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汤若望
外文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别 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
国 籍：德国
民 族：日耳曼
出生地：德国科隆
出生日期：1592年(壬辰年)5月1日
逝世日期：1666年8月15日
职 业：光禄大夫、传教士
信 仰：天主教
主要成就：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中文
建立南堂
官 职：光禄大夫 正一品
顺治的德国爷爷汤若望：历经明清两朝的汤若望简介
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德国人，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从总的趋势看，20一30年代，汤若望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时期，80年代发表的一有关汤若望的论述具有启迪思维的作用，是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和全面的研究。
早期经历
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学。这个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虔诚善良的人生操守视为主要目标。聪明好学的汤若望学习成绩优秀。
1607年，科隆城内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学被迫停办。16岁的汤若望被当地耶稣会教区推荐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
1610年，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特别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他具有很大潜力和才华。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了罗马耶稣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加入了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
安德烈奥修道院有一个图书馆，馆里藏着许多经过印刷，装订成册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信函。
汤若望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这些材料。早期传教士在东方在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他激动不已。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这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进入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罗马学院是罗耀拉于1551年创办的，虽说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学院”，该学院的课程设置除宗教内容外，还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科目。
伽利略也担任过该院的教师，他曾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展示过经他改良后的望远镜，受到热烈欢迎和钦佩。汤若望都听过他的演讲，对伽利略的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7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晋升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明朝期间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准确地预测了月食。还用了一种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中国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他在北京见习了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等。他据此写山详细的研究报名，寄往欧洲。他还花了不少时间考察了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理清了在中国的北部并没有所谓契丹的地方。旧日所谓“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语对北京的称谓。在地图上应置于北纬40度，而竟置于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这些观点和利玛窦是一致的。
1629年《远镜说》刊印。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1630(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汤若望在历局期间，还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1634(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清朝期间
1644(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清朝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于引起冲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复上《请诛邪教状》，经议政王会议，翌年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后因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只杀了李祖白等5名钦天监官员，“时宪历”亦遭废止。杨光先乃出任钦天监正，吴明煊(明炫之弟)为监副，“复用大统旧术”。行之数年，误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与持旧法之杨光先等交争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于康熙九年(1670)复行时宪历。经过这场斗争，新法终于战胜旧法。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传教事业
明末时期
汤若望为明朝造炮、翻译矿冶新书，虽然没有挽回明朝注定失败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争取了在中国的荣誉。汤若望常入宫中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据悉，到崇祯末年，内宫的奉教者已达40人，宗室奉教者达114人。据1636年的统计，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上述这些传教方面的成绩，与汤若望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的。教会方面对汤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评价。如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曾报告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的汤若望神甫，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作的一切成其为可能。”
对地方上的传教事业，汤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陕西省等地。汤若望曾于1638年4月来到河间府献县讲道，不少教友闻风而至，这一行中，汤若望共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汤若望抵华早期的传教地点。他1627年到达西安府时，那里的传教气氛并不理想，传教没有适宜的场所，教士没有下榻之处，老百姓对天主教少有了解，因而产生过误解和微词。汤若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这种状况，先后建起了两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数目逐年有增，单是汤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礼的就有50名之多。
清初时期
1644年，明亡清兴，其间还有短命的“大顺王朝”。汤若望处世不惊，留守北京、守护圣器圣物及天文仪器和历书刻板。清兵入主北京之时，汤若望冒死自荐。得以取得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
1644年7月，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了三件仪器：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一件，望远望镜一台。他还呈递了历书范本一册，有根有据地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并准确预测了8月1日的日食。汤若望所阐述的天学道理得到清廷的认可，朝廷决定采用汤依新编制的新历，定名为《时究历》，并在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开创了清朝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1645年，汤若望下了很大功夫，对卷帙庞杂的《崇祯历书》进行删繁去芜，整理修改，增补内容，使之更为精练划一。在修改中，他对原历书的理论部分几乎原封未动，而对表格部分做了重大删节，将原来的137卷压缩成70卷。另增补了《学历小辨》、《远镜说》、《新法历引》、《新法表异》、《历法西传》、《测食略》、《新历晓惑》、《黄赤正球》、《浑天仪说》、《筹算》、《几何要法》、《治历缘起》等十几种30卷。合成30种100卷，取名《两洋新法历书》，呈送朝廷刻印行，作为每年推算时宪历书的根据。新增补的内容都是新法历书中很重要的成分。
《新法表异》和《历法西传》二书，是他为沟通中西天文学，介绍西学所写的两本著作。前书叙述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概况，介绍中国历代历法不下70种，及同一种历法的不同版本。介绍了新因法的优点，比较了新旧历法42个不同之处，从各方面解释新法为什么比旧法先进的道理。《历法西传》2卷是汤若望1640年为介绍欧洲天文天文学界前辈而写。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对伽利略的新发现介绍较多。
汤若望在传播西学上，的确如其本人所说“总想立于欧洲科学的高峰”，尽其所能，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
1645年12月，他将这部100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朝，刊刻印行，通行全国，从此成为每年编制历书和各种天文推步的依据，直以今天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
由于汤若望制定的历书“考据精祥，理明数著”“创立新法，勤劳懋著”，1646年清廷加授他太常寺少卿衔，官阶为正四品。
汤若望把他的天文历法上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上帝的指引。1650年，他在北京城内兴建了一座20米高的巴罗克式大教堂，如同高高的穹庐，上面绘满了天使与天国的图景。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圣坛前方皆以栏杆围绕。教堂墙上挂的镀金方牌上或绘或写基督之事迹，天主戒条，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顺治帝的“玛法”
顺治帝亲政前，汤若望已深得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多尔衮对他能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相当敬佩，允许他在天文呈报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见解。因此汤若望不但能通过钦天监监正这个特殊的官职，广泛结交宫内外宗室权贵，而且可以利用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大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把自然界的变异与统治吉凶联系在一起，用“上天示警”的预兆，进劝统治者不要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汤若望受到满族官员的尊敬，在朝中颇有威望。
他曾以多尔衮擅权专政提醒过幼小的皇帝。并根据自己的医学常识以及他所了解的多尔衮的健康状况，作出多尔衮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汤若望这样做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1651年1月，多尔衮病逝。汤若望不失时机地为顺治帝选择了亲政日期，在多尔衮丧期刚满的2月1日，顺治帝宣布亲政，御太和殿，巩固了清初的政权，因此他得到了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与之保持很好的关系。汤若望曾以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顺冶帝未婚皇后的病，为此皇太后对汤若望很感激。认他为“义父”，随后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
为了表示对汤若望的好感，1651年9月，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头衔。使他从原来的正四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又加封他的父亲、祖父为通奉大夫、母亲、祖母为二品夫人。还将诰命封书，邮寄到汤若望的家乡。
其后又多次加封。1654年，加封为“通玄教师”。1657年，赐“通政使司通政使”。1658年2月2日，赐“光禄大夫”，为正一品。1661年按清廷惯例加封其祖三代为正一品。
顺治帝经常请“玛法”到宫中叙谈。无须太监们的传唤，也免除谨见时的叩跪之礼。
顺治帝还打破尊卑上下的惯例，到汤若望所居住的馆舍去看望。仅1656年到1657年两年间，皇帝亲临汤若望住民叙谈求教，就有24次之多。
在朝廷的政治活动中，汤若望也以其德高之势、在关键时刻几次劝谏顺治帝。甚至在立嗣问题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1652年即顺治九年，被人敬为活佛的西藏达赖喇嘛带领3000喇嘛和大批蒙古族护卫，来北京觐见大清皇帝。顺治非常高兴，决定亲自前往边地迎候法驾，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但是顺治根本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庄太后只好把德高望重的汤若望请出来劝驾。
汤若望不仅呈上精心撰写的谏书，而且上朝跪拜面奏皇帝，请他要保持必要的尊严，不要远离京师，以免发生意外事故。顺治最终听取汤若望的意见，派一位大臣前去迎接达赖喇嘛进京。
达赖喇嘛想请顺治成为喇嘛弟子，汤若望想到澳门宗教界要他发展顺治加人天主教的指示，就极力反对顺治接近喇嘛教，认为皇帝与喇嘛应该各行其是，各尽其责。顺治接受汤若望的建议，给达赖喇嘛以隆重接待，并答应册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但却使达赖喇嘛的主要心愿落空。
不久，荷兰大公派遣使节团来华进贡，顺治大喜，命以汤若望为主接待荷兰使节团。荷兰使节团直率地提出了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在澳门获得居留权、允许荷兰加尔文派耶酥会来中国传教等要求，汤若望考虑到加尔文耶酥会与他所属一派有矛盾，就劝说顺治拒绝荷兰人在中国传教，不允许荷兰人获得澳门居留权，使葡萄牙、荷兰、南明王朝三种力量在澳门相互牵制，对大清朝最为有利。
顺治对汤若望如此忠于大清朝大加赞扬，询问如何对待荷兰使节团。汤若望提出“既顾念私交，又无碍大局”的解决方案，允许荷兰人，“八年进贡一次，可附带小宗贸易”。
汤若望以圆滑的手腕，取得了清朝皇帝、荷兰使节团、澳门当局三方面都对他极其满意的结果。
1659年5月，郑成功率十几万水陆大军大举北伐，兵临南京城下，顺治帝被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吓得惊恐万状，他不知所措竟想放弃北京，逃回关外的老家去。受到庄太后的训斥后，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传下圣旨要御驾亲征，谁也无法劝阻。宫廷上下都束手无策，大臣们纷纷跪下劝阻，顺治根本不听，亲自用宝剑劈断御座，宣称谁敢阻止他他就劈死谁。大臣们万般无奈，最后只好搬出德高望重的汤若望出面劝驾。
汤若望与其他传教士紧急协商对策，一致认为顺治一旦带走御林军，会带来京师畿辅重地的混乱，中原多难对西方传教事业不利，为了耶酥会的传教事业，汤若望应该冒险出马，去劝说顺治改变主意。
汤若望精心撰写能够打动顺治此刻心弦的奏章，选择适当的时机跪劝顺治，说他以十数年的老臣忠诚之心，恳求皇上罢亲征之议，不要使国家再濒临被破坏的边沿。
汤若望的冒死直谏可谓恰逢其时，顺治心如明镜，早有回心转意之心，但是找不到台阶下，这时认为汤若望博古通今，见解精到，分析透彻，看到汤若望感情激荡，老泪纵横，也深受感动，便适时转弯，就把这个面子给了汤若望。
24岁的顺治不久得天花病重不起，但是还没有确定皇太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特意让庄太后召见汤若望，就这个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征求汤若望的意见。
顺治提出由他的一个堂兄继承皇位，汤若望认为子承父位、父子相承，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通常做法，应该立皇子登极，而三皇子玄烨出过天花，又聪明过人，勤于学习，最为合适。汤若望的意见与庄太后的意见一致，玄烨便被扶上皇位，他就是有名的康熙皇帝。
学术研究
修历
中国古代，制定历法和颁布历法是皇权的象征，列为朝廷的要政。历代王朝都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门司天的天文机构，称为太史局、司天监、司天局、钦天监等，配备一定数量的具有专门知识的学者进行天文研究和历书编算。历法在中国的功能除了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授时服务外，更要为王朝沟通天意、趋吉避凶。日、月食和各种异常天象的出现，常被看做是上天出示的警告。所谓“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
明代，历法年久失修、故经常出现舛谬，修历迫在眉睫。1629年(崇祯二年)11月6日，历局成立，历局是个临时的研究改历的机构，其任务就是编纂一部《崇祯历书》，实际就是编纂一部西方的数理天文学知识集成。历局的成立意味着西方古典天文学系统传入中国，中西天文学交流沟通的开始。
历局在徐光启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终于1634年12月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一百三十七卷。内容分“五目”、“六次”。
“五目”指的是：法原，即天文学基本理论，包括球面天文学原理;法数，即天文数表，附有使用说明;法算，即天文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几何学;法器，天文仪器知识;会通，指中国传统方法和西历度量单位的换算。
“六次”指的是：日躔历、恒星历、月离历、日月交会历、五纬星历、五星交会历六种。包括日月五星运动，恒星方位，日月交食，节气，朔望等的中西换算。
汤若望出生占星命盤
由汤若望编写和翻译的内容大多集中在恒星交食方面，计有
1.《交食历指》四卷，
2.《交食历表》二卷。
3.《交食历指》三卷。
4.《交食诸表用法》二卷。
5.《交食蒙求》一卷。
6.《古今交食考》一卷。
7.《恒星出没表》二卷。
8.《交食表》四卷。
除上述书籍之外，经汤若望迻译编著的有关书籍还有：《测天约说》二卷、《测日略》二卷、《学历小辨》一卷、《浑天仪说》五卷、《日躔历指》一指、《日躔表》二卷、《黄赤正球》一卷、《月离历指》四卷、《月离表》四卷、《五纬历指》九卷、《五纬表说》一卷、《五纬表》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表》二卷、《恒星经纬图说》一卷、《交食》九卷、《八线表》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二卷、《新法表异》二卷。此外还有《西洋测日历》、《新历晓惑》各一卷，以及《赤道南北两动星图》、《恒星屏障》等书与图。汤若望还分别为罗雅谷等人撰写的文学方面的著作做过校订，如《比例规解》、《测量全义》、《筹算》等书。
《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其特点有：(1)重视理论基础，法原部分约40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总体上采用了第谷体系;(2)引入本轮、均轮等整套小轮系统解释天统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计算须采用几何学;(3)引入地球概念和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4)引入球面和平面三角学，大大简化了计算手续，提供了准确的计算公式;(5)引入蒙气差的数值改正，区别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即近地点)的不同;(6)引进了欧洲天文学中的一些度量制度，如分圆周为360度，分一日为96刻，采用60进位制等等;(7)引进了严格的黄道坐标系，采用从赤道起算的90纬度制和十二次系统的经度制;(8)在历日制度上，彻底采用定朔、定气注历，并以无定中气之月为闰月。
《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尽管这部历书还有不完善之处，但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
崇祯十四年末，他完成了《崇祯十五年》新历，并将其进呈皇上。
汤若望在此次修历过程中，还负责制造仪器，培养人才，给历局的具体工作人员上课，讲授历法知识，指导他们进行数据测算，使用仪器、绘制天文表格等。
崇祯皇帝对汤若望等人的治历工作十分赞赏，1638年底，曾亲赐御匾一方，上面亲书“钦保天学”四个大字。
铸炮
明朝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崇祯帝启用汤若望造炮，汤被逼上马。凭着对火炮的知识、聪明才智、钻研精神和想象力，他居然成功地造出了20尊大炮，崇祯帝“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然而坚兵利器并未能挽救明王朝的覆亡。通过这次造炮，他还完成了《火攻挈要》(1643年)一书，《火攻挈要》是由汤若望口述，焦勖笔录整理。该书一再印制，1936年还被收入《丛书集成》。该书又名《则克录》。这是一部关于欧洲火炮的制造方法与火攻策略的汇集。全书约4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并附有插图40幅。上卷叙述制造火器的方法，包括造铳、造炮、造弹、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药、地雷。并连带介绍量尺的规格和比例，起重、运重、引重之机器，配料、选料、化铜的方法。中卷为制造、贮藏火药须知，试放新铳，装置各铳，运铳上台，上山下山及火攻的基本原理。下卷则为西铳之攻法，铸铳应防止的问题，守城、海战以及炮战有关事项。这部著作刊刻于1643年，它传播了欧洲16世纪的火炮制造知识，是明末有关西洋大炮的一本最权威的著作，一直到清朝中叶都很有影响。火炮制造涉及化学、数学、采矿、冶金等各方面，是多种科学技术的结晶。
大约在1638年之后，汤若望与李天经选择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 Agoc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为底本，与历局的工作人员杨之华、胡宏宪等进行翻译。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坤舆格致》共分12卷，涉及矿业和相关冶金工序的每个阶段。其内容包括矿山管理、开采原理、勘探技术、采矿技术、采矿工具和设备、检验矿石物方法，矿石熔炼法，贵金属与非金属分离法等等。
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因明王朝迅速崩溃，该书未及刊行，后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火中遗失了。
汤若望曾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并绘制大幅星图的工作。他们绘制的星图“突破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绘制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徐光启主持下重新测定的。这幅星图“是近代恒星天文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从此在星名表达方式、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恒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星座星数的扩充等等许多方面，改进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它使突出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国古星图，在欧洲科学革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星图。”他们首次绘制的大幅星图现存罗马梵蒂冈图书馆。
揭秘：传教士汤若望为何能在明清两朝游刃有余？
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与欧洲不同。传教士要对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教，困难是很多的。
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争取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
按照这套办法，传教士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进入了宫廷。他们受到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与中国学者密切交往，既打开了天主教传播的大门，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就是这批传教士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原名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他在来华之前，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生活了47年。
明朝末年，入华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对此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极佳。因此，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聘用传教士协助修订历法。崇祯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在北京宣武门内开设了历局，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均进入历局工作。崇祯三年(1630)，邓玉函去世。在徐光启的推荐之下，汤若望离开陕西来到北京，进入历局任职。在历局，汤若望与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
不久，明朝灭亡，崇祯皇帝自杀，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汤若望留在北京。清兵入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介绍。
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为媒介，汤若望得以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从此，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倍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汤若望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对顺治帝的帮助很大。
汤若望竭诚为顺治帝效力，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顺治帝对教会产生好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一条广阔的道路。因此，汤若望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向顺治帝传教布道。他的苦心并非毫无效果。
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其影响。而且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学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汤若望。顺治十四年(1657)，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这种影响又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汉文化作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了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就在汤若望受宠最隆之时，顺治帝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就说明了他对汤若望加官进级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
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中，顺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汤若望的治历之功，明确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可见，顺治帝之所以对汤若望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因此，顺治帝要对汤若望予以重用，加官进级，以表彰他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至于天主教，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说。
顺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汤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汤若望为榜样，忠君尽职。这也正是他表彰汤若望的目的所在。
汤若望为何一度被判凌迟处死？汤若望怎么死的
汤若望在顺治年间所受的恩宠与隆遇使得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信徒在不断发展。在汤若望时代，教堂在中国已有30多处，据德礼贤先生统计1650年信徒人数就已达到150000人。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顺治皇帝的去世，使汤若望失去了宫廷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虽然关外的爱新觉罗氏家族直入北京，统一中国，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根深叶茂。早在顺治时期，就有一些汉族士大夫反对顺治信任汤若望等传教士，对汤若望竟然在中国发展了十几万天主教徒极其不满，极力主张从葡萄牙人手里收回澳门。安徽歙县的官生杨光先就是他们的代表，他首先向西方传教士发难。杨光先对天主教早有所闻，于顺治十五年在京城看到被钉死于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画像之后，才确认天主教就是耶稣教，从此即有“弹劾”汤若望的念头。
顺治十六年至十七年之间，杨光先撰写了《辟邪论》上、中，下三篇以及《摘谬十论》、《正国体呈》、《中星说》、《选择议》等多篇文章，又多次亲自来到礼部，通政使司等衙门状告汤若望。杨光先指出，天由二气结撰而成，并非天主所造。耶稣是彼国谋叛的罪魁，因事败露而被正法，绝非造天圣人。所谓天主耶稣于汉元寿二年降生之说，纯属荒唐怪诞。“若耶稣即是天主，则汉哀以前尽是无主之世界”。“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岂得称天主哉”。他进而又说，汤若望等“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倘若天下之人，“只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则无异于“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
同时，又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书》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其目的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说汤若望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而“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之防”。因为当时顺治帝尚在，汤若望仍受朝廷器重，而礼部又不理睬杨光先的状告，所以汤若望等人对杨光先的反教举动未加重视。
康熙年间
康熙初，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加紧宣传天主教，将天主教捧为全世界之惟一正教，只以天主教为独尊。汤若望与当时在京的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等人认真研究之后，令奉教钦天监夏官正李祖白执笔，根据明崇祯皇帝所赐“钦褒天学”匾额的“天学”二字，于康熙二年(1663年)冬撰写了《天学传概》一书，三年正月，又求国子监助教许之渐为该书作序。该书刊行之后，散发给在华天主堂的传教士及有关人员。据汤若望、李祖白等人讲，此书是针对杨光先指责天主教为邪教的论点而作，以阐明天主教并非邪教，而是正教。但是，在该书中却大谈特谈许多令当时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观点。譬如，在该书中写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其后生齿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考之史册，推之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接着又说到，中国自有初人之始，即信奉天主之教，而六经四书之类，不过是天主教的“微言法语”。
自秦始皇焚书之后，天主教也在中国失传。等等。这种将中国的社会，宗教思想甚至人种完全纳入欧洲的体系，变成为欧洲的附庸和分支的理论，充分反映了欧洲中心，欧洲至上论的傲慢与偏见，导致了人们的极大反感和不信任。
杨光先见到《天学传概》一书后，把它当作击败汤若望的一把利剑，于1664(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先写信给该书的作序者许之渐，指斥天主教是邪教，《天学传概》是妖书，敦促许之渐举揭汤若望，反对天主教。于七月二十六日，又写《请诛邪教状》一文，再赴礼部呈递，正式控告汤若望有三大罪状：一是潜谋造反，二是邪说惑众，三是历法荒谬。又将《天学传概》一本、《邪教图说》三本、《正国体呈》稿一本、《与许之渐书》稿一本，以及金牌，绣袋，会期等物，一并递呈礼部，要求依律将汤若望正法。
清廷从三年八月初六日至四年七月，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审理此案，最后作出了禁止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决定。并拘审捕外省传教士30余人解京。判汤若望绞刑。由于当时北京接连五天发生地震，加之“太皇太后(顺治母后)力主开释”，汤若望才免于一死。清廷又恐传教士们仍然传教，收徒，建堂，也严加饬交继任各官防范。这就是康熙初年发生的有名的“教案”。
1666年(康熙五年)8月15日，汤若望逝于南堂，享年75岁。1669(康熙八年)9月，汤若望得到彻底昭雪，恢复“通玄教师”之名，1669年12月8日，康熙帝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御赐祭文一篇，镌刻在汤若望墓碑的反面，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同。
这场以“历法之争”为名、实则为两种不同文化较量的历案，以当时汤若望们的失败与牺牲而结束，但杨光先们所表现出的盲目排外，也使中国在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汤若望怎么死的？
汤若望是病死的。
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同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
次年，他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纂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八年顺治帝亲政后，先后授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并赐号“通玄教师”(康熙帝时为避讳，改“通微教师”)。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在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下，控告汤若望等传教士借修历为名，内外勾连，谋为不轨。汤若望被捕入狱，次年拟凌迟处死。不久京师地震，汤若望免死羁狱，旋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病死于寓所。
汤若望凭什么获得顺治的宠爱？汤若望为何如此成功？
来自德国莱茵河畔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亲眼目睹了三个政权(明、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清)在一个月内的迅速更替。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沉着冷静，躲过了可能发生的危机，并成功地获得了清朝顺治皇帝的宠爱和尊敬。
汤若望为什么能如此成功?现在看来大约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清刚入关，脚跟未完全站稳，它需要尽可能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从清进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特别是像天文历法这样事关全局的大事，作为新政权的清王朝是非常注重的。正如当时的汉臣范文程(1596—1666)对汤若望所说，“神父对中国历法深有研究，必知道新朝定鼎，要颁正朔于天下，现今我朝正需像祖父这样的天算家为我朝制定历法。”时任摄政王的多尔衮(1612—1650)在看到钦天监所呈报的历书后说：“这种舛错百出的历书，其预测上不合天象，下不应地事。有一位叫汤若望的西洋人，曾制佳之历书，尔等从速将此人唤来。”
第二，在与大统历和回回历的竞争中，汤若望的西洋历获得了胜利。1644年9月1日，就日食的预测，西洋历和大统历、回回历在观象台展开了较量，结果回回历差了一个时辰，大统历差了半个时辰，只有汤若望的西洋历计算分秒不差。测试结果被上报给多尔衮，当年12月，汤若望被正式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从此他在清王朝有了一个稳定的位置。
第三，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1613—1688)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天，汤若望的教堂来了三位满族贵妇人，声称一位亲王的女儿生了病，特被派来神父这里询问。汤若望听她们讲述病情后，认为病不严重，就给了她们一个圣牌，说如果亲王的女儿将这个圣牌挂在胸前，四天后病就会好了。果然，第五天她们又来到汤若望这里，告诉他郡主的病已经好了。汤若望后来才知道，派她们前来的是当时的孝庄皇后中，而那位生病的郡主就是未来的顺治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为此很感谢汤若望，并表示要做他的“义女”。后来，在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上，汤若望见到了孝庄皇太后，皇太后取下手腕上的两只手镯送给汤若望，以作报答。在多尔衮死后，英亲王阿济格想继续做摄政王，孝庄太后委托汤若望从中周旋。汤若望亲自劝说英亲王，最终促使英亲王决定“即日上朝，倡率百官，疏请皇上亲政”。从此，汤若望和孝庄皇太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汤若望
年轻的顺治皇帝勤奋好学，也是造就汤若望特殊地位的原因之一。顺治14岁亲政，在他看来，汤若望无疑是一位值得格外敬重的老人，不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历算，身怀绝技”，而且身为一名外国传教士却能熟谙中国文化。对于汤若望介绍给他的西方科学和文化，顺治感到非常新奇，就连汤若望的生活方式也使他好奇，为此他曾派人暗查汤若望的生活起居。
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中“爷爷”之意。事实上，顺治和汤若望的关系，不仅是一定意义上的“祖孙”关系，更像师生关系。顺治免除了汤若望进宫的所有繁缛礼节，汤若望就座时，他把自己的貂皮褥子给汤若望当坐垫，并多次将汤若望接到宫中畅谈，甚至晚上入睡前也要让汤若望陪他谈话。一年之中，顺治竟有24次到访汤若望的教堂。
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尊重和宠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这突出表现在对汤若望的官爵加封上。顺治八年(1652)，顺治在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能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官衔，使他从原来的四品晋升为三品。顺治十年(1654)三月，因汤若望完成了《大清时宪历》，顺治特赐汤若望“通玄教师”。次年三月，汤若望希望将利玛窦墓旁的地赏予他作为将来的墓地，顺治同意。顺治十四年(1658)二月，顺治在城中巡视路经宣武门汤若望的天主堂时，赏赐亲笔所写“通玄佳境”堂额一方和御制《天主堂碑记》一篇。次年，汤若望任职到时，吏部认为他是二品官，可考虑诰赠其两代，汤若望认为自己已经是“二品顶带加一级”，希望能按一品的待遇对待，赠及三代。他的这一要求获顺治恩准，但这个诰命到康熙元年(1662)才正式颁赐。“汤若望在此一诰命中获授光禄大夫阶，其曾祖笃瑑、祖父玉函以及父亲利因亦因此被赠为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带加一级，曾祖母赵氏、祖母郎氏以及母亲谢氏则均获赠为一品夫人。”这样，汤若望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衔最高的欧洲人之一。
汤若望和顺治帝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又被加封如此高的官爵，他对顺治的影响到何种程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当时吏部等部门对于汤若望的建议一般都会采纳。据《汤若望传》的作者德国人魏特(Alfons Vath SJ)研究，汤若望曾多次写奏疏希望给钦天监的监生们增加薪俸。1652年，汤若望奏请将监生们的薪俸从二百零八两八钱增加到四百一十七两六钱，提高一倍，吏部照准。1655年，他又上奏吏部，认为观象台上只有4名观察人员，编制太少，他希望加到16名，经过多次协商，吏部也同意了这个意见。后来他又要求给在观象台工作的观察人员每人加件羊皮大衣，以便晚上御寒，也得到了批准。从这些材料中，不仅能看出汤若望对下属的体贴，也可以看出他在朝中的影响。
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十分特殊。顺治结婚以前，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汤若望得知后当面批评了他。顺治恼怒起来，但片刻之后，就向汤若望道歉，并希望汤若望继续对他进谏。1655年，因京城闹瘟疫，顺治较长时间住在城外，他半夜派骑兵将汤若望从教堂接到他的住处，让汤如实向他反映城中的各种情况，由此可见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
正是由于顺治的信任，汤若望敢于在顺治面前直言进谏，当时在朝中敢这亲说真话和对顺治有如此影响力的也只有汤若望。
1652年，一位亲王战死疆场，但他的部下却打了胜仗，按清入关前定下的规矩，二百多名部下都将被处死。汤若望大胆上疏，希望皇帝宽恕他们。顺治对这种旧规也不太满意，有了汤若望的奏疏，他便可以放心施恩，免除这些人的死罪了。1654年，顺治想归省祭祖谒陵。当时清刚入关，全国局势不稳，又逢灾荒，显然此时归省不是时机。但年轻气盛的顺治执意要去，此时，又是汤若望出面加以劝阻，最终顺治听从了“汤玛法”的意见，放弃了原定的东北之行。
顺治任性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659年。当时郑成功(1624—1662)反清大获全胜，几十尤人马北伐，顺治坐不住了，他要亲自率兵往前线征讨郑成功。从大局来看，这显然是盲动的行为，但顺治性格倔强，一旦发起脾气无人可挡。当众臣劝他冷静从事，万不可冒险时，他竟拔出宝剑，劈下御座一角，声称如果谁再阻拦，他就将谁刺死。大臣们找来孝庄皇太后，仍然没有效果。在这种局面下，大家想起了汤若望，认为只有他可以劝服顺治。汤若望赶到宫中，苦心劝说，并说自己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放弃职守，有所见而不言，使国家陷于危险。汤若望的赤诚打动了顺治，他终于冷静下来，宣布不再率兵亲往前线。
汤若望对清朝的忠心，对顺治的关怀，使顺治深为感动。他把汤若望的奏疏编辑成册，带在身边，经常阅读。他甚至说，读了汤若望的奏疏禀贴，自己会被感动得几乎要流泪。
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认为，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犹如唐朝(618—907)勇于直谏的名牙魏征(580—642)和善于纳谏的唐太宗(627—649在位)。汤若望对顺治朝的贡献，正如汤七十大寿时，文人龚鼎孽在贺文中所说，“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
但另一方面，虽然汤若望在对顺治皇帝的天主教教化上下了很大力气，却并不成功。这点顺治在《天主堂碑记》中说得很清楚，“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所以，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和褒奖，只是从君王对一个老臣的角度，而不是对其宗教的认可。汤若望对自己的角色也很清楚，如陈垣所说，“若望本司铎，然顺治不视为司铎，而视为内廷行走之老臣，若望亦不敢以司铎自居。”
应该说，无论是顺治从统治的角度，还是汤若望从传教的角度，他们所遵守的这种君臣关系原则，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汤若望以老臣的身份参与顺治朝的政治事务，对于帮助顺治治理国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顺治对汤若望的褒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天主教在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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