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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治理封建国家的成效。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取得“贞观之治”的政绩，是和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
唐太宗即位时，面临的是社会动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清醒地认识到。“致安之本，在于得人”，“用善人则国治，用恶人则国乱”。因此，他选拔官吏，能够比较严格地坚持以才选人、以贤任人的原则。贞观时期的许多重要官员中，有原秦王府（唐太宗即位前封秦王）的旧属，也有从下层破格提拔上来的百姓；有隋朝的旧臣和敌方的降将，也有曾追随太子李建成反对过唐太宗的人。这说明，唐太宗不论他们是何出身，有何经历，都能够据贤量才加以任用。
例如，官至中书令的马周，曾因家贫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他替常何写了二十多条很有见地的政见上书朝廷，唐太宗看后非常赞赏，立即召见马周，委以要职。前面篇章中提到的隋朝旧臣裴矩，虽然跟着隋炀帝干过一些坏事，但本人颇有才能，唐太宗扬其所长，仍然让他继续作官，使裴矩在贞观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臣魏征从前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李建成同李世民谋夺皇位的生死争斗中，魏征曾为李建成献策要及早杀掉李世民。然而。知人善任的唐太宗发现魏征耿直忠诚，又有出色的政治才干，不仅不计前嫌，反而非常信任倚重，和他“上下同心”。关系“有同鱼水”。
唐太宗在用人上还有一个可贵之处——“拔人物不私于党”，就是说不搞裙带关系。有些长期跟随他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原秦王府旧属，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因而表示不满。对此，唐太宗严肃批评道，用人的标准在于是否称职，怎么能以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论呢？由于唐太宗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标准，贞观时期涌现出一批治国治军有方的杰出将相，在朝廷中形成了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统治集团。这对唐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基本上做到了唯才是用、唯贤是举；坚持“苟或不才，虽亲不用”的原则，并且具有
“如其有才，虽仇不弃”的胸怀；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不乏善于用人的皇帝，但他们和唐太宗李世民相比，显然要逊色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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