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王喜姐

别 称：王皇后

字 号：孝端显皇后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余姚

出生时间：1564年

去世时间：1620年

主要作品：观世音感应灵课

主要成就：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

谥 号：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

陵 墓：定陵

明神宗朱翊钧孝端显皇后简介 王喜姐生平简介

　　孝端显皇后(1564年-1620年)，王姓，名喜姐，籍贯余姚(今浙江余姚)，生于京师，父永年伯王伟。王喜姐是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间，唯一一位亲自册立的皇后。

　　出生

　　孝端显皇后王氏，名喜姐，父亲是永年伯王伟，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于京师。

　　大婚与立后

　　万历五年(1577)正月，仁圣皇太后陈氏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下诏礼部为明神宗朱翊钧选后举行选秀。王喜姐入选。万历六年(1578年)正月，年仅十三岁的王喜姐与朱翊钧正式举行大婚仪式，被册立为皇后。时张居正曾向两宫太后上书提到明神宗和王喜姐大婚年龄过小。

　　册文：朕惟天地职覆载之常，乾元必资乎坤顺，君后理阴阳之教，国治盖本于家齐。故妫汭嫔虞，光启重华之运;涂山翼禹，诞开文命之基。惟宗祧之重计攸关，肆昭代之彝章具在。咨尔王氏，星轩降秀，沙麓兆祥，躬淑哲以伣天，体安贞而应地，上副慈闱之简，下孚泰筮之占，宜表正于宫廷，用登崇其位号。兹特遣使持节，以金册金宝立尔为皇后，主领长秋，母仪函夏。尔尚明章阴教，嗣续徽音，帅六壶以式万方，懋端一诚庄之行，奉两宫而承九庙，服孝慈仁敬之规，鸡鸣儆戒以相成，麟趾繁昌而益衍，用笃邦家之庆，永流图史之光。钦哉。

　　婚姻生活

　　王喜姐在万历十年(1582)，即婚后第四年生下了皇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后或屡次流产，终未能再次生育。后来，在“争国本”事件中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神宗曾以王喜姐尚在盛年，有可能会生育嫡子的理由，拒绝了大臣要求册封皇长子为太子的请求。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神宗才下诏正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并把之前拒绝的原因解释为皇长子身体孱弱和王喜姐年少又曾屡次流产，是以推迟册封稍微等待嫡子出生。

　　王喜姐成为皇后后，行事端谨，孝侍婆母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得其欢心 ;明光宗为太子的时候，好几次遇到危机，而皇后多次保护了他 ;郑贵妃专宠，皇后不计较。

　　喜姐在皇后生涯中时时分出后宫的开支用来赈饥荒和给士兵发军饷，数次在明神宗面前说话让他宽恕直言的大臣褒奖忠臣，采用婉转的方式进言多得到明神宗的认同。

　　万历十八年，王喜姐刊刻了《观世音感应灵课》并亲自题记，祈祷宫闱清吉，国泰民安。

　　万历二十四年，坤宁宫先行起火，后延伸至乾清宫，致使两宫俱毁。王喜姐遂与明神宗一同居住在启祥宫。每当明神宗参与游宴之时，王喜姐也必定跟从。同年，李敬妃(后追封为李皇贵妃)在生下皇七子后不久去世。于是明神宗把她所生的皇六子朱常润与皇七子朱常瀛交予王喜姐抚养，两子皆顺利长大，封为惠王和桂王。

　　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上书，提到明神宗冷落王喜姐，王喜姐身边只剩几人服侍，身患重病。明神宗震怒，将王德完下诏狱。首辅沈一贯即上书明神宗言此流言一月前京中已有，于是明神宗下诏为自己辩白，而言语甚激。于是沈一贯再次上书，言京城十数年前便有此传闻，怀疑神宗欲不利于喜姐，来为爱子福王夺取太子之位。此诏谕若发，则反将证实其果有谋害中宫之意。明神宗被沈一贯说服，削王德完官职，推迟一年后终于给皇长子朱常洛行冠婚礼，立为太子 。

　　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当时与明神宗同食同休起居的王喜姐因常年辛劳服药无效后 ，在57岁时崩逝，谥号孝端皇后。自立后起正位中宫四十二年(1578——1620)，颇有慈孝的美名。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后。五天后明神宗病倒，于同年七月去世。明光宗即位，上尊谥曰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光宗在位月余暴崩，待明熹宗即位后，才有时间上册宝，合葬明神宗定陵，神主祔庙。

万历帝30年不上朝的真正原因：是无为而治吗？

　　一、少年万历的烦恼

　　万历皇帝人如其号，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而同时他也是明朝出土最早的一个皇帝，他的陵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发掘的唯一帝王陵，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的遗骨被付之一炬。作为皇帝，在位时间长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据说当初考古学家之所以选择发掘定陵，主要就是考虑到万历在位时间长，陵寝里的陪葬品应该比较丰富。

　　此外，在位时间越长，赶上的事情也越多，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在万历统治的四十八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导致明朝灭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万历时期找到源头，因此史学家们给万历的盖棺定论是——“明亡于万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漫长的统治带给万历的“寂寞身后事”有两个：一是开棺焚尸; 二是遗臭万年。实在是倒霉透了。

　　明亡于万历，早已是史界定论，大众共识。但是经验语我：凡是轻视古人，将历史事件简单化的看法，多半是不全面的。因此，有必要揭开盖在万历身上的这口大黑锅，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万历的成长经历。

　　万历名讳朱翊钧，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李贵妃，他既非嫡出，也非长子，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法则，他本没有机会登上皇位。但是命运之神却偏偏“垂青”朱翊钧，陈皇后身体不好，没有生育，他的两个哥哥又先后夭折，朱翊钧就以长子的身份取得了皇位继承权。隆庆二年，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当时他只有五岁。

　　朱翊钧小的时候聪明乖巧，很会来事。有一天，隆庆皇帝闲来无事，就在宫中策马奔驰，朱翊钧见此情景上前劝谏：“陛下是天下之主，独自骑马奔驰，万一摔下来怎么办?” 五岁的孩子就知道从江山社稷出发考虑问题，而且寓关爱于批评，表达了对父亲安全的担忧，体现了孝道。隆庆听后十分高兴，翻身下马，与朱翊钧亲近。他一定在心里想：我儿如此懂事，朱家江山后继有人了。

　　不仅深得父亲的喜爱，朱翊钧也凭借聪明智慧，得到了皇后的认可。陈皇后患病期间，朱翊钧随母亲李贵妃一同侍候起居，皇后听到朱翊钧的脚步声就十分高兴，支撑着病体勉强起身。有时候陈皇后拿出经书考问朱翊钧，朱翊钧都能大声地回答，陈皇后和李贵妃都非常高兴，两宫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相处得十分融洽。

　　摆平了皇上和皇后，朱翊钧登上皇位只是时间问题。四年以后，隆庆驾崩，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时年九岁。

　　登上皇位以后，万历受到全方位的“培养”，也受到全方位的管教与约束，太后以培养一代英主为己任，对万历管教极为严格。万历对母亲极为恭敬惧怕，直到大婚以前，万历一直与母亲慈圣太后共同居住在乾清宫，在太后的眼皮下工作、学习和生活。

　　工作上主要依靠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精明能干，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万历只是在张居正的引导下走走程序，参与一些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学习处理政务。

　　学习上也由张居正主管，学习内容主要是经书、书法和历史，张居正亲自给小皇帝安排老师，亲自编定教材和讲章，有时还亲自授课。 生活上主要由太监冯保负责照顾，万历称冯保为“大伴”，与冯保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也都在冯保的监督之下。

　　张居正和冯保关系密切，两人又深得太后的信任，太后经常通过两人了解万历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如果万历做了什么错事，张居正和冯保就会向太后报告，太后就会给予万历处罚，有时能罚脆几个小时。

　　这样，太后至上而下，张居正和冯保至下而上，形成一个铁三角，对万历进行规范，就像一个紧箍咒戴在万历的头上。万历勤奋好学，他把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十二事写于座右，时时提醒自己。

　　作为皇帝，万历的一言一行都有极高的道德标准，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约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任意妄为，虽然贵为皇帝，但由于缺乏自由，他的生活幸福指数，还比不上一个地主家的少爷，有时连赏赐太监、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万历头上的紧箍咒也逐渐有所松动。万历六年，在十四岁的时候，万历举行了大婚，虽然大婚的时间和对象都是秉承母后的意思，但是婚后太后从乾清宫搬到慈宁宫，从此万历脱离了母后的日夜监视。万历十年，长子朱常洛诞生，虽然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但自从他当上父亲以后，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同年，张居正去世，万历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响，真正实现了亲政。

　　亲政以后，万历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后的张狂与放任，仍然热爱读书学习，他命人把历代祖先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太监在北京城内广泛收罗各个领域新出版的图书供他阅读。

　　这样一个聪明孝顺的孩子，勤奋好学的青年，宅心仁厚的皇帝，几年以后却不再上朝，被称为“万历怠政”，并背上了“明亡于万历”的骂名。

　　这是为什么呢?

　　二、明代“国嘴”

　　思考越少，话就越多;修养越深，性格就越内敛。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万历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中规中矩、深沉内敛，应该说他是明代最“温柔”的一个皇帝，甚至有点软弱可欺。以至于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总是嘲笑他“越看越像老太太!”

　　与万历的软弱忍让的情况相反，他的朝臣们正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诤谏的名义，全方位地收拾万历，以至于万历亲政以后，仍然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种语言暴力所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万历长期不上朝，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也许有人会说，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还怕朝臣抨击，杀几个不就完了?事实上，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是不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的。

　　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万历的放纵以外，还有机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御史巡视各地，被称为“道官”，给事中在六科办公室办公，被称为“科臣”，因此言官也被统称为“科道官”。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可以否定皇帝的决策。

　　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创立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明代讲究名节，许多官员不怕受罚、不惜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清白。言官制度有助于惩恶扬善，培养讲政治、讲正气、讲名节的官场文化，孟森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万历早期引起群臣进谏的主要事件是国本之争，即立太子的问题。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洛，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以维护祖制为名，掀起了劝谏的狂潮，这场长时间的君臣拉锯战被称为“国本之争”。

　　万历不喜欢朱常洛母子，是因为他们与一桩丑事联系在一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像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他的母后请安，不巧的是太后不在慈宁宫，慈宁宫的一名年仅十七岁宫女王氏向十九岁的万历献茶，万历见这位宫女端庄秀美、姿色宜人，一时冲动宠幸了她。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合适宜，时间是在向母后问安时，地点在母后宫中，人物是母后身边的宫女，事件是淫事，所有要素均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

　　明代讲究礼义廉耻，对于饱读圣贤之书的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失礼且令人感到羞愧的事，在他内心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然而王氏十分不给面子，竟然暗结朱胎，怀了龙种，将皇帝这点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令他十分难堪。

　　身边美女如云的万历怎么会看上母后宫中的一个宫女，而且还有如此高的命中率?他是一时冲动，还是掉进了别人有意设计的陷阱?这位宫女是纯属被动，还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意设计?如果说其中有阴谋，她是自己主动勾引，还是秉承太后懿旨?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我们可以想象，万历肯定对这个“拉链门”事件的女主角有所不满。

　　慈圣皇太后一直期待着皇长孙的诞生，对于这次兔子吃窝边草的事件不仅不见怪，还十分欣喜，第二年六月，她要求万历承认此事，并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万历本想抵赖，但是太后拿出了太监所记内起居注，他只好承认。八月，被册封升级的王恭妃不负众望地产下了一个儿子，万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同年三月，年仅十四岁大兴人郑氏被选入宫并册封为淑嫔，在以后的两年里，郑氏依靠她的美貌、聪明以及在歌舞、诗词等方面的良好修养征服了万历，不久就被封为德妃，万历与郑氏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

　　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为万历产下了他们的爱子朱常洵，万历大喜过望，打算晋封郑德妃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而先前为万历产下长子的恭妃王氏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宫中盛传万历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并写有信物交郑贵妃保存。

　　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的继位制度。朱常洵是没有机会超过他的哥哥朱常洛的，然而，一旦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这样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

　　“国嘴们”相信万历晋封郑德妃为皇贵妃是为朱常洵接班铺路搭桥，于是纷纷上疏指责皇帝专宠郑贵妃，要求按照制度和习惯先晋封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也有人直接要求“册立东宫”，由此拉开了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国本之争的帷幕。

　　对于国本之争，大多数人都认为错在万历，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万历很可能有废长立幼的想法，长子朱常洛是“拉链门”事件的产物，次子朱常洵则是真正爱情的结晶，万历心中应该厚薄不均，群臣的批评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但是按照《大话西游》里唐僧的说法，万历废长立幼只是一个构想，还没有成为事实。况且皇后还年轻，生嫡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万历并没有违反祖制，所以群臣没有必要搬出观音姐姐(朱元璋)，逼迫孙悟空(万历)就范。

　　当时的文臣中，希望通过刺激皇帝使皇帝记住他们名字甚至希望通过皇帝一顿斥骂、痛打、贬谪而沽取清誉的人不在少数。维护继位祖制，在政治上永远正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炒题，那些批评万历的言官动机并不单纯。

　　万历认为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关系，大臣不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斥责群臣“屡借风闻之语”，找他的毛病，而对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实在是“好生可恶”。对于这类奏章，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党争形成以后，言官沦为党争的打手和先锋，其拥有的监察权和话语权沦为斗争的工具，各种冠冕堂皇的议题背后，往往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令执政者眼花缭乱，进退失据，出现了朝廷大员甚至皇帝被小小言官左右的奇特现象。

　　万历二十九年冬，万历正式册封朱常洛为东宫太子，然而国本问题不仅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变本加厉，那些在党争中受到皇帝处理的人利用继位问题制造了“《忧危竑议》妖书案”、“《续忧危竑议》妖书案”、“梃击案”等案件，以此打击政敌、转移焦点或是报复皇帝。

　　与进谏动机日趋复杂化相适应，万历的冷处理也不断升级，由不批发展到不朝、不任免官员，这种“独到”的处理方式，被许多人认为是怠政。

　　四、无为而治

　　万历十五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

　　在现代社会，政府决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召开会议决策; 二是批示公文决策。对于会议，我们现在强调要开小会、开短会，涉及到的人参会，无关人员没有必要陪绑，大范围的全体会议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尤其是在口水满天飞的时期，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今天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打开《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私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尤其来之不易。

　　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万历作为明朝最大的老板，每天不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制度的保证和道家理论的支撑。

　　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实行“静摄”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在祖训中，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几乎全盘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人治社会也可以有法制，朱元璋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无论皇帝在与不在，政府官员各司其职，各项政务按部就班，社会运转有条不紊，形成了“神明自运”的统治局面，皇帝无须事必躬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明朝灭亡以后，社会还在有序运行，四川官兵在无政府状态下仍在组织抵抗张献忠大西政权，使得大西政权在四川无法立足。

　　万历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人们常说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不任免官员”， 导致“官曹空虚”，造成政务荒废。这个问题同样也应该放到党争和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这么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那些空缺的职务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给事中)，并非干实事的官员，在党争的背景下，言官是党争的先锋和口水战的主力，将其裁汰对于抑制党争和口水战，十分有效。此外减少言官数量，对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约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分析我们弄清了万历“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虚”的真实原因，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

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原因何在？

　　网络里、书本上，许多朋友都研讨过《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的原因，见仁见智，各有说法。笔者作为明史爱好者，也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万历皇帝亲政之初，还是很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来，他也不能说就是平庸之辈。毕竟他执政期间，亲自布置完成了万历三大征(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万历皇帝是何时起不上朝的?据载，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身影。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但并非不关注国家大事，毕竟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长达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仅进行选美，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园。

　　总结历朝历代沸沸扬扬的不同见解，归纳古今中外纷纷扰扰的各类评价，对万历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种(报复说、逃避说、吸毒说)。其实，笔者觉得导致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综合性的，不能单纯归结为某一类，而是诸多因素掺杂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结果。

　　其一，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可是，皇帝这个万人之上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封建体制乃至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而万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难以摆脱这种体制的扼杀，徒添其悲剧的色彩。当时，皇帝再也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受到众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团的许多制约。

　　一般讲，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已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

　　从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

　　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其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

　　自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职为民的处分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到后来，万历皇帝见怪不怪了，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骂吧。

　　本来敢于谏言、勇于谏言、善于谏言，是件好事，尽人臣之责，是关心社稷，是件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就本末倒置了，反为不美。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其四，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对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万历皇帝还可能在吸毒。当时，鸦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直到明朝初期，鸦片仍然仅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到了明朝中期，鸦片由药品变成了春药。想那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常以淫乱为乐，一旦发现鸦片有壮阳作用，焉能轻易放过?曾有消息称，“数百年后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时，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笔者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说是存在可能。

　　故有学者指出，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毒瘾所致。笔者虽不完全苟同，但也认为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从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某一种因素独立所致，而是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

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怎么死的？郑贵妃简介

　　皇贵妃郑氏(1565～1630)，明神宗朱翊钧之皇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明万历初入宫，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生皇三子朱常洵后，进封皇贵妃，因太子久不立，外廷疑郑氏有立己子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子册立。万历四十一年，奸人孔学为陷害太子，牵连郑贵妃，梃击案又有郑贵妃之太监参予其事。明神宗崩，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以大臣反对乃止。崇祯三年七月，郑贵妃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郑氏14岁进宫，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1582年三刚被册封为淑嫔。万历皇帝与郑氏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

　　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宫殿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

　　1630年，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朱常洵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尸体跟鹿肉掺在一起，被做成福禄酒肉，供军士填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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