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向氏
国 籍：中国(北宋)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河内
出生日期：1046年
逝世日期：1101年
职 业：皇后
代表作品：皇朝宰相
配偶：宋神宗赵顼
谥号：钦圣献肃皇后
宋神宗赵顼钦圣皇后简介 宋神宗向皇后生平
向皇后(1046年―1101年)，祖籍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后因变故全家迁居于浔阳(今湖北黄梅县)，宰相向敏中曾孙女，宋神宗赵顼皇后。1085年，宋哲宗继位，尊为皇太后。1100年宋哲宗去世，一度临朝听政。力排宰相章惇之议，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
向皇后，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青州知府向经之女。
治平三年(1066年)，向氏嫁于颍王赵顼，封安国夫人。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驾崩，颍王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向氏立为皇后。为立太子之事，宋神宗一直犹豫不决，向皇后便称赞第六子安郡王赵煦贤达，遂定建储之议，赵煦成为太子。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尊向皇后为皇太后。宣仁皇后命葺庆寿故宫以居后，向皇后辞曰：“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渎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庆寿后殿为隆佑宫居之。宋哲宗将卜后及诸王纳妇，向太后令娘家向氏族中不要以女参选。族党有欲援例以恩换合职，及为选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向太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挠公法。”一不与。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猝然驾崩，无子。向皇后独决策迎立端王赵佶。宰相章惇表示异议，但向太后终未改变主意。
端王即位，是为宋徽宗。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以长君辞。宋徽宗泣拜，乃移时乃听。凡绍圣、元符以还，敦所斥逐贤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讳、立诞节之类，皆不用。至闻宾召故老、宽徭息兵、爱护百姓崇尚节俭。同年六月，即还政于宋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宋徽宗追念不已，乃数次加封向太后的兄弟向宗良、向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向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这是非常之殊荣。
史书记载
《宋史·列传第二后妃下》：
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河内人，故宰相敏中曾孙也。治平三年，归于颍邸，封安国夫人。神宗即位，立为向皇后。帝不豫，后赞宣仁后定建储之议。哲宗立，尊为皇太后。宣仁命葺庆寿故宫以居后，后辞曰：“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渎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庆寿后殿为隆祐宫居之。帝将卜后及诸王纳妇，后敕向族勿以女置选中。族党有欲援例以恩换閤职，及为选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挠公法。”一不与。帝仓卒晏驾，独决策迎端王。章惇异议，不能沮。
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听。凡绍圣、元符以还，惇所斥逐贤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讳、立诞节之类，皆不用。至闻宾召故老、宽徭息兵、爱民崇俭之举，则喜见于色。才六月，即还政。
明(1101年)年正月崩，年五十六。帝追念不已，乃数加恩两舅，宗良、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常典也。
宋神宗时禁止嫖娼唯有哪一天可以"放松"一下？
打击并禁止卖淫嫖娼，如今被俗称为“扫黄”。那么，中国古代又是如何“扫黄”的呢?
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安排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西方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半个世纪。
管仲设妓院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不过，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非之”，即反对开妓院这件事，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发展了起来。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
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在民间，底层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深恶痛绝，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民间常用“败家子”“贱货”这类粗话，咒责进行性交易的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娼”。
宋仁宗规定 官员“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非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国，“法律禁娼”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这些性工作者的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如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
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产业是最发达的，性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当时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给性工作者一个地位，卖淫成了合法的产业。
当时，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教坊”，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登记后须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嗓子好的培训成歌妓，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
明宣宗下令 取缔“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古代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
其实，明代开始并不禁娼。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础上，明朝将教坊升级为“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
据明代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花月春风十四楼”。这些酒店是明代的“官妓院”，营业前因性工作者数量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性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发展很快引发了诸多问题，社会“禁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的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当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自隋唐起，扬州的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时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于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由于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禁娼才变成了现实。
宋神宗大搞军事改革却为何对外战争仍屡战屡败？
导读：11世纪中后期，北宋王朝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与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联手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运动，其成败得失一直被世人争论不休，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思考。
宋神宗于1068年继位，此时的宋廷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在外患方面，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北宋与西夏和北方辽国的关系都很紧张。西夏李元昊于1032年正式称帝后，不断向宋发起进攻，并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军。宋把陕西方面的军队增加到近40万人，又派去名重一时的大臣范仲淹和韩琦坐镇指挥，却依旧无法制止西夏的侵扰。北方的辽也趁火打劫，乘机要挟，于1042年陈兵边境，进行恫吓，要宋交出五代后周世宗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10个县的土地，北宋无计可施，只得用“屈已增币”的办法换取辽放弃对土地的要求。
在内忧方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北宋立国百余年来，农业、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增长，政府长期实行“不抑兼并”的国策，助长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膨胀。于是，土地兼并日烈，势豪大户等特权阶级横行，贫富悬殊，国家财政恶化，政府公权力威信大大下降，循吏能臣越来越少。但政府的税收却越来越少。有钱人放高利贷，以钱滚钱，小农及小工商者被压得喘不过气。
不仅如此，政府官员的数量也不断膨胀，到11世纪60年代初全国官员总数量已超过2.5万名，官员除薪津及俸禄外，还有四季的服装费、仆人的衣食住行、茶、酒、厨料、炭盐、喂马草料等都由国家负担。官员队伍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真正能办事的寥寥无几，大多只关心如何增加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缺乏理想，漠视国家未来发展，投机致富成了官员们的唯一目标。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由于长期实行“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国策，在军事指挥体制上实行“以文驭武”，控制乃至取消军人、武将参与最高决策，枢密院长贰和各路领兵将领多由文臣担任，并实行“将从中御”，由皇帝直接指挥遥控前线。在“消极防御”、“守内虚外”“弱干强枝”的指导思想下，北宋政府在防御外敌入侵上，往往单纯依靠在同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挖塘泺，在同西夏接壤的地区则修筑堡寨和堑壕，以构成一条漫长的防线。在军队部署上，考虑制衡多，实行“更番迭戍”、“内外相制”、“将不专兵”，部队频繁调动，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防空虚，守备薄弱，予敌以可乘之机。
为了应付内外战争和实行“凶年饥岁”大量招兵的制度，导致兵员数量大增，1038年时达到近125.9万人，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在全社会“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军队建设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部队整体训练水平下降，不仅“时边任多纨绔子弟”，而且步军射箭训练“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马军训练“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其左右斫宗、腰射、脑射、一绰筚子放数箭之类，乃军中之戏。”骑兵中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因而“每指挥(类似今营，约 300—500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据欧阳修文章所记，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大小，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官员也不认真检查质量，以致“有器械之名，而无器械之实用。”
揭秘“一代愤青”宋神宗：屡遭臣子顶嘴郁闷不已
导读：宋神宗(1048～1085)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被誉为“一代愤青”。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很牛气的皇帝，却屡遭臣子们顶嘴，弄得心情郁闷，牢骚连连。熙宁年间，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综合体制改革，但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神宗执意要把改革进行下去，为此，他充分发扬民主，亲自主持了一场改革可行性论证会。
熙宁四年(1071)三月，论证会如期召开。会上两派的观点水火不容。“力挺派”的总代表自然是宋神宗，而“拍砖派”的核心人物是比神宗年长40多岁的元老级人物文彦博。这文老头是历史上有名的寿星宰相，曾伺候过神宗的爷爷宋仁宗和爸爸宋英宗。仗着这点资本，老文底气十足，根本没把20岁出头的神宗放在眼里。
辩论中，文彦博放出狠话：“祖宗(指宋太祖)法制俱在，根本用不着变哪门子法，硬整，只会丧失人心。”这话显然是冲王安石说的。不料神宗忍不住了，说出一句很能代表群众利益的话：“这场改革，对士大夫来说固然不爽，然而对百姓来说却没什么不好。”这话说到了文老头的痛处，他愤然冲神宗顶道：“陛下请别忘了，您是在同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嘿，文老头够牛，跟皇上顶嘴眼都不带眨的。也是，人家牛有牛的道理——三朝元老，五十载将相，谁人比得了?所以倚老卖老有资格。然而，还有比文老头更牛的，资格不够，照样敢跟天子顶嘴。宋人侯延庆的《退斋笔录》为我们披露了这则鲜为人知的“新闻”。
元丰年间，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非常恼火，打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内定的这个替罪羊是一名漕运官员。神宗把这事交给宰相蔡确去办。次日上朝，神宗一见面就问蔡确：“蔡卿，昨日之事可办好了?”“臣正要向您说说这事。”蔡确脸上堆着笑答道。神宗一听这口气，知道事情办得不爽快，遂不高兴地说：“这么明确的事叫你办你就办好了，难道还有什么疑问?”“有啊，皇上。”蔡确不紧不慢地回答，“祖宗以来，未尝杀过士人，您这么做是要开先例喽!”
闻听此言，神宗心里咯噔一下：可不是嘛，怎么就没想到这茬呢?杀个人事小，坏了名声事大。看来这恶例还真是开不得。但这厮贻误大事实在可恨，必须治罪。于是指示蔡确：“既然如此，不杀也罢。但你听好了，给我刺上字，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偏远之地。”蔡确心想，执行吧，老大已经做了大大的让步。说来也怪，这神宗朝的大臣跟受了传染似的，个个敢和皇上顶嘴。蔡确刚老实下来，在场的门下侍郎章?紧跟着就跳出来“练功”了。这门下侍郎一般人不很熟知，其实在当时却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跟宰相一个级别，也是宰相的一个别称。章?更是身怀绝技，不仅有顶嘴的胆，而且有冒犯的谋，属于“智勇双全”的那类精英。只听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打有埋伏的话：“这么办，倒不如杀了他。”
神宗一愣：“什么意思嘛，给朕玩弯弯绕，你倒是痛快点!”“常言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章?回答得很精彩，很经典。一句话把神宗噎得够呛，他有点恼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得，天子恼了，搁识趣的一定会就此打住。可姓章的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收敛，反而顶上一句更有分量的：“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面对如此牛气的臣子，神宗默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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