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吴与弼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出生地：江西崇仁

职 业：理学家、教育家

代表作品：《日录》

吴与弼生平简介，吴与弼的常山情缘

吴与弼与常山颇有情缘，既有常山籍的知心好友，又有在常山本籍发展的得意门生，他的一生多次经过并走进常山，留下了不少佳话佳作。

常与常山知己谈论教学

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十三《人物志·文苑》记载：徐希仁，字宝山，蒋家园人。明永乐辛卯(1411)举人，乙未(1415)明通榜。授抚州训导，升棠邑教谕。讲学以诚敬为宗。尝修葺学宫，赈恤贫士，士多造就焉。

徐希仁到抚州担任训导时，正是吴与弼归乡讲学、守义不仕时期，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爱好，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并逐渐成为知心好友和学术知己。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或通过书信谈论学习与教育。

大约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吴与弼给自己的学术知己徐希仁写信：“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无知，而不事夫学者，庸人也。学为而弗克者，未诚也。惟其未诚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战。顺理乎，系累于欲。从欲乎，有所不屑挠乎其中。懑乎，其心苟一念之或失，则圣人之道斯远尔。习俗之溺，弥深几何，不并其少有所得者，而亡者之恶在能有充哉，是虽曰学与不学，同也。仆坐此患，十年余矣，抱懑朝夕，亦云至矣。今年从春来，一以《大学》《语》《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粗有所见。乃喂然叹曰，圣人之道果易晓也果易行也。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朝夕之懑，而又以超然乐乎群物之表矣，因益加力焉。所见益似亲切，于是又叹曰：世俗固吾弃，吾庶几以自与;世俗固吾笑，吾庶几以自得吾方。圣贤之亲，而遑恤其他乎哉!仆辱厚于足下有年，古人重于交友者，资以辅仁，仆敢自私哉。足下尝向仆称道慨慕人之善，则知圣人之道之为美，又向仆致自不足之叹，则岂非同于仆之懑耶。今将释子之懑而进子于乐地，不难矣。盖为之之机在我，而为之之方则具于圣贤之书，胡为而不勉之也。仆近走江湖，归得风疾，艰于步，往来得罄，所言于左右，惟尺书不惜，时赐远临，幸甚。”(见《康斋文集》卷八《与徐希仁训导书》)

从这封信的内容上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吴与弼与徐希仁的情谊非同一般，他们之间像这样的感情和学术交流应该是经常发生的。否则，像“足下尝向仆称道慨慕人之善，则知圣人之道之为美，又向仆致自不足之叹，则岂非同于仆之懑耶。”之类的知心话，是不可能有的。并且，“仆辱厚于足下有年，古人重于交友者，资以辅仁，仆敢自私哉。”也无从谈起。常山明清县志记载：吴与弼曾多次到常山看望早年老友徐希仁，并在其家中居住。这也佐证了吴与弼同徐希仁之间的感情和学术交流是经常发生的。

其二、书信表达了吴与弼一贯重视教育和“学为圣贤”的教育思想。吴与弼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始终以培养一种“圣贤”为标志的道德人格为教育目的。所以，才会有书信的一开头就说：“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在这里，吴与弼认为，虽然圣人之道是“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的重要，如果离开学习，就不可能知圣人之道而达到成圣的目的。

其三、书信自始至终流露着吴与弼的一片真情。信中说，通过一个春天对“四书”的系统学习和反思，在圣贤之道的知行上获得了深度的认识，藉以此养诚心，从而实现诚者的“自得”与“自与”境界。这不仅消除了十余年来的懑闷情绪，也解决了“事物交前，理欲互战”的道德僵局，守得了本心，证明“圣人之道果易晓也果易行”。他大胆而自信地指出“将释子之懑而进子于乐地，不难矣”的愿景，并勉励徐希仁勇敢地细读圣贤之书，一起共证圣贤之境。可谓情真意切。

谆谆教诲助郑伉成名儒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四十九《理学·郑伉》　及相关史料记载，郑伉(1434—1480)，字孔明，家居常山象湖，幼有神童之称，三岁闻父母哭而知其哀，五岁诵故事，十三岁读书主攻科举考试的学业，为文“文理蔚然”。二十岁为博士弟子员。但进入每三年一届的省试，却一再不合、屡试不第。经过深思熟虑，郑伉决定放弃走科举求功名之路，曰：“显亲扬名，恐不在是(指科举)也。”

弃考之后，郑伉走进江西丰城，拜名儒丁潜轩之门下，求践履实学，以圣贤自期。后来又拜当时名儒、教育家吴康斋先生于崇仁。康斋设馆收徒有严格的《学规》：“读书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痛下功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辍一曝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小见其可也。”为此，康斋对郑伉说：“此间功夫(学习)非朝夕可得，恐误子远来。”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早栽树，夜遮阴”，一步登天的话，就不必耽误时间了。郑伉已下定决心，当即回答说：“此心放逸(不受拘束)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收留我)，敢欲速乎?”

康斋治学非常严谨，“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言人，当以圣(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指法则、规律)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越级)，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郑伉也十分谦虚诚恳，因此从熟读基础知识《小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提高。

康斋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他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在康斋先生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谆谆教诲下，郑伉本人坚持“笃志力行”“日自验于身心”，逐渐细读儒学经典著作，并且烂熟成诵，慢慢领悟到“四书”“五经”之精要，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许久，对于程、朱理学之道也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并被康斋先生认定为优秀弟子。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康斋先生70岁时有《书郑伉卷子毕偶成》诗曰：“残经讲罢慨虞唐，步月归来兴未央。诗卷写兰吟更好，试挥余墨两三行。”(见《康斋集》)。诗歌反映了康斋先生对郑伉文学才华的赞誉，也表达了康斋先生以学子成长为荣的高尚情操和高兴心情。是年郑伉27岁，而后方告别归里。

吴康斋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路子，与程、朱理学大致相同，又兼采陆学之长，而自成一体。他的学术思想和一般理学家喜好谈理气、辩有无不同，并不热衷于那些抽象的思辨哲理，而是更加关注道德实践、道德教育的“工夫”问题，他所倡导的为学工夫论，以自己独具的特色，肇启了有明一代崛起的心学思潮。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对郑伉的影响非常深刻。郑伉学成回归故里后，筑室于象湖龙池之上，经常与诸儒论议学习所得，主张一切以朱子理论为中心。凡古载籍几乎没有不读的，但坚决不读佛老之书，批驳其“毁肢体，灭人伦。”郑伉知之则言，言之则行，一时声名鹊起，被称为名儒。浙赣儒家名流如兰溪章枫山、开化吾文山、南昌张江白等，纷纷与他交往，相互交流讨论学术问题。郑伉的著作也颇丰，作品有《易义发明》《卦赞》《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凡数十万言，可惜大多被毁烬，其存世者仅十之一。

郑伉严格遵循康斋先生的教导，不仅在儒学上注重师承，而且在公益事业上尤其是教育事业也以康斋言行“衣钵相承”。其设义学(免费私塾)，立社仓(平时购粮贮藏于仓，灾时开仓赈济灾民)，事事都“着实”地做，可见康斋先生对其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郑伉自号“敬斋”，又自号“断述子”，大概是受到先生以“康斋”自号的影响，具有传承康斋“品德高洁，襟怀坦白，学识渊博”的意志，也有不忘师恩之内涵。于是，学者都称之为“敬斋先生”。

《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儒林》记载：吴与弼门下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明史》还对郑伉及其业绩作出了记载。

历经常山留下佳话佳作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七《古迹·草萍驿》和卷五十八《隐逸·徐湖》记载，天顺年间，聘君吴与弼东游来到常山草萍驿，正好是农历四月的傍晚时候，忽见驿壁上西乡布衣徐湖《题壁诗》：“莫道深山不产材，春风到处野花开。草萍官道年年在，一任行人自往来。”与弼见诗，悦而访之，徐湖杀鸡、出脱粟饭对食，与弼大喜，曰：“不负此行!”后人比之郭林宗之与茅容。回驿道中，与弼唱诗云：“夜渡柴家坂，寒月照水白。野碓踯躅舂，茅斋一溪隔。”第二天晨起，与弼依然兴致不减，出发时吟诗曰：“小麦青青大麦黄，林间鸟语奏笙簧。好山遽送程程秀，咫尺云帆是浙江。晨促行装度草萍，夜来微雨喜新晴，望中尽是云山色，吟罢时闻野鸟声。”可见其心情非常之好。

又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十八《隐逸·徐文表》和卷六十八《诗赋上》记载：徐文表，隔街人，闭户读书，吴康斋应聘道出常山，偶步至文表书斋，题“好古”二字赠之。次日，吴康斋夜宿湖头，留下《宿湖头》诗曰：“野阔云争暝，江空雨未休。问程须策马，灯火宿湖头。”

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73岁的康斋东游衢州、建德等地，经过常山，先后在好友徐希仁儿子与学生郑伉家中住宿。见郑伉筑室于村中牛头山西北山腰，山下有洼然一区，怪石林立，泉出其中，旧传为龙湫，“造山下庐，即为书‘龙池精舍’四字”(见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山川·龙池》记载)。并作《宿郑氏村居》：“依稀余墨象湖旁，鹤去山空事渺茫。嗣续喜看仁爱重，灯前聊跪告新章。”对郑伉的循序而进、笃志力行颇感欣慰(见康斋《东游稿》)。

明朝大儒吴与弼的理学思想，崇仁学派位列第一

吴与弼(1391~1469年)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一作子传)，号康斋，明崇仁县莲塘小陂(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吴与弼的理学，“上无所传”，自学自得，身体力行，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有四：即天道观、性善观、践行观、苦乐观。

天道观

“理”，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吴与弼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他的学生魏庄渠云：“天地万物，血脉相贯”。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这不能说不是唯物的。同时，他把“举天地之道”，当以“圣人”、“君子”的准则。曾谓：“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人”。在这里，吴与弼把“天理”，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和认识事物的最高标准。主张“天人一理”、“人之所以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认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领悟的，只有像圣贤那样的人，才能“穷通其道”，这就是“圣人体天”观。一个人出处进退，“惟学圣贤为无弊”，“苟一毫不尽其道，即是自绝于天”。人生处世，“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按吴与弼的说法，“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而达到的。可见，吴与弼对“理”的见解，是符合当时认识规律的。

吴与弼还有一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就是“气”，乃之天也。提出“天之元气”观。他说：“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气伤元气”。弟子魏庄渠也认为“天地太和，元气我”。但是，吴与弼把天地元气，归结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成为形而上学的唯心观了。“气”，本身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东西。

性善观

“人性之本善”是吴与弼继承、发展思、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可以“化也”。所谓“化”，就是“使教莹净”，即要教育，要修养，要严以“责己”，使之“心地纯然”。他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也”。“凡百皆当责己”，“一毫利心不可萌”。见到他人善、恶的行为，要以其为鉴，反省自己，收敛身心，使自身能够成为“明德”的“新民”。他指出：“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已德未明，邃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所谓“新民”，就是有“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身体”;这样，“收敛为至要”，“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纵使“彼以悭吝狡伪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当然，他提出的自我道德修养，仍是以“圣德之言”为准绳的。他说：“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说明要达到“新民”，必须学习“圣人”，加强自我修养，除去各种欲念，用吴与弼的话来解释就是：“身垢易除，心垢难克。夫心甘情愿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攘，主宰一身，而根据抵万事，本自莹澈照融，何垢之有?然气禀物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协，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而不化于物哉!”他说的“心垢”，就是身外之物及各种私欲。只有“化”去“心垢”，才能到达“性善”的境界。从这里，我们隐约地可以看到明代早期的理学逐渐向着明代中期王阳明弘扬的心学过渡。这可以说是吴与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奉献。

践行观

古之儒者，崇尚躬行实践。吴与弼完全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传统。他用“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把封建伦常的“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决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要实现这一目的，“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世，涵泳乎圣贤之言，体察乎圣贤之行”。一个人要达到这一步，在吴与弼看来，就需要“慎独”其心，“居敬”、“穷理”。他说：“人须整理心下”，“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如此隳，可不惧哉!”所谓“居敬”，就是“言自处以敬”;所谓“穷理”，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周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如何“居蔽”、“穷理”呢?吴与弼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他指的“涵养”，即“含容”，修养，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随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坏了。”吴与弼还把涵养，比作一大关口，说：“凡怨天忧人，皆是此关不透耳”。并指出：“涵养本源功夫，日用间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四端，来体察自己的言行。“约束身心，此为敬也”。指出：“处大事者，须深沈详察”，“所得为者，言忠信，行笃敬”。“日用嘉言圣贤圣嘉言善行沃润之”，强调：“动时工夫尤不易”。黄宗羲在评论吴与弼云：“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吴与弼晚年赋诗感慨云：“荆棘场中二十年，中间回首实堪怜。欲从何处求心性，日用由来总是天。”

由此可知，吴与弼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表现出三者一体化的特征，这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深悟、静虚、动直”，又是吴与弼一个反思式的认识方法。

苦乐观

吴与弼十九岁时，即弃去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业，谢绝交往世俗，潜心于程朱理学，学有所成，“省郡交荐不就”。“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一生过着清贫生活。晚年，家境窘困，负债累累，贫病交攻，终不失志。明英宗为收人望，三召吴与弼，都称病笃而不出。完成继承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传统遗风。他专攻理学，达到了“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他说：“贫而乐，未易及也”。又说“圣贤之心如此水，或顺或逆，处以理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吴与弼“力除闲气，固守清贫”。有一夜大雨倾盆而下，“屋漏无干处”，他泰然自怡，隆冬天气，他“彻夜甚寒，腹痛，以夏布帐加覆，略无厌贫之意”。

在“旧催未还，新债又重”，生计至难的情况下，他仍能“素位而行，不必计较”，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而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几人臻斯境也”。吴与弼把“富贵不淫，贫贱而乐”当作鉴别“豪雄”的标尺，可见他面对“至难至危”的困境，表现出多少顽强的精神啊!

天顺年间，吴与弼七十岁了，“贫病交攻，未免心中不宁”，但他“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并“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他乐观的吟诵道：“澹为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充分表现了吴与弼“穷理”的决心和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

吴与弼是什么人？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简介

吴与弼为明朝著名学者、理学家、教育家、诗人明同时也是崇仁学派的创始人，在明代学术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吴与弼最开始不叫吴与弼，叫吴梦祥、吴长弼，字子傅，号康斋，生于公元1391年，去世于公元1469年。吴家是官宦世家，先祖在唐朝之时就已经是朝议大夫。吴家后辈此后在各朝都有官位，亦或是在学术方面有所造诣，学识出众。到了吴与弼父亲吴溥的时候，官至国子监司业，同时还有《古崖集》存世。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成长和教育可以提供很好的环境，使他能够长大成才。吴与弼又不傻，相反还很聪慧，加之受到很好的教育，成就自然不可能低。

吴与弼六岁的时候正式入学，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对句了，八九岁乡学读书，已经是崭露头角，傲立群雄了。吴与弼读书很杂，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

十六岁吴与弼学习赋诗，十八岁的时候开始系统的学习科举之业。十九岁前往北京，侍奉当时已经为国子监司业的父亲。由此得以拜三杨之一的杨溥为师。

吴与弼偶然间在父亲任所，发现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开始对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一段时间，完全抛弃科举文字，学习圣人之学，想要有所得。后来更是独居小楼，谢绝与人交往，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闽学等。

这个时候的吴与弼，已经彻底的绝了入仕为官的心思。理学完全的吸引了他的全副心神，他不仅自己专研，同时还有了讲授理学，传播程朱思想。

永乐九年，父母给吴与弼定下一门亲事。吴与弼奉命回乡成亲，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

吴与弼不慕名利，追求的是思想上的满足和成功。粗茶淡饭，布衣草鞋吴与弼都毫不在意。据说当时他上京探望父亲，穿的就是布衣旧鞋。人到中年，家道中落之后，他自己下田耕种，自食其力。

吴与弼学识出众，行动符合一切礼仪，品德高尚，因此四方前往求学的人络绎不绝。面对这些前来求学的人，吴与弼没有丝毫不耐烦，对他们敦敦教诲。尽管自己日子过的都十分艰难，但是却经常招待学生食宿，因此远近闻名，受到学生的爱戴。吴与弼的学生胡九韶说：“惟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别的人则不免意志颓唐而懒怠下去”。

吴与弼一生不愿入仕，并不是他本人没有那个才能，而是他自己对仕途毫无兴趣。在他一生中，曾经多次受到举荐，希望他能入朝为官。但是都遭到吴与弼的拒绝，一生居不出仕。

天顺元年，当时已经是大学士的石亨和李贤向皇帝举荐吴与弼，给予左春坊左谕德，然而吴与弼却委婉拒绝。后来明英宗亲自下诏相见，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之由仍然拒绝。

皇帝硬要他出仕，他也多次上书辞职。最后还是让自己的儿子说自己病重吗，才得到皇帝的准允。

回到家乡的吴与弼，再次将自己的全副心神放到理学之中，著书立说，讲学授课，开创崇仁学派，最终在儒家占有重要地位。成化五年，吴与弼病故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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