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是桑弘羊。这个人确实极有才华，据说出身商人家庭，从小就有“心计”，13岁就入宫，出入禁中，成为汉武帝的中央办公厅成员。之后就一直很被器重，后来主要负责财政工作，相当于汉武帝的财政部长。
桑弘羊是30多岁开始发达的，那时候汉武帝连年用兵，再加上好大喜功，爱搞工程，导致国库亏空，债台高筑。再要加税，恐怕民怨沸腾，于统治者不利，于是有人向汉武帝建议，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有个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从中赚钱，但不像征税那样对老百姓的掠夺感受那么直接。用后来的税收理论家的说法，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却让鹅叫得最少。
当时有人向汉武帝推荐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负责管理盐铁事务，通过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桑弘羊这时已经34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汉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在这方面桑弘羊家传的商人天赋和多年熏陶的政治运作经验都发挥了作用。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核心内容就是以后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必须挂国字头，不许私人经营。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的机构，把原来的商人都收编，安排行政级别。
桑弘羊办事得力，进一步受到汉武帝重用，但仅仅是把盐铁名义上收归国有，还不够，那些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有企业的厂长，如果隐瞒产量，虚报成本怎么办?桑弘羊进一步充实干部队伍，把人事任命权牢牢抓在手里，这样各地的厂长们至少就要有所顾忌。
盐铁国营专卖让政府很快感受到了好处，汉武帝自然也会想到，如果其他行业也都搞专卖，不是更有钱赚么?问题是市场上的行业太多太复杂，如果卖菜的、剃头的、缝衣服、搞娱乐业的都由政府来专营，很难找到这么多人才，而且政府干有些事也干不好。尤其是服务性行业，政府搞就会出问题，这方面汉武帝政府还是有些自知之明。到了两千年以后，我们搞社会主义大跃进，比汉武帝还进一步，什么都公私合营，很快就出问题了。
当时除了盐铁，再就是由官府供给私人酿酒者以谷物和酒曲等原料，根据政府制定的酿造要求，由私人进行酒的酿造。关键是个人酿造的酒只能按公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私人不得出售。这样，国家就垄断了酒类的全部销售。酒类专卖后的赢利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它当时与盐铁、均输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三业”之外，汉武帝时代还是保留了相当的民营经济比重，怎么能把这些民营企业家的钱弄到手里来，就是汉武帝动脑子的事情了。有个御史大夫也是著名的酷吏张汤，提出用“算缗”的方法征财产税，汉武帝很赞赏，但遭到了很多官员的抵制，所以未能贯彻，到了桑弘羊上台任大农丞就被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了。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1000钱，一算为200文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有乘坐马车的(国家干部和革命军人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怕人隐瞒还搞所谓告缗，也就是鼓励大家检举揭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靠着这种残酷的手段，民间商业纷纷破产的同时，汉武帝又大捞了一笔，军费也大量充实。
这一切很快导致国内矛盾空前加剧，到了汉武帝晚年，他自己也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要搞出问题来了，于是发了“轮台罪己诏”，宣布以后要与民休息。从那时起，桑弘羊开始失宠了。到了汉武帝驾崩，霍光辅政，虽然桑弘羊也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但已经大势已去，霍光看他还那么嚣张，召集一些贤良文学来和他进行政策辩论。所谓“贤良”、“文学”，也就相当于今天社会上还有些名声的专栏作家。其实内心里霍光也是倾向保留一些国有经济的，这符合政府的利益，但这次辩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灭桑弘羊的威风。可以说在这次辩论会上，桑弘羊是誓死捍卫汉武帝路线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桑弘羊一个人发言114次。参加会议的还有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他们是作为田千秋和桑弘羊的助手参加的，有十几次发言，多是敲敲边鼓。霍光没有直接参加这次盐铁会议，但他显然是有纠正汉武帝早期激进路线倾向的。这次争论中，桑弘羊已经是非常被动了。
其中以垄断铁器受的批评最多，主要责难和我们今天对国有企业的感受也差不多：
1，产品质量低劣，因为“卒徒”缺乏责任心，常常不按规矩操作。
2，产品“多为大器”，不照顾民间市场需求设计。
3，好坏不能挑选，还常常买不到，销售人员常常找不到。
4，价格昂贵，以致贫民买不起，只能“木耕手耨”。
5，一旦官铁滞销，就强迫摊派，逼农民购买，平时还经常抓差让农民给他们义务工作。
桑弘羊一辈子努力就为了一个目标，让皇帝手里的钱多一些，他的智商全部用在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甚至在皇帝死后，还想继续贯彻当年的路线方针政策。
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发生了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历史上叫做“燕王之变”，桑弘羊也被牵连到这一事变中，围绕这个事件有不少说法，总之结果是桑弘羊一家都被霍光处死了。
经济奇才桑弘羊：在西汉时期就可以达到调控经济
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之主。他继承文景之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使西汉从文景之治的小康推进到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个由兴及盛的历史阶段中，被汉武帝一手提拔、重用的“兴利之臣”桑弘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实行财政改革、广辟财源，“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上投入的智慧、做出的贡献与卫青、霍去病等人在军事上的贡献都可说是“功昭日月”。
公元前152年，桑弘羊出生在洛阳一个商人家庭。在当时洛阳那种商贾云集、富冠海内的社会环境和父辈理财兴利的家教中长大的桑弘羊，很早就显示出聪颖和才能，以至刚刚13岁就被送入宫廷，做了汉武帝的侍中。在这里要介绍一下“侍中”的地位。
公元前一四一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一五七-前八七年）继承帝位。不久便营建茂陵为死后的坟墓，并准备设置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把各地的豪富迁到那里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家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被选入宫充当武帝的侍中（亲随），留了下来。
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由于是在皇帝左右办事，因此一般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汉初以来继续实行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奴隶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生活于工商奴隶主家庭的桑弘羊对此不能无所感受。被迫迁徙，对他的震动更大。但是，他到底还年幼，思想没有定型，而担任侍中这样难得的官职，又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他同比他年长几岁的武帝朝夕相处，受到武帝法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新的环境，不断培育着新的思想。他还在侍奉武帝读书的过程中读了很多书籍和朝廷的档案材料，使他逐渐懂得了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历史。他深刻地感到，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等法家的主张和政策是适应形势需要的，只有实行法家路线，才能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随着法家思想在头脑中的牢固树立，终于使桑弘羊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坚定地站到了新兴地主阶级一边。
武帝执政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坚决进行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
汉初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采取募民屯边的政策，选拔将帅守卫边境，训练士卒，并对运输粮食到边塞交给国家的人给以官爵奖励，积蓄抗匈力量。武帝即位初，西汉的经济已进入繁荣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满，国家财政收入年年有积余。京师钱库里的钱长期不用的有好几亿，穿钱的绳索都烂断了。太仓（京师国家粮仓）的陈粮一年积一年，装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以至霉烂不能吃。马匹也繁殖得很多。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从一个方面说明对匈奴侵扰的战略反击时机已经到来。
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匈奴又来请“和亲”。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行（接待宾客的官）王恢主战。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韩安国散布失败主义谬论，主和。大臣大多站在韩安国一边。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和亲”。
武帝对主和派的种种谬论非常愤怒。他常常将朝廷上的和战之争情况说给桑弘羊听，征求桑弘羊的意见。桑弘羊坚决主张抗战，他说：“汉朝有匈奴的存在，就像木头里有蛀虫存在一样，又好比一个人生了病，不治它就会使病加重。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之间也常常订立盟约，但从来没有一个盟约是坚固的，更何况是反复无信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决，才能使边境的老百姓得到安宁。”武帝很赞赏桑弘羊的话，更加坚定了抗匈的决心。
保证充足的战费是抗匈战争的一个重大问题。连年战争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支出。除了备战或作战要有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作战胜利后还要对立功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大农令（主管财政经济的长官）郑当时就已经在考虑扩大财源，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元溯六年除战争消耗外．还对有功官兵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经过这次支出，郑当时向武帝提出报告，说财政收入（包括历年积余）已经耗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他建议采取用钱买爵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经议定，设“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征车船税和设“武功爵”对增加财政收入虽不无小补，但犹如杯水车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的胜利和浑邪王率众来降，战争、赏赐及安置等费共一百余亿钱。同时几处水利建设工程在进行，历年费用又各达十亿多钱。财政更加困难。郑当时对理财不仅没有才能，而且也缺乏兴趣，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这一年虽勉强应付过去，但第二年财政仍然很困难。
在武帝为财政困难而忧虑的时候，桑弘羊的思想也很不平静。他很想为抗匈战争出一把力。他深深懂得，不管财政的困难多么严重，抗匈战争总是要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以致前功尽弃。而财政问题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庞大的战费没有着落，就会拖战争的后腿，使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保证。他知道武帝的决心很大；即使在筹措战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在计划一次对匈奴的更大规模的战役。必须及时解决财政困难才能使武帝无后顾之忧，增强战争的有利形势。他反复考虑了理财的办法，一方面认真研究当时的现实斗争情况，一方面又从前辈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第一个指导思想是：解决财政问题。也必须贯彻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发展。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法家的一个突出经济思想、是重视包括家庭纺织业在内的农业的发展。先秦法家提出农战方针；以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的要求。西汉法家如贾谊、晁错，也很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搞好农业必须实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归纳起来、桑弘羊以前的法家发展农业的政策主要有：废除井田制，发展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增加农业人口，限制兼并活动，减轻农业税，提高粮食价格，奖励交粮食给国家（买官或赎罪）的人，兴修水利，改革农具，改进生产技术，移民垦荒，等等。桑弘羊认为这些政策都很重要，应该继续推行。但仅单靠这些还解决不了当前的财政困难，还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法家还主张抑商。抑商的目的既是为了打击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也是为了巩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保证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抑商不是不要商。秦孝公时，商鞅在抑商的同时，又“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使“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做到“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战费充足）”。汉文帝五年（公元前一七五年）贾谊指出，国家掌握货币。“钱轻（购买力低）则以术敛之，重（购买力高）则以术散之”。可以使物价得到平衡，用掌握的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有余）”，可以使朝廷“官富实而末民（工商奴隶主）困。”商鞅的实践和贾谊的论述，都说明抑商和利用商业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两者并不矛盾。
使桑弘羊感到极大兴趣的是总名为《管子·轻重》的一些著作。它集中论述了国家经营工商业以控制商品、货币流通，打击工商奴隶主的兼并活动，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理论。《管子??轻重》作者用商品的数量多少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认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贱），聚则重（贵）”。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注意控制货币和粮食、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官山海”（盐铁官营）等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就能调节市场，平衡物价。打击商人的兼并活动，防止农民破产，而又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做到“不籍而赡国”。就是说，不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而能充裕国家的财政收入。
《管子·轻重》作者认为货币是“民之通货”，即流通手段。它虽然“握之则非有补于暖”，“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但却是“先王”用来“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重要工具。如果国君运用粮食和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那就“天下可定”。
《管子??轻重》作者还把轻重理论运用到对外关系方面。他认为光是“强本节用”还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可能被邻国用高价吸走，使这个国家不能维持独立。强本以后，还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单位货币购买的粮食多）我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举了一些单纯用商战取胜的事例。
这种经济理论，叫做“轻重之数”或者“以轻重御天下之道”。桑弘羊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再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
第二个指导思想是：以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为政策的重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西汉前期，工商奴隶主利用商品生产这块土壤．通过某些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贱买贵卖，牟取暴利。他们“管山海之利”，垄断重要生活、生产资料盐、铁的生产和流通，“以致富业”。他们（以及地方豪强）大量铸造劣质钱币，扰乱市场，获取暴利。他们放高利贷，直接用货币来榨取更多的货币。他们还隐瞒自己的财产、资本和营业额，偷税漏税，破坏西汉王朝的财政制度，加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积累。他们“滞财役贫”，掠夺和剥削小生产者，兼并农民的土地，迫使一些破产农民沦为他们的奴隶。他们“以末（工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使用奴隶于农业劳动，在农业生产领域复辟奴隶制生产关系。他们“众邪群聚，私门成党”，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破坏西汉王朝的法家路线。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在地主阶级政权内部寻找代理人，进行颠覆地主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破坏抗匈战争。
凡此种种，都说明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的斗争势在必行。文帝时，晁错已经揭露了工商奴隶主势力膨胀以及他们兼并农民的严重社会现象，指出：“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管子??轻重》作者也指出工商奴隶主是国君的敌人，如果不对他们进行限制，他们就是一国的“二君二王’”。武帝时，新兴地主阶级同工商奴隶主的矛盾更加尖锐。打击工商奴隶主，把原来被他们把持的财源变为国家的收入，既能解决财政困难，又可消除他们进行复辟活动的物质基础，收一箭双雕之效。
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是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障碍。因此桑弘羊要把进一步打击这两股势力作为政策的重点。
桑弘羊把自己关于理财的设想告诉武帝。武帝非常满意，就把理财的重任托付给他。桑弘羊欣然接受。这是元狩三年的事。这一年桑弘羊是三十三岁，入宫已经整整二十年。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是抗匈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在武帝和御史大夫来访的支持下，西汉王朝实行了桑弘羊提出的五项重要措施。
救灾是当务之急、桑弘羊的第一项措施是把灾区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迁往陇西、北地、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东胜）、上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等郡落户垦荒。移民的衣食都由政府供给，还贷给几年的生产和生活费用，沿途有官员护送，“其费以亿（十万）计，不可胜数”。移民到边境垦荒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边防相结合的有力措施，又使灾民的生活得到安排，生产发展后还能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
第二项措施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就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减轻法定钱币重量，实行通货贬值。白鹿皮币用白鹿皮制成，一尺见方，周围画上彩色花纹，一张值钱四十万。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进）皇帝或相互聘享，都必须用它来垫璧做礼品。这实际上是对王侯，宗室强迫征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和劳动人民没有直接关系。严格地说，它不是通货。
第三项措施是实行盐铁官营。桑弘羊同孔仅、东郭咸阳详细讨论了盐铁官营的办法，然后由孔和东郭通过大农舍颜异上奏武帝建议“募民自备费用”，让他们向政府领制盐工具煮盐，产品由政府收购。铁器则由政府生产和销售。敢私自铸铁器和煮盐的。用足钳（刑具）钳他的左趾。没收他的生产工具和产品。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派孔仅和东郭咸阳乘车到全国各地推行这一政策。他们乘机在各地安插了一批工商奴隶主担任盐铁官。
第四项措施是实行算缗。缗是指缗钱，每千钱叫做一缗。算缗，就是按缗计算税额的征税办法，一算二十钱。算缗的具体政策是：从事商业的（包括囤积商品暂不出卖的在内）按营业额（囤积商品按商品价额），从事高利贷的按贷款额，每二缗纳税一算，从事手工业自产自销的按出售产品价格，每四缗纳税一算；车船要征通过税，车一辆一般人纳税一算，商人加倍，船身长五丈以上的纳税一算。凡是经营工商业、高利贷的，不管有没有市籍（商人户口），都要纳税。纳税数额根据自报，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偷税漏税的，一经查出就没收其财产，并发往边疆服役一年。检举揭发的人，奖给没收财产的一半。
第五项措施是针对工商奴隶主“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兼并和复辟活动。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反这一禁令，就没收他们的土地和农业奴隶。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新兴地主阶级用政治权力来限制工商奴隶主的货币权力，不许被他们掌握的货币对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是上层建筑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生动体现。这政策同理财并无直接关系，桑弘羊将它作为五大措施之一，说明他的着眼点不仅仅限于解决财政困难，而是立足于巩固整个封建制度。
由于实行了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使元狩四年的巨额财政支出基本上有了着落，从物质上保证了这一年进行的抗匈大战役的胜利。
元鼎二年，武帝升任孔仅为大农令，命桑弘羊接替孔仅原来的位置任大司农中丞，负责国家财政收支。有了这个正式的财政官职，使桑弘羊能更直接的发挥作用。
桑弘羊出任新职后，首先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告缗运动。这时工商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打退工商奴隶主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一场轰轰烈烈的对工商奴隶主违法活动的大检举大揭发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抵皆遇告”。武帝和桑弘羊派遣许多官吏到各地治缗钱，依法没收不法工商奴隶主的财产和奴隶，被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全国共一千三百一十四县。武帝时大致差不多。依此推算，没收的土地有几千万亩。没收的土地和奴隶的数量都大得惊人。经过这次告缗，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多破了产。这是西汉王朝对工商奴隶主致命一击，也是反复辟斗争的重大胜利。工商奴隶主的经济实力基本上被摧毁，复辟奴隶制的主要社会基础受到了一次疾风暴雨式的大扫荡！
工商奴隶主被扫荡，他们退出的工商业阵地急需去占领，于是桑弘羊又在有些地区试行均输。同时他还规定凡纳谷给国家的可以补官，纳谷六百五的升为郎官。
由于有了盐铁官营和告缗的收入，武帝时期的财政困难终于得到了解除，“用少饶矣”。实现了这个条件，桑弘羊就着手整顿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经桑弘羊建议，武帝发布了禁止郡国铸钱的命令，将铸币权集中到上林苑的均输、辨铜、钟官三个机构（总称上林三官），非三官所铸钱不准流通，各郡国原铸钱一律销熔，铜上交给三官。三官钱重五铢，同元狩五年铸造的一样，但钱的质量更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铢钱。这一次统一铸币，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货币制度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西汉王朝的巩固。
抗匈战争需要有大量的战马。元狩三年为了准备对匈大战。长安养的母马多至数万匹，牧马的士卒不够，要到附近的郡县去调。可见养马规模之盛。元狩四年以后对匈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战马不足也是原因之—。元鼎五年桑弘羊建议武帝采取群众性的繁殖马匹办法，为继续进行抗匈战争作准备。办法是由政府贷给边县牧民母马三年，归还时除取息十分之一外，产出的幼马归养马人所有。次年又命令王侯以下至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各出母马给亭，全国亭亭养马，大量繁殖马匹，国家对母马征税。这两种办法的实行，既保证了马匹的供应，又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
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武帝贬卜式为太子太傅，罢掉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官职，提升四十三岁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也叫按粟都尉），兼领大农，总管财政经济工作。桑弘羊担任新职后。立即运用轻重理论，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二、推广均输，三、实行平准。
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同时对原来的盐铁官作了一次审查．清洗混在其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商奴隶主分子。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在二十八郡设盐官，四十郡设铁官。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也由政府收购。政府收进这些土特产后，不一定运京师，而是运到价钱高的地方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润。经过五年的试行，取得了经验，桑弘羊决定在全国推广。他在各地设立均输官，将他们置于大农部丞的领导之下，负责开展这一工作。
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平准和均输是密切联系的。均输调节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平准则调节一个地区内的商品流通。均输从甲地收过多余物资运到乙地出卖，这种活动本身对两地都具有平准的作用。因此负责平准的官员可能就由均输官兼任，均输和平准相辅而行。
实行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因此以后武帝在各地巡视，“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亿）计”，都没有发生财政困难。
同时桑弘羊还发展了纳粟买官或赎罪的办法，准许纳粟免徭役或免告缗，依不同对象而定：吏纳粟可以补官，罪犯纳粟以赎罪，一般人民纳粟可以免除终身徭役，商人纳粟可以免除告缗。纳的粟输送到太仓、甘泉仓（在今陕西洛河北）和边郡贮存。这一政策实行仅一年，太仓、甘泉仓就贮满了粮食，也有了余粮。纳粟政策有利有弊。它使国家在不增加田赋的情况下掌握更多的粮食以备战御荒，还有助于提高粮价，防止谷贱伤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它对缺粮的贫苦农民不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任人唯贤的法家路线，并使罪犯和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有空子可钻。
桑弘羊采取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做到了“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西汉的田赋一直比较轻，景帝元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以前是根据常年产量十五税一，二年开始改为三十税一。武帝时清理田亩。统一亩制，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合今零点七五亩），重新核定赋额，仍三十税一。田赋轻首先对地主有利，自耕农也有好处、这是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政策。除田赋外，还有主要以广大劳动人民为征收对象的三项基本税收：算赋、口赋和更赋。武帝时只有口赋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其它两项都没有增加。因此武帝时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虽在后期有局部激化的表现，但总的来说当时还没有全面激化。桑弘羊的出色成就，使武帝对他极为信任和重视，一直让他身居朝廷要职。
天汉元年（公元前一○○年），武帝正式任命五十三岁的桑弘羊为大司农（原来是兼职）。
天汉三年，“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经桑弘羊报武帝批准施行。所谓酒榷，就是酒类专卖。酒是非生活必需品，要用粮食酿造。在粮食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需民食，防止过多的粮食消耗于制酒是十分必要的。文帝后元年（公元前一六三年）曾有禁止酿酒的法令。而且还规定，三个人以上无故聚在一起喝酒，要罚黄金四两。桑弘羊实行酒类专卖，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节约粮食保证军粮供应，垄断卖酒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尚在其次。
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年），桑弘羊会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向武帝建议屯垦轮台以东一带，经营西域以削弱匈奴。年迈的武帝这时想休养民力，没有采纳。后来昭帝刘弗陵还是实行了这一主张，到宣帝刘询时收到很大效果。
后元二年（公元前八七年），武帝因病去世。临死前，作了托孤的安排。他任命六十六岁的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地位在丞相和御史大夫之间），侍中驸马都尉金日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把他们和丞相田千秋一起叫到病榻前拜受遗诏，要他们共同辅佐年才八岁的昭帝。
霍光在武帝身边二十多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武帝一死，他就大权独揽，代表保守势力和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向以武帝和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路线进行反攻倒算。他和杜周的三个儿子杜延寿、杜延考、杜延年以及杨敞等结成死党，打击革新势力。杜延年是他的主要谋士。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在霍光的一手操纵下，派人到各地去推举所谓贤良，问“民间”有什么痛苦。始元五年，霍光下令停止亭养马，公然表示不准备还击匈奴的侵扰了。同年又命令三辅（京畿的三个政区）、太常（掌宗庙礼仪）举贤良各二人，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共举出贤良、文学六十多人。贤良领头的是茂陵人姓唐的，文学领头的是鲁人姓万的。茂陵是武帝所迁地方豪强和大工商奴隶主的聚居之地，鲁是儒家的老窝，由这两地推举出来的人领头，贤良、文学是一批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
布置就绪，霍光就向桑弘羊发起突然袭击。始元六年初，霍光委派亲信杨敞任大司农，夺了桑弘羊的财政经济大权。一二月，又用马车把各地的贤良、文学接到长安；举行围攻桑弘羊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田千秋是个唯唯喏喏的庸人，只会讲几句模棱两可无关紧要的话。霍光躲在幕后指挥贤良、文学赤膊上阵。面对一帮破门而出的反动儒生，七十二岁高龄的桑弘羊毫无惧色，从容应战，把他们的种种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站在桑弘羊后边的还有他和丞相的下属，也对儒生的胡言乱语进行了驳斥。
霍光知道在理论上是驳不倒桑弘羊的，只能借助于搞阴谋。次年（元凤元年，公元前八○年）九月，他指使杜延年、杨敞诬陷桑弘羊勾结燕王刘旦（武帝子，昭帝兄）谋反，对桑弘羊下毒手。于是桑弘羊及其一家都惨遭冤杀。另一个同受遗诏的上宫桀也同案被杀。
桑弘羊辅佐汉武帝执行法家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抗击匈奴侵扰，消除奴隶主贵族复辟和分裂的危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来自名人传记财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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