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苏辙

别 名：颍滨遗老、字子由

国 籍：北宋

民 族：汉族

出生地：眉州眉山

出生日期：1039年(己卯年)

逝世日期：1112年(壬辰年)

职 业：文学家、政治家

代表作品：《栾城集》《诗集传》《龙川略志》《论语拾遗》《古史》

谥 号：文定

地 位：“唐宋八大家”之一、三苏之一

字子由

祖 籍：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

苏辙简介 北宋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苏辙生平

　　苏辙简介：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北宋散文家，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八年（1085），旧党当政，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直至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居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洵为何给儿子取名苏轼苏辙？苏轼苏辙名字由来

　　苏洵为何给儿子取名苏轼苏辙？古代极重取名，作为一代文豪的苏洵，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自然也花了不少心思。苏洵长子名苏轼，次子名苏辙。这中间又有什么讲究?

　　苏洵年少无行，到二十七岁方发奋读书，二十九岁生下苏轼，三十一岁生下苏辙。在苏洵年近四十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名二子说》，明确提到自己为两个儿子命名的原因。

　　两兄弟的名，都和古代马车有关。

　　对长子苏轼，苏洵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轼”是古代车前用作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和车轮、车辐(支撑轮圈的细条)、车盖、车轸(车底的横木)相比，轼仿佛没什么作用。可是，如果一辆马车没有车上扶手的横木，又总让人觉得不完整。于是，这个没有实际作用的“轼”，就只剩下装饰的作用了。苏洵说，我儿苏轼啊，我担心你不注意外在的装饰啊。苏洵希望苏轼能够察言观色，掩饰真心，遇事不要冲动，对人不能过于坦诚。

　　对次子苏辙，苏洵写道：“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辙”就是马车行走留下的印迹。苏洵说，天下的马车行走都遵循前车的印迹行走，可说起马车的功劳，大家根本不会提到车辙。虽然车辙无功，但一旦车翻了马死了，出了祸事了，车辙也不会受到牵连。苏洵的意思说，如果苏辙能够甘心做一个车辙，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也可以免于灾祸。

　　作为一个父亲，本应当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不说光宗耀祖富贵终生，至少也该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吧。可堂堂“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为何希望儿子学会掩饰真心，甘心平凡呢?

　　这就要说到苏洵坎坷的求官的经历了。

　　后人提起“三苏”，多称道“一门三进士”，甚至有人认为三苏是同时考中进士，其实不然。《宋史》记载：“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苏洵二十七岁立志读书，二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之后又参加茂才异等的考试，但是都没有考中。此后苏洵还考了十多年，但都没有考取进士。在嘉祐二年，父子三人一起来到京师，在那一科中，苏轼和苏辙兄弟高中，而苏洵则没有提及。或许是苏洵不屑于和儿子同科考试。当两个儿子一考即中之后，苏洵不无感伤的写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一晃，苏洵参加科举已经二十余年，依然是一无所成。进士功名对于儿子来说，如此轻而易举，对于苏洵来说，却是那么可望不可即。

　　那么，以苏洵之大才，为什么二十年科举不中呢?

　　除却宋代进士一科选拔名额较少，一般一科就是二三十人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源自苏洵倔强傲岸、无所顾忌的性格了。

　　在三十岁左右，苏洵的文章其实就已经写得非常不错，可名声却不出蜀中。当时天下文风以诘屈聱牙，讲究典故铺陈的“太学体”为主，而苏洵文章往往陈诉时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国家大政。苏洵又不屑于拜望结交地方官员，就算是和家族当中有功名的亲属也刻意划分界限，保持自身的高洁。地方那些庸碌的官员根本就不想惹事，自然不会把苏洵的名字上报。

　　多年之后，为了儿子的前程，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走出书中，直接到京城参加科举。到了京城之后，苏洵把自己所做的一些文章献给文坛宗师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大为赞赏，又把苏洵推荐给朝中大臣，一时之间京城文学之士纷纷颂扬苏洵之文。

　　有如此大好形势，苏洵本该平步青云，展开美好的仕宦之图。可是，现实却非如此。因为苏洵的傲骨，不知不觉当中得罪了好些人，其中就有知制诰王安石和宰相富弼。欧阳修召开文会，遍邀京城名士。席上，欧阳修请苏洵发言，苏洵大谈朝廷局势。当时李元昊(西夏开国之君)在西方起兵，当时宰臣多主张用金钱换和平，对于这种行为，苏洵很不以为然。苏洵认为，对待西夏，只有用战争取胜，而不能走贿赂路线。在《六国论》中，苏洵说“苟以天下自大，而从六国破亡子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就差没有直接说执政者是卖国求荣了。那些中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对于苏洵的观点都极力赞扬，可执政的宰臣却很是生气。

　　王安石和苏洵政见不同，批评苏洵是书生之见，见识短浅。苏洵就写了一篇文章《辨奸论》，斥责王安石之流为朝廷奸邪。王安石大怒，当欧阳修举荐苏洵时，王安石也不遗余力的进行攻击。宰相富弼一开始对苏洵也有所期待，可看到苏洵如此不识时务，屡次公开批评自己制定的国策，对苏洵也变得反感起来。当宋仁宗暗示想提拔苏洵的时候，富弼表态：“苏洵专门劝人用杀戮来确立威信，想要当官未免太急切了。”富弼对苏洵主战的政策不予置评，而攻击苏洵热衷功名求官心切，操守问题严重。宋仁宗听后，也就放弃了提拔的念头。

　　在两个儿子考中进士之后，苏洵就绝意科举，专心著述，希望以立言一道，留名后世了。之后，宋仁宗曾经亲自下诏，邀请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这本是天大的恩赐，可苏洵却认为，以自己的名声，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考试。苏洵推托有病，竟然没有应召。总算宋仁宗大度，没有计较。数年之后，宰相韩琦推荐苏洵出仕，担任了一个从八品秘书省校书郎，死后也不过追赠为正八品的光禄寺丞。这并非宋仁宗薄情，而是苏洵并非科举正道出身，又没有实际的政绩，自然不能授予过高的品阶。

　　苏洵晚年虽然彻悟，对于功名不大在意，可看到两个儿子少年成名，前途远大，苏洵心中又是欢心又是担忧。相对而言，长子苏轼才华横溢却又锋芒太露，待人真诚却又心无城府，见识卓绝却又不屑韬晦，许多方面和苏洵很像。正是看待了长子苏轼这个性格特征，苏洵才说“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次子苏辙虽然才学略逊兄长，可性格沉稳许多，颇像端庄宽仁的夫人程氏，反倒让苏洵放心。

　　益州知州张方平向来有慧眼识才的名声，苏洵特意带上两个儿子前去拜访。张方平和苏轼聊天之后认为苏轼乃是奇才，于是写了六个题目，让苏轼兄弟当场作文。苏轼拿到考题之后，立刻开始下笔，可苏辙看着考题却犹豫不决。苏辙拉拉苏轼的袖子，问第五个题目出自哪里，苏轼没说话，只是用毛笔敲了敲桌子。苏辙立刻明白了，考题出自《管子注》。一会儿苏辙又用眼光询问第六题出处，苏轼起身，到苏辙桌前，径直将这道题目划去。很快，苏轼把写好的五篇文章上交，过了好一会儿，苏辙也交上自己写的五篇文章。张方平看后大喜。他出的六个题目都很偏，不是博学者根本不知道出处，而第六题则是他个人杜撰，并无出处。苏洵请张方平评价下两个孩子。张方平说：“两个孩子都是天才。长子聪敏过人，让人赞叹;次子谨慎厚重，他日的功业或许超过哥哥呢。”

　　后来，苏轼因直言己见，在新旧两党的争斗中秉持自身的原则，不同流俗，结果新党执政时遭遇“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新党上台是又被贬海南，饱受飘零之苦。而苏辙虽然一度受到兄长苏轼的牵连，却能够三缄其口，懂得明哲保身，是以苏辙名声虽然不如兄长，可元佑年间却官至门下侍郎，拜相执政。一切正如苏洵所料。

　　后来，苏轼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洵对儿子的期望与此相同，用心可谓良苦。

古人也愁没房子：苏辙早年蜗居 买房耗尽积蓄

　　在当代的相亲会上，假如你听到这么一句：“有房吗?没房免谈”，想必会觉得见怪不怪。戏里戏外，关于房子的故事，随着近年房价的飞涨，越演越热。对此，当代人是有多无奈?可是，或许你想不到，住房难问题不是当代才有的，古代人早就尝到了其中的苦与愁。

　　房子，可以说是现代人最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房价不断疯涨的形势，令所有人都疯狂起来。面对房地产市场里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如此紧张的房产问题?如果生活在古代，我们还需要为买房发愁吗?

　　西周已有土地交易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房地产交易也就是最近二十几年的事情，而售楼部、开发商、分期付款、货币购房、按揭、房奴、开盘、过户，这些热门词汇出现的时间还更晚。其实，事情并不如此。根据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就有房屋买卖。

　　在一个名字叫“盉”的西周青铜器上，就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其意思大致是：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1300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100串贝壳的几件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和一条带花的围裙。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

　　在矩伯和裘卫两人完成土地抵押交易的93年后，也就是周厉王三十二年，又发生了一宗土地买卖。这宗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也被刻在青铜器上。这次记录的是周厉王买地的事。周厉王为扩建王宫，买下一个叫鬲从的人的地，没有立即给钱。鬲从担心周厉王赖账，周厉王派人对鬲从说：“你别怕，我一定会照价付款的，如果我赖账，就让上天罚我被流放好了。”这个很毒的誓，证明了这次交易的分量。

　　有人买地，有人卖地，说明当时除了有土地抵押，还存在土地买卖，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了雏形。

　　房产开发商受人鄙视

　　在隋唐时，有人专门开发商铺，在盖好之后将其租出去或卖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可算是开发商。

　　有个叫窦乂的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窦乂出生在陕西，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爹娘，无依无靠，跟着舅舅一块儿生活。他舅舅是个公务员，住在长安城。窦乂先通过卖鞋、卖树等生意赚了一些钱，后来有了80万钱的身家，于是开始向房地产行业进军。当时长安西市有一个废弃的化粪池，面积不小，有十几亩，闲置七八年了一直没人买。窦乂把它买了下来，雇人填平，在上面盖了20间店铺，租给波斯胡人做生意，平均每天可收上几千钱的房租。再后来，窦乂听说当朝太尉李晟喜欢打马球，于是斥资70万钱买下一块地，又花30万钱把这块地建成一片马球场，送给了李晟。李晟很高兴，从此跟窦乂结成死党，有求必应。有这种靠山保驾护航，窦乂发得更快了，不到40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古代的开发商还有一些是公务员、退休干部等，甚至官府自己就是开发商。比如在北宋，中央政府下面就有个专门搞开发的机构，叫做“修完京城所”。这个机构本来只能是修筑城墙和宫殿，后来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宫殿也盖得够豪华了，就开始转型给中央财政搞创收。怎么搞创收呢?“修完京城所”向朝廷请示，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他们在上面盖住宅盖店铺，盖好了，有的卖给老百姓，有的租赁给老百姓，给国库做了很大贡献。

　　但是，在古代做房产开发商却是很受鄙视的。原因是，从汉朝开始，传统中国一贯重农抑商，单靠造房子赚钱，会被大伙瞧不起。北宋初年有个人叫陶毂，据他描述，当时只要有人盖房子往外出租，大伙就说这人是市井小人，挣来的钱就叫“痴钱”，就是呆傻的意思。可见在那时候，连做房东都受歧视，更别说做开发商了。

　　唐宋官员有租房一族

　　古代有土地买卖，也有房产商开发，已经足以让你感到惊讶了吧?可是，古代人住房紧张，要通过租房子的方式过日子，是否会让你觉得他们也很赶“潮流”呢?

　　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据《宋史》(卷二七五)记载：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的孩子们劝他在有钱的时候置办一套房子，刘福大怒说：“我拿国家的俸禄丰厚，足够租房子了。”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连一间自己的屋子都没有。

　　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很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名人也住蜗居当房奴

　　正因为房价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方式，真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啊!

　　而名人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住房的窘状。

　　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直到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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