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罗从彦

别 称：豫章先生

字 号：罗仲素

所处时代：南宋

民族族群：汉族

主要作品：《中庸说》 《豫章文集》

主要成就：豫章学派创始人

籍 贯：福建沙县

宋朝经学家、诗人，豫章学派创始人罗从彦生平简介

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北宋熙宁五年(1072)八月十三日生于南平罗源里(今南平市东坑乡罗源村)。

宋元符三年(1100)，罗从彦到将乐含云寺拜见杨时。经杨介绍，他出卖田产作旅费，赴洛阳拜见程颢，请授《易经》。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五经。政和二年，杨时任萧山知县，罗从彦从沙县赴萧山学习。政和六年，收南平李侗、婺源朱松为学生。政和七年，赴毗陵(今江苏武进等地)杨时门下求学，“受学经年，尽裹其书以归”。重和元年(1118)，“筑室罗源山中，绝意仕途”，潜心著述。宣和元年(1119)写成《语孟师说》。宣和六年，应学生朱松邀请赴尤溪作《书斋记》。靖康元年(1126)著《遵尧录》。南宋建炎二年(1128)著《台衡录》。绍兴元年(1131)成《中庸说》。还著《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论议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

罗从彦一生除在绍兴二年(1132)以特赐进士衔，官授广东博罗县主簿4年外，几乎都在求学、讲学中度过。他继承发展程颢、程颐“穷理”学说和杨时“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说，创立“静中观理”说，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朱熹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多，然潜思力行，任重指极，推仲素一人而已。”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后有物”。静中观理，尽心知性，思而有道，道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伦理道德和人物关系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统一。他在《罗豫章先生集》中写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他强-育的重要性，一生虽贫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复凉冻”，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发愤著书。他在罗姓家庭书堂壁上写下这段话：“吾家自0流传以来，一看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罗从彦这种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的思想对他的门生李侗和三传弟子朱熹影响极大。

罗从彦认为人的学识、操行并非与生俱来，更非门弟出身所决定，他曾与学者论道：“德泽不可恃……自古德泽最厚者如尧舜，向使德泽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认为：“学者必有正道。不悦于小道而适正道焉，则尧舜人皆可为矣，何不及人之有。”罗从彦这种思想，对朱熹有很大影响。

罗从彦提倡苦学，而且十分强调“心官”的作用。他认为治学必须排除外界干扰，因此，“尝会愿中(即李侗)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这种提法经李侗传到朱熹，得到进一步发展。朱熹认为，读书要做到“三到”，即眼、手、心到，而心最重要。

罗从彦对从政看法亦颇有独到之处。认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流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他认为，儒学一经董仲舒、公孙弘提倡后，钻研经训不是为了“明道”，而是为了进入仕途。反而把个人的生死、职位看得很重，忠义之心却不复存在了。

罗从彦认为：“君子在朝则天下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故乱。”因此，”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在封建社会，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宋绍兴六年(1136)罗从彦卒，享年64岁。淳祐七年(1231)谥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诏赐从祀于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书“奥学清节”赐赠罗从彦祠堂。

解读罗从彦的历史地位，对“闽学”发展起到多少作用？

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程颖、程颐)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师、弟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即史称“闽学四贤”。

四贤当中，先师杨时以程门立雪求道被传为千古佳话。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则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对后世学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四贤中的李侗虽一生穷困潦倒，但因为朱熹乃出其门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罗从彦，除了在学术界，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罗从彦，据《沙县志》载：“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但据《闽沙罗氏族谱》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罗周文出任沙县尉，居城西罗家巷，成为罗姓迁沙始祖，罗从彦为罗周文的第十二世孙。《沙县志》卷十二载：“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洞天岩系沙县城西五里处一胜景)之麓，至郡寇(诬指明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乱后，罗氏始，废其所游息。”罗从彦闻“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学了几天，“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也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杨时一生仕途顺利，从知县一直做到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故称龟山先生。罗从彦则一生坎坷，到61岁时方得了个“特科进士”的头衔，到广东惠州博罗县任了个主薄的小官。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一说死于任上)，享年64岁。虽然一百多年后得了“文质”的谥号,然而死时却因儿子敦叙早殁，连灵柩都运不回来，若干年后才由他的学生李侗运回。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为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言行“多湮没而无闻”(《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宗羲语)。为了弄清闽学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不能不重视罗从彦思想的研究。这里，先谈谈罗从彦在闽学中的地位。

闽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曾说“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不难看出，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罗从彦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罗从彦比杨时门下千余名学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宋史》本传)。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求学问道。 那么，罗从彦在闽学发展过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1)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他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微、钦两朝的击。正因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他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但是，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他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

封建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不仅深刻地影响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到某种学说的命运。罗从彦所谓“圣人之道”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行不通。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这个早年不惜变卖田产，裹粮步行千里“笃志求道”的、燃烧着火一般热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宋史》本传)。封建社会本身存在的那种激烈对抗的矛盾既会铸造出“严毅清苦，笃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种罗从彦，又会铸造出潦倒失意、终日静坐、与民众隔绝、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罗从彦，罗从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也多少反映出闽学的二重性：闽学中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能够帮助人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容，也有一些对民众冷漠、与民众隔绝的内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罗从彦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闽学的二重性中去估价罗从彦在闽学发展中的地位。

宋代南剑三先生之一的罗从彦故里究竟在哪里？

作为宋代理学中的重要一员，罗从彦(1072-1135)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清晰可辨，无可置疑，但是因素却使一个并不复杂的罗从彦地籍归属问题，慢慢发展成了让罗氏宗亲和罗从彦研究者都纠结不已的情感问题和学术问题，让人感到无语无奈。

历史上，围绕着罗从彦“地籍”和“脉系”的争执，开始于明代中后期，而致此事件持续发展、升温的重要时段，则出现在他和李侗一起被核准崇祀圣庙的万历四十二年六月(1614)之后。这一时期，同属于延平府辖境内、同样与罗从彦关系密切的剑浦(今延平区)和沙县两地，就已经因为争夺“罗从彦是哪里人、罗从彦的后裔到底在哪里”的重要问题，而导致康熙四十五年(1706)时，四份经由福建提学沈涵极力疏请而得到的、旌表“延平四贤”的康熙亲笔御书，只有罗从彦的那一份因为无法送达到真正的“罗从彦后裔”手中而不得不一直暂存在南平县道南祠代为保管。一百多年后，又一桩发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的、因为罗从彦“地籍”和“脉系”纠纷而引发的祠堂田产抢夺大案，虽然一度将延续超过两百年(1614—1813)的罗从彦“地籍”和“脉系”之争推向白热化，但其案件审结的最终结果，却也为这场争论异常的罗从彦“地籍”和“脉系”争夺战，圈划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休止符。

当时，一个自称罗从彦后裔的沙县人罗希濂，与南平县罗源里(今延平区水南街道罗源村)妇人罗吴氏，拿着一本沙县版的《罗氏族谱》，声称看管罗从彦特祠的祠生罗季兴不是罗从彦后裔，要求罗源里的罗从彦特祠要把所有的田产都划归到其名下。罗源里的罗氏族人与罗季兴皆不服，于是控告至南平县县衙。县衙县令查探不清，误断罗从彦无嗣，这就越发发启了罗源里的罗氏怒气。于是，这个涉及到罗从彦“地籍”归属问题，同时又涉及到祠产和科举贡生名额分配优惠等利益问题的“谱牒、田产”大案就被上报到了延平府府衙。府衙正堂查对了旧的府志、县志和南平罗源里《罗氏族谱》，又征询了与罗氏族人关系密切的杨时、李侗、朱熹三贤后裔，最终经过十二次审理，认定了这是一起由沙县罗希濂通过挖补、添注“仲素子敦叙……殁”等字样，篡改沙县族谱，妄图冒混延平罗从彦后裔侵占罗从彦祠堂田产的大案。于是下令将罗希濂押发经历司管押，并延请杨、李、朱三贤的裔孙代表李映奎、杨馀芳、朱肇垣到堂见证并监督执行判决结果，下令日后但凡再有混淆视听、篡改罗从彦“地籍”、“谱牒”，谋夺罗从彦祠产者，“均准罗氏子孙并杨、李、朱三贤子孙呈官究治”。同时，判决书还重新确定了罗从彦祠堂的祠生人选，允许将原来因为存有“地籍”争议而暂存在南平县道南祠的康熙御书“奥学清节”，交给新任祠生“敬谨收藏”。据说，这份御书直到文革前还在篁路村保存着，但现已遗失无获。

这件重大的谱系大案审结后，惊魂未定的延平罗氏特将此案判决书镌刻成《豫章罗先生田碑记》，矗立在罗源里的罗从彦特祠以供族人取之为凭并引以为戒。可以说，自此之后，这个有明以来一直有关罗从彦“地籍”和“脉系”问题的文化争夺战，不仅早就尘埃落定，而且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所有那些热爱罗从彦、研究罗从彦的文史工作者和各地罗氏后裔们，都可以从中获得借鉴与思考。但这其中，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对于那份来自于品行高洁、有着“冰壶秋月”之称的罗从彦正传弟子李侗之手的、最能详细提供罗从彦生平信息的《豫章罗先生墓志铭》，却不知为何竟屡被枉说罗从彦是沙县人的一些专家学者视而不见。而两百年前(1813)，历经了十二次审理过程并同样看到这篇墓志铭的延平府正堂，则对此文有过如此评价：“李延平所撰豫章先生墓志……其文内如‘吾存后吾，吾亡嗣子，今子先吾殁后吾明矣。乃立兄伯常之次子。’公卒，无何，而遗腹得男孙振宗。并‘先生之系，微而复续，人乎天耶’等语，古质幽峭，逼真周汉人句法，断非近人所能摹仿。”(《豫章罗先生田碑记》)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资料记载就是，宋徽宗政和6年(1116),24岁的李侗在正式拜师罗从彦时，曾向罗从彦投递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拜师求学帖，其帖中称呼罗从彦时，用到了一句敬语，叫“恭惟先生乡丈”。“乡丈”，是古人对同乡老年男子的敬称，李侗将其用在罗从彦身上，是乡里生活的一种习惯使然(李侗出生的剑浦县崇仁里与罗从彦所在的剑浦县罗源里相邻，二者距离不过一二十里)，这也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罗从彦作为延平人的客观事实。

当然，宋明以来所有有关“罗从彦是哪里人”的权威回答，最应该的还是来自罗从彦自己——在罗从彦耗尽毕生心力所撰写的学术专著中，有一本他在靖康元年(1126)十月开始撰写的《圣宋遵尧录》。翻看这8卷本的《圣宋遵尧录》，里面不仅记载了大宋开国至宣和末年(960—1125)“圣君贤臣”的主要活动，而且还参夹了许多借以阐明道义、或讽或议的各种“释言”，强调了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的观念主张，充分表现了罗从彦虽然身为一介书生，但却心忧家国的爱国情怀。1133年，当这本倾尽心力的著作在广东罗浮山完成最后修改后，时年62岁的罗从彦为了将其书送呈圣阅，还特别在自作序文中，做出了一个由他自我认定的籍地说明——延平。其文明确写道：“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罗从彦序”。

由此可见，罗从彦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延平人，其来源有序、事实清楚、情况明了，无论是学术界或是罗氏后人，都不可再熟视无睹、既成事实地将罗从彦的地籍归属问题变成一笔莫名其妙的文化糊涂账，以讹传讹地故作“糊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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