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荣日本庶民宰相

中文名:田中角荣

外文名:たなか かくえい、

别 名:庶民宰相

国 籍:日本

民 族:大和

出生地:日本新潟县刈羽郡(现柏崎市)

出生日期:1918年(大正7年)5月4日

逝世日期:1993年(平成5年)12月16日

职 业:第64、65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毕业院校:东京中央工学校

信 仰:自由民主党

主要成就:成绩田中土木建筑工业股份公司,由于战后地产价格暴涨成为富翁

访华成功回国在两院大会受到了连续四个半小时攻击成为‘国贼’

为保权利提出‘人数就是力量’使日本政治开始拉帮结派贿赂成风

任内促成中日建交

代表作品:《我的履历书》,《日本列岛改造论》

政 党:日本自由民主党

子 女:田中真纪子

性 别:男

田中角荣生平做有哪些事情和成就 日本庶民宰相田中角荣简介

田中角荣(1918—1993),1918年5月4日出生于日本新潟县刈羽郡,毕业于私立中央工学校,日本杰出并富有争议的政治家、建筑师。

田中角荣是原众议院议员,历任众议院议员(第16期)、邮政大臣(第12代)、大藏大臣(第67-69代)、通商产业大臣(第33代)、内阁总理大臣(第64、65代)。其原以商人从政,1957年出任邮政大臣。

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同年9月底,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因此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4年他因涉嫌洛克希德一案下台,1976年宣布退出自民党。1990年田中角荣从政界引退。其提出的政治理念“人数就是力量”使日本大兴贿赂之风。此做法使他饱受诟病被迫下台。1993年病逝于日本东京。

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首相,日本人称他为“庶民宰相”。

人物经历

早年贫寒

1918年5月4日,田中角荣出生在日本新潟县二田村,是家中七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父亲为开办大农场,几乎倾家荡产筹措45000日元钱,进口了三头荷兰种牛。这些牛不堪长途航运之苦,刚运到家便先后染病而死。田中家因此大赔血本,从此一蹶不振,此后便主要靠田中母亲经营七八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反=992平方米)地养家糊口。

但是,严酷的生活现实,迫使田中高小毕业后,因付不起学费中断了学业。1934年3月,16岁的田中孤身一人来到东京谋生,先后当过建筑公司学徒,贸易商行卸货送货员,《保险评论》杂志实习记者。这期间,他白天上班,晚上到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凭着坚韧的毅力,拿到了该校土木科毕业文凭。

建筑起家

日本全面侵华后的1938年,田中应征入伍,编入盛冈骑兵第三旅团,驻扎在中国黑龙江省。1940年患肺炎肋膜炎并发症,被遣送回国治疗,次年按伤病军人复员。

田中大病不死,身体刚刚恢复,便回到东京重操旧业。1942年,与一个建筑业资本家的独生女、比他十来岁的花子结婚。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田中自任总经理。截至战败时,经营规模扩大数倍,田中土建已成为日本50家大建筑公司之一。战后,由于房地产价格暴涨,生意更加兴隆,田中已成为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富翁。

政坛夺魁

战后,原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大麻唯男欣赏田中的财力和年轻有为,劝说他拿出300万日元资助民政党领袖町田忠治和原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竞选进步党总裁。整肃令下来以后,一大批右翼政客卷铺盖卷回家,他被一帮右翼政客推倒前台,第二年,终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进步党后来演变成民主党,民主党又分裂出币原喜重郎的同志俱乐部。

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的总选举,田中获推荐参加了民主党新潟县众议员的选举,并第一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众议院建设委员会委员及理事而活跃于政界。

1948年10月,日本政局发生变动,芦田均内阁宣布辞职。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内的一批干部以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暗示为根据,企图推出自民党干事长山崎猛为新总裁,取代吉田茂的职务,总务会议就此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上述意见一边倒的局面,吉田茂只好辞职让权。田中角荣在关键时刻发表了“日本虽是战败国,但美国不能干涉日本内政”的演讲,保住了吉田茂的总裁职位。出于感激和对田中能力的认同,吉田茂任命他为法务省政务次官。

田中担任政务次官40天后,反对制定国家煤矿管理法的资本家向政府官员行贿事件被揭露,田中也受到牵连并被捕入狱,由于吉田茂的运动,他在拘留所里以高票竞选议员成功,两年半后宣布无罪释放。

1950年,田中出狱后,任长冈铁路公司总经理,以出众的远见进行了电气化改造,使该铁路扭转了自1915年创建以来连年亏损的形势。

1953年8月,田中任理研化工公司董事、自由党副干事长,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这一时期,自由党再历次大选中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田中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4年田中角荣任自由党副干事长。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

1955年任众议院工商委员会委员长。1957至1958年,田中担任岸信介内阁邮政大臣,成功地平息了邮政工会罢工。

1962年7月至1965年6月,田中角荣连任第二次,第三次池田勇人内阁和第一次佐藤荣作内阁藏相,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由于他比较清楚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被大藏省官员称为“明白的角荣”。佐藤内阁末期担任通产产业相时,他用三个月时间解决了困扰政府三年的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他集中精力研究了改造与开发日本的综合战略,提出了后述的“日本列岛改造”设想。

1961年,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解决了医疗费问题,1965年,升任自民党干事长。因为田中和池田、佐藤的关系都很密切,在调解池田派和佐藤派这两个自民党内最大派别的关系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以他为核心的强大派系势力正在形成。

1972年6月,佐藤荣做声明辞掉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自民党临时大会经过两轮投票表决,田中在三角大福战争中,通过拉拢小派系领袖中曾根康弘,击败岸-佐藤阵线的太子,围棋神童福田赳夫当选新总裁,7月7日,组成第一次田中内阁。

中日建交

田中的积极对华方针,受到中国政府欢迎。两国政府通告各种形势,互派代表进行协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很快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1972年7月3日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新任驻日首席代表萧向前抵达东京。萧向前抵达日本一周后,7月10日,也就是田中内阁成立后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派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到达东京,向田中发出邀请。7月17日,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的陈抗临时客串副团长,向孙平化和萧向前传达了周总理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指示。周总理的指示是:“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态度。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总理还指示孙平化和萧向前要抓住时机,争取会见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向田中转达周总理本人对他的访华邀请,以实现田中首相访华,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7月20日,在日本友人、自民党要员藤山爱一郎为欢迎萧向前和孙平化举行的酒会上,田中内阁要人外相大平正芳、国务相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等重要人物应邀参加。7月25日,即田中就任首相刚十八天,便派出了他的挚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与中国政府商谈田中访华和两国复交问题,周恩来于7月27日至29日同他会谈三次,沟通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原则问题。8月11日,大平外相会见了萧向前。据萧向前回忆,会谈进行了大约一小时,双方在会谈中基本没有分歧。最后大平说:“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9月21日,内阁官房长官宣布田中将要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1972年7月任日本首相和自由民主党总裁,同年9月访问中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1973年10月,田中角荣同勃列日涅夫签署联合声明,双方就缔结日苏和约进行谈判问题达成了协议。在中东问题上,日本采取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的“新中东政策”,以获得所需的石油。同年月25日,田中角荣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北京。为使访问取得成功,在正式访问前,田中还派来了先遣组和政府特使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几次磋商访华的活动日程和细节。在宴会上,田中角荣致答词,使用了“添麻烦“深切反省”的措辞,但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认为不够真诚。田中角荣指出,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确有谢罪之意。经过会谈和磋商,最后在联合声明中表述为:“责任”“深刻的反省”。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列岛改造

田中的对内政策,集中表现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上。早在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他便着手进行国土开发与改造的综合性调查性调查与研究,并把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全面写入《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之中。按照田中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所提的设想,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过密过疏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活力,为此,要在全国各地建立一批25万人规模的城市,通过国家制定的有关工业税收政策,将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人力,移向新建城市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并修建1万公里铁路,1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高速铁路公路网,将全国各地城乡紧密连接起来,进而彻底改变工业生产的人口布局,“消灭城市与农村,外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与里日本(日本海沿岸地区)的差别,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美好理想的社会。”

为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田中上任后即把列岛改造设想付诸实践,作为内政的头等重要课题。他专门设立了自己的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协助他研究制定有关政策,责令经济企划厅为首的政府各部门,紧急研究制定具体的改造方案。根据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建议,内阁会议于1973年1月和3月,先后提出了《土地对策刚要》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并制定了具有“列岛改造”特色的1973年度大型财政预算,开始了实施第七次道路整顿五年计划,农村综合整备事业五年计划,列岛改造在计划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步,一开始便展示出宏大的气魄。应该说,列岛改造计划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制定于实施这一计划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进入70年代后,支撑日本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急剧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田中错误的地估计了形势,选错了实施计划的时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列岛改造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给资本家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因此,改造计划刚一实施,便遇到种种阻力,特别是工厂迁移和新建城市事业迟迟没有进展。相反,主要城市的地价,一年内竟然上涨了30%,城市与土地与住宅问题更严重了。

1973年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各国连连提高油价,给予石油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以沉重打击。石油涨价后仅仅两个月,日本国内的石油价格便上涨两倍,称“石油危机”。它与地价上涨结合,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生活,激起了一场抢购日用商品,哄抬物价的风潮。“狂乱物价”激起人们对田中内阁的极大不满。

1974年7月,自民党三木派和福田派首领三木武夫和福田纠夫同时辞掉内阁中的职务,田中政权出现了危机。同年10月9日,《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刊载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和人缘》,揭露了田中资产形成的疑点和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立花隆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国内掀起狂涛巨浪。田中的金钱来源及其选举后援团的负责人越山会女王佐藤昭的艳文,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田中再也经不起如此沉重的一击,只好在处理完善后工作后宣布辞职。

受贿丑闻

田中角荣于1972年担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1974年11月因洛克希德公司行贿事件涉嫌,田中角荣辞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成为自民党内田中派领袖。

1976年2月,美国洛克西德公司行贿案爆发。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邱比奇在听证会上,揭露了洛克西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飞机而以各种名义行贿外国政要的不正当竞争事实。

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紧急召开自民党和内阁会议,宣布支持司法部门开展调查,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同时,他命令外交大臣开展“办案外交”,要求美国提供所有涉及日本的材料,为国内办案提供有力证据。

1976年3月24日,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司法协助协定》,同意向日本提供洛克西德案的相关材料。其中包括一张领受人为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的收据。到7月,日本检察机关先后逮捕了涉案的丸红公司董事长等若干重要人物,取得了相应证据,为逮捕田中角荣作好了舆论准备。

1976年7月2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逮捕田中角荣,宣布他涉嫌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任首相期间,通过丸红公司4次收受洛克西德公司的贿赂款共5亿日元,决定以违犯外汇法嫌疑予以逮捕。随后,经过长达近一个月的审讯后,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田中角荣以违犯外汇法和委托受贿罪起诉。8月17日,田中角荣缴纳2亿日元保释金后被取保候审。田中角荣退出自由民主党,但田中派依然是自由民主党内一实力较强的派系。

取保后的田中角荣组织了强大的律师团,从多个角度为自己进行辩护,加之此后不久,由于检察机关的疏忽,关键证人—田中角荣的司机自杀,其秘书翻供,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案件的审理一波三折。田中角荣不断推出新的证人和证据,同时,他试图从法理上论证首相权限对民间航空公司的自行交易难以产生实际的影响。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提出各种反证对田中角荣予以驳斥,并最终通过田中角荣秘书的前妻出庭作证,揭露了田中角荣及其秘书的翻供行为。1983年10月12日,田中角荣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4年徒刑、罚款5亿日元,田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在1983年12月众议院大选中,田中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继续当选为众议员。

田中角荣上诉后,经过二审,1987年,东京高等法院宣判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其后,田中角荣又提起二审上诉。1995年,经过三审,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依法驳回田中角荣二审上诉,维持原判。而此时,田中角荣已病逝将近两年。

1989年,田中角荣退出政界,隐居家中。1993年12月16日下午2时04分,田中角荣病逝,终年75岁。

主要成就

1950年,田中角荣对长冈铁路公司进行了电气化改造,使该铁路扭转了连年亏损的形势。

1957至1958年,田中担任岸信介内阁邮政大臣,为平息邮政工会罢工采取果断措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处分,只遇到工会微弱的抵抗。他还在任期批准了43家电视台的开播,加速了日本电视时代的来临。

1972年,田中角荣作为首相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结束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不仅使日本在与美国的外交争斗上首次居于主动,而且为亚洲的安定奠定了基础。

田中角荣提出了有创见性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著有《日本列岛改造论》,力图解决城乡人口过密过疏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余力。但因为计划仍不成熟,加上“石油危机”,最终未能实现。

田中角荣访华谈判陷入僵局 最后矛盾是怎么化解开来的

中国饱受日本人的战火洗礼,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二十三年之后,日本和中国正式建交,1972年的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前来中国访华,当时负责接见他的是我们的周总理。当时周总理也是和田中角荣进行关于二战时期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于是双方坐下来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周恩来总理表明:中国已经可以不要日本的赔偿,但是当时的田中角荣也是说话不和肚皮商量,回答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啊,这一问题蒋介石已经回答过了呀。”

这样的一句话使得性格向来温和的周总理大怒:“你可以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了,蒋介石早已经逃到了台湾,他的话语已经无法代表中国全部,对于不要赔款的问题,是毛主席因为害怕,通过索要日本赔款,会导致日本的百姓受到经济的牵连,从而使得百姓生活困难。你现在说这样的话,实在是让我无法忍受啊。”就这样这一次会谈陷入了僵局。这能咋办,难不成再来一场战争,很显然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中国自有解决办法。

之后在这一天的晚上,周总理将田中角荣一行人,带到了一个秘密地方,并且让这些日本官员见一个人,此人正是我们的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见到毛主席的田中角荣也是倍感欣慰,并且说:自己有幸可以见到您。毛主席也是很礼貌的回答到谢谢。一时间也就打破了之前的尴尬局面,毛主席也是说了一句话,表示自己国家的大度:这伙人没有把你们怎么着吧,看着周总理等人。田中角荣也是赶紧回答到:没有没有,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营造问题。

毛主席继续说到:吵肯定是会吵的,哪有和和气气解决得了的,吵完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之后还送给田中角荣一本《楚辞》,并且将这次会谈圆满结束。

对于外人眼中这样的对话似乎很普通,但是毛主席也是字字显示自己的霸气,自己现在已经有实力可以与其对战,我们没有过多的索要赔款就是想让你们更加轻松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对于毛主席这样波澜不惊的一次会谈,使得田中角荣回到住处,不停的流鼻血,并且不让外界知道这件事。

最终日本人还是表示认可对于中国的三个原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就是日台条约无效,必须废除。就这样田中角荣这次访华也是认可了中国的地位所在。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之后为什么被逼自杀 原因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是这位首相开始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是他当时访华可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首先他不知道中国的态度,他不知道自己到了中国能不能活着回去,再者他回国必将遭到日本政党的反对,但是尽管这样田中角荣还是毅然选择了访华。

也许大家都不知道,田中角荣是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日本首相,首先他没有读过大学,人称"庶民宰相"。他没做首相之前,还因为贪污事件被关押了两年。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在山崎猛迫宫事件中发言替前首相吉田茂解围,故被吉田茂刻意提拔,后来田中角荣一步一步做到了日本首相。

日本没有跟中国建交前,跟台湾方面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所以说亲台派在日本还是占据大多数的,如果日本跟台湾断交关系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新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虽然报纸上报道了很多中国幸福生活的场景,但是田中角荣对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知情。

但是田中角荣意识到,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强国,相比于台湾。大陆更有利于日本的利益。1972年7月7日,正好是日本的“七夕”,田中角荣正式组阁。俗话说,趁热打铁,机不可失,田中角荣趁着支持率还很高的时候,于当年9月就飞往北京。

田中角荣在上海北京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周总理还跟他举行了会谈,并且为田中角荣举行了国宴。田中角荣对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周总理给人一种十分平易近人的感觉。周总理右臂有残疾。

“我看到周总理右手的样子,心想这是和日本打仗时受的伤,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

后来,田中角荣曾经专门写诗,称赞周总理“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在这次访华的时候,田中角荣对于日本侵华的罪行给予了道歉。

最后在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田中角荣从中国回来后,先是到天皇那里去做“国政报告”,然后就是参加自民党的大会。连续两个小时,亲台势力集中攻击田中角荣,质问他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联手?怎么可以和台湾断交?说这样做太过分了。在会上,他们强烈要求田中角荣辞去议员职务,甚至要求他剖腹谢罪!那天,田中角荣真的是被他们攻击得汗流浃背!

但是中日恢复邦交的事实也已经果熟蒂落,田中角荣的行为受到了日本民众的支持。但也遇到极少数亲台反共分子的强烈反对,台湾当局也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但是田中不为所动,坚决贯彻既定的方针,上任后仅两个月时间,便解决了战后拖延近30年的中日关系悬案。在这一点上,他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也是在他任期间的最大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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