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决不肯积留银钱给后人
【题解】
本篇收录了曾国藩的四封家书，时间跨越了从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十年的十二年时间。
在这四封信中，我们见识了曾国藩的清廉一面，这清廉表现在军营与家庭两个方面。前者，他谈到：凡是带领军队的人，都免不了稍稍填肥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不白拿，只求我自己不白拿。我用这种作法示范于僚属，也用这种作法报答圣主。今年江西艰难困苦非比寻常，省里官员有贫穷困顿到不能自存的，即使是抚藩各衙门也无法寄银两赡养家眷，我怎么敢乱取一丝一毫？
说到清廉为官，尽管真正做到相当不易，但毕竟从古至今大有人在。而对家庭要求也如此严格的则是比较罕见。曾国藩对面家族和家庭，一样公私分明、严格操守。在第二封信中，面对四弟在家擅自为他置了私产这一既成事实，他居然是那等决绝，令人钦佩。在最后一封信中，他则告诉自己的儿子说：有了银钱、田产容易滋长骄气惰性，我们家里千万不能积存银钱，不要买田产，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温弟在省所发书，因闻澄弟之计，而我不为揭破，一时气愤，故语多激切不平之词。予正月复温弟一书，将前后所闻温弟之行，不得已禀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禀告而误用诡计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骤看此书，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间，一言欺诈，终不可久；尽行揭破，虽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终能相谅。
现在澄弟来书，言温弟鼎力办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辞劳，又耐得烦云云。我闻之欢喜之至，感激之至。温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荡佚一路，归入勤俭一边，则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于兄弟者，盖有说焉：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族党者日广，断不畜除廉俸之外之一钱，不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补，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亲戚各项，不知果照单分送否？杜兰溪为我买《皇清经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公元1849年4月13日）
【译文】
澄侯、温雨、子植、季洪足下：
温弟在省城所发的信里，因为听说了澄弟的计策，而我又不给他说明真相，一时气忿，所以话里有很多激切不满的措辞。我在正月里给温弟写了封回信，将先后听到的有关温弟的行为，不得已告诉父母，以及澄弟、植弟不敢告诉大人而错用诡计的缘故全部说破。溫弟乍一读这封信，不免会恨我。但兄弟之间，一句欺骗的话，终究不可以维持长久；彻底说明真相，虽然现在显得太直露，而长了最终能互相谅解。
现在澄弟来信，说温弟尽力办事，甚至一夜不睡，又不辞劳苦，又很有耐心等等。我听后欢喜之至，感激之至。温弟天分本来就高，如果能改掉放荡一类的毛病，回到勤俭的道路上来，那么就是兄弟们的幸运、全家的福气。我对待温弟似乎近乎苛刻严厉，然而我扪心自问，仍然觉得无愧于兄弟。这是有道理的--
一般来说，做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感情深厚，而对兄弟感情淡薄；富了自己一家，而对亲戚本家冷酷无情。我自从三十岁以来，就认为做官发财可耻，认为官宦人家积攒钱财留给子孙令人羞愧，令人憎恨，所以内心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来留给后代，神明亲临见证，我绝不食言。现在侍奉父母，每年也只寄少些钱回家，作为吃些好东西的费用；宗族亲戚中贫穷的，也是每年各分给少许，以尽到我的一点心意。大概即使多寄钱给家中，但堂上大人吃的穿的也不能因此而更加丰厚。与其独富一家，而使宗族亲戚因为埋怨我而并憎恨堂上大人，为何不分润泽给宗族亲戚，使他们感谢我堂上大人的恩德而更多一些钦服敬重呢？
将来如果在外地做官，俸禄收入较为丰厚，我自己发誓除廉俸之外，不拿一分钱。廉俸如果一天天增多，那么周济亲戚族人的范围就越来越广，决不蓄积廉俸之外的银钱作为儿子的衣食之需。因为儿子如果贤明，那么不靠官囊也能够自己去寻觅衣食；儿子如果不肖，那么多积攒一钱，他将多造一份孽，将来淫逸作恶，必定大坏家的名声。所以下定了这个决心志向，决不肯靠做官来发财，决不肯积留银钱给后人。如果俸禄收入较为丰厚，除供给父母美味之外，都用来周济亲戚族人中贫穷的，这是我平生的志向。
至于兄弟之间，我也用德去爱他们，不愿用姑息去爱他们。用勤劳俭朴教导他们，用习劳守朴来规劝他们，这是用德去爱护兄弟；丰衣美食，一切如意，这是用姑息去爱兄弟。姑息之爱，使兄弟肢体懒惰，傲气增长，将来丧失德行，这是我用不孝来做兄弟们的表率，我不敢这么做。我为官十多年，现在京中寓所全部东西只是书籍、衣服两样。衣服是当差者必不可少的，书籍则是我生平的嗜好，所以这两样东西稍多。将来我罢官回家，我夫妇所有的衣服，就与五兄弟抓阄平分。我所置办的书籍，就藏存在利见斋中，兄弟和后辈都不得私拿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我绝对不另外保存一件东西来作为做官得来的财产，连一根线、一粒米都不占为己有，这又是我对待兄弟们的一贯原则。恐怕温弟不能深刻体谅我的用意，所以把我一直以来做事的根本准则告诉弟弟，希望弟弟们体验观察，深刻思考。
去年寄给亲戚的各种款项，不知是不是当真照例单分送的？杜兰溪为我买的《皇清经解》，不知植弟是不是已经从省城搬到家中了？
两世兄弟怡怡一堂，国藩无自置私田之理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闻屡次长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田一所，系国藩私分等语，并云系澄侯弟玉成其事。国藩出仕廿年，官至二品，封妻荫子，且督师于外，薄有时名。今父亲叔父尚未分析，两世兄弟怡怡一堂，国藩无自置私田之理。况田与蒋家垅相近，尤为鄙陋。此风一开，将来澄弟必置私产于暮下，温弟必置私产于大步桥，植弟、季弟必各置私产于中沙、紫甸等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矣。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可挽回。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倍蓰什佰，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兹特备陈大略，求澄侯弟将五马冲田产，为我设法出脱，或捐作元吉公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祭田，或转售他人，以钱项备家中日用之需。但使不为我私分之田，并不为父亲私分之田，则我之神魂为之少安，心志为之少畅。温、植、季三弟，亦必力赞成吾意，至幸至慰。诸弟禀明父亲叔父后，如何定计，望详明告我。
（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与诸弟书 公元1856年1月8日）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我听到长夫们多次说到我家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了一块田地，说是我自己的私田，并说是澄侯弟办理的这件事。国藩为官二十年，官至二品，封妻荫子，而且在外带领部队，小有名声。现在父亲与叔父还没有分家，两代兄弟和睦一堂，国藩自然没有购置私田的道理。况且这块田地与蒋家垅靠近，尤其鄙陋。这种风气一开，将来澄弟肯定在暮下购置私产，温弟必然在大步桥购置私产，植弟、季弟必定各在中沙、紫甸等地方购置私产，将来后代肯定有轻易抛弃祖居而迁移到别处去的。过去祖父在世时，常常讥笑别人喜好积聚私财是将要败家的征兆，又常笑驼五爹张口就说水口，达六爹张口就说桂花树，想必听各位弟弟也听熟了。妻子是女流之辈，不懂大道理，儿子纪泽年幼无知，全靠兄弟们教导，引到光明正大的道路上。若把他们引入鄙俗、自私的道路，将来为人斤斤计较，气量一天天狭窄，就难以挽回了。
子孙后代的贫富，都有自己的命运决定。命里确实该富，即使没有私产也必定会有饭吃；命里确实该穷，即使私产比五马冲多上五倍十倍百倍，也仍会没有饭吃。兄的阅历几十年，对于人世间的穷富得失想得很透彻。现在特别说个大概，请澄弟把五马冲的私田想办法为我脱手。要么捐作元吉公的祭田，要么议定价格作为显冈公的祭田，要么转卖给他人，所得的银两作为家里的日常开支。只要不成我的私田，也不成为父亲的私田，那么我的心会因此稍稍安宁，心情会因此稍稍舒畅。温、植、季三弟也必定极力赞成我的意见，至幸至慰。各位兄弟禀明父亲、叔父后，如何决定，希望详细地告诉我。
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
字谕纪泽、纪鸿儿：
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刻留心。鸿儿文笔劲健，可慰可喜。此次连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拟体系何人主意？再行详禀告我。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与纪泽纪鸿书 公元1860年11月28日）
【译文】
字谕纪泽、纪鸿儿
泽儿读书的天分很高，但文笔却不是很有功力，说话又太随便，举止太轻浮。这次在祁门的时间太少，没有把轻浮的毛病彻底改掉，以后要在说话走路上时时注意。鸿儿的文笔刚健，可喜可贺。这次写的连珠文，先生改了多少字？体系是谁的主意？要再次详细禀告我。有了银钱、田产容易滋长骄气惰性，我们家里千万不能积存银钱，不要买田产，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切记。
只求我自己不妄取丝毫
澄侯四弟左右：
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五百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今年江西艰困异常，省中官员有穷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抚藩各衙门亦不能寄银赡家，余何敢妄取丝毫？兹寄银三十两，以二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以十两奉叔父大人含饴之佐，此外家用及亲族常例，概不能寄。
（咸丰六年十一月廿九日与四弟国潢书 公元1856年12月26日）
【译文】
澄侯四弟左右：
往年在京城时，每年往家中寄银子或者一百两或者二百两不等。一是用来孝敬老人买些甘美食品，二是用来帮助贫穷的家族亲戚。自从带兵打仗以来，仅仅前年冬天寄回五百一十两。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了二百两银子。现在我这里实在不能再寄。凡是带领军队的人，都免不了稍稍填肥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不白拿，只求我自己不白拿。我用这种作法示范于僚属，也用这种作法报答圣主。今年江西艰难困苦非比寻常，省里官员有贫穷困顿到不能自存的，即使是抚藩各衙门也无法寄银两赡养家眷，我怎么敢乱取一丝一毫？现在寄回银子三十两，用二十两作为奉养父亲大人饮食之需，用十两作为奉养叔父大人美味之助。此外家庭用钱以及接济亲戚族人的常例钱全都不能寄了。
十一、再困窘，也不可索穷友之债
【题解】
本篇所选的三封家信的背景是，咸丰二年，曾国藩于赴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突闻母丧，一方面自己疾奔回家，另一方面写信安排在京的家眷回乡事宜。后来因为太平军起事波及湖南，暂时中止了家眷返乡计划。但就在这急迫之际，却鲜明地表现出曾国藩做人的操守。
他告诉儿子，现在京寓内并无银钱，一分一毫也拿不出，不得不开吊收取奠礼，作为家眷南回的路费。开吊所得，大约不过三百两银子。因人口太多，路费估计需要四五百两，那不足的部分，可求朋友张罗。但是他嘱咐儿子：受人恩情，应当是将来报答之处，不可多求于人。最能表现曾氏为人之处，一是自己缺钱，但是他要求儿子，自己再困窘，也不可索穷友之债；二是自己欠别人的钱，则是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后来因江西送给奠银一千两，立即拿出五百两寄京城还账。而且还要儿子拿出银两周济别人。
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
字渝纪泽儿：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比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账，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监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咸丰二年七月廿五日夜与纪泽书 公元1852年）
【译文】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二刻，我行至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惨痛地听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德行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会有祸变，恐惧已很久了，不想老天不消灭我本人，而反降灾于我的母亲。回想起来，我平日未能觉察到的大罪真是不可胜数，一听这个消息，实在无地自容。小池驿离大江边还有二百里，这两日雇一顶小桥，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地就去雇船。从黄梅到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到长沙不过一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以到家。一离家就是十四年，母亲的音容已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哪有稍可减轻之处！现念及京寓家口还很多，回家很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离京时把一切家务都当面托付毛寄云年伯，承蒙他慨然许诺。这时遭到这样的大变故，你前去叩头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一定能得到应允。现在京寓内并无银钱，一分一毫也拿不出，不得不开吊收取奠礼，作为家眷南回的路费。开吊所得，大约不过三百两银子。因人口太多，路费估计需要四五百两，那不足的部分，可请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都以肝胆相许，待我很厚，或者可以请求他们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应当是将来报答之处，不可多求于人。袁漱六姻伯那里，只可请他出力帮助办理一切事务，不可让他张罗银钱，他已经很苦了。
二、京寓所欠的账，唯有“西顺兴”最多，此外杨监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都是多年未还。可请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由他们中选择很熟悉的人，前去为我延缓，我再有信寄到各处。外间如有人送奠钱来的，我当一概放在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就用一两还债，有一钱就还一钱债。如并无分文，只有等我起用复官后再还了。
清苦异常者，万不可向其索债
字谕纪泽儿：
吾于七月廿五日在太湖县途次痛闻吾母大故，是日仍雇小轿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写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尔等眷口于开吊后赶紧出京。廿六夜发信交湖北抚台寄京，廿七发信交江西抚台寄京，两信是一样说话，而江西信更详，恐到得迟，故由两处发耳。惟仓卒哀痛之中，有未尽想到者，兹又想出数条，开示于后：
（一）他人欠我账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勖齐（敏学），当时听其肤受之诉而借与百金，其实此人并不足惜（寄云兄深知此事），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即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翁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债，是可为法。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刘仙石之二百千钱，渠差旋时，自必还交袁亲家处，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间有借我者，亦极窘，我亦不写信去问他。
（一）我于廿八、廿九在九江耽搁两日，雇船及办青衣等事，三十早即开船。廿九日江西省城公送来奠银一千两。余以三百两寄京还债，以“西顺兴”今年之代捐贡银及寄云兄代买皮货银之类，皆极紧急，其银交湖北主考带进京，想到京时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云兄择其急者而还之。下剩七百金，以二百余金在省城还账（即左景乔之二百金及凌王曹曾四家之奠金），带四百余金至家办葬事。
（一）江西送奠仪千金，外有门包百金，丁贵、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尚存四十金，将来罗福、盛贵、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两。渠等在京要支钱，亦可支与他，渠等皆极苦也。
（一）我在九江时，知府陈景曾、知县李福（甲午同年）皆待我极好。家眷过九江时，我已托他照应，但讨快不讨关（讨关，免关钱也；讨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兔关税也）。尔等过时，渠若照应，但可讨快，不可代船户讨免关。
此信写后，余于十二日至湖北省城晤常世兄，备闻湖南消息。此后家眷不出京。我另写一信，此信全用不着了。
（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与纪泽书公元1852年9月21日）
【译文】
字谕纪译儿：
我七月二十五日在太湖县的路途中听到母亲去世的大事，当天仍然雇用小轿子走了六十里，晚上没有入睡，写信给京中的的家里料理一切，命你们在开吊后赶快离京。二十六日晚上寄出信件，交给湖北抚台发往北京。二十七日寄出信件，交给江西抚台发往京城。两封信的内容一样，给江西的信写得更详细些。怕信到的时间太晚，所以由两个地方发出去，只是在突然悲痛中有没想周全的，目前又想出几条，开列示儿如下：
一、别人欠我的账目，算起来也将近一千两银子。只有同年鄢勖齐（敏学），当时因为听他的不真实的言辞受了感动而借给他一百两银子，其实这个人并不值得可怜。现在他已被参劾官职，不再说了。这里所有借我钱的人，均是光景十分窘迫的人。目前我虽然窘迫，也用不着向人家索要，像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芸阶这些人，目前全不很宽裕。至于留京的举人，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等人，特别清苦。千万不可向他们索取，即便他们送来也可以退还。因为我欠别人的账，既然能不还清即出京城，别人欠我的账而要别人偿还，这是不讲恕道。原先黎樾翁离开京城时也是极其拮据而不肯向穷朋友索要债务，这是可以照做的。至于胡光伯借的八十两、刘仙石借的两百千，他们出差完了回到京城时必定会交还到袁亲家那里，目前也用不着告知他们家里。外地有借我钱的，也很窘迫，我也不写信去问他们。
二、我于二十八、二十九在九江耽搁了两天，雇船以及置办青衣等事，三十日早晨就开船。二十九日江西省城官府送来奠份银一千两，我用三百两寄到京城还债，因为“西顺兴”今年的代捐贡银和寄云兄代买皮货之类的银子都很紧。这些银子交给湖北主考带进京城。想到银子到京城的时候，家属已经离开京城了，就交给寄云兄选择急需银两的交给他们。剩下余的七百两，用两百多两在京城还债（就是欠左景乔的一百两和凌、王、曹、曾四家的奠金），带四百两剩余的银子回家置办丧事。
九、江西送奠银一千两，另外有门包一百两。丁贵、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两，还剩四十两，将来罗福、盛贵、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得八九两，他们在京要支用钱，也可以支付给他们，他们都十分贫苦。
十二、我在九江的时候，知府陈景曾、知县孝福（甲午同年）均对我很好。家属过九江时，我已拜托他照应，但只可讨快不能讨关（讨关是免关税钱，讨快只快快放行，不免关税钱）。你们过那里时，他们如果有照顾，只可讨快，不可代船户讨免关税。
写了这封信后，我于十二日到湖北省城会见常世兄，知道了湖南的消息。现在家眷不要离开京城。我另外再写信，这封信用不着了。
十二日夜里写
我家若有钱，可分些略解同乡断炊之患
字谕纪泽儿：
予自在太湖县闻讣后，于廿六日书家信一号托陈岱云交安徽提塘寄京，廿七日发二号家信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廿八日发三号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赶紧出京之说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家信第四号，十四日发第五号，廿六日到家后发家信第六号，此三次信皆言长沙被围，家眷不必出京之说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于廿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亲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癣疾自到家后日痊愈。地方团练，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
现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权厝先妣于下腰里屋后山内，俟明年寻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之事，一切皆从俭约。惟新做大杠六十四人舁请，约费钱十余千，盖乡间木料甚贱也。请客约百余席，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神主即请父亲大人自点。
丁贵自廿七日已打发他去了，我在家并未带一仆人，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习。丁贵自回益阳，至渠家住数日，仍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与荆七二人同归。孙福系山东人，至湖南声音不通，即命渠由湖北回京，给渠盘川十六两，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尔奉尔母及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谨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长沙贼退后，余有信来，再行收拾出京。
罗劭农（芸皋之弟）至我家，求我家在京中略为分润渠兄。我家若有钱，或十两，或八两，可略分与芸皋用，不然，恐同县留京诸人有断炊之患也。
书不能尽，余俟续示。
（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与纪泽书 公元1852年10月30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我在太湖县听到讣讯后，在二十六日发一号家信，委托陈岱云交安徽提塘寄京城；二十七日写二号家信，委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到京城；二十八日写三号家信，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往京城，这三次信都是让家眷赶紧离开京城。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第四号、十四日发第五号、二十六日到家后发第六号家信，这三次信都说长沙被围困，家眷不必离开京城。不知是不是都已经收到？
我于二十三日到家，家里一切均安泰吉祥，父亲大人以及叔父、叔母以下人等均平安。我癣疾自从到家后一天天见好。至于地方团练，我曾家人人均练习武艺，外姓人也有许多人善于打斗，土匪绝不可怕。广东土匪的气势虽然凶残，但我县处在偏远的万山之中，并没有在交通要道上，也决不会遭到土匪的侵略。
目前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暂时安葬亡母在下腰里屋后的山中，待明年找好吉地后另行改葬。所有出殡的事项一切均从俭节约，唯有新做的大杠，需共六十四人抬杠，付人力钱十多千，这是由于乡间木料价钱很低。请客大概百多席，没有海味，县城各位官员一律不请。神主则请父亲大人亲自点定。
丁贵自二十七日已打发走了，我在家中并没有带一个仆人，因为住在乡间就得全守乡间的旧样子，不能掺杂半点官宦习气。丁贵自己先回益阳，到他家居住几天，仍然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与荆七两人一同回来。孙福是山东人，到了湖南语言不通，就让他从湖北回京城，给了他十六两银子作盘缠，想必他今年冬天可以到京城。
你侍奉你母亲以及各位兄弟姐妹在京城，一切均要小心。现在不必出京，待到长沙土匪退去后我有信去，再收拾离开京城。
罗邵农（芸皋的弟弟）到我家，求我家在京中时给他哥略为照料。我家若有钱，或者十两、或者八两，可稍微分给芸皋用。不然，可能同乡中留在京中的各位有断粮之患。
书不能尽，余待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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