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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流传着两则以生肖为绰号的故事。一则是马寅初、马君武“一马”和“五马”的故事。一则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只兔子”的故事，这两则故事都很有趣。
马寅初和马君武是我国两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两人曾同在中国公学工作，当时马君武任校长、马寅初任教师，两人感情很好，常在一起交谈。有一次，闲谈中两人互问年龄，马君武知道马寅初是光绪壬午年出生的，生肖属马，就戏对马寅初说：“我姓马，你也姓马，不过我是一马，你是二马。”马寅初听后笑道：“你说我‘二马’，实际上我远远不止二马，我还是五马呢！”马君武问：“怎么是‘五马’？”马寅初说：“我是壬午年农历五月初九日午时出生的，五月是午月，初九日是午日，再加上午时，年、月、日、时都是午，习俗以‘午’属马，这样，连同我姓马，就有五个马了。”马寅初刚说完，多才博识的马君武马上说道：“古人称太守为五马，那么你是‘马太守’了。”马君武用“马太守”戏说马寅初，不仅续接得贴切有趣，而且还有深刻的含意。东汉时会稽有一位叫马臻的“马太守”，为人正直、勤政爱民、不畏强暴，治理鉴湖水利有功，后因触犯皇上被杀害。马君武借此赞扬马寅初耿直敢言的无畏精神。
后来，这事被传为佳话。两人也从此有了以生肖命名的“一马”和“五马”的绰号。更有趣的是，后来“五马”又有了发展，那是20世纪的50年代，马寅初因提出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受到批判。有人诬蔑他是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据理反驳，义正词严地说：“我这匹‘马’，是马克思的‘马’！”这样，马寅初又多了一“马”，由“五马”变成“六马”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他采用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延聘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旺的最高学府。他请陈独秀来北大主持文科，请胡适来北大任教授。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学改革；胡适主张运用白话文，强调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他们三人当时影响很大，都是知识渊博、思想活跃、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因为又都是属兔的，所以，人们称他们是北大的“三只兔子”。三人虽都属兔，但并不是一年生人，蔡元培生于1867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胡适生于1891年，依次相差一轮。胡适最年轻，来北大时还不到30岁，所以，当时人们戏称：“北大添个青年人，玉兔常伴月照明。”他们经常休息的地方也因此得到一个“兔园”的称号。
有趣的是，当时北大校园里不光他们这三只“兔子”有名，还有三只有名的“兔子”，他们是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朱希祖是1879年己卯年出生的与陈独秀同年，刘半农和刘文典是1891年辛卯年出生的，与胡适同年，这五人当年都是北大著名的教授。当时北大校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说法，那是将胡适、刘半农、刘文典叫着“小兔子”，将陈独秀和朱希祖称作“老兔子”。实际上，称陈独秀和朱希祖为“老兔子”是不合适的。因为北大的“老兔子”是蔡元培，陈独秀和朱希祖只能称“中兔子”。当时北大老师的休息室是每人一间，因他们被人称作兔子，所以，他们的休息室也被人称作“卯字号”。
这么多“兔子”名流齐聚北大，既是一种趣事，也说明北大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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