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王基
字 号:字伯舆
所处时代:汉末三国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青州东莱曲城
主要成就:大破吴军,生擒谭正,修筑昶城
官 职: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封 爵:常乐亭侯→东武侯
追 赠:司空
谥 号:景侯
王基是什么人?王基人物生平简介
王基是东莱曲城人,少年时父亲王豹去世,便与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悉心抚养他,王基也非常孝顺。
王基十七岁时,担任东莱郡府吏,因非其所好而辞职。曹魏黄初(220年—226年)年间,各地举荐孝廉,王基被任命为郎中。青州刺史王凌特意上表推荐王基出任别驾。后来,朝廷征召王基为秘书郎,王凌又请求把他召回。司徒王朗要求征召王基,王凌却因为贪图利用王基的治理能力而赖着不放人,因此遭到王朗的弹劾。大将军司马懿后征召王基,尚未到任,又被提升为中书侍郎。
上书止奢
魏明帝曹叡在位时期,大兴土木、修建宫室,使得百姓劳苦,王基上疏说:“我听说古人把百姓比作水,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因此,居于民上的天子,不能不随时戒惧。百姓安乐,逸静,一切事情都好办;如果他们生活很苦,他们就会想到作难。因此,先王的居处都很简朴,为的是防止祸患发生。从前颜渊说,东野子驾御马匹,马精疲力竭,但他仍驱赶不止,因此知道他将失败。而今劳役繁重,男女分离,人们怨声载道,希望陛下能深思东野子之弊,仔细揣摩舟和水的比喻,让那些精疲力竭的马匹休息一下,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百姓省些劳役。从前汉代打天下,到汉文帝时,只有同姓的诸侯。因此,贾谊深感忧虑地说:‘下边是堆积着的柴禾,点着火,而在上面睡觉,还自以为很安全。’而今敌人并未消灭,猛将拥兵,集聚起来难以应敌,长久下去,帝位难以传给后代。在此盛明之世,不专心致志地消除祸患,如果子孙再不争气,国家就危险了。如果让贾谊再生,一定会更加忧虑。”
散骑常待王肃撰著诸经传解,又论述、制定朝廷礼仪,常常修改郑玄的旧观点。王基则依据郑玄的学说与王肃争论,并撰写批评王肃学说的《毛诗驳》。其后出任安平太守,因公事被免职。
出任地方
正始(240年—249年)年间,大将军曹爽奏请王基担任从事中郎,后来出任安丰太守。因为治理州郡严谨,而且防备森严,所以孙吴不敢进犯,加升讨寇将军。孙吴在建业集中大军,扬言进攻扬州。扬州刺史诸葛诞与王基谋划,王基说:“以前孙权屡次进犯合肥,到了江夏。这之后全琮出击庐江,朱然进犯襄阳,但都未得逞,只得退回。而今陆逊等老将已死,孙权也年老,内部没有能臣贤嗣,军中又缺乏英明军师。孙权想要亲自率兵出击,又怕内部生乱,各种矛盾一齐爆发,导致崩溃;若派将领率兵,老将差不多死光了。新将他又不信任。他不过是想借此安排好亲信,以攻为守而已。”后来,孙权果然没有领兵出击。当时国内由曹爽专权,风气大坏。王基撰《时要论》来讥讽时事。
后因病被征回朝廷,正始十年(249年),王基起复为河南尹。后因曹爽在高平陵之变中被诛杀,他被按例免官。
善于军事
嘉平二年(250年),担任尚书。不久后出任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跟随征南将军王昶讨伐孙吴。王基在夷陵率领一路兵马袭击步协,吴将步协紧闭城门固守。王基假装摆出进攻的架式,其实则分兵袭取雄父粮仓,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擒获孙吴安北将军谭正,接收降民数千口,他把这些降民安置到夷陵县。战后,王基因功被赐关内侯爵。王基又上表劝王昶将江夏作为首脑之地,紧逼夏口。从此,吴军就不敢轻言渡江了。他申明礼仪制度,整顿军队秩序,恢复学校教学,南方士人无不称赞。当时朝廷商议准备大举伐吴,下诏命王基商量如何进攻。
王基说:“如果出兵而不能打胜,不仅威风丧尽,而且还耗费财用,因此出兵必须准备充分才行。如果不准备开通河道,聚积粮食,修建战船,即使陈兵江北,也不会形成必渡之势。今江陵有沮水、漳水,灌溉良田数以千亩。安陆左右,也有沃野良田。如果水陆并以农业为主,准备充分的储备,然后率大军攻向江陵、夷陵,分别占据夏口,沿沮水、漳水运输粮食。敌人知道我有坚锐的装备和充足的储备,能长久占据优势则依据天险顽固坚守的信念必然变得沮丧,弃暗投明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时再联合东吴的蛮夷从其内部攻击。大军再分部征讨,则夏口以上各据点一定可以攻下来,长江之外的州郡也都守不住了。这样一来,吴、蜀的交通断绝,两国无法联合,东吴也就成为瓮中之鳖了。否则的话,这时出兵未必有利。”于是朝廷打消了出兵的念头。
出谋划策
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执掌朝政,王基上书劝戒说:“天下很大,政事很杂,您就不能不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如果志尚淳正,就不会滋生各种邪念;如果心地纯静,就不会感到众事嘈杂。深思熟虑,教令就不会繁杂;重用贤能、优良之士,远近都会臣服。因此,要使远方各族团结协同一心,全在于阁下如何行动;要使民众平定,也全在于您如何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等都是正直之士,有端直的品质,没有流变的坏心,可以任用他们。”司马师采纳了他的意见。与州泰、邓艾、石苞分别主管州郡事务。
正元元年(254年),高贵乡公曹髦登基,进封王基为常乐亭侯。
正元二年(255年),毌丘俭、文钦起兵反对司马氏,朝廷任命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领许昌军队,正好与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司马师问王基:“您看毌丘俭等会怎么样呢?”王基说:“淮南叛乱,不是当地吏民作乱,而是受到毌丘俭的威胁,怕眼前被杀,所以随大流罢了。如果大兵压境,他们必然土崩瓦解。毌丘俭、文钦的尸首不久就会悬在军门。”司马师说:“说得好!”于是派王基打先锋。很多人认为,毌丘俭、文钦勇猛无敌,很难与他们争胜。朝廷下诏让王基停止进军。
王基认为:“毌丘俭等军队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但其仍不进军,说明已露出诈伪的马脚,民众之心有所疑。我们这时候不赶紧声张威势,满足百姓的愿望,反而停军不前,修筑高垒,无异于显示我们的怯懦,这决不合用兵的道理。如果他们抢劫民众,并把各州郡兵士家属也抓来,则我们更丧失民心。为毌丘俭所威胁的人,觉得自己罪责深重,不敢再逃出。这里是乌合之众聚集之地,士兵并无战斗力,却可能成为奸宄之辈得势的温床。如果东吴军队趁机出兵,那淮南大片国土就该被敌人占据了。此后,谯、沛、汝、豫等地就日益危险,这是最大的失策。应快速占据南顿,南顿有大粮仓,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的。驻守南顿坚城,借助大粮仓供应,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这是平定叛贼的首要措施。”王基反复请战,朝廷才让他占据濦水。抵达后,王基又上书说:“兵贵神速,不能拖延。而今外有强敌,内有叛臣,如果再不当机立断,将来后果就难以预知了。很多人认为指挥军队应持重一些。持重当然应该,但是停军不进就错了。持重决不是指按兵不动呵!如果能进军,就不可战胜。而今占据城关,壁垒森严,那边积蓄的粮食提供给敌人,而我们却要远道运粮,这是大错的呵!”
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队到齐后再发兵,还是不听王基的劝谏。王基又说:“将军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敌人得城,敌人得利。我得城,对我有利。这才叫争城,进军南顿城!”于是挥师占据南顿。毌丘俭等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走了十来里,听说王基已捷足先登,只好退回项地,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兵乐嘉,毌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王基知道他们已分散了兵力,就率兵攻项地,毌丘俭失败。淮南二叛平定后,王基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晋封安乐乡侯。他上疏要求分自己的封邑二百户给叔父王翁的儿子王乔,并求赐王乔关内侯,用来报答王翁的养育之恩。朝廷特许。
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豫州军事。当时大军在项地,认为淮南军精良,让王基驻军修垒。王基反复上书请求讨伐。
这时,孙吴派大将朱异来援救诸葛诞,驻军安城。王基奉诏要他率军转移占据北山。王基对诸位将领说:“而今城垒已经很坚固了,兵马也都聚集在此,只须精修守备,等待敌人就是了,如果再移兵戍守险地,会使兵马处于涣散状态。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收拾这个局面了。”于是在适当的时候又上疏说:“今天我们与敌人对峙,应岿然不动,如果转移坚守险要之地则人心动摇,破坏既成的局势。各路军队各自据守深沟高垒,人心安定,不能动摇,这是统领军队的基本要领。”朝廷同意。
大将军司马昭屯兵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王基都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司马昭命军吏深入镇南将军部界,传令不得出兵。城中粮食吃尽,敌人昼夜攻垒,王基据城死守。进而择机反击,大破淮南军。
甘露三年(258年),魏军攻下寿春后,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当初议者云云,要求移兵的人极多。当时我没有临阵,也听信他们的议论。将军阁下深算利害,意志坚定,奋力顶住众将压力,以至上违诏命;终于战胜敌人。古人所叙述的战事,也没有超过这次战事的。”司马昭想派将领率精锐部队深入战区,招迎唐咨子弟,乘此机会可以造成颠覆东吴的局势。王基劝谏说:“以前诸葛恪乘着东关的胜利,调动江左的兵力,包围新城。城没有攻下来,自己却死伤过半。姜维借洮上胜利之势,轻兵深入,军粮供应不上,结果大军在上络覆没。每当取胜之后,官兵上上下下轻敌。轻敌则考虑困难不深入。而今敌人刚刚在外吃了败仗。内患又未平息。因此,目前他们正戒备森严。再说,连年作战,人有归家之志。今俘获十万降兵,又杀了诸葛诞这个罪人,自从汉末有战事以来,还没有如今天这样大获全胜的局面呢!武皇帝(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自以为创下的收获已多,不再追剿,是怕受挫败。”司马昭听后于是罢兵。因为淮南地区刚刚平定,朝廷命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封东武侯。王基上疏辞让,把功劳归给参谋和辅佐的下属。于是长史、司马等七人都得以封侯。
同年,王基的母亲去世。朝廷下诏对丧事保密,把王基的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王基的母亲合葬,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
识破阴谋
甘露四年(259年),王基调任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景元元年(260年),常贵乡公曹奂即位,为王基增加食邑千户,加上以前的一共五千七百户。
景元二年(261年),襄阳太守上表说吴贼邓由要求投降。王基接受命令,要在此时出兵东吴。王基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派驿使快速向朝廷陈述情状,又说:“嘉平以来,内乱不断。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不应轻易兴师动众,向外族求取好处。”司马昭回信说:“和我共事的人,多是曲意逢迎,很少有人能与我明白地讲述事实真相。阁下诚感忠爱,常常有所规劝,就照着您所说的办理。”后来,邓由果然没有来投降。
逝于荆州
景元二年(261年)四月二十四日,王基逝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司空,谥号景侯。由其子王徽继承爵位,王徽早逝。
三国最被埋没的两大名将,比钟会邓艾更强
曹魏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尚书陈群提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制度,随后由司马氏逐渐完善,成为了魏晋南北朝代表性的选拔制度,九品官人法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是中国历史上三大选官制度之一。
不过,这里要讲的是汉朝察举制末期与曹魏人官法初期的人物,介于改革之间的两位出身截然不同的人物,最终都成为了曹魏的名将。
青州寒门王基与太原高第王昶
王基,字伯舆,青州东莱曲城人,父亲王豹在王基少年时就去世,王基与叔父王翁生活。王基是标准的寒门出身,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帝国原有的察举制已经难以执行,但其制度仍有一定效用,出生在初平元年(190年)的王基以孝顺叔父闻名,十七岁就被选用为郡吏,因非其所好而辞职。
不亚于邓艾的名将王基
直到曹魏黄初年间,曹丕推行九品官人法,所以王基被考察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察举制中多由郡中的官吏举荐人才上去,称为举孝廉。察孝廉则是由上边进行考察地方人才,被选用上去。
王基正是在东汉察举制与九品人官法转型期间被选出的人才。由于这时期的选拔权力还没完全被士族所垄断,所以像王基这样的寒门子弟仍有晋升空间。
王基的才干很快被朝中大臣所注视,先是曹魏朝廷征召王基为郎中,时任青州刺史的王凌特别向朝廷请求让王基留任刺史别驾,朝廷又征召王基为秘书郎,王凌复请留下王基。著名的饶舌歌手王朗却要求征召王基,为此上书弹劾王凌,王凌依旧把王基留下不遣入朝。
王基被压在青州时,事迹并不显著。王基大约在太和三年(229年)以后,才再度被关注,大将军司马懿征召王基,他不久被提拔为中书侍郎。事实上司马懿在任期间,对人才的选拔相当有成效。除了王基之外,曹魏中后期的寒门名将邓艾、石苞、州泰皆是司马懿所提拔出头,这样不避门第,唯才是举的做法,为司马氏日后夺权安插了许多储备人才。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数年后,青龙四年(236年),魏明帝曹叡下诏求贤,卿校以上,各举一人。时任太尉的司马懿举荐王昶应选。
王昶,字文舒。并州太原晋阳人,即是后来著名的太原王氏。王昶少年时,侍奉同郡名人王凌为兄,出身名门的王昶在曹丕称帝前就已担任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此前担任过曹丕太子文学、中庶子的人还有司马懿。王昶官运一路顺畅,直到曹叡即位以前,他已官任兖州刺史,兄长王凌一样是地方高官。
王昶和王基早期的晋升过程有着鲜明的对比,即便曹魏初期对人才选拔的范围很广泛,名门出身的子弟终究比寒门更为容易晋升。
太原王氏的始祖王昶
曹魏中后期将领跟曹操时期有明显不同,将军多由四方士人先征入朝中试用,再考察其才能再转任为太守、刺史,兼领将军,故而这些将军在此之前并没什么军功。但无碍于将领的军事素质,王昶在领兵征战以前就著兵书十馀篇,言奇正之用。
曹操时期的将领多限文化水平,曹操还得专门把兵书的道理简单化传授于诸将。能够撰写兵书的人物在当代必受瞩目,王昶不久竟迁任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曹仁昔年追随曹操征战多年才得到这一职位。
曹魏的军事制度是以中军为核心,由曹操时期发展,演变成将军都督地方的军事制度。曹操最初都督地方军事的几位将领是夏侯惇、曹仁、夏侯渊。曹丕上台后完善了都督制,通常以四征将军兼领刺史,并都督州郡军事。
西线都督驻守关中,负责防备蜀汉。南线都督坐镇荆州,东线都督则可能有同时都督扬州、青州、徐州的权力。由于这些大将通常兼领州郡行政事务,通常都是文武兼具,却不像东汉末年那样会有从军旅中提拔出来的大将。
在曹操时期这种都督制度还不成熟,核心将领多从曹操的中军里冲杀而出。到了曹丕时期,以曹真都督西线,曹休都督东线,夏侯尚都督南线,由曹仁以大司马身份名义上统领全国兵权。满宠、贾逵、郭淮、田豫几位已是曹丕时代的顶尖名将。能够坐镇一方,实则已是曹魏名将的极限,如司马懿这般能够掌控中央大权的将领就不视为武将看待。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父子的时期,曾坐镇一方的名将有陈泰、邓艾、王昶、王基、胡奋、州泰、石苞、陈骞。他们就如同曹操时期的曹仁、张辽等人一样,是当时最顶尖的将领。
王基在当时被曹爽所拉拢,出任安丰太守,兼领讨寇将军。因病被征召回朝,出任首都行政长官河南尹。不久,王基和王昶都面临政治转折。
王昶伐吴与王基出道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向曹爽发动政变,一举夺走曹魏中央大权。这时曹魏内外众臣都需要考虑未来的走向。由于王基被曹爽所提拔,按例被免除官职。但由于王基此前曾经撰写《时要论》讥讽曹爽的执政,王基不久以后就出任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
王昶的兄长王凌密谋拥立曹彪为帝,意图消灭司马懿。只不过王昶受司马懿所举荐,在曹爽被诛杀后,王昶献上治国之策,积极向司马懿靠拢,在王凌事变以后并未受到牵连。王基曾受王凌知遇之情,两人应当也是老相识。
嘉平二年(250年),王基出任荆州刺史,王昶时任征南将军,都督豫州、荆州军事。在当时王昶和东征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合成为三征,是曹魏最高级的地方军区司令,王凌当时已升为三公之一,故不在列。
东南集团军总司令王凌
胡遵因为是司马懿嫡系将领,虽然实力不足,却深受信赖。毌丘俭曾在辽东之战担任司马懿副将,随后驱逐高句丽,屠丸都,刻石碑而还,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名将,只不过毌丘俭倾向于曹爽一方。
王昶根据孙吴发生的二宫之争,分析出其内部混乱,加上陆逊、诸葛瑾、朱然、步骘、全琮皆已死去,顾谭、张休、顾承等遭到流放,孙吴内部欠缺有实力的大将。王昶上奏可由新城郡为起点,进攻蜀汉、东吴的边境地区。
由王昶为主将,王基、州泰协同三路出兵南下伐。新城太守州泰负责主要任务,袭击巫、秭归、吴之房陵。王基进攻夷陵,截断荆州往巫峡地区的救兵。王昶的主力进攻江陵,牵制吴军主力。
吴军在荆州的布防一向如此,夷陵(西陵)既能够防御蜀军,同时可作为江陵在江北联防据点。当年周瑜攻江陵就先派甘宁抢占夷陵,吕蒙袭荆州后,陆逊率先抢占宜都、夷陵。
王昶的战略并非一举拿下荆州,更主要是试探孙权方内乱之后的军事实力如何。这时吴军已经有腐化趋势,吴军的三员大将分别是车骑将军朱然之子施绩,丞相步骘之子步协,大将军诸葛瑾之子诸葛融,三人全都是代父领兵。施绩或许有些实力,步协和诸葛融却是除父名外,不见经传的角色。
《王昶传》记载他到江陵后在两岸引竹为桥,渡水攻击城外的吴军。我根据地理分析,王昶和王基的部队有可能控制了江陵和夷陵中间的长江河道,将吴军分开击之。
夷陵守将步协来不及反应,只能闭城固守。王基下令佯攻,实则分兵袭取雄父邸阁的粮仓,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擒获孙吴安北将军谭正,接收降民数千口,他把这些降民安置到曹魏新设立的夷陵县。
后来步协之弟步阐反叛东吴,据守西陵,陆抗分析此地粮草充足,足见是孙吴的军事重地无疑,步协对此却一点防备都没有。步协在王基的进攻下毫无任何有效防御布置,只知闭城待敌,终究吃了大亏,日后他还会惨败在蜀将罗宪之手。
江陵主将是乐乡督施绩,他在野战与王昶交锋,被赶到南岸,继而夜逃入江陵城,想凭借江陵固守。昔年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满宠大军围攻江陵,施绩的父亲朱然正是凭着江陵的坚固,外有诸葛瑾、潘璋为援军,尚有陆逊还驻军在夷陵。朱然以五千兵力抵挡曹真等人一年之久,由此威震敌国。
王昶、王基三路伐吴
王昶眼见江陵城没法强攻,就五军又大道退还,设伏兵等待,把缴获的吴军铠甲、头盔环绕江陵城摆放,以激怒吴军。施绩分析王昶是因粮草、战力不足而撤退,跟诸葛融相约由自己领兵追击,诸葛融率军掠袭其后,诸葛融爽快的答应了施绩的请求。
结果施绩追击兵败,王昶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诸葛融失约不至,吴国官方看法是对施绩嘉奖,认为是诸葛融的责任。
事实上吴军都不知道魏军有伏兵,追击则必败无疑,施绩有冒进的责任,诸葛融有相约后不进军的责任。总而言之,这一战严重暴露出吴军的二代将领已不如前人,而魏军的王昶、王基、州泰在各自的战场都获得了成果。
当了王昶垫脚石的施绩
王昶凭着此战被升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寒门出身的王基因功被赐关内侯,他又上表把江夏的郡治设立在上昶城,更好操练水军,逼近夏口。
上昶城遗址现存,位于云梦县下辛店镇新府城村,是一座屯兵水城。江夏的主城原本在内陆的石阳城,城池相当的坚固,孙权数次强攻不下。王基却选择另建新城,是看中上昶城附近地理环境更有利组建水军,他思考的不再是防御而是进攻,还能够丰富士兵的伙食,每日可捞点鱼虾蟹营作为口粮。
王基在荆州时期,明制度,整军农,兼脩学校,南方称之,由是贼不敢轻越江,对孙吴造成极大的压力。这一切跟王昶、王基取胜有很大关系,当时曹魏内部在商议是否伐吴,估计王凌的事情还未解决才令王昶在大胜之后没有动作。
王基则分析目前形势是在荆州聚积粮食,修建战船,积极筹备军备、粮草,以攻心之法瓦解吴军,后来羊祜正是以攻心之法对吴国荆州造成极大压力,可见王基和羊祜的战略思路相当接近。
王昶、王基与淮南三叛
正元二年(255年),此刻已是司马师所执政,这一年毌丘俭、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此战过程略过不提,且说当时魏将的阵容。
霸气外露司马师
王基担任行监军、假节,统领许昌军与司马师会师,并成为中军的前锋。征南大将军王昶率荆州军,征东将军胡遵率青徐军,振威将军邓艾率兖州军。镇南将军诸葛诞率豫州军。奋武将军石苞或可能参战,乐进之子乐綝在此战统领步兵立功,战后被表为扬州刺史。
王基在此战中的军事才华才完全展现出来,司马师专门调任王基担任监军,是用他作为参谋之一,王基又同时兼任前锋,自是文武兼具。
司马师认同王肃、郑袤想要模仿周亚夫的战术,王肃认为昔年关羽率荆州之众北伐,降于禁于汉滨。却因为将士家属被孙权所袭,精锐之军顿时瓦解。曹魏的军事制度是前线的士兵必须有父母妻子在内陆做人质,若将士判断家属皆受株连。毌丘俭就是放着做人质的儿子不管,毅然起兵。司马师采纳王肃、郑袤的战术,坚壁固守,以瓦解毌丘俭大军的士气。
但王肃、郑袤没考虑到《孙子兵法》提到的军争,占据地利才能够有效作战。王基为此多次分析战况,应该占据远近粮仓,跟敌人速战。最主要的问题是司马师耗不起时间,毌丘俭的大军原本是防备东吴的前线部队。现在淮南地区门户大开,如果东吴进军到此,谯、沛、汝、豫等地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已逝的吴大帝孙权多年来强攻合肥,等的就是这一刻。
王基多次请命不成,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擅自领兵占领南顿,令毌丘俭大军止步,与此同时,邓艾没等司马师下指示,亦抢占了乐嘉,毌丘俭派文钦强攻邓艾不下。王基得知毌丘俭分兵后,率军进攻毌丘俭主力。尽管文钦之子文鸯骁勇善战,毌丘俭军最终因为士气丧失,他本身弃军而逃,有失北逐高句丽的威风。
司马师征毌丘俭之战
王基在战后接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封安乐乡侯。率先领军进入淮南,没让吴军占领淮南的诸葛诞升为征东大将军,相当于王基接任了诸葛诞原来的职位。王昶虽不在主战区,却也因功升为骠骑将军。
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串通孙吴,举兵讨伐司马昭。此战的阵容又要在讲一遍,此刻司马昭麾下地位最高的五员大将是卫将军司马望、骠骑将军王昶、征西将军陈泰镇南将军王基、征东将军胡遵。邓艾时任安西将军,陈骞代理征蜀将军,州泰担任征虏将军,石苞担奋武将军,皆不如前五位。
此战,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豫州军事。王昶率军入荆州夹石,逼近江陵,牵制吴军行动。王基一如既往根据战况提议果断进攻。司马昭想要集中兵力后全军进攻,王基屡次请战后而进军。
阴鸷狠辣司马昭
双方交战初期,司马昭诸将逆击,不能御。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林之子常峕称疾不出,皆被杀。满宠之子、卫尉满伟以疾不进,事后被免为庶人。其子满长武死于杖下,时人冤之。
由于这次诸葛诞串通吴军,此时吴将朱异已率军到安城。中央指示王基率军到北山防守,王基认为临时转移阵地,反而于己不利,他做好将士思想工作同时,又上书反对转移。根考证这北山就是八公山,日后苻坚大军北望八公山,草木皆兵,就是此处。
司马昭二十多万大军围攻寿春时,王基负责都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尽统领一半的魏军。司马昭、王基的包围被称为“表里再重,堑垒甚峻”。石苞、州泰率领游击,负责阻截朱异的援军。围城多日后诸葛诞断粮突围,制造攻坚器具,昼夜五六天攻击南围,王基等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诸葛军死伤遍地、血流盈堑,王基据城死守,大破淮南军。
司马昭平诸葛诞之战
战后,司马昭写信给王基:“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
不仅王昶、王基,三国中后期的将军大多都不是从军旅中冲杀出,多由文官转为武将,王昶、王基虽是文人领兵,但这两人深知兵法,皆能谋定而后动,又能根据实情布置作战。此二人若是被放在西线,姜维则不止陈泰、邓艾两位劲敌。
令人惊讶的是王基本传的计策和贾诩、刘晔一样是算无遗策,没有过失误。陈寿历来专美传主,所以本传中找不到失误的计策到不能说完全算无遗策,只不过王基能在领兵征战的同时还能冷静且正确的分析出战情,实为当代一流名将无疑。
另一位垫脚石诸葛诞
王昶自江陵之战以后,并无显赫战绩,连年得到晋升跟王昶的门第有很大关系,要称的上一流或有些勉强,但他的儿子王浑是日后灭吴的名将。
王基之所以不受瞩目的原由还是讨伐毌丘俭、诸葛诞的二战知名度不高,战役中名义的主将是司马师、司马昭,却王基为司马家效力,多被人视为不义,故忽略了其军事才能。
可惜的是王昶和王基在伐蜀之前就去世,没等来下一场大战,却也因此二王没被收录到《晋书》,仍算是《三国志》中的魏臣。生于汉魏之间,死于魏晋之间。算下来二王领兵征战的时间也不过十多年而已,三十六岁的周瑜就曾领兵十五年之久,就名将而言,一战之功成已是永恒的光辉,世上百战不败之将,不过是没遇到真正的敌手而已。
司马昭的人生低谷与东关之战
司马昭一生经历了两次重大低谷,第一次是在他父亲被曹爽排挤回家养病的时候,那时他也被轻视,仅仅担任了闲职议郎,这是整个司马氏家族的低谷,他只是受牵连而已。而第二次低谷就是东关战役,这是他个人最不得意的时候,这也是他自身的失落时期,司马昭在这次失败的战役中表现如何,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根据《晋书》记载,司马昭在嘉平元年被提升为安西将军,在征、镇、安、平四级中列第三等,但是被授予持节的权力,节度关中各军抗击蜀军的进攻,第一次成为方面大员,关中的征西将军、镇西将军、刺史都由他节制,这次他也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准备出骆谷威胁汉中,迫使蜀军撤兵的谋划对战局起了重要影响。可是战后他只是被改派到许昌担任安东将军,直到他父亲司马懿去世也没有大的提升。可见当时的司马氏也还没有把持朝政专权,他和哥哥司马师甚至都曾经被降职。
司马师担任大将军后,镇东将军诸葛诞向司马师提议东西并举伐吴,东线主攻东关(东兴),战争的起因从军事角度看,吴国在东关侵入修建了两城和坚固的长堤防线,不利于魏国攻打,但是司马师接受了诸葛诞的建议,同意东西两路出兵,其中东线由诸葛诞任前敌指挥,“遣诞督诸军讨之,与战,不利。(诸葛诞传)”他的权限超过了征东将军胡遵,估计诸葛诞也是持节都督各军,与司马昭在关中时职务相仿。毌丘俭传也记载是诸葛诞指挥了东关战役,可见司马师是任命了提议攻打东关的诸葛诞指挥作战的。
那么司马昭在这次战役中有什么作用呢?由于魏国这次是东西并举,所以司马昭是被任命为持节都督东西各路部队,担任总帅。他本来还想在这次战役中象在关中那样再次取胜,可是却未能如愿,反而遭到重大挫折。
诸葛诞、胡遵等指挥七万人攻打东关,虽然占领了长堤,可是未能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吴国的四万援军到来后,轻敌受袭失败,损失了数万人和大量物资,战争从十月吴国修城开始,十二月结束。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司马昭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东线失利后西线也迅速退兵了。
这次战役结束后,魏国的大将军司马师首先把责任全部承担了,表示诸将没有过失,他的这个举动被包括习凿齿等史学家们赞扬。而倡议发动东关战役,并担任前敌指挥的诸葛诞,也没有遭到处罚,只是被调离原来的职务,他和毌丘俭调换去担任镇南将军了。而这次战役最大的受害者成了司马昭,他不仅被撤职免去都督,还被剥夺了爵位,可谓名望尽失。可是从战役发展情况看,他没有在东线直接指挥,对失败起直接影响,从朝议要追究失败者,以及司马师替诸葛诞等承担责任看,可见司马昭几乎没有能有效指挥部队,战后只有石苞的军队完整,为此司马昭感慨地表示,应该让石苞持节都督各军,表明连司马昭自己也觉得本身未能有效指挥。
东西两路并举的进攻部署也注定担任总帅的司马昭只能在东西一地,东线有诸葛诞都督,司马昭应该是在西线,或者后方,不可能有效地指挥、掌握各处的前线情况。司马昭在这次战役中只能起到象晋朝伐吴统一战争中,统帅贾充起的作用那样,只是监军的作用。
在这次战役中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司马昭处死他的僚属王仪的事件,这被看作是司马昭残暴的证据,虽然这可以看作司马昭有狭隘的自尊心,是错误的,却不是凶残的行为。
应该从封建社会具体的情况看待,在当时幕府的僚属是不同于朝廷大臣的,他们没有政治地位,有时被看作奴仆那样对待,被任意侮辱打骂,甚至处死的也是常事。比如曹操对待幕僚,何夔传就记载了曹操严厉,时常对僚属杖责侮辱,何夔带着毒药,宁死不辱,被曹操处死的幕僚也很多。司马昭在失利后愤怒的情况下,追究失败者,询问大家是谁的错误,那么多将领,身为僚属的王仪当众说是司马昭的错,无疑是火上浇油,王仪是直率人,没有考虑到司马昭的情绪和自尊,再加上两人可能平时关系也不亲密,王仪的父亲是王修,哥哥王忠,在魏国都是有地位的重臣,所以可能也有些傲气,还有他们是属于北海郡的豪强,是支持郑玄官方哲学的,与王基关系密切(王修传)。当时魏国的政局是郑玄系与王肃系两派哲学系统经常争论,而司马昭是属于王肃派系的,王基经常批评王肃,反对王肃的观点(王基传)。
同王基有密切关系的王仪当众指责司马昭,也被司马昭认为是故意反对他、羞辱他的举动,这个悲剧也有政治观点和集团利害的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认为司马昭是一个肆意滥杀的人,尽管可以说他错误地杀了王仪,但是不能说他残暴。东关战役的失败虽然使司马昭遭受挫折,可是并没有使他消沉,却使他政治、军事斗争才能有了更大的提高,表现在政治上,司马昭当时没有他的哥哥成熟,但是在军事上要比诸葛诞有才能,诸葛诞置主力于长堤,部队涣散撤退,争过浮桥,而司马昭此前各战役都能重视后方安全。诸葛诞始终没有吸取保守、僵化导致失败的教训。司马昭在战后赞扬、笼络石苞也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司马昭去世时,石苞痛哭祭奠。
而在政治上,司马昭也有进步,从杀王仪那样简单打击政敌,到后来恩威并施,笼络、联合郑玄系统的重臣,同郑冲、王基等都建立了亲密的盟友关系。尤其他是对待王基,习凿齿也专门赞扬了司马昭“丧王基之功”,指司马昭妥善安置王基母亲去世的丧事,追封王基父亲,两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王基去世时只是征南将军,却被司马昭追封为司空。而郑玄系统的首脑郑冲更是成为积极支持司马氏建立晋朝的元勋。
司马昭尽管在历史上背负了权臣的名声,但是在客观实际中,司马昭的所作所为还是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他是三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在东关战役中,就军事指挥特点看,诸葛诞与司马昭以前经历的主要战役中表现出的军事才能相比,明显不是一个水平,同这次战争后司马昭在平定关中,征服灵州,平定叛乱,招抚北方蒙古高原少数民族,以及在淮南战役中的出色表现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曹爽伐蜀战役中,司马昭就对夏侯玄提出险地应该谨慎、不可久留,并且判断出了敌军会抢占各险要防御。
在应对敌军偷袭其营寨的时候,司马昭也能沉着应对,不慌不忙。如果他在东关指挥抗击偷袭,魏军在遭到偷袭后不会出现那样损失巨大的混乱。就战术特点看,诸葛诞把主力七万人分成三部分也是不妥当的,分别攻打和驻守长堤和二城,也导致了兵力的分散,甚至在敌军四万的攻击下,长堤上分散成一条长线的部队无力形成有力的战斗队形,很快被击溃,争相撤退,拥挤在浮桥上,成为敌军攻击的目标,攻打二城的魏军也没能调动出击援助和掩护长堤上部队的撤退,这也比司马昭的指挥差,在关中司马昭能主动制造出要出骆谷的姿态,迫使敌军回援后方,司马昭是善于主动配合友邻部队作战的,如果他在前线指挥,也能有效调动部队相互掩护。
就战后对军事失败责任的追究看,不仅司马昭作为监军要处罚失败责任,而且朝议也要处罚众将。而司马师表现得很有政治头脑,首先负主要责任的诸葛诞是司马氏的姻亲,他是司马懿的亲家,是司马师弟弟司马伷的岳父,而胡遵、王昶、毌丘俭等多数都是司马懿的旧部,或者有交情,罢黜、打击他们会削弱司马氏集团,而且司马师知道王昶、胡遵等人都是恩怨分明,不会忘恩负义,所以用宽容和安抚对待他们,同他们建立更亲密的感情。即使有个人野心,对朝廷有异心的诸葛诞也对司马师有好感,后来毌丘俭起兵反对司马师的时候,诸葛诞也能感念司马师对他的恩德,支持司马师平叛。司马昭在这次战役中在西线还表现在他同毌丘俭关系上,传统观念认为毌丘俭是反对司马氏的,这是误解。
毌丘俭在他反对司马师的檄文中,赞扬了司马昭,要求让司马昭代替司马师辅政,当时司马昭只是中领军,职务不高,毌丘俭对他的颂扬甚至超过对司马孚评价,不请求让司马孚辅政却请求让地位更低的司马昭辅政,表明他和司马昭有亲密关系。后来晋朝统一后,原来逃到吴国的毌丘俭子孙重新回到中原,得到了司马昭的儿子晋武帝的优待。司马昭在西线还表现在司马师在全局的统筹上,他在东线只部署了七万人,而在西线的兵力估计是主力,意图把吴军主力东调,以西线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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