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司马迁

国籍：西汉

民族：汉族

出生地：龙门（今陕西韩城或说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前145年或前135年

逝世日期：约为前87年

职业：史学家，文学家

主要成就：编著《史记》，开创纪传体史学

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代表作品：《史记》《报任少卿书》

最后一个真正太史令？如何看待司马迁与汉太史令

研究中国历史，必以《史记》为宗。倒不是说《史记》里的所有记载都准确可信，这是任何史书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后来的史书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太史令。

太史令也称太史，官职名，相传夏代末已有此职。中国上古时期的太史令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这个官职具有与有神论民族的祭司相仿的特权——沟通天意，掌握神权。他依照其他人几乎无法掌握的复杂而独特的天文历法知识，通过观星、占卜、祭祀等手段，为政权的运用提供神权依据;另一方面，太史令也是国家的重要执政官之一，他常常会负责起草君主的重要文书、管理国家典籍。

但于现实政权以及中国文明传承最重要的是，太史令还全权负责如实记载史事、编写史书——上古的中国人就认为，实事求是，而不阿附于任何人的见解或意旨，是神授于太史令的权力、天职、最高法则。

所以，太史令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对节操要求也很高的工种，在文字、教育不发达的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这一职位的传承同很多贵族职位一样，通常是家族内薪火相传。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正是诞生于太史家族，他的祖先就曾长时间是周朝的太史。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个有抱负的太史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是父子共同的理想。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非常精炼。但在《史记》里，司马迁运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和塑造了一大批他的模范前辈太史们的故事。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太史(令)一职，是具有非常强的职业自豪感的。他讲述的种种太史的故事，其间蕴含的深情与用意，颇可玩味。

在《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先秦书籍中，也有大量关于太史令的故事记载。与《史记》中太史令们不同，《战国策》等书中的太史令们不乏昏庸之辈、不乏无益之谏，比司马迁笔下的太史令个个是人中之杰，感觉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我以为研读历史，既不可盲目崇拜拔高古人的“高大”，也不可生忽视小觑前贤之心——首要的宗旨，是要把古人也当人看，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有瞻前顾后的利益纠葛。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司马迁、理解《史记》、理解《史记》背后的故事，都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要探究中国历史的真实过往，要真正了解司马迁写《史记》的立场与用心，必须先了解他笔下《史记》里的太史们。因为，这些太史们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司马迁本人的理想和情操。

司马迁是哪个朝代的人 史记创作者司马迁介绍

　　司马迁是哪个朝代的人：司马迁，汉朝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科学家，汉景帝中元5年（前145年）生于左冯翊夏阳县的一个农村（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父亲司马谈，也是汉代有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前已开始了《史记》的部分写作，另一代表作品是《论六家指要》。

　　司马迁于元光、元朔之际，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公元前129—前128年），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还在司马迁童年的时候（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周围三里，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到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把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户迁到茂陵。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压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为司马迁的新籍贯。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后来到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很大的城市了。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云游祖国各地访问名山大川。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元狩、元鼎间，公元前122～前116年），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实领十七斛。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更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著作《史记》。《史记》之名是后人所题。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206～前104年），在秦火之后，又陆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伟大国家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辈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得到了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在著作的形式上，由于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发，司马迁把古今历史作一次通盘的清理而纳入于“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特别是要把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是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是包括多种体裁的综合体。旧称之为纪传体是不确切的。全书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于司马迁的时代，上下三千年，五十二万六千字。

　　司马迁在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最后司马迁被处以腐刑，也就是宫刑。

　　但是司马迁没有象东方不败那样去练葵花宝典，他的目标在我们现在人看来要高尚的多。他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没完成自己既定的目标——写自黄帝以来的一部通史。司马迁出狱后，作了中书令。这个官也是汉武帝新设的，“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象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

　　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历史上就没有了他的踪迹。他写好的《史记》是通过他的女儿流传的。他的女儿嫁给了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任丞相。杨敞死后，司马迁的著作传给了其次子杨恽，杨恽把外祖的著作公布于天下。在西汉时期，司马迁的著名并不是人人可读的。汉宣帝有一个儿子非常喜欢读书，非常想读《太史公书》（即《史记》），但遭到了拒绝，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汉书·宣元六王传》

司马迁简介 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出重要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分别以评论：对阴阳等五家，既有所肯定，也指出其不足，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说明司马谈接受的是西汉初年占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完全合拍。司马谈十分重视自己史官家世的传统和史官的职责，曾慨叹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有这些对司马迁后来所从事的事业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黄河边上的龙门山下度过的。10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并直接受学于当时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20岁,南游江淮,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这次“上会稽，探禹穴，上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以后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书令时，或奉旨出使，或陪驾巡幸，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亲身领略祖国壮阔的自然风貌，调查了解许多历史故实，订正和补充文献上的疏漏，也使他有可能接触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了解。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吕太后本纪：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吕后写进本纪？

　　《史记·吕太后本纪》是史记本纪的第九篇，是史记中唯一一篇单独为女性作的传记。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汉高祖的皇后吕雉。单父(山东单县)人。早年其父为避仇迁居沛县，在一次宴会上欣赏刘邦非凡的气度，把女儿许配给他。公元前205年，刘邦为项羽所败，吕雉和刘邦的父母被俘，做了两年的人质，前203年秋，吕雉归汉后，留守关中。刘邦称帝后，吕雉被立为皇后，子刘盈为太子。

　　吕后为人有谋略，汉初，吕后助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消灭分裂势力巩固统一的局面。前195年，刘邦死，惠帝立，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仁弱，实际由吕后掌政，前188年，惠帝崩，立少帝，临朝称制八年，少帝因其生母为吕后所杀，有怨言。吕后逐杀少帝，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吕后先后掌权达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女性统治者(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的第一个。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问刘邦身后的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雉掌政期间能重用人材，并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吕后本纪》中对她的评价是“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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