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邬思道

别 称：斯道

字 号：玉露

所处时代：清代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绍兴

出生时间：康熙二十七年(1687)

去世时间：乾隆初年(约1736)

主要成就：辅佐雍正帝

好 友：田文镜

目 标：辅佐胤禛登基

邬思道生平都做过什么事情 绍兴师爷邬思道简介

邬思道，一名斯道，字玉露，清代绍兴人。邬思道好读书，屡试不中，因家贫，只得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也就是绍兴师爷。腿有残疾。　　

人物简介

河南巡抚田文镜慕名聘请邬入幕。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载，邬思道为田文镜写密折参隆科多而“宠遇日隆”。后来田、邬二人以事龃龉，邬愤而辞去。“自此文镜奏事，辄不当上意，数被谴责”。田又重金聘回邬思道。雍正帝也曾在给田文镜奏折写“朕安好，邬先生安否?”

人物生平

邬先生名思道，字玉露，绍兴人。家贫，以游幕为生。邬思道自幼好读书，

科举不得意，当时的巡抚田文镜慕名聘请邬先生入幕，承办一件棘手的案件。盛名之下，果然与众不同，案子上报北京刑部顺利通过，不象以往屡遭批驳。这样渐渐取得田文镜的信任。 一日，邬先生对田文镜说：“君愿为吐气督抚，抑或庸碌督抚。”田文镜答，当然想做吐气督抚了。邬先生就说，“既然你想做吐气督抚，就得听任我替你办一件事，此事你却不可掣肘。”田文镜就问是什么事，邬先生就说：“我替你准备了一篇上皇上的奏章，如果这道奏章送上去，君的大业便可成。只是此奏章内容你一字也不能看，不知你能不能信任我”。 田文镜与邬先生相处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深知邬先生有胆有谋，于是慨然答应了。原来这篇奏章的内容是弹劾隆科多的，隆科多是雍正的娘舅，官居大学士，隆科多倚拥戴之功，常做越礼违法之事，雍正这时已对他非常厌恶，正想清除他而苦于无从下手，因满朝文武虽知隆科多不法，但慑于其权势，无人敢揭发。邬先生摸透了雍正的心理，所以敢做这件人家不敢做的事。雍正看了奏节，正求之不得，立即将奏节发交六部核议，办了他的罪。从此，雍正对田文镜宠遇日隆，而邬先生也声名远播了。

田文镜对属下很傲慢，可对邬先生却很恭敬。邬先生著有诗集《游梁草》，其在田文镜幕府所撰的公文书牍，汇辑成《抚豫宣化录》以田文镜的名义刊行，这本书是绍兴师爷的枕中鸿宝。 以上就是出于清人笔记中的邬思道。补充一个典故：邬思道为田文镜府幕，声名日重，后来连雍正都知道了。有次田文镜上一道请安的折子，雍正批道：“朕安，邬先生安否?”

（老照片）清朝五花八门的枷锁刑罚场面实拍

暴晒

犯罪的和尚

脚枷

押解途中

颈枷

押解途中

光绪欲变法挽救清朝却没成功？是慈禧阻拦吗？

“大部制”虽然是近年来见诸报端、电视等媒体的最引人瞩目的名词，但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的光绪年间，就曾经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部制”改革。然而，这却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有始无终的改革。最近，有关媒体披露了这场“大部制”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半途而废的惨痛教训。

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精简机构，改革中央部门，合并一些职能重叠的部门，组建大部门。其具体做法是，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将工部并入商部，取名农工商部，将太仆寺并入兵部，并改名为陆军部，将国子监归入学部。当然，这些被合并的部门历史相当悠久。

太常寺是清代管理祭祀事务的机关，自秦汉以来就存在，但到清代，其职责早被礼部所代替，仅仅负责祭祀中的某些仪式性工作。光禄寺是清代管理宴会的机关，职责与礼部严重重合，戊戌变法时曾并入礼部，很快又分出来，这次终于归并礼部。鸿胪寺是清代专管礼仪的机关，职责也与礼部相重，戊戌变法时曾一度并入礼部，这次只不过是再次并归。

清代工部设于天聪五年，即公元1631年，是管理国家和宫廷工程等方面事务的机关，职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寝供亿之典。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无不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当时，隶属工部的还有工部负责货币发行的钱法堂、负责铸钱宝源局和火药局等机构。光绪的这次行政改革，这些机构均被裁撤。

太仆寺是清代管理马政的机关，下辖的左右两翼马厂，但负责军需国用马匹的主要是兵部和八旗，太仆寺只是供部分皇室所需，为皇帝出巡准备马匹，实际上已经成了兵部的分支机构。此外，国子监也被取消，国子监的学堂划入先前成立的学部。

1861年1月20日，清朝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经进行一次“大部制”的尝试。在这个总理衙门成立之前，清廷外交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机构办理，总理衙门将分散于这些部门的外交办理权加以集中，清王朝自此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一开始只主管外交、通商、关税等事务，后逐步扩大到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成为大部门。光绪戊戌年间，刑部郎中沈瑞林在一份奏折中说：“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190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称外务部，依旧“班列六部之前”。

实际上，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前，清王朝先后在1898年、1901年、1903年、1905年就曾进行过小幅度的机构改革，但是此时对于岌岌可危的晚清政权，零零碎碎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实际上，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这类的“大部制”举措，在1898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就已经颁布，但一直到了1906年才得以落实。

1898年8月30日，因“旧制相沿”，造成国家各级机构重复叠加，冗员充塞，光绪皇帝诏令裁撤中央的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多个衙门，同时宣布冗员也要一律“裁撤净尽”。光绪在这道上谕中严正指出，内外诸臣都“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隔，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光绪还下了死命令，无论是在廷诸臣还是封疆大吏，谁要在这项改革中夹带私情而“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应当予以重惩，绝不宽贷。”

光绪皇帝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虽然康有为也认为这是“变政勇决”的行为，但是他还是感到有些突然。康有为说：“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坚持采取较为缓和的新、旧“共处”方针。就是梁启超也觉得在当时情况下“裁官为最难之举”

那么，当时光绪皇帝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异常措施呢？原来，光绪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但到了8月，变法已明显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遭遇到很大阻力。譬如，光绪要整顿吏治，杜绝“吏胥因缘为奸，舞文弄法”，7月29日下诏命令各衙门删减繁琐的治事规则，另立新章。结果，各衙门“藉口无例可援，滥引成案”加以抵制。

因此，光绪皇帝想从裁撤、合并闲散机构与冗员入手，向顽固守旧势力发起攻势，同时拔除一些守旧官吏的活动据点。据记载，当光绪8月30日谕旨颁出，就使“旧臣抱向隅之泣”。变法以来从未执行过新政一字的广东巡抚被免职；紧接着，包括礼部尚书怀塔布在内的礼部六名高级官员被光绪皇帝解职。

“大部制”改革是清朝光绪年间继戊戌变法之后的一次朝廷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戊戌变法失败于前，接踵而来的“大部制”改革自然也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有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惨痛教训。综合起来，主要教训有三：

第一，光绪“大部制”的改革是过于操之过急

这次改革过于操之过急，仅在“百日维新”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皇帝就先后发布有关革新的各种诏令计约一百零八条，平均每天一点七条，最多的9月12日，一天就颁发了十一条维新谕旨。光绪皇帝的这种举措虽然体现了其“深观时变，力图自强”的急迫心情，但也留下了改革过于仓促的后遗症。

1898年8月30日，裁衙门和汰冗员的上谕下发。目前这道朱改上谕，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清实录》中录有全文。从中可以看出，光绪帝对军机草拟的谕旨并不满意，除圈去一些文字外，还有用朱笔添写的文字。在历来由臣僚草拟的谕旨中，这是改动文字最多的一道谕旨。其中光绪皇帝严定了部门合并的完成日期，朱笔添“限一月内办竣复奏，似此实力剔除，庶几库款渐裕，得以宏拓新规”。光绪皇帝朱笔设限，足见其对新政急于求成的焦灼心情。

第二、机构改革缺少事前筹划和事后补救措施

8月30日光绪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但事先并没有完成相关职能的移交。9月1日他才指令已裁撤的各衙门的一切事宜，均并入内阁六部分办，归并的具体事项，由大学士及六部尚书、侍郎于五日内具奏。但很明显，五日之内，大学士及六部官员没有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于是9月10日，光绪再次谕令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督抚尽速切实筹议。衙门已经被宣布废除了10天，具体的合并方案却还没有，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无疑很容易给守旧势力提供把柄。

第三，对裁撤下来的官员没有妥善的安置方案

9月8日，光绪皇帝才下谕旨，指出裁减各员可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酌设大小官员额缺，将来量才任用。不久，政变发生，光绪皇帝“大部制”的愿望化为泡影。裁汰冗员自然是当务之急，但如果处理不好，也让那些对变法心存疑虑的人增添更多的反对情绪。这样一件关系数万人甚至十几万人生计的大事，光绪事先既没有周密的考虑，事后也没有及时制订出可行的补救方案。当时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他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内填塞给他吃了，这样他就暂时被扼杀了。”

其实，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官场黑暗，民不聊生，弊乱丛生，不管是实行戊戌变法也罢，还是推行“大部制”改革也好，都无力改变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命运。

雅克萨之战的历史评价：清朝取得第一次对外胜利

清军的主要得失一是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互配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面对沙俄军队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不断侵略和蚕食，康熙帝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曾多次与沙俄进行交涉，坚决要求沙俄军队停止侵略行径。当外交手段未能奏效时，才使用武力驱逐入侵者。

待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又通过外交手段来巩固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使这场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开展得有理有利有节，最终使沙俄不得不撤出雅克萨，承认中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主权。由于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正义的，因而得到了黑龙江流域地区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军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是善于把握战机。沙俄侵占雅克萨，正是清廷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顾他之时，于是康熙帝暂时放弃使用武力，转而采取外交手段解决。待三藩平定后第2年，康熙帝即将以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的问题提上议程，并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先后两次出兵雅克萨，对入侵者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后来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清廷为避免两面作战，及时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而结束了战争，以便有精力对付噶尔丹叛乱。

三是作战中善于扬长避短。清军根据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城坚炮利、但人数较少的特点，以及清军火器较弱，但人数较多的情况，主动扬长避短，不急于在敌炮火下发动强攻，而是在城周围挖壕，断其外援，作长期围困，使其炮火优势无从发挥，1年后粮弹消耗殆尽，因饿、病和作战而死者占90%以上。沙沙俄侵略军虽然选择了清朝三藩之乱的有利时机侵占雅克萨，而且又有城坚炮利等军事优势，但由于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因而遭到当地人民坚决反抗，加之沙俄侵略军入侵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和后援都难于保障，很快就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失败也就成为其在所难免的结局。

雅克萨之战是中国清代对外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以下是大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下)》某版本的原文节选：

“雅克萨反击战... 在沙俄军队遭受重创、守城士兵只残存几十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的情况下，沙俄被迫同意和谈。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于尼布楚正式谈判。鉴于当时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配合沙俄侵扰喀尔喀蒙古，割据叛乱势力十分猖獗，为避免两线作战，集中精力平定准噶尔，康熙指示谈判代表做出让步。而俄罗斯因军事上未能得逞，加上远征克里米亚失败，战线过长，竭力想保持既得侵略权益，也不得不做出相应妥协。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东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分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拆除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修筑的据点，撤出侵入的军队。清前期签订的中俄条约属于平等条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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