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就出道后没多久惠英红就参演了不少的电影,在香港也算是很有名气。若不是1999年开始患上了抑郁症,导致事业陷入低潮又一度想要自杀,惠英红大概如今能和很多老咖女演员媲美。在因为抑郁症耽误了四年后她才再度以新人的姿态复出,所幸的是惠英红在老年复出后事业发展的不错。
没结婚,是惠英红人生中的一个遗憾,她很想弥补这个遗憾。“我觉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副好心肠,他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不一定需要很多钱,但一定要有上进心。当然,如果他希望从我这里捞点钱去做事业,我一定会飞脚将他踢走的。”惠英红说。
这些年来,也有比她小的男人对惠英红发起猛烈攻势,但她明白地告诉人家,不会再尝试姐弟恋。“我的思想比我的实际年龄要大,要是男人比我小,会有很大的代沟。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伴侣能大我10多岁。”
那么,一直和她名字牵扯到一起的刘家良,不就是最佳人选吗?惠英红沉默半晌后说:“刘师傅是我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很多人都说我跟他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刘家班的御用女主角,但绝不是他的爱人和女友。因为,这么好的男人,我只能跟他做朋友。”
惠英红的经历:
贫穷
和很多人们熟知的香港明星一样,惠英红入行是因为贫穷。
1949年,惠英红的父母从山东到了香港。惠家有8个孩子,惠英红排行第五。由于父亲沉迷赌博,原本殷实的家庭被渐渐掏空。
3岁时的一个场景,时至今日依然会浮现在惠英红眼前:拥挤的贫民窟外,围着一圈铁栅栏,家里负担不起8个孩子的生计,京剧院来的人把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接走了。惠英红在铁栅栏这边伸着手,一边哭喊一边看着哥哥姐姐走上“戏子”道路。“一走就已经知道要十年八载。”惠英红回忆。
上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迅猛。这一时期,外来人口涌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
那个时候,母亲带着惠英红在湾仔街头乞讨为生。她有一个习惯:吃饭要让孩子先吃,还要摸着肚子安慰他们:“我好饱啊,今天胃不好。”这延续至今,哪怕她患病失去部分记忆,这个习惯依旧保留着。
少年时代靠天吃饭的艰苦生活,让惠英红有种深刻的不安全感。和她合作5年的经纪人说,惠英红从小独立,没有安全感,会表现出很硬的性格,这样别人才不会欺负她。他觉得惠英红私底下也有柔情的一面,比如她会给宠物狗织毛衣。
惠英红喜欢跟人聊天,“长气鬼”的外号由此而来。对她来说,聊天一方面会走近别人,另一方面也怕别人伤害自己。“所以要很会观察人,这个该防备,那个可以不防备,甚至能多聊一些心思。”
惠英红交友很谨慎,身边的朋友最短也有二十几年的交情。她的交友原则是:太现实的、有利益关系的、品性不好的人,基本不会交。
多年以后,惠英红这样解释安全感:“如果不安排好,没有拿到稳定的东西,我会不安。人生是很难说的,再回到那么穷怎么办?所以我会安排好到90岁都花不完(的钱),这就是安全感。在事业上,我不愿意再掉下来,所以很小心地去把握每个机会。”
为了摆脱贫困,少年时代的惠英红尝试把口香糖、扑克牌、纪念品兜售给美国、英国来的水兵。叫卖途中,惠英红看到一家电影院,“小时候那么穷,哪里知道百万富翁是什么样,只知道这种就是有钱人,是天上的星星。”她回忆起当时的目标,“我现在是人下人,这个是人上人,我也要变成这样。”
为了成为天上的星星,她进了夜总会跳舞,因为“跳舞跟电影比较近,很多演员都是夜总会出来的”。
女一号
跳了两年舞之后,1976年,惠英红被导演张彻选中,进入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射雕英雄传》。惠英红试镜的角色是江南七怪中的韩小莹,张彻觉得她机灵漂亮,让她演了穆念慈。
母亲不同意她进入电影行业,因为钱太少,不给她签合约。那个时候,以低成本制作著称的邵氏公司是按月给员工开工资的,惠英红一个月能拿到500元——如果继续在夜总会跳舞,她一个月的收入是1500元。
合约是惠英红骗姐姐代签的。“我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在湾仔,小孩都是看着我的,我带头。家里有什么问题,最后也都是我来解决。我觉得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东西,除非没有机会走到这一行。”惠英红说。
独立、强硬的性格让她很快在电影行业占据一席之地。
这年夏天,惠英红演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戏:穆念慈被王爷抓去坐牢,她需要跟父亲说一些深情的话,然后抱着他哭。这是整部电影的开机戏,现场来了很多人,但惠英红没觉得有压力,“年轻时就是喜欢炫耀,人越多,我就表演得越好。他们不相信我是第一天拍戏,也没NG。”
1977年版《射雕英雄传》里,惠英红饰演穆念慈
“我就是这种人,很多人看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看到最好的。”惠英红一字一句地说出这句话。这是她在夜总会跳舞时养成的习惯,“如果今天这场坐满,我单独去表演,别人的反应全由我控制,我就很享受这种成功的感觉。你focus(聚焦)在我这边,我就特别兴奋,很精神,脑筋转得快。如果今天就几桌人,我就没那么有劲儿。”说着,她示范了一遍当年无精打采跳舞的样子。
穆念慈一角成功后,惠英红成为邵氏当家花旦,开始跟张彻、李翰祥、刘家良、楚原等大导演频频合作,题材以武侠片为主。
1981年,惠英红主演的电影《长辈》上映。制片经理告诉她,这部电影打破了香港电影史上的开画纪录。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的红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更加确信这一判断——邵氏新加坡总部寄来一封信,信上提到:拍动作片,如果没有惠英红,就不要拍了。
次年,惠英红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惠英红找到邵逸夫,要求加薪。
“加薪?”
“再不加,家里就撑不下去了。你不加,我就不拍了。”
“你签了合约的。”
“合约又不是我签的。”
“你要多少?”
“5万。”
这个数字是脱口而出的。惠英红曾经跟母亲许诺:“现在我拿500,有一天我会拿5万。”
惠英红年轻时
此后,惠英红每部电影的片酬变成5万元,她只演女一号。
这些钱,惠英红依然无法自由支配。30岁以前,她所有的收入都要交给母亲,供养整个家庭。
谷底
上世纪80年代,邵氏公司开始走下坡路,江湖地位逐渐被嘉禾电影公司取代。当时的嘉禾拥有成龙和洪金宝两位动作巨星,并且开始实景拍摄,场面更加惊险刺激,观赏性更强,而邵氏还在坚持低成本的片场拍摄。1986年,邵氏公司电影事业停产,转而拍摄电视剧。
香港电影市场的大环境也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变。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涌现出一批独立制片的导演(如徐克、许鞍华、谭家明等),开始文艺片的创作。在电影史上,这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
惠英红从邵氏进入嘉禾,延续她的“打女”形象。那几年,她拍摄了《扭计杂牌军》、《霸王花》等一系列动作喜剧片,均由成龙监制。那是惠英红受伤最频繁的时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拍摄《扭计杂牌军》期间,她的腿骨折了,但搭好的景第二天要拆,必须按原计划拍完。“下半身根本没法站,两条腿吊来吊去,怎么办?别人抱着我,拍上半身打,全景就用替身。有多疼?上身一动,下面的腿就会摇,像一把刀插进来。拍完送医院,打石膏,一两天之后又出来拍戏。”
“拍完这一系列,突然,差不多一年时间,完全没有动作片拍。”惠英红感觉到危机,她只能看着张曼玉等人主演的文艺电影广受追捧。“很明显,重文轻武很严重。那个时候,走了好运,女生可以拍这种(武打片)。过了这段,所有戏种都是男生带着女生走,文艺片、警匪片不会挑我们这种。《霸王花》还是女一,还那么卖座,翻过身就被淘汰了。”
为了适应变化,改变“打女”形象,1988年,惠英红去法国拍了一套全裸写真,希望更多人看到她女人的一面。她的努力并没有被市场接受,当时交往的男友也离开了她。
“没有机会了,不是说你不努力,是整体没机会了。”惠英红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整年都没有戏拍。这一年,香港回归,好莱坞电影在香港的票房首次超过本土影片,香港电影人北上,合拍片开始成为主流。
“当你在第一线的时候,突然之间,人家给你的都是三线(角色),怎么平衡得了?我每天都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惠英红封锁自己,过起了后来经常被媒体提到的5年圈外生活。
多年之后,回想起那段时间,惠英红觉得那5年白过了,“没做什么事,每天都活在怒火里,蹲在家里等运气”。
“我能做什么?我又没读过书,又没做过其他事情。想来想去,我曾经那么红,就算去找一个售货员的工作,人家都不会请你。平常大家觉得明星很厉害,谁知道明星背后会有什么?”惠英红听说,有些武行的朋友已经转行去开计程车了。
“所有东西都没了,很痛苦。恨自己,恨他们,为什么不找我拍戏。还会诅咒,什么都有,变成一个魔鬼,所有东西都是负面的。”当时的惠英红就像一个火药桶,总是会弄砸一场原本气氛极佳的朋友聚会。
惠英红,图 / 尹夕远
这种负面情绪无可避免地发泄在母亲身上。母亲曾经是惠英红的精神支柱,也是在那段时间,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惠英红认为自己的性格是承袭母亲的,“在要饭的时候,像母鸡保护小鸡,我被人欺负了她一定会冲出来,二话不说,先跟人家打。我爸是书生,遇到事情是会哭的,别人说他儿子真好,他也会哭。我妈就会冲出来说,‘你干吗欺负我老公?’”
母亲病了,她也垮了。
一天,像往常一样,惠英红依旧没有等到邀请她拍戏的电话。她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留在世界上也没什么用。她对着镜子骂自己,“妈呀,多丑,你没用,你快去死”。当天晚上,她吞下大剂量的安眠药。
转向
妹妹及时制止了惠英红的极端行为,将她救了下来。“我一醒来,就看到我妈和我妹妹眼睛都红肿了,尤其是见到我妈几乎垮了。我不知道她们哭了多久,只知道她们很难过,很担心。我在想,我是非常强的人,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要让她们这么担心?”
惠英红意识到自己得了抑郁症,开始看心理医生。这种情况持续到2002年,她决定重新出来拍戏。这一年,《无间道》横空出世,许多人将其评价为香港电影的救市之作,寄予厚望。
媒体喜欢追逐英雄落寞的故事,惠英红得以频频露面。同时,她也在四处“敲门”,寻求机会——她给TVB的熟人和以前电影圈的朋友打电话,“我就问,你要吗?不要也无所谓”。
惠英红复出后的第一部电影,是吴彦祖监制的惊悚片《妖夜回廊》。这是一部获得香港电影发展基金支持的低成本电影。惠英红饰演吴彦祖的母亲,一个曾经很红、后来流落香港庙街的精神病女人。导演之所以请她出演,是因为她的人生经历跟角色吻合,能演出沧桑感。
“只有4天的戏,可是那个角色很突出。不是突然之间我的演技进步,那就是演我自己,不难嘛。可外面的人不知道,以为我演得很好,他们不知道我有多难。”这一次,惠英红的表演在圈内得到认可,后来她得到机会,拍摄了许鞍华导演的《幽灵空间》,饰演舒淇的母亲。
转型饰演文艺片里的家庭角色,与惠英红的经历是相关的。“我遇到的事情很多,家庭成员很多,离婚、改嫁都有,很多家庭的问题在我家都有。”
之后的几年,她饰演了一系列影视剧配角,演的多是母亲、姐姐、老板娘。她安慰自己,不演第三第四,怎么等来女一号?“我每天都提醒自己,我要在心里做这个功课,这种关口才能慢慢过去。”
拿到《心魔》的剧本,她的人生轨迹开始转向。这是惠英红近30年来饰演的第一个女主角,一个对儿子有极强占有欲的精神异常的母亲。“这个角色吃到我那么准,我这情绪病,怎么不会演?好像为我量身打造的。”
2010年,惠英红凭借《心魔》中“酗酒的母亲”一角,在两岸三地的电影奖中拿下7个影后。参加当年金像奖颁奖典礼之前,她紧张到需要靠镇静剂稳定自己——因为担心不能拿奖,她瘦了10斤。
2010年惠英红凭借《心魔》的出色演出,时隔28年再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上台领奖时,她泣不成声:”我很想拿这个奖。拿了第一次之后,我风光了十几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到谷底,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找我,不知道为什么逼自己进入死巷。我把自己藏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连放弃自己的生命都试过,因为真的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但我现在很有信心,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哪怕是一天、两天,只要是好角色,我都会尽量做好。“
另一种生活
惠英红在等一个剧本,作为她的谢幕之作。
“我现在真的想挑一个好剧本,在辉煌的时候退,不要在掉下来的时候才退。我不愿意拍到很老,因为人总会有滑下来的时候,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是为了在最风光的时候退下来。”
面对“很难说”的人生,惠英红的愿望就是不要再掉下去,“我性格太强了,不能面对失败”。
2015年,惠英红拍了7部电影,其中还有一部动作片。拍完这部动作片,惠英红的膝盖、脖子受伤,不得不休息。
惠英红闲不住。经纪人给她放假,但不到两周,电话就追过去:“我很闷啊,不如你去看看这两天有没有工作吧。”经纪人觉得,像她这样级别和年纪的演员,仍然频繁接戏的原因,就是“她很闷”。
在《幸运是我》男主角陈家乐的印象里,惠英红很爱聊天,了解很多新事物。但惠英红仍然觉得跟年轻人之间存在代沟。“以前我不知道代沟是什么,现在就很明显,想跟他们沟通,但说了之后真无趣,他们看电视、上网、购物,有时候没办法谈下去。”惠英红向最好的朋友抱怨,现在很难找到新的朋友,因为话题、思维、对名利的看法都不一样,“还有他们的手段跟我们那种奋斗好像有点不一样”。
经历了香港电影40年风雨,惠英红看到的变化是,当演员更舒服了。尤其是拍动作戏,连替身都能找到一模一样的,还有各种特效帮忙。而她年轻的时候,有过不吊威亚从20层楼跳下的搏命之举。
圈内有传言惠英红会在2017年退休,她告诉《博客天下》:“我的想法是60岁后转到另一种方式的生活。”
“我人生做的事情不多,要饭、跳舞、拍电影,就三个,中间做了两年美容,这也不算长久的事业。”按照惠英红的规划,“另一种生活”就是画画,公益捐赠、拍卖和办画展。她的很多画已经受到业内的认可,并且多次出现在她参演的影视作品里。
她的母亲已经91岁了。不久前,遵照一个和尚的指点,惠英红买来佛经,每晚花一个小时为母亲念经。这是她每天必修的功课。
惠英红演艺生涯
1976年 16 岁的惠英红签约邵氏电影公司,出演《射雕英雄传》穆念慈一角,正式出道
1982年 凭电影《长辈》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此后,惠英红饰演了一系列“打女”角色,成为上世纪80年代炙手可热的女武打明星之一
1997年——2002年 惠英红赋闲在家,患抑郁症,险些结束生命。2002年复出,拍摄《妖夜回廊》
2010年 50 岁的惠英红凭借《心魔》中的母亲角色,获得两岸三地 7 个最佳女演员奖项
2014年 凭借《僵尸》中母亲一角,再度获得香港电影最佳女配角奖
2016年 出演《幸运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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