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福泽谕吉

外文名：ふくざわ ゆきち[fukuzawa yukichi]

国 籍：日本

民 族：大和民族

出生地：大阪

出生日期：1835年1月10日

逝世日期：1901年2月3日

职 业：思想家、教育家

主要成就：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创办庆应义塾大学

福泽谕吉：强盛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一颗独立之心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众所周知，现行1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

举世皆知，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

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时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认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尔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做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做为现代日本之父，《脱亚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在解析中国儒学，倡导西学维新的论述中，从“人与人平等”作为切入点，并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此人对中国儒学洞察透彻，一击中的。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人性与精神的压抑，正是使人不能独立，不能发展，不能创造的命门。

福泽在他的论述中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识进步，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和做官之外一无所成。

福泽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独立自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中国的儒学，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不得站立起来。

福泽喻吉是日本文化维新运动的开山鼻祖，在日本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福泽喻吉是现代日本的指路明灯，他的头像被印在10000日圆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

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十七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甚至还通过出资购买武器来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

所以无论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绝对难辞其咎。他在《脱亚论》中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民众精神导师的地位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当下中国，共和近100年，始终找不到好的发展模式，一直找不到立国的根基，以为有宇宙真理在手，以为一套斗争哲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却不想成为整个民族的灾难，成了全世界少有的没有信仰的大国孤岛，成为典型的物质主义，没有思想内涵和素质的大国，国民素质问题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没有个人人格的独立，就没有个人素质的进步和升华，这样的民族是托不起大国梦的，谈不上对世界的贡献，只有一味的消耗和索取，必须做出深刻的反省和变革。

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辨明事理，处置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身心的操劳维持个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在一个国家里面，才德足以担任统治者的，千人中不过一人。假如有个百万人口的国家，其中智者不过千人，其余九十九万多人都是无知的小民。智者以才德来统治这些人民，或爱民如子，或抚牧如羊;他们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不知不觉地服从上面的命令，从而国内听不到盗窃杀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安稳。可是国人中便有主客的分别，主人是那一千个力能统治国家的智者，其余都是不闻不问的客人。既是客人，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不如主人爱国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无知的人民虽不至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要想国家独立就很困难了。

由此可见，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英国人和日本人都爱护自己的国家，因为本国的国土不是属于别国人，而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爱国应该和爱自己的家一样。为了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

原来政府管理政务，人民受其统治，只是为着便利而划分。如果面临关系全国之事，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从前在战国时代①，骏河的今川义元率领数万兵力进攻织田信长时，信长在桶狭设伏邀击今川所部人马，斩杀义元。今川的将兵都象小蜘蛛一样不战而散，当时负有盛名的今川政权便一朝灭亡，连痕迹也没有了。然而两三年以前的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战争初起时就被普国生擒，可是法国人不但不因此失望，反而越加奋发，努力抗战。以后虽然守城数月，付出很大牺牲，才停战讲和，但法国却保持了原状。这次战役与今川战争相比，却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骏河的人民仅依靠今川一人，自居客位，不认为骏河是他的祖国;至于法国爱国之士，则多深忧国难，不待人劝，就自动为本国作战，所以才有这样的不同。由此可见：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时，全国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才能深切地关心国事，否则是不可能的。

①公元十五世纪末叶起，在日本群雄割据，互相争战，一直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完成统一为止，共达百年，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代。——译者

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所谓习惯、本性即指此事，成了习惯就不容易改变了。譬如现在日本平民已经被准许冠姓和骑马;法院的作风也有所改变;表面上平民与士族是平等了，可是旧习惯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过来的。因为平民的本性还是与旧日平民无异，所以在言语应对方面还是很卑屈。一见上面的人，就说不出一点道理来;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种柔顺的样子，就象家里所喂的瘦狗，真可以说是毫无气节和不知羞耻之极。

在以前锁国的时代，旧幕府实行严加约束的政策时，人民没有气节不仅不妨碍政事，反而便于统治。因此官吏就有意使人民陷于无知无识，一味恭顺，并以此为得计。可是到了现在与外国交往之日，如果还是这样，就有大害了。

譬如，乡下商人想和外国商人交易，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到横滨。首先见到外国人身体魁伟、资本雄厚、洋行很大、轮船很快，就已经胆战心惊，等到接近外商，与他们讲价钱，或遇外商强词夺理时，不但惊讶，又畏惧他们的威风，结果明知他们无理，也只有忍受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种损失和耻辱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一国的，实在是糊涂愚蠢。但如追溯其根源，却在于其先辈世代缺乏独立精神的商人的劣根性。商人常受武士欺凌，常在法院里挨骂，就是遇见下级的步卒，也要把他当作大人先生来奉承，其灵魂已彻底腐烂，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净。这些胆小的人们，一旦遇到那些大胆和剽悍的外国人，是没有理由不胆战心惊的。这就是在国内不能独立的人对外也不能独立的明证。

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作坏事。

在旧幕府时代，有一种叫做“名目金”①的勾当，即假借权势强大的“御三家”②的名义放贷款，办法非常蛮横，实在令人可恨。如果有人借钱不还，本可再三向政府控告，但他们因害怕政府而不敢去控告，却用卑鄙手段，假借他人的名义，依仗他人的权威来催还贷款。这真是一种卑劣行为。现在虽然听不到出借“名目金”的人，但社会上难免没有假借外国人名义放贷款的人。

由于我们没有得到确证，所以不好明白指出，但如想起往事，也就不能不对今世之人有所怀疑了。今后万一要与外人杂处，而有人假借外人的名义来干坏事，就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祸。因此，人民若无独立精神，虽然便于管理，却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因为灾祸往往出于意外。国民独立精神愈少，卖国之祸即随之增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仗势作坏事。

①名目金：即借用有势力的如御三家、大名、寺社的名义出借的贷款。利息高，诉讼有优先权，对贷款人有利。——校者

②指德川时代的水户、纪州及尾张三家(藩)，首代藩主均系德川家康(首代将军)之子，在诸侯中最为显贵。——译者

以上三点都是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产生的灾祸。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福泽谕吉有着怎样的成就？关于福泽谕吉的评价是怎样的

婚姻与游历

谕吉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文 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婚。

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所以能够洞察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固然得力于平日的学习，但更有赖于这次旅游的经验。贯彻他的思想的爱国精神，似乎也渊源于此。这一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庆应二年，一八六六)。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工作

谕吉自欧洲归国后，国内的情势丕变，主张攘夷论者日趋猖獗。倡导开港论者被视为“神州的盗贼”，暗遭袭击的事件，迭出不穷。为了避免惹祸，谕吉只好埋首于译著工作。同时因时势所趋，一般人对英语的需求日益殷切;谕吉所办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学塾，学生与日俱增。为了整顿兰学塾紊乱的旧态，把它改设为学生的“修养所”，谕吉从故乡邀请小幡笃次郎等数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经营塾务;谕吉又不忍心让这几位青年虚掷宝贵的求学时光去抄录兰书以获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用自己从事译述所得的稿费养活他们。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谕吉的为人。

再度赴美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事业开端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教育方针

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易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这两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

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谕吉的教学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八公里，没有飞来炮弹的危险。谕吉在遥闻炮声而远望硝烟的紧急情况下，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在兵荒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于不坠的，只有庆应义塾。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于此可见。

教学名言

当时，谕吉曾有一段勉励塾生们的话，十分动人。他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他的高风亮节，诚足令人肃然起敬。

苦心教学

谕吉对于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战乱平定后，塾生人数急剧增加，但多数是身历战役，刚丢弃枪械退伍下来的青年;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事情发生。为了要整顿学塾的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经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于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义塾迁到景色秀丽的三田(今东京都港区三田)，学塾地基比新钱座设塾时代，已扩充到三十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今天享誉于国际的庆应义塾大学，就是谕吉当年草创的家塾，经过积年累月惨淡经营所换来的辉煌成果。

福泽谕吉是谁？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简介

福沢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他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叫阿顺。他的父母一共生了两男三女，谕吉是最后一个儿子。

取名

当时，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坂和江户(东京)，设置“藏屋敷”，销售藩地生产的粮谷杂物。百助受藩命，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担任会计的工作。他虽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但却是一位廉洁自持、才学俊秀、德望颇高的汉学者。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喜事重重，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幼年

但不幸终于降临这个和乐的家庭。当谕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就因病亡故。三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带五个孩子，回到了背离十数年之久的故乡中津。此地方语言风俗和大坂有些不同。孩子们无形中和故乡的小朋友们起了一层隔阂，只好自家成为一个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们虽然过着寂寞穷苦的生活，家风倒是纯直而和平的。

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着两把刀，提着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认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么羞辱可说。从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窥见他日后倔强的精神。

事件

再说，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废纸，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顿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太夫”的名字;践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连忙谢罪，心里却颇不释然。他暗忖着：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恶，必有果报;那么践踏写有神名的神符，又当如何?为了试验有什么报应发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间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换神社供祭的神体，窃笑善男信女膜拜的无知，揭穿天谴冥罚的骗局。他对于迷信的厌恶，以及不关心神佛的态度，似乎受了母亲的影响。他后来由对门阀制度的反感发展成为批判诸事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当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怀才不遇，惨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默默无闻终其一生，饮恨于九泉之下时，往往不禁黯然泪下。他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由此可见，他对封建门阀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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