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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徵祥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外交家。他22岁时，便随清末外交家许景澄来到中国驻俄使馆任翻译官，后长期担任驻荷兰、俄国公使。民国初期，他曾多次担任外交总长，几乎亲历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他曾参与过关于外蒙问题谈判，也为袁世凯签署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同时又深怀爱国之情，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陆徵祥出生在上海，8岁丧母，由做传教士的父亲扶养成人。陆徵祥在出任中国驻俄使馆外交官时，认识了天主教女子培德博斐女士。培德比他大16岁，但她那出众的才貌、高雅的谈吐，使陆徵祥一见钟情。两人冲破了重重阻力，于1899年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培德不仅在生活上精心照顾陆徵祥，而且还成了他政治、外交上的得力助手。陆徵祥对她非常敬爱，他曾说，在他的心目中，夫人的地位与父母和恩师同等重要。并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妻，教育以裁成我者吾师也，三者缺一不可。他还专门画了一幅《三友图》，三友者，一为其父，一为其师，一为其妻，画好后，还请溥仪皇帝的老师陆润痒为图题字，结果被陆润痒痛斥了一通，说哪有父师而可与妻并称三友者？
早先陆徵祥要与培德成婚，曾遭到使馆上下和国内舆论的激烈反对。陆徵祥的老师许景澄也激烈反对这段姻缘，后见无法阻止，便无奈而又幽默地说：“子兴（陆徵祥的字），你学外国学得很彻底，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如没有儿孙，你太太又先你过世，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也是外国的习惯。”没想到这个玩笑最后竟成了现实。他真的在妻子死后去了修道院，做了一名修道士，被人称作“修道士外交总长”。其实，陆徵祥去修道院出家做修道士，并非因为外国的习惯，而是因为他为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后的沉重的负罪感所致。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件是帮助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深知这是灭亡中国的条件。但为了称帝，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决定接受这一条件。他令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去办理签字手续。陆徵祥深知签字的责任和罪孽，可又不敢违命得罪袁世凯。陆徵祥在签字的前一天，将此事告诉了夫人培德，培德听了大为震惊，没想到自己的丈夫竟同意去签这样的卖国条约。她鄙视地说：“真不了解你们中国人，以中国这样的广大民众，对付三岛的日本国，竟然老鼠见了猫一样的怕。”陆徵祥甚感惭愧，无言以对。陆徵祥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之后，来见袁世凯，袁说：“陆先生累了。”陆徵祥说：“精神倒也支持得了，不过我签了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此后，陆徵祥一直被沉重的负罪感所折磨。后来陆徵祥携培德去了瑞士当公使。1926年，培德在瑞士病逝。去世前，她再次提及陆徵祥签署“二十一条”一事，说这事最不光彩，对不起她，也对不起国家。希望在她去世之后，他能去修道院，以取得上帝的赦免。陆徵祥依照夫人的遗言，去了比利时，在培德生前的神父陪同下，进了布鲁日本笃会修道院做了一名修道士。1935年6月，陆徵祥晋升为本笃会司铎。罗马教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晋升典礼。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右任、徐世昌等都寄来了礼物、书信、贺电等，以示祝贺。1945年，陆徵祥被封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
陆徵祥虽人在修道院，但仍时时关心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对自己违心签署“二十一条”始终悔恨不已。1945年终于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他异常兴奋，感慨终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了祖国一雪前耻。
1949年，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唯一的一位“修道士外交总长”病逝，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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