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外文名：Иосиф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Сталин
别名：朱加什维利
国籍：苏联
民族：格鲁吉亚族
出生地：俄罗斯帝国第比利斯省哥里市
出生日期：1879年12月21日
逝世日期：1953年3月5日
职业：政治家，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大元帅
代表作品：《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谁才是斯大林真正指定的接班人？不是赫鲁晓夫！
导读：斯大林逝世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
世界多数国家的权力交接都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多数现代国家通过选举推选出国家的领导人，一些王国通行王位继承制度，一些国家实行由前任指定接班人制度，一些国家通过政变来解决国家的最高权力问题。那么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的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呢?
列宁没有制定权力交接机制
十月革命后列宁是理所当然的党内领袖，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到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开始设想理想的领导班子的组合：不同年龄段的组合。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符合列宁的设想，包括有各个年龄段的干部，是一个理想的梯形结构。
1921年底1922年初，列宁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此后不得不经常休养。到1922年底由于两次中风，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感觉到接班问题，但是并没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列宁当政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列宁本人逝世时也才54岁。所以那时并没有制定一个权力交接的制度，甚至没有确定党内最高职务。列宁在党内是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党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领袖地位是由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形成，被全党所默认的。在列宁所担任的职务中哪一个是关键的领导位置，那时并不明确。列宁因故未能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主持会议的是加米涅夫。列宁去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很难说他们中哪一个是列宁的接班人。
1922年12月底，列宁写了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其中对6位党的领导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既指出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6人应当是列宁优先考虑的继任者。这6人分为三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这6人中列宁认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论修养的是布哈林，权力最大的是斯大林。列宁没有表示属意某一个人。他把这些看法告诉代表大会，显然是要代表大会集体作出选择。然而在列宁生前这封信没有能够送达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去世后在党的十三大上，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读并认真讨论列宁的信，而是在各代表团中分别口头传达，代表们只匆匆听了一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就草草了之。对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又不让讨论，是很难领会其要义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1922年党的十一大后中央全会上“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暗示是列宁指定斯大林担任他的接班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其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是列宁提议的，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证实，此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斯大林本人在底下商妥，由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提议的。当然，与会的列宁并没有反对(见本书(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一文)。
其二，“总书记”的职务在当时并非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此前书记处设有“责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的工作，现在把“责任书记”改成“总书记”，其职责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书记处的头，负责书记处的领导工作。犹如《真理报》的主编最初叫“责任编辑”，后来叫“主编”一样，基本任务并没有变。总书记及其书记处只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
第三，1923年1月4日，在《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列宁明确提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另任他人担任(《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两个月后，1923年3月5日列宁又致信斯大林，要同他断绝关系(《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由此可见，有一点是清楚的，列宁已经明确无误地把斯大林排除出接班的行列。
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够接替他的只能是一个集体。对接替列宁来说，当时更没有一个人具有此能力和威望，能取代的只能是一个集体。看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6名中央委员进行评论，目的就在于此。
列宁卧病和去世后，一段时间党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十二大由谁作政治报告一开始就成为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斯大林虚情假意地推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假意推举斯大林，结果由季诺维也夫出来作中央政治报告，斯大林作组织工作报告，托洛茨基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不过，从来没有人认为作中央政治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接班人。
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实际掌权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因为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看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唯一对手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是列宁给的，而是他在20年代纵横捭阖，不断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结果。他首先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击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右派”。这样，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到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赢得党内和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
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24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他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就大谈接班人问题。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 (波利斯·巴让诺夫著，洪刚译：《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6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宁本人52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1879年，(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都是43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为39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岁，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32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6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是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
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
斯大林掌权到卫国战争胜利后，到60多岁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阿·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万启智等编译 ：《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年)，1937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年先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1939—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莫洛托夫
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1950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谈什么接班人问题，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等。
有一个说法，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是不能暗中进行的，必须授以权力，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罗·麦德维杰夫、若·麦德维杰夫著，邹子婴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页。)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排名第五的赫鲁晓夫过不多久就能够把排名第一的马林科夫排挤出中央书记处，而马林科夫竟然接受，这说明当时确实不清楚，到底什么职务是关键性的接班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领导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马林科夫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到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
赫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终于在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须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致命的失误：斯大林在苏德开战前一些列错误决策
苏德战争爆发之初，强大的苏军损失十分惨重，对此世人疑惑不解。《斯大林的失误——苏德战争前十天的悲剧》(王立平王世华译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利用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资料、政治局文件和苏联高级将领回忆录，再现了苏德战争前十天的悲剧。
斯大林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
斯大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那些情报人员不是为钱，而是为了理想从事着情报工作的。然而，他们报告说，德国正在谋划大举进攻苏联。
斯大林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就像任何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上司一样，斯大林坚信，别人也同样会背叛自己，特别是这些以“撒谎”为职业的间谍。从客观角度出发，他的这种不信任也是有道理的：情报人员们几个月前就一直在报告德国要入侵苏联，但每一次警告都没有得到证实。
4月3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份秘密情报，提醒斯大林，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丘吉尔对自己的绅士风度颇为自豪，然而，这个警告却是有百害而无一益。过去的20多年来，丘吉尔一直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共分子。自然，他的警告更让人怀疑其动机。斯大林同样也怀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警告。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斯大林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他没有准备好之前，不想与德国发生战争。
斯大林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人来讨论这些事。自从妻子死后，再没有女人能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没有朋友，至于同事都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平平庸庸。经过1937年的大清洗，苏联的外交队伍几乎分崩离析。作为外交事务的掌门人，莫洛托夫也只有两年的外交经验。他不懂一门外语，也没有从事外交的特长。虽然贝利亚掌管的国外间谍网发展很快，但在大清洗前，他只是一个地区的警察头目，并不知道如何运行一个国际间谍网。更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解读和评估所得到的情报。能够帮助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那些人，虽然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都已经躺在了监狱大院的墓地里。
6月的清洗是斯大林一系列最不明智的行动之一。正值战备时期，却大肆逮捕高级军官，这种行为就更显得愚蠢。大约300人被捕，其中有20人是苏联最高军事奖章——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获得者。
深受多疑症折磨的斯大林，怀疑他的军事将领正在把军事机密出卖给德国人，还怀疑有人要阴谋发动军事政变。斯大林非常关注这场清洗运动。所有官员都吓破了胆。
与此同时，一份份情报被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情报声称，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代号“宙斯”的情报员潜伏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5月14日，“宙斯”报告，德军将其摩托化师集结在苏联边境线一带。5月19日，情报员“多拉”从瑞士苏黎世发来的密报称，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已确定。5月20日，代号“走读生”的情报员从芬兰赫尔辛基发来的密电也证实了这个消息。5月28日，代号“ABC”、潜伏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情报员证实，德国将在6月15日入侵苏联。代号“火星”、潜伏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间谍也报告了这个日期。代号“Ramzai”的情报员从日本东京的来电也称，这一天德军将入侵苏联。知道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这些警告，情报分析人员只好把来自“Ramzai”的密电归入“可疑和误导”一类的情报档案中。潜伏在德国空军司令部的苏联情报人员发来一份备忘录，声称战争随时就要爆发。在收到这份情报后，斯大林在报告旁边批示：“或许我们应该告诉这个情报员‘滚他妈的蛋’。他提供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
但每天报告德军在边境行为异常的不仅是这些情报员，红军边防部队也有类似的报告。德军飞机经常侵犯苏联领空。6月10-19日，德军侵犯苏联领空不下86次;6月20-21日，德军侵犯苏联领空达55次。每一次，德军飞机都要深入苏联领空20-30英里。
奴性十足的贝利亚也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通常他总是告诉斯大林一些他喜欢听的情报。而此时，甚至连他也向斯大林报告，德国向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派遣了许多破坏分子。这些破坏分子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组人，他们携带无线电发报机、武器、现金和苏联护照。其中的一些破坏分子是前白俄军官，20年前，他们曾在同一地方和红军打过仗。5月，边防兵抓获353人，他们想偷越边境。6月初，抓获108人。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破坏分子偷越了边境而未被抓获。
6月11日，贝利亚的手下在桑河河底发现电话线，德军一直在监听红军的电话。每当斯大林听到这类消息时，有时会被激怒，有时也勉强装出一副冷静的神态。他会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要在东西两线作战。一战中，德国人就是这样被扭断了脖子。希特勒才不会冒这个险。”
然而，斯大林也感觉到，他和希特勒现在都陷入了一场紧张的竞赛之中。谁能首先集结足够的兵力，谁就一定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加速备战的。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在犹豫不决，对苏联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都一直不能下定决心。
要想大规模地进攻俄国，必须在春末或夏初开战，然后在冬季来临前结束战争。这几乎成了规律。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就是在6月24日发起攻击的。
5月底，斯大林告诉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德国政府请求苏联准许其派人在苏境内寻找一战时期战死的德军士兵坟墓。“要确保不要让他们进入边境太深，”他指示道：“告诉各军区，要和我们的边防哨兵保持密切的联系。赶快给边防哨兵下命令。”
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看上去明显很吃惊。“德国人想搞清他们计划进攻的地方，”朱可夫说道：“至于找坟墓，只不过是个骗人的借口而已。”
铁木辛哥补充道：“德国人最近一直在频繁地侵犯我国领空。并且还深入到内地，朱可夫和我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德国飞机打下来。”
斯大林断然否决了这个想法：“德国大使已经解释过了，他们空军的许多年轻飞行员还没有受过训练，总会迷航。大使已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这些迷航的飞机。”
斯大林的行为越来越古怪。斯大林对希特勒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他相信希特勒的弥天大谎。
6月中旬，德国外交官和其家属开始撤离莫斯科。德军还在令人不安地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斯大林还是拒绝给红军下达战备命令，苏联的列车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德国运送战略物资。
6月13日，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从铁木辛哥的办公室给斯大林打电话。他们两人信守友谊之约，不要斯大林离间他们，他们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劝说斯大林——希特勒要抢先动手。那天，他们都特别焦虑。连续两天，斯大林不接见任何人。现在他们正式要求斯大林下达战备命令。朱可夫听不到斯大林的答复，在铁木辛哥放下电话听筒后，他问道：“怎么样?”“斯大林要我看看明天的报纸。”铁木辛哥非常气愤，出于一种极度的绝望，他说道：“还是让我们去吃晚饭吧。”
6月14日，《真理报》确实刊发了一篇着名的政府声明。就像5月份的那份声明一样，这次主要针对苏德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传言。声明说，德国从未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德国正在严格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在认真遵守这个条约，一些苏联军事单位只是出于训练目的而移驻边境地区。
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很吃惊。不管这是一种外交的、宣传的手段，还是一种愚蠢行为，它都会对红军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当政府正在告诉世界，德国仍然是苏联最好的朋友时，怎么可能让指挥官来鼓动战士的士气?
从斯大林的日程判断，他几乎隐藏了起来。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不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要躲着他们。或许斯大林对他们两人的唠叨生气了，或许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或许他一直在计划要逮捕他们。朱可夫越来越忧虑，因为在6月的清洗中，被捕的几个将军都是他的部下。焦虑和恐惧之中的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决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要有机会见到斯大林，他们就再次要求，部队要进入战备状态。斯大林发火了，说这意味着战争。同时，斯大林也勉强承认，到现在为止，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了。出于对边境地区空军安全的担忧，斯大林下令，在7月20日前，所有的飞机都要涂上暗淡的伪装颜色，跑道也要伪装起来。然而，这都不过是些权宜之计罢了。
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会孤注一掷
6月19日，斯大林再次匆匆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他已经有43个小时没有办公了。直到6月20日，星期五，20时他才回到办公室。这次，他再次收到警告性的情报。他的老搭档、主管外贸的米高扬告诉他，德国的一支拥有25条货船的船队，没有装卸完货物，就匆匆离开了里加港。
斯大林说，他们有权这么做。但他也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斯大林给莫斯科军区防空司令伊万·秋列涅夫将军打电话，命令他：“局势有些反常，提高防空等级。”然而，他没有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打电话。他不想刺激德国人，所以不想让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6月21日，斯大林意识到还有更多的事要做。直觉告诉他，无所作为是危险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斯大林召集了许多着名诗人，下令让他们谱写反纳粹的战斗歌曲。第二个措施倒很实际。他指示苏联驻柏林的外交官立即会见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边境集结重兵。德国外交部答复，里宾特洛甫不在柏林。这一天所有的质问，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开始真正警觉起来。他下令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持续了75分钟。会议记录已无从查起，很有可能的是，斯大林下达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命令，或许在几天内，或许在一周内开战。
20点，会议仍在进行中，朱可夫打来电话报告，一个德军士兵越过边境，告诉红军军官，德军将在6月22日黎明入侵苏联，换句话说，离战争爆发只有6-8小时了。
20：50，将军们来到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书房。一反往日的镇静，斯大林显得特别不安。他问道，这次警告是不是德国的挑衅。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回答，绝对不是。他们可以肯定，这个德国士兵说了实话。他们坚持要让西部边境的部队立即进人战备状态，斯大林似乎不为所动。
尤其让他不悦的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在起草战备命令。对斯大林来说，这是好斗的表现。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孤注一掷。因此，必须等到他亲自下令才可以。
几个小时后，各部队指挥官将会被通知，德军可能要“挑衅”苏军，然后在6月22日或23日入侵苏联。各部队要谨慎应对挑衅，以阻止德军“更大的阴谋”，换句话说就是战争。
除在斯大林书房参加会议的9个军政要员外，还没有人知道这道命令。
22：20，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被要求退出会场，他们静静地离开了。两人接受的这道命令将会制造一场灾难，它注定要让边境的将军们感到困惑。没有人能知道，哪些行为是挑衅，哪些行为是战争，更不要说下令开火了。
在会上，两位将军小心翼翼地要求斯大林对这道命令做必要的说明。更糟的是，这道命令是他们两人签发的，而不是斯大林。所以，他们两人要为以后注定要发生的混乱状态负责任。
大约午夜时分，德军第74步兵师的一位士兵，悄悄趟过界河，跑到苏联一方，他报告，凌晨4时德军将发起攻击。
基辅军区司令基尔波诺斯将军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朱可夫。0：30，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
“你把指令传达给各军区了吗?”斯大林问道。
朱可夫给了肯定的答复。随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1941年6月22日，未等斯大林制订好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希特勒已经动手，德军取得了快速出击的胜利，几百架苏联飞机被炸毁。
斯大林的犹豫不决让苏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斯大林格勒之鹰：苏联元帅崔可夫
斯大林格勒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这一战让苏联彻底挡住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转入战略相持，不可一世的德国陆军受到了自开战以来最惨痛的失败，最精锐的第六集团军全军覆没，保卢斯元帅被俘，衰落的苏军士气也被重新提振起来，众人或许记得都是天王星计划的执行者朱可夫，忘记了那个坚守城池的苏联名将-崔可夫，那个当过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的崔可夫。
乱世从军
初经战火1900年2月12日，阴风低吼。在沙皇俄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座小木屋里，降生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婴，他被取名为瓦西里崔可夫。这里的村民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出生时奄奄一息的崔可夫在壮年之后竟成为驰骋疆场并一度主宰东德命运的一名元帅。
1912年，由于家境贫寒，12岁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过早辍学，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前往首都彼得堡谋生。在喀山大街的彼得这个苦孩子憧憬着自己将来有朝一日能穿上马靴，带上刺马针去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两度出使中国
1922年，战事停息下来，崔可夫申请系统学习军事理论，他十分向往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深造。这所学院的前身是1918年9月创办的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是苏联军事学院的开山鼻祖。1924年4月，着名的红军元帅伏龙芝出任该院院长，使该院的教学水准大大提升;为纪念1925年逝世的伏龙芝元帅，该学院于同年10月更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所学院曾培养出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一大批苏军高级将领。1922年8月，崔可夫如愿以偿地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五期的学员。在三年的时间里，崔可夫得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战经验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提升。1925年8月，崔可夫以优异成绩随第五期学员们如期毕业;院长伏龙芝元帅向毕业学员提出贺词∶“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升，奉献出全部力量。”
由于学业优异，崔可夫被学院决定留在东方系的中国部继续作为期一年的深造。东方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的军事外交官，对学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崔可夫在东方系中国部学习期间，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中国的汉语，并经常去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
1926年秋，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的实习生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在首次的中国之旅中，他先后到过中国的哈尔浜、长春、旅顺、大连、天津、北京。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乱之中，崔可夫深切感受到战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这次军事顾问的两年任职期间，崔可夫四处游历，足迹几 遍布整个华北、华南和四川省。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学会讲一囗流利的中国话。
1929年，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事态愈演愈烈，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不断结集。7月13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崔可夫奉命随苏方外交人员撤回国内。8月6日，苏联军事委员会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任命曾在1924至1927年在中国担任孙中山先生顾问的布柳赫尔(即加仑将军)出任该集团军司令官;15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16日，中国东北的大将张学良发表了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以东北军的6万兵力分东、西两路抗击苏军。此时，刚刚回国的崔可夫立即奉命赶赴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的驻地伯力，在该集团军参谋部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从10月10日起，中苏双方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同江、富锦地区进行激战，装备陈旧的中国东北军失利;11月17日，苏军又猛攻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地区、西部的满洲里与海拉尔地区，再次得手。战场上的失败，使张学良不得不接受了《伯力协定》。而崔可夫则在此次中苏军队交战的前线，首次亲眼目睹了苏军步兵与战车部队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
1930年代初，苏军开始进行技术装备改造，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发展了空军、炮兵及其它兵种，并大力培养各级指挥官。具有实战经验、系统军事理论素养和外交官履历的崔可夫被苏联军事委员会选派担任首长进修班主任职务。他在这一任上，极力推广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深入探讨了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倡导走出传统的单一“阵地战的死胡同”。1936年初，崔可夫被选送入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的速成班学习;年底，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担任机械化旅的旅长。此时，全苏联正陷入斯大林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之中，为数众多的军队高级将领在这场暴风般的灾难中被无情地清洗掉;但崔可夫却奇迹般地交上了青云直上的好运，开始大步跨入高级将领的行列。
1938年4月，年仅38岁的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5军的少将军长;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司令官。1939年初，国际形势因希特勒德国的扩军备战而日趋恶化，位于苏联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重大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的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39岁的崔可夫出任集团军司令官。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波兰政府现已流亡国外，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苏波两国之间既订的全部条约一律废止;鉴于波兰局势已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苏军将越过苏波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随后，苏联政府组建了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崔可夫指挥的第4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参加了入侵波兰的行动。
而早在1938年4月，苏联政府就以加强北方防务为由，多次向芬兰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要获得租借芬兰本土和芬兰湾某些属于芬兰的岛屿并取得在这些岛屿上设防的权利;芬兰政府在保证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芬兰领土作为进攻苏联基地的同时，拒绝了苏联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在几番秘密谈判和要挟不成之后，苏联政府于当年12月宣布废止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断绝与芬兰的外交关系，要发起对芬兰的战争。于是，参加侵波战争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崔可夫被调任第9集团军司令官，指挥该集团军所辖的4个师承担了对芬战争中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但仕途坦荡的崔可夫此次在战场上却没能交上好运。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虽然楔入芬军防御区40多公里，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两个主力师即摩托化步兵第44师和步兵第163师(共拥有48000人、335门火炮、100多辆战车和50辆装甲车)，极不适应芬兰的严寒气候，被芬军歼灭过半。崔可夫因此被解除了第9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
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不少的外国军事顾问;苏联的军事顾问遍布除共产党军队之外的各个战区。他很快就获知，蒋介石统率的部队有290个步兵师、14个骑兵师、22个炮兵团、6个迫击炮团及其它部队，总人数为3856000人。不久，崔可夫了解到实情是：中国有些部队只是徒有虚番号的空架子部队;中国很多部队的装备、战斗力和士气都很低;很多士兵仅是为了在军队里混饭吃而已，但他们有着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和忍气吞声的良好秉性;国共两党的军队没能建立起良好的协同作战关系(他本人也不便协调这种关系)。崔可夫在与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接触时发现，“他们容不得批评，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评”。在就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制订过不少军事计划，但多数难以获得蒋介石的首肯。在重厌，崔可夫还广泛接触各国的驻华使节以收集各种情报。他与美国驻华代理武官雷特上校、法国维希政府的驻华武官冯伊上校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他对各种情报进行仔细的分析后，帮助莫斯科方面确定了日军的南进战略企图，为苏联政府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避免两线作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52年，崔可夫上将在苏共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苏军高级将领开始进行任职的调整(布尔加宁元帅出任国防部长)。5月底，苏联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员会，崔可夫被调回国，担任基辅军区司令(由基辅军区司令格列奇科上将对应接任崔可夫的苏驻德占领军集群司令遗缺职务)。
1955年，时年55岁的崔可夫获晋元帅军阶。
1960年4月，崔可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同年7月，兼任苏联民防司令。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崔可夫元帅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高层中坚人物。在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崔可夫元帅受到了重用，成为其得力的军事助手。崔可夫大力倡导质量建军，使苏联陆军装备大量先进的飞弹和核武器，并使苏联陆军完全实现了摩托化;他还使苏联的民防工程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古巴飞弹危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采取退却策略，引起苏联军方高层强硬派的不满;崔可夫积极协助赫鲁晓夫在苏军高层进行了有效的疏导工作。
1972年，72岁高龄的崔可夫元帅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组长，仍然着力研究军事理论问题，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自己的晚年中，崔可夫勤于笔耕，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非凡的军事指挥生涯，撰写了《在战火中锤炼青春》和《在华使命》两部回忆录;出版了《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经验与教训》、《战火中的180天》、《空前的功绩》、《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在乌克兰的战斗》、《本世纪之战》等八部很有份量的战史着作。
1982年3月18日，戎马一生的崔可夫元帅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享年82岁。与世纪同龄的崔可夫元帅是勇于创新的战术家和技艺高超的战役指挥官。他在自己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其大胆的独创精神屡建战功，先后荣获了9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4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崔可夫元帅光辉战斗的一生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重。
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伏罗希洛夫元帅简介【图】
伏罗希洛夫(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1881—1969)，苏联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国防人民委员、西南方向总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游击运动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代表等职。
1881年1月23日，伏罗希洛夫出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州维尔赫涅耶镇南铁路工人家庭。1896年，伏罗希洛夫进入阿尔切斯克的尤里耶夫合金厂工作。
1898年，伏罗希洛夫在阿尔切斯克市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夏到卢甘斯克工作，同年10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担任卢甘斯克苏维埃主席，1906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08年至1917年，在巴库、彼得堡、察里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被监禁和流放。1917年参加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武装工人和建立赤卫队做了大量工作。11月，担任彼得格勒委员，与麦尔任斯基一起从事肃反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伏罗希洛夫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和建立红军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红色元帅伏罗希洛夫”之称。1918年3月，在德奥军加紧进入乌克兰之际，伏罗希洛夫组织卢甘斯克社会主义第1支队，保卫了哈尔科夫接近地。
根据他的建议，迅即由各红色支队组成乌克兰第5集团军。伏罗希洛夫领导该集团军同入侵乌克兰的德国干涉军及顿河哥萨克匪军浴血奋战，并冲破敌人包围，完成向察里津的进军，与红军会合。伏罗希洛夫也正式参加红军。在著名的察里津保卫战中，伏罗希洛夫先后担任察里津军队集群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及第10集团军司令。1918年德军被逐出乌克兰后，伏罗希洛夫出任乌克兰工农临时政府内务人民委员，旋改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19年5月，伏罗希洛夫领导肃清格里戈里耶夫匪帮的作战。6月，任第14集团军司令，指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保卫战。接着在任乌克兰方面军司令时，指挥过基辅保卫战。1919年11月，伏罗希洛夫参加组建第1骑兵集团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在布琼尼和什维尔尼克的配合下，率领该集团军在俄国中部与邓尼金白匪军的骑兵展开激战，将白匪军赶到北高加索。1920年，第1骑兵集团军在北高加索和波兰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参与解放乌克兰，积极参加消灭弗兰格尔匪军的作战。1921年，伏罗希洛夫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
内战结束后，伏罗希洛夫继续负责军队工作。1921年出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4年改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5年11月至1934年6月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至1940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11月，首批荣膺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伏罗希洛夫于1939年8月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伏罗希洛夫积极参加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工作。6月23日，苏联武装力量统帅部成立，伏罗希洛夫成为大本营成员。
战争初期，德军凭借坦克和飞机优势，对苏军外围实施纵深突破。在边境交战中，苏军损失惨重，陷入混乱之中。6月27日，统帅部派伏罗希洛夫前往莫吉廖夫地域，与沙波什尼科夫一道负责恢复部队秩序和指挥，在别列津纳河和第聂伯河一带组织新的防线。伏罗希洛夫考虑到苏军不能长期抵挡德军在别列津纳河一带的攻势，遂建议全力加强第聂伯河一带的防御，做好击退德军坦克进攻的准备。他的建议被统帅部采纳。6月3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委员。7月10日为改善和加强对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与指挥，统帅部改组为以斯大林为主席的总统帅部。8月8日，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帅部改名为最高统帅部，伏罗希洛夫仍为大本营成员。
鉴于德军进攻所形成的3个主要战略方向，7月1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成立，作为战略领导机关的各方向总指挥部。任命铁木辛哥为西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统一指挥西方向苏军的作战;布琼尼为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统一指挥西南方向苏军的作战;任命伏罗希洛夫为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统一指挥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及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的作战。
在西北方向，德国北方集团军群从东普鲁士侵入苏联领土，把进攻矛头指向列宁格勒。至7月10日，德军在突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苏军的抵抗后，向列宁格勒西南接近地和北接近地展开进攻，列宁格勒三面受敌。伏罗希洛夫受命于危难之际，一面积极协调在爱沙尼亚、列宁格勒城下，卡累利阿地峡、扎波利雅里耶以及在成为德军后方的汉科半岛和莫昂群岛的苏军的行动，实施联合作战;一面紧急动员列宁格勒百万居民沿卢加河畔的希姆斯克—卢加—金吉谢普一线抢筑起长约300公里的防线，调集4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组成卢加作战集群，以阻止德军渡过卢加河向列宁格勒突进。同时还争取时间在列宁格勒接近地和城郊构筑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他还建议组建3个近卫民兵师，以加强防御力量。至7月中旬，经过卢加作战集群的英勇奋战，以及第11集团军在索尔崔—西特尼亚—波尔霍夫地区的强有力的反突击，迫使德军于7月19日在卢加河畔转入防御达1个月之久。
8月中旬，德军调整力量，再次发起进攻。到8月底，列宁格勒和外围据点的唯一联系也被切断。8月23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将北方方面军分编为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9月5日，伏罗希洛夫接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担负直接防守列宁格勒的艰苦任务。伏罗希洛夫常驱车在德军眼皮底下视察前方防线，率部顽强抵抗德军的疯狂进攻。 9月12日，最高统帅部派朱可夫接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9月24日至29日，伏罗希洛夫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来到沃尔霍夫任最高统帅部驻第54集团军的代表，给第54集团军司令库利克提供帮助。9月29日至10月1日，伏罗希洛夫参加苏、美、英关于军事经济互助问题的莫斯科会议。 1941年秋天，莫斯科会战开始。最高统帅部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首都的防御，并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议，确定了在莫斯科城下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军的主要战线——莫扎伊斯克防线。10月11日至13日，伏罗希洛夫奉命前往西方面军莫扎伊斯克地区，协助组建该防线。10月13日，伏罗希洛夫受命组建新的战略预备队。他的活动范围包括莫斯科军区、普里沃尔日斯基军区、中亚军区、乌拉尔军区和南乌拉尔军区，还有许多州和自治共和国。他在各军区巡视将近14个月，所领导的视察小组参加组建和训练的预备队有58个旅、64个步兵师、8个骑兵师和11个军。1942年2月 15日，改任驻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
1942年9月25日，斯大林发布“关于游击运动的任务”的命令，提出游击队进一步支援红军以粉碎德军的任务。为了加强领导，最高统帅部任命伏罗希洛夫为游击运动总司令。伏罗希洛夫积极同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联系，亲自训练游击队指挥员，使游击队作战有力地配合苏军的作战。
1942年12月15日，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奉命协调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打破德军封锁的行动。经过1943年1月12日至18日的浴血奋斗，苏军终于打破德军封锁，在拉多加湖的冰面开辟军用汽车路(称为“生命之路”)。为了保护这条通道，苏军与德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伏罗希洛夫冒着巨大危险来到前沿阵地，鼓励苏军奋勇作战。
1943年5月25日起，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所属战利品委员会主席。9月，又被任命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所属停战委员会(后改称对德停战委员会)主席。11月28日至12月1日，出席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参与制定和实施解放克里米亚的作战计划，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 指挥乌克兰方面军、滨海独立军、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的行动，彻底歼灭克里米亚的敌集团军。1944年6月，伏罗希洛夫担任对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停战委员会主席。1945年2月被任命为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
战后年代，伏罗希洛夫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伏罗希洛夫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获得列宁勋章8枚，红旗勋章6枚，一级苏沃罗夫勋章1枚。
1969年12月2日，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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