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魏延

别名：文长

国籍：蜀汉

民族：汉族

出生地：义阳郡（今信阳市浉河区三里店）

逝世日期：公元234年（甲寅年）

职业：将领

主要成就：镇守汉中，击败郭淮、费瑶

官职：前军师，征西大将军

封爵：都亭侯

魏延简介：三国蜀国大将魏延的资料简介

　　导读：魏延，南阳郡义阳人，以刘备帐下私兵的身份进蜀，有过多次战功，升迁为牙门将军。刘备称汉中王时，提拔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其后又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用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

　　魏延守汉中，用士兵守住各处关隘，使得敌人无门而入。（结果到了姜维守的时候，他认为这样虽然守的很好，可是不利与打击敌人，认为应该先诱敌深入然后围奸，可惜这样作了后，结果是导致被“诱进来”的钟会直接把蜀给灭了。这一次，姜维就如赵括一样....）

　　建兴八年，魏延向西进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剌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被魏延大败，于是魏延升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这里就要说一下郭淮了，郭淮以军功官至车骑将军，现在来讲是四大元帅了，陈寿称其“方策精详，垂问秦雍”，可见一斑。他少有败仗，却被魏延大败，由此又可见魏延的谋略了。

　　魏延既善养士卒，又勇猛过人，性格有些孤傲，旁人也不敢招惹他，而且此时他的官位，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偏偏就有个杨仪出来寻事。

　　这杨仪才是个背叛主子的小人，他背叛荆州剌史傅群而投关羽，关羽又把他推荐给刘备，凭着小聪明和灵活的嘴上功夫，他成功获取了刘备的赏识，由此也走上了升迁道路。《三国志》“先主与语论军围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为左将军兵曹掾。及先主为汉中王，拔仪为尚书。”

　　这一文一武，一个骄傲一个聪明，难免会碰出“火花”来，诸葛亮也为此而郁闷，却也改变不了这样的局面。至于谁对谁错，我只能说，诸葛亮生前便密指，说杨仪性格“狷狭”。

　　《三国志·费祎传》中写着“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涕泣横集。”这里很明显的说明了诸葛并未偏袒杨仪。

　　每次出兵，魏延都请求带兵万人，抄小道夺取潼关，就如韩信那样，诸葛亮却总是由于谨慎而不允许。魏延总感叹诸葛亮过于小心，而丧失了兵家之争的先手；也感叹自己的才华用之不尽。于是有人与此便言魏延反心久矣，要知道，魏延的官职有“丞相司马”，两汉有司马（负责军事），司空（负责内务），司农（负责财政）。可见魏延的建议只是作为一个司马所应该做的。兵法云：“兵者，诡道也！”历史上凡名将无不用兵灵活，需知，战争结果是不可预知的，而诸葛亮，却害怕失利而总是按照常理出牌，也导致总轻易为敌人所看破，然后坚城拒守，让他屡次无功。虽然我们不能说魏延一定能成功，但不能不说只有奇兵才能出奇制胜。

　　最后，谈谈最为人注目的魏延叛蜀一事！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云：“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

　　于是很多人便用这个会议没有魏延来做文章，说是诸葛密令诛杀魏延的。可实际上呢？

　　要知道，诸葛生前很欣赏也很喜欢魏延，有所谓“凭魏延之骁勇”。在这一次北伐，魏延是前锋。前锋扎营必然前与主营，而且是在最前线与司马懿军队相持，前锋大将怎么能总是回主营？史书上也说了，诸葛亮死后是秘书长杨仪派秘书费祎去通知魏延的。

　　有人说杨仪是当时远征军最高长官，其时魏延官拜征西大将军，有假节的身份，而杨仪不过是长史，秘书罢了。

　　值得考究的就是“若延不从命”这一条，其实这里已经说明诸葛亮是相信魏延带兵的能力的，只是由于诸葛本身事必躬亲的态度，使得他之前总不放心别人来做大事。这也是他早死的原因。所以诸葛亮本身应该也想过，他死后，杨仪等文官，在姜维的保护下回成都，而魏延则带兵继续对抗司马懿。

　　就这一件事情，害的那些崇拜诸葛的人们为了诸葛的名誉，便处处迫害魏延，一直把他打为现行反革命，到了罗贯中的小说中脑袋也长出反骨了，谬也！只是说明这些诸葛的追随者也不了解诸葛！

　　而且若魏延想反，何必在发现杨仪蒙骗他之后还带兵回成都呢？而且当时两个人都往成都报告对方谋反，这个时候，文官帮文官了，董允、蒋琬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这也导致了刘禅的判断错误，而魏延则兵散而亡。当然，反对者也可以认为，是魏延方向感太差，走错路了！倒是他的敌人，杨仪后来由于不得高官，而在牢骚中说出当初应该降魏。‘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或也可以反证魏延没有叛蜀。

　　用魏延来和其他几员蜀国大将比较一下。

　　关羽高傲，所以虽然亲善士兵，可是却因为高傲而败亡；张飞则喜欢迁怒下属，也害了自己一条性命；赵云做护卫队长习惯了，带兵是不成的；黄忠杀夏侯渊其实也是刘备的统率下的事情，人又老了，又没什么谋略，一武将耳；马超，武勇超强，可惜由于家世，名声显赫，刘备不放心使用。

　　所以说，刘备帐下可堪大用的只有魏延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魏延 遭诸葛亮陷害的军事奇才

　　真实的魏延：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谋反而被诸葛亮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虽然曾有人替魏延写翻案文章，但《三国演义》塑造的反贼魏延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很难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杀。

　　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云：“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及此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楙(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楙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诸葛亮为何杀魏延？担心自己死后刘禅驾驭不了

　　诸葛亮为何杀魏延？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被刘禅尊为相父的十几年中，运用手中掌握的大权，采取一系列隐秘晦暗的手段，对魏延的多次建议和行动，进行掣肘与压制，直至借机处之，究其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怀疑之心作祟，怕今后后主刘禅驾驭不了魏延而出乱子。

　　逝者如斯长江水，

　　浪花淘尽几英雄。

　　可怜良将魏文长，

　　却因反骨留骂名。

　　终南捷径固可走，

　　奈何成败两皆空。

　　莫若淮南羽化去，

　　不与吴王陷纷争。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写道：刘备攻取长沙，降服黄忠、魏延后，诸葛亮对刘备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此说虽是小说家罗贯中之虚构，但也近乎写实。诸葛亮对魏延多存疑虑，不予重用，且借机除之，以致最终被杨仪乘机以所谓“叛逆”之罪将魏延杀害。魏延是蜀汉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遭此厄运，实在令人不平和惋惜。历史是公正的，应当用史实为魏延正名。

　　敢于临危受命的才将

　　魏延是一位效忠蜀汉，深得刘备依赖和重用的良臣。魏延出身行伍，早年领部属随刘备入蜀，想为光复汉室建立一番功绩，因而屡立战功而不断升迁。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夺取汉中，封汉中王，迁治成都，需要一位将军镇守汉中。众将皆以为非张飞莫属，张飞也有心镇守汉中;哪知刘备却破格启用魏延，提拔他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为之震惊。对蜀汉来说，汉中和荆州是益州的两翼，而汉中又居于门户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备选魏延镇守汉中，足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有一次，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现在委卿以重任，卿如何担当?他慨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之力而来，让我为大王拒之;若曹操有偏将十万之众来袭，让我为大王吞之!的确，他“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辜所托。在镇守汉中的6年里，连曹魏一流名将张颌、曹真也不敢正视汉中一眼。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又进拜魏延为镇北将军。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更以延为都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西入羌中，与魏国名将费瑶、郭淮战于阳溪，获全胜。后主即迁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魏延献“子午奇计”

　　魏延是一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军事奇才，却受到诸葛亮的质疑和压抑。可以这样说，魏延的军事谋略，关、张、马、黄、赵有所不及。每次出征，魏延都要求自己领兵一万，与诸葛亮分道出击，诸葛亮始终未允许。更为遗憾的是，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魏延献“子午奇计”，诸葛亮弃之不用而错失良机。当时，刘备已经去世。魏国轻视蜀汉，主要对付东吴，关中防御薄弱，镇守关中的是庸才夏侯楙。魏延综合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和有利时机后提出：“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咸阳以西可定矣。”可是，诸葛亮以为此计甚险，不如从坦道，先取陇西。在出军祁山时，“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作先锋“为宜”，可诸葛亮“违众拔谡”，结果招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一次大好时机。首次北伐失败，却惊醒“睡狮”，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楙调走，改派曹真镇守关陇，后又由诸葛亮之劲敌司马懿统领抵蜀。从此，蜀汉攻取关陇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要说魏延“子午奇计”之险，与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之险，不知差多少倍。魏延久守汉中，也许对子午谷路线及军情早已侦察而成竹在胸。邓艾却是逼上绝路，“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夺江油，克绵州，袭成都。正是邓艾这步险棋，使蜀汉亡于一旦。诸葛亮北伐，由于始终采取“十全必克而无虞”的稳打战法，一味追求兵法常规的所谓循序渐进，反而使魏将对其策略了如指掌。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斜谷，屯兵渭水南原，司马懿对众将说：“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丈原，懿乃使郭淮退之。无数事实证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他若当年用魏延“子午奇计”，很有可能制险而胜，三国历史也可能要改写──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孔明借刀杀人

　　诸葛亮密谋玄计，杨仪乘机陷害魏延，终于酿成蜀汉史上第一大冤案，也是第一大悲剧。

　　杨仪与魏延各持其能，一直不和。诸葛亮经常调和，以求平衡，最后也想借杨魏矛盾除掉魏延。这就注定，魏延将成为“阳谋”斗不过“阴谋”的牺牲品。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诸葛亮病危时，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安排他去世后的退军调度方案。这样重要的会议，只有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参加，把官阶、爵位高的魏延排斥在外。诸葛亮决定，由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作为副将，杨仪担任退军指挥;如魏延不服从，军队仍按计行事。这就为杨仪阴谋陷害魏延提供了可乘之机。诸葛亮去世后，杨仪密不发丧，派费祎去揣度魏延的意向，并抓住魏延个性矜高的致命弱点，用欺诈和激将手段，引蛇出洞，惹得魏延勃然大怒，抢在杨仪撤兵之前，率领所部径南归。杨仪便派马岱以叛逆罪追杀之，并诛延三族。这不是诸葛亮借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吗?魏延还是想抢先奏报朝廷，指控杨仪反叛，希望舆论支持自己代丞相之位，根本没有叛逆之心。如果反叛，何不北向投魏?倒是杨仪，后因未得到丞相之位(诸葛亮早已察觉杨仪心胸狭窄，不能为相)，后悔没有率兵投魏，并上书诽谤朝廷，终被流放，最后自杀。

　　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被刘禅尊为相父的十几年中，运用手中掌握的大权，采取一系列隐秘晦暗的手段，对魏延的多次建议和行动，进行掣肘与压制，直至借机处之，究其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怀疑之心作祟，怕今后后主刘禅驾驭不了魏延而出乱子，同时也为自己指定的“成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的接班人蒋琬、费祎扫清障碍。

诸葛亮一直器重魏延 曾亲手提拔其为蜀汉高官

　　《三国演义》将蜀汉大将魏延描述成一个心怀篡逆的不义之徒，最后还是中诸葛亮之计死于马岱刀下——历史自然不是如此。近几年来，关于为魏延这位蜀国名将翻案的评论越来越多，各种观点莫衷一是。这些拔高魏延、贬低诸葛亮的分析和评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魏延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大将，诸葛亮在北伐后期确实没有重用魏延，这都是事实。那么，诸葛亮是不是始终不重用魏延?诸葛亮是不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还是另有原因?我认为：现有的分析和评论都是未得要领的;因为在诸葛亮与魏延关系中，魏延是一直受到诸葛亮的器重的;至于诸葛亮没有采用“子午谷奇谋”和在对身后人事的安排中冷落有勇有谋但是又孤傲的魏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一个政治家为国家稳定而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本文特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魏延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大将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的记载：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进击张鲁，魏延以部曲投奔刘备。之后，他随刘备入蜀，因为骁勇善战，多有战功，所以被提拔为牙门将军，深受刘备信任。

　　刘备进位汉中王，政治军事中心将要迁到成都，这时候，需要一位独当一面的大将镇守军事重镇——汉中(今陕西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定是张飞，张飞也以为必定是自己。刘备却拔魏延为都督，总督汉中，封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时一军“尽惊”。

　　为什么“尽惊”?因为汉中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它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3]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刘备将汉中交给当时名气并不大的魏延。为提高魏延的声望，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5]刘备非常称赞，众人都认为他的回答很有气势。

诸葛亮

　　魏延镇守汉中的时期，正是蜀汉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建安二十四年(208年)下半年，刘备的荆州三郡被孙权夺去，关羽也被东吴杀害。刘备怒不可遏，在称帝后不久，就倾全国力量东征孙权，结果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击败。这一败，导致刚刚建立的蜀汉政权内部引起骚动和反叛，曹魏随时有可能进攻汉中。汉中是蜀汉的重要屏障，正是由于魏延治军有方，守卫得当，才使得曹魏不敢窥视汉中。

　　在魏延“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6]的苦苦经营下，汉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可以独立作战的前进基地。汉中一旦陷落，蜀汉必将不保。在魏延死后，王平等人在汉中沿用魏延的镇守方针，成功地击退过曹魏军的进攻。而蒋琬放弃汉中，南撤到涪县后，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蜀汉面对前线的突发事件反应时间大大增加。再以后是姜维虽然不断出击，也是因为基地太远，粮草供应困难，所以难有成效。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曾经进献过“子午谷奇谋”：当时魏国派驻边防的安西将军夏侯楙乃曹操女婿，“怯而无谋”，因着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才获得这荷守一方重镇的职位。魏延看准此一机缘，遂请求诸葛亮分拨给他一万军队出子午谷，直接攻取长安;诸葛亮自领兵出祁山攻雍州，这样“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7]许多人认为，魏延的计划虽然冒险，但成功的可能极大;蜀汉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不能一举统一中国，至少有望将雍州并入蜀地。考虑到后来蜀汉灭于魏国之手，乃是由于魏国大将邓艾采取了相似的“奇险”战略，诸葛亮对魏延提议的否决，尤其让同情魏延的人们深感遗憾。

　　在分析诸葛亮与魏延关系的时候，有一点是许多论者都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倘若没有关羽失荆州，没有刘备夷陵惨败，让蜀汉元气大伤，那么蜀汉“兴复汉室”的北伐就应该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规划的开疆拓土的两路出击，而不是后来诸葛亮因为实力不足只能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略;如果是大刀阔斧的进攻，像魏延这样有勇有谋的大将是能够发挥出特长也可以建立更为辉煌的业绩的。可惜，历史没有给魏延这样的机会。在诸葛亮不得不“稳妥”进行的北伐中，有勇有谋的魏延确实有难以施展能力的困惑。

　　诸葛亮在北伐期间对魏延是器重的

　　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后，一直是坐镇后方，负责粮草供应，因此与在前方作战的魏延并无关系。直到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才与魏延有了真实的接触。认真说起来，诸葛亮并没有对魏延有看法，也没有弃之不用;恰恰相反，他对魏延是很器重的。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230年)，在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中，魏延受命率偏师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魏延在阳溪大战。魏延大破郭淮、费瑶等，于是被提拔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等等。可见魏延的官职在蜀国还是很高的，而且都是“开府治事”后的诸葛亮亲手提拔的。

　　南郑侯，这是蜀汉侯爵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县侯，系东汉侯爵制度中的最高级别。魏延受封之时正是诸葛亮当政时期;虽说诸葛亮不会根据私人好恶来代替国家用人政策，但也可据此初步断定诸葛亮对魏延还是器重的。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三郡叛魏”，形势大好。曹魏举国震惊，忙派兵抵御。诸葛亮没有采纳“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去据守蜀汉咽喉之地——街亭“为宜”，却“违众拔谡”，即让“言过其实，不可大用”[8]的马谡统领诸军与魏国名将张郃交战，自己也不亲临前线指挥，结果遭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大好时机。

　　这次北伐没有重用魏延，说不上是有意冷落。诸葛亮确实是看错了人，所以他才“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9]他不但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而且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宣露，以便接受大家的监督，记取教训。

　　关于魏延进献“子午谷奇谋”之事，因为没有历史实践，说它成功或失败均都是分析，所以不宜夸大它的作用。魏延在当时的职务中，有一条便是“丞相司马”。从两汉以来的官制可以知道，“司马”是专管军事的。魏延身为丞相司马，相当于诸葛亮北伐军的总参谋长，或者说就是诸葛亮的“军师”。参谋提出一条建议，是很正常的事，而身为主帅的诸葛亮也完全有权力通过或否决魏延的建议。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绝不可能因此影响诸葛亮与魏延二人的关系，更不可能形成所谓诸葛亮与魏延之间的矛盾，此后也有诸葛亮派魏延单独领兵之事就是证明。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出于《魏略》，与本传记载不同。由于《魏略》关于蜀汉事务的相关记载多与本传不合，甚至被裴松之批评为“妄说”、“敌国传闻之言”等，因此子午谷计本身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即使确有此事，诸葛亮也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因为它太“悬危”[10]。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也犹如刘备征东吴一样，是倾全国之力进行的，所以不能冒险。冒险成功了则罢，一旦不成功就会导致国家的严重危机。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从蜀汉的实际国力、包括军力而言，对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子午谷道路的艰难和强大的魏国军事力量。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这里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郃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11]，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时，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阵;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诸葛亮临终时“抛弃”魏延自有原因

　　诸葛亮对魏延应该说是器重的，但也确有冷落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临终时，对魏延的冷落终于导致了魏延与杨仪的争斗及其败亡。

　　诸葛亮在临终之前的退军安排中，确实冷落了魏延。史书是这样记载的：“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12]这次战略性的会议魏延没有参加，不少替魏延喊冤的人拿出这件事来作为诸葛亮不信任魏延的证据。然而，诸葛亮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诸葛亮为何要让杨仪而不是魏延在他死后统领三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意图与魏延有差异。

　　诸葛亮的北伐，许多人只看到了他的“兴复汉室”之志和为此“鞠躬尽瘁”的努力，这是很不全面的。陈寿在撰写诸葛亮本传后就评论说：“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13]这是用史家惯用的曲笔之法，委婉地道出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即北伐战略是包括两个层次的：高层次的战略意图即扫灭魏国，兴复汉室，这个通常为世人所关注;另一个战略意图则是低层次的，即在敌众我寡，无法兴复汉室的情况下，起码要做到扩大蜀汉版土，震动魏国，使其不能对蜀汉用兵。对这个低层次的目标，却往往被人忽略了。

　　诸葛亮在上《出师表》准备北伐时，是抱着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的。可是，诸葛亮虽决意北伐，然而当时魏、蜀两国实力对比实在是众寡悬殊。在当时的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最小的国家;全国13州，蜀汉仅有一州;全国人口770万，蜀汉不到100万。诸葛亮以仅占全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欲完成统一全国的理想抱负，实在是难以成功的。第一次北伐，形势看似大好，结果却是失利，这让诸葛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此后，他虽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北伐，但是，已经发出了“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观也”[14]的感叹，这与《出师表》中“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15]的坚定信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他的北伐战略虽然始终放在关中一线，却是从凉州绕一大圈的稳步推进，不再采取大的战略行动。这实际上无疑于宣布，“兴复汉室”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罢了。

　　对诸葛亮关于北伐战略这样深层次的思考以及战略重心的调整，魏延显然是不理解的。作为军人，魏延是优秀的，但他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魏、蜀两国实力对比众寡悬殊的事实使诸葛亮在北伐时十分谨慎，因为蜀汉经不起折腾;而魏延却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诸葛亮不同意，魏延就“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16]虽然这只不过是发发牢骚，并不影响他与诸葛亮的关系;但是，诸葛亮却明白魏延是很不愿意放弃北伐的高层次战略意图的。所以，诸葛亮不可能让魏延在他死后统领三军。

　　其次，魏延与杨仪的矛盾让诸葛亮“二选一”时只能选杨弃魏。

　　诸葛亮临终时，魏延是蜀汉最高级别的武将，作战勇猛，富有谋略且深得士卒爱戴。魏延是个标准的武人，本领大脾气架子也大，为人骄横，史书说他“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17]大家看在他是蜀汉第一大将的份上，都让他几分;可偏偏有个同样心高气傲的家伙不买他的账，这人就是“七郡上士”杨仪。杨仪是个文官，手上一兵一卒都没有，更没有过人的武艺，但他“长于规画分部，筹度粮谷”，能保证北伐大军足粮足兵，是蜀汉后勤第一人。谁都知道粮草器械对作战的重要性，所以杨仪仗着自己的功绩能力，是诸葛亮以下唯一敢对魏延说不的人。两个怀才傲世，心胸狭窄的奇才在一起共事，结果自然是水火不容，事事针锋相对了。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史书如此记载：“值军师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18]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经无法化解。魏延和杨仪的交恶甚至还传出了蜀汉。“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19]

　　魏延和杨仪二人对诸葛亮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他对两人的态度是百般容忍，还继续委以重任。在当时异常团结的蜀国军政当局来说，有这两个异类，是很无奈的事。

　　由于以上原因，诸葛亮在临终之前召开关于退军安排会议时，必然面临在魏延与杨仪之间“二选一”的难题。魏延和杨仪都有本事，同时都难以和同僚较好地合作。不过杨仪会遵照诸葛亮的调度撤军;而如果遗命给魏延，他一定会抗命继续和魏国交战。由于蜀军长期以诸葛亮为核心，在这个时候和魏军决战，在战略上是相当愚蠢的行为。所以诸葛亮明智地选择杨仪指挥这次行动而“抛弃”了魏延。事实证明杨仪也确实不辱使命。至于这次会议没有让魏延参加，应该说是诸葛亮的无奈：倘若魏延听说诸葛亮将全权托付杨仪，说不定会出于不满而当场翻脸，这正是诸葛亮最不愿意看到的;更何况魏延的前军正和魏军对峙，也不便请他前来。所以，诸葛亮的这次安排也是出于全局考虑，并不是对魏延不信任。

　　事实证明，诸葛亮对魏延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史书记载，魏延得知诸葛亮死讯后，关心的不是退军而是继续北伐。他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20]不久，魏延即起兵与杨仪作战，最后军败身亡。魏延最后的败死有很大的必然性。他虽然智勇双全，但缺乏大局观念，而且性情高傲，经常以势凌人;因为他与杨仪的私仇，忘记了敌军大军压境的危险，更忘记了诸葛亮新逝、整个蜀汉的悲痛之情。在这时发动与杨仪的争斗，就会在无形之中将自己推上军心和民心的对立面，也就无疑将自己推上了死路。

　　所以，诸葛亮与魏延关系需要客观评价：诸葛亮对魏延是器重的，是在诸葛亮的战略框架下让他充分发挥了作用的;而之所以没有采用所谓的“子午谷奇谋”和在临终时“抛弃”魏延，也是有原因的。严格说起来，诸葛亮确实不能将他身后的蜀汉军国大权交给魏延;尽管他有勇有谋又资历老，然而他自身要命的缺点，使其难以堪当统帅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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