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的40岁左右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其中与退休年龄直接相关的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80岁。与之相对照的是，我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1951年确定后，70年没有调整。因此，有必要根据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使两者能够科学匹配。

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18.1%，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如果退休年龄不作调整，意味着工作的人越来越少，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从受教育年限普遍增加看，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一半，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7年，开始工作的年龄不断推后。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工作年限缩短导致人力资源浪费、人力资本利用率降低，特别是在高校、科研机构等高学历人员集中的单位和行业，情况更为突出。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在300万人以上，并且减少幅度在加大。如果延迟退休政策适时适度推进，开发利用好规模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参与率，改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状况。

个人有自主选择空间

弹性实施，也就是说延迟退休不会搞“一刀切”，不是规定每个人必须达到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而是要增加个人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空间。这也是延迟退休改革最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客观地讲，不论是从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岗位的就业稳定性和工作强度看，还是从个人身体状况、家庭需求和价值追求看，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诉求各不相同。延迟退休改革，应该充分考虑这种多元化需求。在统一实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增加弹性因素，允许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选择提前退休的具体时间，充分体现改革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不同群体继续保持退休年龄差异

分类推进，意味着延迟退休不是“齐步走”，而是要与现行退休政策平稳衔接。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政策有所不同。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将区分不同群体，采取适当的节奏，稳步推进，逐步到位。对于现有不同职业、地区、岗位存在的一些政策差异，改革后也会保持政策延续性，确保政策调整前后有序衔接，平稳过渡。

统筹兼顾，即延迟退休不能“单兵突进”。退休年龄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因此，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配套和保障政策措施非常多，需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一方面，过去一些与退休年龄相关的政策，要随着延迟退休进行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改革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问题和挑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及时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