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田丰
别 名：田元皓
国 籍：东汉
民 族：汉族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公元200年
职 业：谋士
主要成就：助袁绍灭公孙瓒
官 职：冀州别驾
籍 贯：钜鹿(一说渤海)
东汉末年谋士田丰 田丰最后怎么死的？
田丰(?-200年)，字元皓，钜鹿(今河北巨鹿一带)人，一说渤海人。东汉末年袁绍部下谋臣，官至冀州别驾。其为人刚直，曾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曹操部下谋臣荀彧曾评价他“刚而犯上”。后因谏阻袁绍征伐曹操而被袁绍下令监禁。官渡之战后，田丰被袁绍杀害。
弃韩就袁
田丰自幼天姿聪慧，少年时丧亲守丧，守丧的时间虽然已过，但他仍笑不露齿，因此为乡邻所器重。而且田丰博学多才，在冀州很有名望，最初被太尉府征辟，推荐为茂才，后来被选为侍御史，因愤恨宦官当道、贤臣被害，于是弃官归家。不久，成为冀州牧韩馥的部下，因为正直而不得志。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以反客为主之计智取冀州，成为冀州牧，听说田丰威名，带着贵重礼物，非常谦卑地招揽田丰，任命其为别驾，对他很是信任和器重。
计权合变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田丰随袁绍出战公孙瓒，从事期间参与界桥之战。公孙瓒军逼近袁绍，包围袁绍数重，射来的箭像下雨一样。田丰扶着袁绍，让他退入一堵矮墙里里面。袁绍摘下头盔扔到地上，说：“大丈夫应当上前战死，怎么反而逃进墙裹面呢?”催促箭手竞相射箭，射伤公孙瓒的不少骑兵。公孙瓒的部众不知道是袁绍，不少人渐渐退走了。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将汉献帝迁往许都，从此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每次接到诏书，总担心对自己不利，于是想要天子搬迁靠近自己，派人对曹操说许县低洼潮湿，洛阳又残缺被毁，应当将都城迁到甄城，以便靠近完整丰足的地区。曹操不答应。田丰对袁绍说：“迁都的计策，既然不被采纳，最好早点儿谋取许县，接来天子，动辄假托天子韶令，向全国发号施令，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这样做，最终将受制于他人，那时即使后悔也不起作用了。”袁绍没有采纳。
后来袁绍采用田丰的谋略，消灭公孙瓒，平定河北，虎据四州。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之前，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领了沛县背叛曹操。曹操亲自率兵征讨刘备。田丰对袁绍说：“同您争夺天下的是曹操，曹操现在去束边攻打刘备，双方交战不可能很快结束，现在调动全部兵力袭击曹操的后方，一去就可以平定。军队根据时机出动，造就是时候。”袁绍推辞说儿子生病，田丰的计策没得到施行。田丰举着拐杖敲击地面说：“咳，大事完了!好不容易赶上这样的时机，竟然因为小孩子生病丧失机会，可惜呵!”袁绍听到以后很恼怒，从此就疏远了田丰。
持久战术
曹操害怕袁绍渡过黄河，就加紧攻打刘备，不到一个月将刘备打败。刘备投奔袁绍，袁绍这才进兵攻打许县。田丰认为既然失去前面的时机，眼下不宜出兵，就劝阻袁绍说：“曹操已经打败了刘备，许都就不再空虚丁。而且曹操擅长用兵，变化无常，人数虽少，不可轻视。现在不如长期坚守。将军凭藉山岭黄河的坚固，拥有四个州的人马，外面联合英雄豪杰，内部实行农耕用以备战。然后挑选精锐部队，分为奇兵，趁敌人空虚轮番出战，用来骚扰黄河南面。敌人援救右边，我就攻其左边;敌人援救左边，我就攻其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于本业，我们还没有疲劳但对方已经困乏，用不了三年，安坐就可战胜敌人。现在不用庙堂上稳操胜券的计策而想通过一次战争去决定成败，万一不能如愿以偿，后悔就来不及了。”袁绍不听。田丰极力劝阻，得罪了袁绍，袁绍认为他败坏军心，就将田丰关了起来。于是先发布檄文，大举南下。
直犯覆亡
曹操听闻田丰不在军中，喜道：“袁绍必败。”后袁绍败走，曹操叹道：“假使袁绍用田丰之计，胜败尚未可知也。”
到袁绍军队返回时，一路土崩瓦解，众军士都捶胸而哭：“如果田丰在这里，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有人对田丰说：“您下定会受到重用。”田丰说：“袁公表面宽厚但内心猜忌，不相信我的忠诚，而且我多次因为说真话冒犯他。如果他得胜，一高兴，一定能赦免我;打了败仗，心中怨恨，内心的猜忌就会发作。要是出师得胜，我将得到保全，现在既然打败了，我不指望活命了。”袁绍回来后，说：“我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果然被他耻笑。”逢纪乘机进谗言：“田丰听说将军败退，拍手大笑，正为他预言正确而欢喜呢!”袁绍于是杀了田丰。
袁绍谋士田丰怎么死的？袁绍为什么要杀田丰
袁绍谋士田丰怎么死的?袁绍为什么要杀田丰
田丰是东汉末年钜鹿郡人，从小就天资聪颖，博学多才，在当地很有名望。入朝做官后因不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而辞职回乡。在韩馥(fù)做了冀州牧后，田丰又在韩馥手下做官，但却因为刚直不阿不会拍马屁而不被重用。韩馥后来被袁绍赶走，袁绍倒是很器重田丰，“卑辞厚币以招致丰”，而田丰也“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就是说袁绍以谦逊的言辞厚重的礼物请田丰出山，而田丰也因为志在匡扶多灾多难的汉朝皇室就接受了袁绍的邀请。
先来说说袁绍这个人。袁绍出身名门望族，号称“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就是说他的家族有四代人都担任相当于宰相级别的高官，各地官员有很多都是袁家的故旧门生，这在那个非常讲究门第出身的年代可是一笔极为难得的政治资本，袁绍之所以还能够称雄于一时基本上靠得就是祖宗的这份基业。就其本人来说，只能说是资质平平，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反倒是毛病一大堆。这样的世家子弟在天下太平的时候靠着祖宗的基业也能平步青云，平日里到处检查检查工作，开会的时候照着秘书写好的稿子念一念，遇到事情了说些绝对正确的废话也能将就着混日子。可到了天下大乱，要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就傻眼了，立刻就会被打回原形!偏偏袁绍所处的就是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年代，三国英雄人物纷纷登场，袁绍也就只好给这些英雄做个陪衬，然后被一脚踢出历史的舞台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给他的评价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意思就是说袁绍为人外表看起来很宽厚其实却心胸狭窄，喜欢计谋却不能做出决断，有才能的人他不用，听到了好的建议却不能采纳，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十分中肯。
还在曹操把汉献帝迎接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前，袁绍手下就有个叫郭图的谋士建议袁绍把汉献帝接到袁绍所控制的邺城来，可袁绍却觉得天子来了以后自己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拒绝了这个建议。等到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之后，“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这才后悔了，借口许昌地势低洼潮湿，又想把汉献帝接来，可曹操那里会答应，这就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过袁绍却没有从这次失策中得到哪怕一点点的教训，又错失了一次彻底消灭曹操、迎接天子的大好机会!
当时袁绍已经据有冀、幽、并、青四州的广大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西、山东三省，“众数十万”，成为当时天下最为强大的力量，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成为袁绍统一天下最大的障碍，二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就在此时上天给了袁绍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彻底消灭曹操的机会!
一直以种菜而韬光养晦的刘备占据沛城反叛曹操，并且打败了曹操派来讨伐的军队。曹操不得已，亲率主力出征刘备，这就使得许昌的防御空虚。田丰闻报连忙劝说袁绍趁机进攻许昌，“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可以与您争夺天下的就是曹操，现在曹操东征刘备，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现在兴兵袭击曹操的后方可以一举而定，出兵要讲究时机，现在时机到了!田丰更进一步指出，一旦攻下许昌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取天下就要容易多了!
袁绍当然拒绝了这个绝对正确的建议，要不然他就不是袁绍了!这两天袁绍的小儿子生病了，他老人家正因为这个事情愁得茶不思饭不想，那里还顾得上什么军国大计啊?田丰气的拿拐杖往地上敲，“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哎呀，大事已去!碰到这么好的机会竟然因为小孩子得病就错过了，可惜呀!“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袁绍一听很生气，田丰啊田丰你也太不理解我啦!那里还有比我儿子得病让我更操心的事情呢?对这样一个不能理解领导，不能领会领导意图的家伙不把你砍了就不错了，竟然还拿拐棍儿敲?敲什么敲?这不是对俺有意见吗?你让俺的脸面往哪儿搁?这样的家伙怎么能重用?
等曹操从从容容的把刘备打败，估计袁绍儿子的病也好了，袁绍这才着急了，要亲帅主力精兵十万，战马万匹进攻曹操。田丰知道机会已经错过，于是就劝谏袁绍不要出兵，“曹操已经打败了刘备，许昌也不再空虚了。况且曹操善于用兵，多出奇计，虽然部队不多但却万万不可轻敌!现在不如和他打持久战。您据有黄河、太行山的天险，拥有四个州的土地人民，在外部我们多结盟友，在内部我们发展农耕，操练军队，然后选择精锐部队作为奇兵，趁曹操不备不断发动进攻袭扰河南。他救这边我们就攻击那边，他救那边我们就攻击这边，让曹操疲于奔命，人人都不能安居乐业，这样一来我们没有什么损失而曹操就已经困顿了，不出三年便可以轻轻松松的消灭他!现在您放着必胜的策略不用而把国运押在决战上，万一失败后悔都来不及了!”
田丰所讲的这一席话就是《孙子》中所说的庙算，在战略上打败敌人!田丰指出袁绍的优势在于地盘大，军队多，粮饷供应充足，而这都是曹操的劣势;曹操的优势在于善于用兵，所以田丰建议不要和曹操展开决战，而要打持久战，不断的消耗敌人，直到把曹操拖垮!袁绍占有天险优势不怕曹操袭扰;军队多，就算是分出精锐派去袭扰曹操照样可以保障本土安全;地盘大，粮饷充足，不怕消耗!而曹操就不同了，他所占据的河南之地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袁绍的军队说到就到;军队少，救了这边就顾不上那边了;地盘小，粮食供应紧张，一旦战争变成了持久战消耗战，必定要被拖垮拖死!
田丰的战略就建立在“以大制小”的基础上，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把曹操拖垮压倒!避免决战，让曹操善于用兵的长处无从施展，以不战为战，最终彻底消灭曹操!面对田丰的这一战略，曹操根本就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完蛋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其实既然袁绍的军力强大而且粮饷供应充足，按理说就算是决战袁绍的胜算也应该远远大于曹操才是，可为什么田丰却坚决反对决战呢?这就是田丰没有说出来但却是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和曹操比起来袁绍根本就是一只猪!田丰知道就袁绍的这两下子根本就不是曹操的对手，决战肯定完蛋!而他持久战的战略基础正是建立在“袁绍是头猪”的基础之上的!假如田丰追随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说什么“持久战、消耗战”，那一定是“歼灭战”了!
但这个话田丰怎么说得出口?偏偏袁绍还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还做梦要统一天下当开国皇帝呢!历史反反复复向我们证明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只要它的领导人是头猪，那么不管他手底下的人有多能干也没用，什么老虎呀、狮子呀、豹子呀、狼呀要么滚蛋，要么和领导一起变成猪!一只猪率领的永远都只能是些猪兵猪将!
袁绍当然还是没有听从田丰的建议，田丰知道此战乃是国运所系，“强谏”，袁绍大怒，指责田丰扰乱军心，下令把田丰逮捕下狱。此战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袁绍在官渡惨败，十万大军跟着袁绍逃回河北的只有八百骑兵!袁绍军队的主力全部被歼，袁绍的完蛋也就此注定!溃败的袁军士兵拍着胸膛哭着说：“假如田丰在的话我们就不会落得个如此下场了!”面对如此惨局袁绍羞愧难当，对一个叫逢纪的人说：“冀州人士知道我失败了还是应当同情我的，就是田丰以前竭力劝谏，与众不同，我怕是没脸见他!”逢纪说：“田丰听说您失败了竟然高兴的抚掌大笑，他高兴的是被他言中了!”袁绍一听便有了杀掉田丰的想法。
听到袁绍惨败的消息，大牢里便有人对田丰说：“您这下可要被重用了!”田丰笑道：“袁绍外表宽厚其实心胸狭窄。如果他得胜而归心里一高兴肯定就把我放了，如今打了败仗心里肯定很恼火，他心胸狭窄的一面就要表现出来了!他要是打了胜仗我还能活，如今既然惨败而归，我怕是活不了了!”袁绍带着八百残兵逃回冀州之后说：“我没有听从田丰的建议果然被他耻笑。”随即杀掉了田丰。
在官渡之战前，曹操非常忌惮田丰，听说田丰没有跟着袁绍一起来到前线，曹操高兴的说：“绍必败矣!”等到袁绍战败逃跑后，曹操又说：“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要是袁绍采纳了田丰的计策，事情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呢!其实，来自敌人的评价往往才是最正确的!曹操的谋士荀彧(yù)对田丰的评价是“刚而犯上”，就是坚持己见而不怕得罪上级，这正是田丰最鲜明的性格特征，为了让上级接受自己的正确建议，田丰不惜“强谏”，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我们再想想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这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禽兽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田丰唯一的错误，也是他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了袁绍这个“外宽内忌”的混蛋!著名的东晋史学家孙盛曾评价田丰“虽良、平何以过之”，田丰的计谋就算是张良陈平也不能超过他;对于田丰的悲剧他说：“臣奉闇(àn)后，则覆亡之祸至”，意思是说大臣如果追随一位昏君那么肯定会招致杀身大祸;他更引用《诗经》中的两句诗，“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来说田丰应该离开袁绍另择明君!
田丰的悲剧是如何酿成的？
一部《三国》，往往被人们看作教科书。据说，满洲八旗的悍将没学过什么兵法，打胜仗就靠《三国演义》，用小说作为智库，夺取了大明天下。
即便是教科书，也各有各的读法。例如，从袁绍的谋士田丰之死，不同的人就能读出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很多人往往拿袁绍的心胸说事，这似乎有点隔靴搔痒。
田丰之死的过程缘由我们就不说它了。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杰出人才，袁绍为什么要杀他?更重要的是，田丰自己预见到，如果袁绍在官渡胜利，自己错了，那还能活命;如果自己正确而袁绍失败，那就非死不可。这里面显然存在着某种逻辑，尽管这种逻辑上不了台面。
我们不可苛求古人，但不可不具现代眼光。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田丰之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缺陷。在古代的那种制度体系下，谋士实际是很难当的。作为谋士，既要有超出领导人的智慧，又不能表现出胜过领导人的高明。这种制度的假设是组织层级的上层肯定要比下层强，如果没有超出下级的能耐，你将无法驾驭下级。所以，田丰表现出超过袁绍的见识，那就对不起，你的死期就到了。如果阴差阳错田丰预言不准，使袁绍能够奚落一下田丰的弱智，那将是袁绍表现大度的良机。田丰运气不好处就是战事的进展没有给袁绍留下展示自己能耐的余地。所以，这种体制，说好听一点是柏拉图的哲学王体制，说难听点就是一种武大郎开店体制。尽管哲学王和武大郎不可同日而语，但下属不能高过自己是一样的。
如果仅仅把这种弊端归结为袁绍的个人素质问题，就容易使人看不到体制缺陷。袁绍的素质固然不足取，然而，就拿战胜了袁绍的曹操来说，如果拿肚量和人品说事，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耳。人们常常说曹操的大度和容人，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只有在曹操认为自己比他人高明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大度。一旦发现别人比自己强，就会难以容忍。聪明人杨修，不正是因为聪明才招来杀身之祸么?
对这种不能容人的制度缺陷，过去往往归之于个人品质。然而，如果仔细翻翻史书，不难发现，即便史上称道的明君，也必须比他的下属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容人云云，必须是上司具有绝对优势才能表现出来。汉初刘邦能用三杰，是因为他表现出更高明的“将将”，所以韩信的“将兵”不妨一笑容之。如果他不能“将将”，那么，刘邦恐怕比袁绍更狭隘。曹操能哭郭嘉，从另一种含义上讲，是嘲笑他的部下没有他欣赏郭嘉的眼光。诸葛亮服事刘备，也需要刘备表现出超越诸葛亮的识鉴。也就是说，制度允许下属提出上司考虑不周的疑问，但不允许下属在整体智能上高于上司。
对于袁绍式的不能容人，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解释，就是“骄傲”。实际上，所谓骄傲是文不对题的。骄傲是个人修养不够，而这种体制下的不能容人是权力的专横。所以，田丰的悲剧不仅是修养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专横要纠正，就要“文死谏武死战”，培育魏徵海瑞;专横要保持，就要阿谀奉承，培育易牙竖刁。杨修的绝妙好辞和鸡肋之解，则会招致杀身之祸。即便是怀念郭嘉的曹操，杀起杨修来也毫不手软。
这个难题的出路，恐怕非现代科层组织莫属。古代的等级制是人的等级制，现代的等级制是组织的等级制。只有权威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组织，才有可能使智力低于部下的领导人能正常发号施令，下属才会服从技术能力不如自己的上司。反过来，没有人格的平等，仅仅靠领导者的大度，这种软约束的后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当然，领导人的修养、人品、胸怀，绝不是不重要，但这应当分开论述。田丰的悲剧对现代管理的警示就是：一个组织，在制度和机制设计上能否实现人员智能层次与组织等级层次的分离，是传统组织与现代组织的原则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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