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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總是為被征服者的較高文明和文化所征服
北魏統一北方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仍然尖銳，北魏統治集團與各族人民的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青、齊、洛、豫、冀、秦、雍、徐、兗等州相繼發生起義，北方邊鎮一帶反抗逃亡頻繁。北魏統治集團與漢族地方豪強的矛盾、北魏統治集團內部，封建中央集權與舊部落顯貴的矛盾也十分尖銳。要解決這些矛盾必須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地深入地改革。孝文帝就承擔並且實施了這樣的改革。
第一，班俸制代替斷祿制。北魏官吏原無俸祿，中央官吏按等級得到戰爭中獲得的財物、隸戶。地方官吏只要上繳額定的租調，就可以任意搜括、貪污，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縣只產麻布，因此，又令每戶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庫，作為官府委託商人調換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漁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詔：「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鬥，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中規定：「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使開國以來形成的貪污之風有所收斂。
第二，以三長制代替宗主督護制。西晉末由於北方長期戰亂，基層行政機構瓦解，出現以宗法關係為紐帶，集軍事、政治、經濟為一體的塢堡。塢堡主管轄著前來依附的中小地主，眾多的農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實行塢堡主任宗主督護制，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公元486年開始實行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負責督察戶口，催督租賦，征發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從而健全了縣以下基層行政機構。使國家從中央到基層的行政體制得以完善。
第三，實行均田制。北魏時由於豪強地主佔有大量土地，而很多農民又得不到土地，農民或轉入私門，成為豪強地主的隱戶，或亡聚山澤起義反抗。隱戶增多，使國家稅、賦減少。農民的反抗，動搖著國家的統治，為了緩和這一社會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頒布了均田令：「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
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
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舊都平城實行的計口授田、畿內課田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均田令並沒有觸動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實質是在保障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束縛農民於土地，強迫他們墾種土地，以增加封建國家的租調收入和徭役來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農民對所耕土地的佔有，一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從而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北魏在實行三長制的同時，還頒了新的租調製，規定一夫一婦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歲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從事耕織的奴婢8人，耕牛20頭，其租調與一夫一婦數量相同。由於以一夫一婦為徵收單位，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營私舞弊，一般農戶的負擔略有減輕。流散的農民被強制定居，許多蔭戶戶口脫離了宗主豪強。國家納稅戶口及租調收入增加了。
公元495年孝文武遷都洛陽。他向任城王元澄講了遷都的理由：「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裡，因茲大舉，光宅中原，」元澄回答：「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為了遷都洛陽，孝文帝於公元439年十月「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已卯，幸河南城。……乙未解嚴，設壇於滑台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
遷都之後，又進行了禁胡服、斷北語、改姓氏、定族姓等一系列移風移俗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僅緩和了當時緊張的階級矛盾，也使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亦有所緩和。更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北魏的社會經濟、文化都得到迅速的發展。對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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