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渥巴锡

别名：卓里克图汗

民族：蒙古族

出生地：俄罗斯(沙俄时代)

参考资料：《朔方备乘》《皇朝藩部要略》

渥巴锡汗为什么带着土尔扈特人即使牺牲惨重也要东归？

在明代游牧于漠西的蒙古人被称为瓦剌，在清代被称为厄鲁特(卫拉特)。它分为四大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姓氏不详，游牧于雅尔(在今新疆塔城以西哈萨克斯坦境内)之额什尔努拉(今新疆塔城地区西北及俄国境内的乌尔扎)。

明代末年，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与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交恶，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和鄂尔勒克在1628年(明崇祯元年)率部众西走，经过两年余，来到了当时人烟稀少的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沿岸。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政治上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固尔扎的这么一个机构。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 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土尔扈特。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意味着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还有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

终于在17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要东归故土。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汗水。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因此在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祖国去。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

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第二天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有人对能否返回祖国丧失了信心。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从而坚定了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决心。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

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了生命。土尔扈特人举部回归的壮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民。清政府也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英雄壮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同时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压迫剥削与酷爱和平自由的光荣传统，将永远光耀史册。

渥巴锡东归：乾隆年间最大的正能量和最大的无奈

1771年正月，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蒙古族3.3万余户，16.9万人，持家带口，赶护牲畜，携运辎重，自沙俄伏尔加河下流起程归国，沿途克服长途跋涉、疾病饥饿、多次战争等困难，用了半年时间，以近十万人伤亡代价回到新疆伊犁。他们凭着果敢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完成世界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当他们东归祖国后所发生的事，让他们难于相信、理解和迷茫。

事因：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土尔扈特部族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以游牧方式迁居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带定居。1724年(清雍正二年)，阿玉奇汗逝世，沙俄利用这一时机，强行将土尔扈特部汗之下的权力机构王公会议(扎尔固)隶属于沙俄政府外交部控制，并派特使直接管辖，任命阿玉奇汗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泽为扎尔固首脑，以其钳制汗。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9岁的阿玉奇汗的曾孙渥巴锡继汗位。三十二年，渥巴锡曾酝酿返归中国，因内奸泄密未能成行。

次年，他亲率2万士兵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三十五年秋，他从土耳其战场回来，与伯克多尔济计议，秘密召集六首领会议，宣誓通过东归中国的计划。三十六年正月，他率伏尔加河南岸土尔扈特部族开始了东归行动，并于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 5月26日回到新疆地区，立即震动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世界，那样令人激动的了。”他们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

今年5月26日，正好是渥巴锡他们东归祖国240周年纪念日。重温这段历史，当时清政府的做法是值得商榷。他们东归的爱国精神，本应成为一大盛事来赞颂——最少在表面上，顺此在全国掀起一股爱国教育热潮。然而，他们的满腔热情、拳拳之心，却变成了乾隆的烫手山芋。有一种说法是：无人否定东归是爱国行动、伟大壮举，但渥巴锡等人在筹划实施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未曾与清政府沟通联络，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

清政府在事先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的应急反应只能是除了接纳处置好他们外，就是猜疑、防范和化解他们了。但是从现有资料和事实来看，在乾隆这些专制极权者眼里，首先，考虑他们东归是否会动摇自己统治地位，如果会，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是从骨子里不希望他们回国。而且他们回来是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为沙俄服务呢?会不会增添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呢?这还是个未知数。其次，国是自家的，他们爱不爱国虽然也可以说重要，毕竟还是比较虚的，现实中最紧迫要摆上议事日程的工作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尽快使他们成为“良民”。为此归纳起来，清政府当时处置他们采取了二条策略：

一是化解安置。他们的归国，是在三万多人军人武装起义保护下实现的。乾隆的旨意是把他们化整为零、分解安置到新疆的几个地方，以便控制和管理。请看该年6月18日，乾隆在给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上谕中是如何说的:“若此辈一齐前来,我等尚需略加考虑,将伊等分散安置。今此辈各自行走,相继而来,我等办理之际,无需费力。此辈之中,若有杜尔伯特、乌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尔伯特、乌梁海地方外,土尔扈特、绰罗斯等人,理应另行指地安置之。指地安置时,若安插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临近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方善。”

从上谕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乾隆对他们东归有戒心：一是怕他们迁走，不敢安置于靠近边界的地方，担心安置不当，他们再次迁徙出国(落得一个祖国不爱他们的罪名)，扫他的面子。二是怕他们谋反，对国内安全构成威胁，不敢安置于通往内地的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军事重镇附近。无可否定，这是乾隆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授的旨意。纵使这样，乾隆仍不放心，过了几日，再次明确谕令伊勒图：务使他们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可谓乾隆在安置他们上煞费苦心。他们被安置后，各种困难问题接踵而至，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温饱、疾病、生产生活等问题。清政府须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说是有行动、不到位。渥巴锡他们踏上故土已是粮尽炊断、衣不遮体，急需政府救济，而安置的几个点却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无法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紧接着又遇天花流行，预防和医治不力，造成许多人丧生。再次是他们回到故土，所剩骆驼、马匹、牛羊等无几。虽然清政府调集牲畜分发给他们维持生计，但他们正处于贫困中，将大多数牲畜杀之食用。还有是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谙农事,清政府却拨给种子、农具，选派技术人员教他们耕作技术，有违其本愿。清政府则要他们定居种地，按现在最好的说法，就是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我生存发展。

二是主从分离。渥巴锡率二十万人回到新疆时只剩下七八万人，损失达三分之二强，后遇天花等疾病死亡，只剩下五六万人。清政府为了防范他们作乱，在他们到达时就制定了“分散安置，互不统属，各管其众，以分其势”的策略，以此削弱渥巴锡的权威和影响力。同时，乾隆名义上让渥巴锡朝觐，然而朝觐后又把他留下，说是要他多学习法规，以便学成回去后能严加管束部族，实则借朝觐为名，把他与部族分开，把他监控起来。当渥巴锡听到妻子、女儿于1771(乾隆三十六年) 10月22日染患天花同日病逝，母亲又在11月3日染患天花而病殁，11月27日，五岁幼子阿苏盖出天花病故,最后仅剩一个婴儿。至此，渥巴锡离开部族近半年，他决意要回去看看。乾隆不得己(既怕他回去谋反，又怕不放行遭骂名，所以不得己)，谕令户部侍郎福康安护送(监护)他及其随从返回新疆。同时，乾隆另有谕令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在属地安抚他时,须不露声色地加以防范，也就是说，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平定。

由此看出，清政府在处置他们的问题上的策略得当，达到了其战略目的，收到了明显效果。然而，却使渥巴锡的一片爱国情怀受到严重的挫伤。其实，渥巴锡东归的悲壮而无奈，在于他的“三个一”：一腔热血。他第一次想东归时才25岁(乾隆三十二年)，还是个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的青年，回归祖国既是他的理想信念又是他的现实信念。一厢情意。正如上述的说法，二十万人的东归行动，未与清政府沟通协调，确实是经验不足的表现。一知半解。他出生在沙俄，对清政府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从资料和老人的口中得知，对乾隆更是知之不多。由于他的这“三个一”，使他对祖国和乾隆判断失误。

渥巴锡他们东归的悲壮而无奈，还在于他认为国是大家的，人人有分，东归祖国后，在国的大家庭里，各自会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部法族规，日子会过得比在沙俄时好，结果却是把他们的整个部族分割得东一块西一块，渥巴锡的汗位名同虚设。而且，渥巴锡他们可能永远不可能想到、永远不可能明白的是，在乾隆们看来，国是自家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沙俄没有二样，而且有过之犹不及。沙俄只是另选一个首脑来钳制汗罢了，而乾隆却要把他们分而治之，说要想他们灭亡，难听;说要使他们成不了气候，那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说乾隆更有智慧也罢，说乾隆更为狠毒也罢，总之，渥巴锡投入祖国的怀抱后，日子过得忧郁，在归国后第四年逝世，年仅33岁。对于整个土尔扈特部族有无发展来说，更是能够查字典的人都会知道。

渥巴锡东归讲的是什么？东归发生在什么时候

“水是故乡甜，人是故乡美。”对这句话进行身体力行的阐述的最好例子要数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渥巴锡东归”了，德尼赛曾将这次事件称作“自有人类存在，最令人震动的事情”。而要想了解此次事件的始末，就必须从渥巴锡简介开始讲起。渥巴锡出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为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可汗。土尔扈特部本来是居住在当时的沙俄境内的，这一民族也受到了沙俄政府的承认。但是，在渥巴锡的曾祖父去世后，沙俄政府妄图取得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将这一部落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渥巴锡即位后，因不忍自己的部落子弟被沙俄政府压榨，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兵役劳役而计划返回中国。但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渥巴锡筹划的第一次东归因为有人走漏风声而导致直接流产。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绝大多数都是以流血收场，但是渥巴锡从没有感到畏惧，第二年，他又开始策划了新一轮的东归，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此次计划的实施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亲信知道。充分的准备过后，在渥巴锡的带领下，整个土尔扈特部将近十七万人口开始向东迁移。半年之后，终于抵达了新疆伊犁，并在同年九月受到了乾隆的接见。据记载，由于道路险恶，再加上随行人数庞大，最后还剩下的仅为一些老弱之众，损失可谓惨重。

渥巴锡是清朝时期蒙古土尔扈特部族的首领，在1761年的时候他继承了汗王的位子，而在他的一生中做出的最为伟大的贡献就是带领部族十七万的人东迁回到了清朝，其实在176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东归的计划，但是却一直没能够实现，最终在1771年的时候才正式实现了这个计划，那么渥巴锡东归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关于渥巴锡东归真实原因还要从1724年的时候说起，当时阿玉奇汗离开了人世，土尔扈特部的内政也因此而陷入混乱之中。而沙俄却抓住了这个时机，用武力逼迫土尔扈特部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了沙俄的外交部掌控，并且沙俄方面还特别派出了使者直接管辖，为了能够更好的控制部族的政权，沙俄让阿玉奇汗的侄子成为了部族的首脑，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不利于土尔扈特部的发展。

渥巴锡在继承了汗王的位子之后，曾经在1767年的时候想要带领部族回到清朝，但是这件事却被内奸知道了，还报告到了沙俄方面，因此这件事就没能够实现。到了第二年他又带领军队和土耳其展开斗争，从战场上回到部族之后，他发现沙俄的势力已经对土尔扈特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渥巴锡宣布自己一定要带领部族回到清朝，最终将计划定在了1771年。就这样在这一年的正月他带领部族开始出发，在五月份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新疆地区，这件事流传出去之后立刻震惊了世界。

渥巴锡东归：乾隆年间最大的正能量和最大的无奈

　　1771年正月，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蒙古族3.3万余户，16.9万人，持家带口，赶护牲畜，携运辎重，自沙俄伏尔加河下流起程归国，沿途克服长途跋涉、疾病饥饿、多次战争等困难，用了半年时间，以近十万人伤亡代价回到新疆伊犁。他们凭着果敢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完成世界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当他们东归祖国后所发生的事，让他们难于相信、理解和迷茫。

　　事因：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土尔扈特部族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以游牧方式迁居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带定居。1724年(清雍正二年)，阿玉奇汗逝世，沙俄利用这一时机，强行将土尔扈特部汗之下的权力机构王公会议(扎尔固)隶属于沙俄政府外交部控制，并派特使直接管辖，任命阿玉奇汗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泽为扎尔固首脑，以其钳制汗。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9岁的阿玉奇汗的曾孙渥巴锡继汗位。三十二年，渥巴锡曾酝酿返归中国，因内奸泄密未能成行。

　　次年，他亲率2万士兵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三十五年秋，他从土耳其战场回来，与伯克多尔济计议，秘密召集六首领会议，宣誓通过东归中国的计划。三十六年正月，他率伏尔加河南岸土尔扈特部族开始了东归行动，并于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 5月26日回到新疆地区，立即震动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世界，那样令人激动的了。”他们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

　　今年5月26日，正好是渥巴锡他们东归祖国240周年纪念日。重温这段历史，当时清政府的做法是值得商榷。他们东归的爱国精神，本应成为一大盛事来赞颂——最少在表面上，顺此在全国掀起一股爱国教育热潮。然而，他们的满腔热情、拳拳之心，却变成了乾隆的烫手山芋。有一种说法是：无人否定东归是爱国行动、伟大壮举，但渥巴锡等人在筹划实施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未曾与清政府沟通联络，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

　　清政府在事先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的应急反应只能是除了接纳处置好他们外，就是猜疑、防范和化解他们了。但是从现有资料和事实来看，在乾隆这些专制极权者眼里，首先，考虑他们东归是否会动摇自己统治地位，如果会，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是从骨子里不希望他们回国。而且他们回来是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为沙俄服务呢?会不会增添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呢?这还是个未知数。其次，国是自家的，他们爱不爱国虽然也可以说重要，毕竟还是比较虚的，现实中最紧迫要摆上议事日程的工作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尽快使他们成为“良民”。为此归纳起来，清政府当时处置他们采取了二条策略：

　　一是化解安置。他们的归国，是在三万多人军人武装起义保护下实现的。乾隆的旨意是把他们化整为零、分解安置到新疆的几个地方，以便控制和管理。请看该年6月18日，乾隆在给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上谕中是如何说的:“若此辈一齐前来,我等尚需略加考虑,将伊等分散安置。今此辈各自行走,相继而来,我等办理之际,无需费力。此辈之中,若有杜尔伯特、乌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尔伯特、乌梁海地方外,土尔扈特、绰罗斯等人,理应另行指地安置之。指地安置时,若安插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临近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方善。”

　　从上谕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乾隆对他们东归有戒心：一是怕他们迁走，不敢安置于靠近边界的地方，担心安置不当，他们再次迁徙出国(落得一个祖国不爱他们的罪名)，扫他的面子。二是怕他们谋反，对国内安全构成威胁，不敢安置于通往内地的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军事重镇附近。无可否定，这是乾隆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授的旨意。纵使这样，乾隆仍不放心，过了几日，再次明确谕令伊勒图：务使他们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可谓乾隆在安置他们上煞费苦心。他们被安置后，各种困难问题接踵而至，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温饱、疾病、生产生活等问题。清政府须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说是有行动、不到位。渥巴锡他们踏上故土已是粮尽炊断、衣不遮体，急需政府救济，而安置的几个点却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无法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紧接着又遇天花流行，预防和医治不力，造成许多人丧生。再次是他们回到故土，所剩骆驼、马匹、牛羊等无几。虽然清政府调集牲畜分发给他们维持生计，但他们正处于贫困中，将大多数牲畜杀之食用。还有是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谙农事,清政府却拨给种子、农具，选派技术人员教他们耕作技术，有违其本愿。清政府则要他们定居种地，按现在最好的说法，就是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我生存发展。

　　二是主从分离。渥巴锡率二十万人回到新疆时只剩下七八万人，损失达三分之二强，后遇天花等疾病死亡，只剩下五六万人。清政府为了防范他们作乱，在他们到达时就制定了“分散安置，互不统属，各管其众，以分其势”的策略，以此削弱渥巴锡的权威和影响力。同时，乾隆名义上让渥巴锡朝觐，然而朝觐后又把他留下，说是要他多学习法规，以便学成回去后能严加管束部族，实则借朝觐为名，把他与部族分开，把他监控起来。当渥巴锡听到妻子、女儿于1771(乾隆三十六年) 10月22日染患天花同日病逝，母亲又在11月3日染患天花而病殁，11月27日，五岁幼子阿苏盖出天花病故,最后仅剩一个婴儿。至此，渥巴锡离开部族近半年，他决意要回去看看。乾隆不得己(既怕他回去谋反，又怕不放行遭骂名，所以不得己)，谕令户部侍郎福康安护送(监护)他及其随从返回新疆。同时，乾隆另有谕令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在属地安抚他时,须不露声色地加以防范，也就是说，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平定。

　　由此看出，清政府在处置他们的问题上的策略得当，达到了其战略目的，收到了明显效果。然而，却使渥巴锡的一片爱国情怀受到严重的挫伤。其实，渥巴锡东归的悲壮而无奈，在于他的“三个一”：一腔热血。他第一次想东归时才25岁(乾隆三十二年)，还是个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的青年，回归祖国既是他的理想信念又是他的现实信念。一厢情意。正如上述的说法，二十万人的东归行动，未与清政府沟通协调，确实是经验不足的表现。一知半解。他出生在沙俄，对清政府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从资料和老人的口中得知，对乾隆更是知之不多。由于他的这“三个一”，使他对祖国和乾隆判断失误。

　　渥巴锡他们东归的悲壮而无奈，还在于他认为国是大家的，人人有分，东归祖国后，在国的大家庭里，各自会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部法族规，日子会过得比在沙俄时好，结果却是把他们的整个部族分割得东一块西一块，渥巴锡的汗位名同虚设。而且，渥巴锡他们可能永远不可能想到、永远不可能明白的是，在乾隆们看来，国是自家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沙俄没有二样，而且有过之犹不及。沙俄只是另选一个首脑来钳制汗罢了，而乾隆却要把他们分而治之，说要想他们灭亡，难听;说要使他们成不了气候，那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说乾隆更有智慧也罢，说乾隆更为狠毒也罢，总之，渥巴锡投入祖国的怀抱后，日子过得忧郁，在归国后第四年逝世，年仅33岁。对于整个土尔扈特部族有无发展来说，更是能够查字典的人都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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